短篇阅读 | 母亲的秘密生活

一、被冷空气带走的母亲

西伯利亚冷空气转身南下，北京大风降温的那天，广州三十度的乌云里还闷着一肚子水汽。飞机滑入起飞跑道准备加速，手机里表姐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她告诉我，我妈在抢救室里还没出来。站在旁边的空姐没了耐心，伸手拍我肩膀，力道不大，像在安慰我似的。

“女士，请关闭您的手机或调到飞行模式。”

我急忙挂断电话。空姐回到座位，飞机离开地面。飞机爬升的惯性带来一小会儿的安全感，我被压在座椅里，像被椅背用力拥抱了一下。舷窗外能看到乌云的边缘，那是一条不断延伸的线，把天空分为上下两边，一边灰沉沉，一边亮堂堂。虽然那条没有任何波动的分界线看起来不太吉利，我还是安慰自己，至少我正飞向亮的那边。

飞机落地的时候，北京是大晴天。大风把雾霾和云彩都席卷一空，留下干干净净的一片天，蓝得炫目、刺骨，没有边际。几条微信跳进我手机里，最上面那条说，人已经咽气了。

他们说她大概是没看天气预报，只穿一身运动服去公园晨练，结果倒在公园门口的台阶上。心梗，没受罪。医生是这么跟我说的。

她的脸有点儿变形，鼻翼两侧的表情纹垂到颧骨下面，嘴角也朝下坠着，像要哭似的，又像是对什么事很不屑。她的皮肤泛出灰蓝色，摸上去很凉、很软。比活着的时候更软，像裹在骨头上的一层棉。舅舅在门口哭喊，他说：你再看看你妈，你再摸摸她。我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就把她脸侧的头发捋到耳朵后面，露出鬓角的发根，都是白的。来苏水味儿冲得呛人。我知道那不是她了，那只是一具尸体。她大概已经飞过了那条没有始终的分界线，去了另一边。

我在一摞单据上签了名，最后一张是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最上面一行是她的名字。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好长时间，总觉得它们比冰凉松弛的脸更像她，好像她把自己折叠在横竖撇捺之间。我念一遍她的名字，她又被我的舌头卷进嘴里。名字下面那行是出生日期——她是下个月生日，五十二周岁。

我胃里一阵绞痛。我把她的生日忘了。

我妈四十四岁的时候和我爸离了婚，搬到东四环外一套老房子住。那套房子是我舅舅他们厂倒闭前分的，八十年代建的六层居民楼，外墙露着灰砖，斑驳得像只得了皮肤病的老狗。舅舅对我妈离婚没要到房子这件事耿耿于怀，葬礼上还在念叨。其实那时候是我妈自己收拾东西走的。她说婚是她要离的，跟我爸没关系。我去大学报到完，上了半个多月课回家过十一，她和她所有的东西已经从家里消失了。那时候我的青春期还没完全结束，觉得自己不过离开几天，回来家就散了，心里憋屈。又疑心是哪个有了外遇，一个假期都在跟他们折腾。那段时间我很爱发火，看谁都不顺眼。当然火大都是朝我妈发的。我老是想起小时候我给她看我的满分卷子，她一脸漠然的样子，还有奶奶家过节聚餐时她不合时宜的沉默。后来我渐渐适应了南方的懒散生活，火也懒得撒了，电话都很少打。

骨灰下葬后舅舅叫我去我妈那儿收拾东西，他说想把那老房子租出去，补贴生二胎辞职的表姐。他让我把有用的东西拿走，剩下的他找人收拾。那套房子我过年时去过几回，房子里的东西大都是原来家里用旧的，只有床单被罩和锅碗瓢盆是我妈搬过去后新添置的。她喜欢把一切洗了又洗，屋里弥漫着带着潮气的洗衣粉味儿。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起她侧着身睡觉的样子。床头柜上的白瓷茶杯里剩了半杯水，枕头上有淡淡的洗发水味儿。吊顶正中间的位置裂了道缝儿，能看见缝儿里露出的灰色。我不敢开窗户，怕风一进来，这些关于她的气味儿会被冲散，然后消失殆尽。

