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风芮韵 吉金