我把证件、存折和她的首饰都塞进背包，开始清理柜子里的衣服和书架上的旧书。她的衣服都是十几年前的款式，我只留了条格子围巾做纪念，把其他衣服都堆在床上，堆成一座颜色晦暗的小山。衣服堆散发出陈旧冷清的味道，我很小的时候在她身上闻到过。那时候她常靠在床上看书，夹在床头的小灯把她拢在一片冷白的光里。我从床的另一侧爬过去，趴在她背上。她像感觉不到我存在似的，一动不动，继续盯着书看。冷白的光像是一层壳，把她和房间里的一切隔绝开，也包括我。我抱住她的后背，用鼻子使劲儿蹭她的上衣，想戳破那层壳，然后就闻到了那股味道，像下了一夜的雪，带着煤烟和泥土味儿的冷。

收拾书架花了我大半天的时间。她喜欢把各种东西随手夹在书里当书签，以前家里不知所终的尺子、贴画、相片、机读卡，甚至我爸的工资卡，最后都出现在她的书里。我一直觉得她那堆旧书像回收站又像聚宝盆，藏着陈年的垃圾和不为人知的宝藏。我把从书里翻出来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在桌上——银行卡、纸巾、邮票、一次性塑料梳子、底片，还有面值不同的钞票。书架顶层有个纸箱，里面装了一套没开封的《追忆似水年华》，还有一个挺大的信封，牛皮纸的，四角都烂了。她买书都是买一本看一本，很少留着新书不开封。我看了一眼封底，是八九年译林出版社的版本，估计早就绝版了。信封里有两个老式硬皮笔记本，里面是我妈的字。我没见过她写日记，不知是不是她这几年写的。

二、看不懂的笔记

外面的天越来越暗，一直漂浮在光影里的灰尘和阳光一起消失了。我打开灯，靠着衣服堆翻看那两本笔记。笔记本里写的不是日记，也不像读书笔记，倒像是一个又一个场景的记录，就像用文字当镜头拍下的画面。有些画面是静止的，有些是动的。我翻开的那页就在描述黄昏。

太阳一半在山上，一半在山后，阳光渐渐没了温度。自行车像鱼群一样涌过来，白帽子浮出水面。我追着跑了一会儿，太阳就暗下去，路灯没亮，白色也消失不见了……

我不知道这些是她自己写的，还是从哪本书里抄来的。我妈做了二十几年出纳，从没见她写过什么。除了看书，她好像没有其他爱好。她和别的母亲一样，上班、下班、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饭后和我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她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像个流水线工人，机械、熟练，又不带感情地把传送带上送来的工作一件一件处理掉。她很少抱怨，不过我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她对这一切没什么热情。她听我唱歌、教我骑自行车，或者偶尔看着我笑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其他大部分时间，她只盯着手里的书，或者看向屋里需要打扫清洗的地方。

我又翻了几页，发现那些情景片段看着像呓语，却并不孤立，好像拼凑在一起就能连成故事，就像把一帧一帧的画面转动起来，画面里的人就开始走动、碰面、分开，然后背景变化，时光流逝。

白帽子挡住太阳，一摘，光就泄下来。空气热得烫人，说话的人口干舌燥。是不是语言从嘴里钻出来的时候，它就变了形，成了流水、烟雾，或者久久不散的一股香气，随着我的自行车，穿过路口，翻过河，路过气味混杂的人群，然后消散在夜里……

那只手比想象中更大、更柔软，也更有力量。手心里的汗是凉的，像刚刚融化了一块冰。握着更冷的东西，才知道自己手的温度……

等待日出的人站满沙滩，黑暗变得很吵。我们在吵闹中抓住对方，像两个等待复明的盲人。太阳是一瞬间出现的，光明扩散得更慢一些……

我不知道那些片段里的“我”是不是她自己，也不知道白帽子和手的主人是谁。我妈离婚后一直独居，从没听她提起过别的男人。舅舅知道我爸再婚后给她介绍过几个男人，有离婚的，也有丧偶的，不过都没了下文。舅舅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我妈身边但凡有个人，也不会走得这么早。他的话里带着责怪，不知道是怪我爸还是怪我。我暗暗希望我妈是因为外遇才离的婚，好像这样我心里就能好过一点儿，她戛然而止的人生也算有点儿色彩。我不知道她的旧笔记本里藏着什么，只能在字里行间捕捉可能与她有关的碎片。

第二个笔记本里除了场景片段的记录，还有一张剪报和半张皱巴巴的信纸，都用胶水贴在笔记本中间的空白页上。剪报是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没有日期，也看不出是什么报纸。内容是关于戏剧理论的，专业名词几乎占了一半。我看得一头雾水，只记住了文章的作者是李牧禾。信纸像是被人扯去了多半张，只剩下开头的几句话，字写得很大。

这个夏天过得真快，明明是几个月的时间，又发生了那么多事，竟然一转眼就过去了。是不是人这一辈子也是一转眼就过去了？单位这边没什么事，不用担心。你安心复习，给你的书先放一放，等考完试再看。你那天说等明年夏天我们再去看海，我觉得夏天太远了，可以冬天去，人少，还能看到大海结冰……

那不是我妈的字迹，也没有署名。信纸是那种单位印发的老式信纸，四周框了红框，抬头上面印着单位名字——XX电影制片厂。

晚上我给我爸打电话，问他记不记得我妈以前参加过什么考试。他那边闹哄哄的，好像有很多人在笑，仔细听是电视里放的综艺节目。他对着听筒外说了一句“小点儿声”，那边的喧闹声才降下去。他说：你妈那个脑子，高考考了两年都没考上，当初让她考个会计证她也不考，还参加什么考试啊。我又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李牧禾的，他说没听说过，问我这人是谁。我随口编了个瞎话，说给我妈收拾东西，发现一个我妈写给人家的借条。他的声音马上严肃起来，让我去问问我舅，又问我欠了多少钱。我说没多少，一千来块钱，他的声音才松下来，挂电话之前又叮嘱我：没人来要钱不用上赶着去找人家，你又不清楚什么情况。

三、火焰和照片 

晚霞应该是世上最好看的东西。天是粉色、橘色，然后又变成紫色，云彩是着了火的海浪，涌过来，又退回到西边去。你说那是太阳死掉前的最后一次叹息。胡说，太阳是不会死的，它会永无止境地燃烧下去……

下午舅舅打电话叫我过去，说今天是阴历十月一，送寒衣，纸钱他都买好了。我过了晚高峰才出门。路上车少了很多，十字路口人行道上有人蹲着点火，塑封冥币冒出的黑烟在路灯下时隐时现，火苗摇曳，在各色的灯光中显得原始又突兀。

舅舅找的路口离他家小区后门不远。那儿没有路灯，只有一个裹着羽绒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烧纸。我学着她的样子用碎砖头在柏油路上画了个圈，又用打火机点燃纸钱，看着黄表纸一点一点变黑、成灰，灰烬被风卷到高处，转了几圈又很快散开，消失在黑暗中。舅舅一边往火堆里添纸钱一边念叨，好像我妈真出现在那些跳跃的火苗中间。他说：你走得急家里都没准备好，又说晓林准备回北京找工作了，你在那边不用担心。说着他又开始掉眼泪，最后就着火点了根烟，和我一左一右蹲在圆圈外面对着火光抽烟。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烟火味儿，像小时候全城放炮仗的除夕夜，也像附近哪栋楼起了火。我被熏得止不住眼泪，忽然觉得生死之间的界限无处不在。有人慢慢从这边走向那边，也有人一不小心滑过界线。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透过火焰窥视自己曾存在过的世界。

烧完纸往回走的时候我问舅舅，知不知道一个叫李牧禾的，是我妈认识的人。他转头看我，问我在哪儿知道这个名字的。我说给我妈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的。

“有信？”他问。

我不敢肯定那半封信是不是李牧禾写的，只 “嗯”了一声。舅舅怔了怔，问我信里写了什么。我说也没什么，就是什么书和考试的事。他没再说话，上了电梯才想起来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你妈以前一同学，跟你妈关系挺好的。”

我之前翻过我妈的手机，通讯录里同学分类下有二十几个名字，根本没有李牧禾。和我妈关系最好的同学有两个，是一对丁克夫妻，女的姓吕，男的姓张，我小时候见过几次。我感觉舅舅说话有些敷衍，就没再追着问，把话题转到我妈考试的事。他忽然来了兴致，唠唠叨叨说起以前的事。

“全家就数你妈脑子最好，就是不往正道上使劲儿。我那是没赶上好时候，没怎么念书。你妈那时候多好啊，大学生值钱，还包分配。她就是不好好念，天天就知道看闲书，净折腾那些没用的。”

我姥爷死得早，姥姥挨整受了刺激，人一直神神叨叨的。舅舅比我妈大十五岁，顶半个爹，什么事都要管，以前我爸我妈一吵架他就会上门劝。我妈离婚的时候没和他商量，气得他住了一个礼拜医院。舅舅上了岁数，一说起过去的事就没完没了，像掉进时间旋涡，把我小时候、表姐小时候和我妈小时候的事全都掺和在一起。我老觉得他的记忆是台伸缩自如的望远镜，能把久远的事拉到眼前，也能让眼前的东西消失不见。

他说到兴头，从柜子里翻出几本相册，用老照片印证他讲了无数遍的故事。那几本相册我小时候翻过，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随手拍的照片多到没地方存，就没兴致再翻看上个世纪留下来的纸质照片。舅舅从相册里抽出一张彩色照片眯眼端详，一侧嘴角扬起来又垂下去，最后悄无声息地叹了口气。他欠身把照片举到我面前，说：你看你妈那时候，是不是跟你现在一模一样。照片里我妈大概十八九岁，脸颊瘦长，穿着藏蓝色的短袖衬衫，正倚在公园湖边的围栏上，盯着镜头外的什么东西咧嘴大笑。在我的记忆里她很少这么笑。

“这张人和景都挺好，就是没拍好，你妈都没看镜头。”他把那张照片插回相册，又把上面的塑料膜摩挲平整。我问舅舅这张是不是他拍的，他说不是，是我妈跟同学出去玩儿的时候拍的。我探头看相册，那页里还有一张在同一个地方的合影。照片上有六个人，都挺年轻。站在我妈左边的男孩戴着鸭舌帽，不过帽子不是白色的。我问舅舅有没有我妈在海边的照片，他说好像有，不记得在哪本相册里了。

晚上我留在舅舅家住，睡觉前一直在翻那几本相册。我只找到一张我妈光脚站在礁石上的照片，照片里她的头发比之前短，表情也收敛了很多，只是侧着脸抿着嘴，像是不好意思看镜头。海水在她身后泛着白光，她的轮廓印在那片光里，有种说不上来的神圣感。她脚下的礁石不大，长长的一块，灰黑色，像她身体投射在海滩上的阴影。这张照片在一堆呆板的留影里特别突出。我不懂摄影也不懂美术，只是视觉上被它的画面吸引，总感觉拍摄者想用照片诉说什么，又觉得照片里年轻的母亲十分陌生，让我想起她笔记本里那些关于海的场景。

四、母亲的朋友 

沙滩上的脚印只能维持二十秒，海浪冲刷三次，一切就无影无踪了，好像没人从那儿走过，好像我们从来不曾存在过……

几天后有个陌生号码打我手机，接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说话瓮声瓮气还带着鼻音。她说：“是晓林吗？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吕燕妮，你记得吧！”

我妈去世的时候只通知了家里人，葬礼也只有我姥姥家那边的亲戚和我爸去了。我本想用我妈的手机发条朋友圈，告诉那些认识她的人，陈巧玲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也害怕接听那些打进来确认消息、表达悲伤附带安慰我的电话，所以直到我妈的手机电量耗尽，我也没把她去世的消息发出去。不知道在虚拟的社交网络里，人们如何辨别那些长时间不发信息的人究竟是断了网，还是和生者的世界彻底切断了联系。

吕阿姨应该是刚得知我妈去世的消息，说话有些激动，直接跳过了安慰亲属的环节，要去我妈墓地看看。我妈的骨灰葬在北六环外两座山中间，是当地村民私自开发的墓地。这种地方没有民政局的正规手续，买墓地也不需要死亡证明，只要交钱和村委会签个合同，他们就会给你划出一块地，还提供刻碑、安葬、祭扫一系列服务，价格比正规公墓便宜不少。那块墓地是我姥姥去世的时候舅舅被人忽悠买的。他花光了我姥姥留下的存款，买了一大块地，能立六七块碑。他说当给老陈家建个家族墓，以后孩子们清明节扫墓方便，也落不下谁。不过那个地方导航软件搜不到，没去过的人很难找到。我说不明白墓地的位置，只能答应吕阿姨带他们去。

可能因为不需要费心养育后代，吕阿姨和张叔看着比同龄人年轻，穿着也更讲究。吕阿姨话多，张叔沉默。他们像一个人和她拉长变形的影子，散发出同样的气味，以同样的步频一前一后地走着。山里的冬天比城里来得早，树叶已经落尽了。没有了各色草木，远近的山都恢复了地壳褶皱的原貌，露出土灰色的皮肤。他们把带来的鲜花水果摆在墓碑前，盯着墓碑上的字看了一会儿，又把手机递给我，让我帮他们拍张照片。两个人毫无忌讳地一左一右立在墓碑两侧，阴沉着脸。我按下拍照键的时候，忽然发现之前在舅舅家看到的合影里就有他们两个——那个站在我妈左边戴鸭舌帽的男孩，就是吕阿姨的老公张叔，吕阿姨站在我妈右边，和现在的位置一模一样。他们像是从老照片里走出来，走得皮肉松散，眼神浑浊，而我妈则将身体化成一块刻着名字的石板，立在大地土灰色的皱褶里。

回市区的路上一直堵车。张叔一言不发地握着方向盘，我和吕阿姨坐在后排，努力找话题聊天。我说之前在家里看到过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五六个人，好像是在北海公园。我给他们描述每个人的样貌穿戴，吕阿姨说那可能是他们高二期末刚考完试的时候，几个同学去北海划船。我问她是不是还有个同学叫李牧禾，在不在那张照片里，吕阿姨愣了愣，说李牧禾不是他们同学，连一个学校的都不是。

“李牧禾是你妈妈的……”她停了一会儿，像是在努力搜寻一个合适的词，“笔友。”

吕阿姨告诉我，我妈上学的时候喜欢看文学杂志，有一次她在杂志上看到一首特别喜欢的诗，就给杂志社写了封信，说这首诗如何打动她。杂志社把读者来信转给诗的作者，他们就联系上了。那个作者就是李牧禾。

李牧禾也在本市，比他们大两岁，没上高中，顶父亲的班在电影厂当灯光助理。据我妈说，他因为工作之便看过很多电影和书，业余写诗写文章。我妈和李牧禾每周都通信，对他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经常骑车跨过大半个北京去电影厂看他。李牧禾告诉她，自己的梦想是当导演，要拍出诗一样的画面和迷一样的故事。我妈那时候读理科班，数理化成绩一般，认识李牧禾以后更是一门心思读诗看小说，成绩越来越差，高考自然落了榜。那时候落榜的比上榜的多，我妈跟家里说不想考了，要去电影厂当临时工。我姥姥和舅舅不答应，让她待在家里复习，再考一年，就算考不上也要找个正经工作。

我妈在家里，李牧禾的信就寄到家里。舅舅开始不说，后来偷偷拆了信看，才发现她在跟人家谈恋爱。姥姥和舅舅把我妈教训了一顿，把两个人的信都给烧了，再来的信也被他们拦住了。

我妈收不到李牧禾的消息，就从家里溜出来到电影厂找他。厂里人说李牧禾跟组去烟台拍戏了，要三四个月才能回来。我妈回家收拾了东西，偷偷坐火车去烟台找他。家里人把亲戚朋友问了个遍，也没找到她，急得要死。舅舅以为我妈跟着同学乱跑出了事，带着几个哥们儿四处找，后来找到电影厂，舅舅在厂里大闹了一通。厂领导打电报把李牧禾叫回来，我妈才回了家。

李牧禾因为这事挨了处分，据说后来被开除了。我妈第二次高考落榜，舅舅托人给她在热电厂找了个出纳的工作。后来她在热电厂财务室数了二十几年钱，直到厂子关闭，她和车间的老职工一起办了内退。

我问那李牧禾呢，吕阿姨说她也不知道，她没见过李牧禾，也没再听我妈提过这个名字。

五、寻找李牧禾 

到处都乱糟糟的，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激烈的、高昂的、混乱的、沉重的，和震耳欲聋的一切，都不包括你。火车穿过人群，刺破山峰，汽笛声盖过呐喊，一切都只奔向你……

那天晚上我把那两本笔记又看了一遍，笔记里描写的情景片段和我妈年轻时的事渐渐重合在一起。她大概一直在努力写出诗一样的画面，再用这些画面拼凑出谜一样的故事。那些没有被连接起来的片段，是她在秘密地诉说着他们的故事。她在给李牧禾写他们的故事，写他梦想中的剧本。

我不知道这些笔记是出自年轻时的母亲还是独居后的母亲。那些文字有的看起来纯真、无知，满怀希望，有的世故、老道，像是已经活了几辈子。

我一时想找到李牧禾，把笔记本转交给他，让他知道已经离世的陈巧玲为他坚持了这么多年；一时又觉得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人家大概早就忘了，何必为这些陈年旧事给大家找麻烦。

元旦之后中学同学组织聚餐，餐厅包间里乱哄哄的，有人聊工作、有人聊结婚，还有两个生了孩子的女同学在聊奶粉和尿不湿怎么选。我不知道该加入哪个话题，其实我挺想聊聊人的生死，不过他们都不知道我妈去世的事，说这个太影响气氛。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男生提起当年班里的恋爱绯闻。在座的有几个就是当年恋爱故事的主角，如今伴侣已换过几轮，坐在一起喝酒扯淡，说起当年的事也只是哈哈一笑，没人觉得尴尬。那男生在法国读的艺术专业，现在给一个香港导演做助理。他说他们正在筹拍一个爱情故事。

我上学的时候不太喜欢他，觉得他整天不是傻坐着发呆就是发神经，好像和别人不在一个频段似的。今天看他竟然觉得亲切，特地坐到他旁边的座位。爱情电影的话题已经结束，桌上正在讨论的是融资创业，主讲的是个在互联网公司打工的小个子男生。我一时插不上话，只能埋头吃饭，偏头发现导演助理正在摆弄刚吃完的扇贝壳儿。我问他现在跟的导演会不会出名，他摇头说不知道。我说那就是你很欣赏这导演喽。他又摇头，说他欣赏的导演都已经死了。我想顺着这个话茬儿说说死这件事，看他放下贝壳儿开始夹菜，就忍住了。

我问他跟XX电影厂熟不熟。他说那个厂子早改制了，他女朋友的爸爸以前是那个厂的，不过已经办了退休。我说能不能帮我打听个人，八十年代末在厂里做过灯光助理，名字叫李牧禾。

几天后他给我发微信，说那个李牧禾九零年就不在厂里了，听说去了电影资料馆看仓库。

年后我入职了新公司，忙起来日子过得飞快。北风不知不觉转了向，气温渐渐回升。迎春花从枯枝上一朵一朵冒出来，然后是杏花和山桃花，还有树叶和野草。大地只死一个冬天，春风一吹，它就又活过来。

谷雨那天阴天，我一早去北三环拜访客户，办完事已经过了中午。我用手机查附近口碑好的饭馆，发现距离我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是电影资料馆。我又想起李牧禾，决定去打听一下。如果打听不到就在电影资料馆对面的面馆吃碗牛肉面。

电影资料馆的院子不大，几个车位已经停满了车。大楼的白色外墙有些发灰，门口台阶上的地砖掉了一块。进门处贴着一张台湾经典电影展的海报，淡粉色的背景上是几个电影人的卡通形象，我只认出了李安和吴念真。大厅里有两台自动售票机，柜台侧面是饮料零食柜，一个白白胖胖的男人靠在柜台后面看手机。

我朝柜台走过去，胖男人抬头看我一眼。我说我想找个人，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李牧禾的，在这儿工作，应该是个老职工。胖男人又把头低下去，继续盯着手机屏幕里闪烁的画面，过了一会儿才出声：“这是放映楼，找人去后面那楼问人事处。”

“咱这儿有这人吗？李牧禾，您听说过吗？”

“有，不过这时候估计都出去了……”

他话没说完，我后背已渗出一层汗。

大厅的自动门开了，陆陆续续走进来四五个人。胖男人揣起手机，向那几个人点头打招呼，忽然他哎了一声，对着几个人喊：“老李！老李！有人找！” 

我立刻转过身，心里一阵紧张，不知该看向哪个。那几个人同时看我，眼睛里有好奇有询问。四个人脚下没停，径直走上楼梯，剩下一个站在大厅中间，一脸茫然地盯着我的脸看。

我一下子呆住了。剩下的那个是个面黄肌瘦的高个子女人，眼睛乌黑，头发花白，看起来比我妈老不少。

我觉得是哪里搞错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朝我走近几步，眼睛里除了询问好奇又添了些恐惧。

“您是李牧禾?” 我问。

她点头。

“以前XX电影厂的李牧禾?”

她点头。

“您认识陈巧玲吗？”

她又点头。

“我是她女儿。”

“看出来了，你长得像你妈。”她说。

“我妈死了，去年十月底没的。”

她顿了顿，像在努力克制自己不要继续点头。

我忽然想起自己没把那两个笔记本带在身上。

六、电影

下午我向公司请了半天假，买了一张电影票。台湾电影展演第四天，两场连放，一百二十块钱。

放映厅很小，也没什么人，只有第三排中间坐了一对情侣。我在第四排靠边的位置坐下，过了五分钟电影才开始。

先放映的是杨德昌的获奖电影《一一》。电影画面很美，故事却很琐碎，摄影机对着一大家子人，又是婚礼，又是生辰，小舅子前女友闹事，女儿青春期、老太太中风昏迷，屋子里乱糟糟的，还有个看起来郁郁寡欢的小男孩。

吴念真演的中年男人也是面黄肌瘦，一脸木讷地走来走去，似乎对所有事都很负责，又对所有事都无所谓。他在电梯门口碰见三十年前错过的初恋，露出一副惊异畏惧的表情。我抓不到重点，一时看得摸不着头脑。心里烦躁，头却昏昏沉沉的。

放映厅的门开了一下又关上，发出一声闷响。我回头看，发现李牧禾坐在后排一进门的位置上。放映机从她头顶上方的小窗射出强光，照出她脸上纵横的皱纹。我转过头去继续看电影，慢慢也看出些门道，心里渐渐安静下来。荧幕里吴念真站在门外，对着门里面的初恋说：“阿瑞，我从来没有爱过另外一个人。” 然后门就关上了。

我的眼泪忽然流下来，回头看，李牧禾已经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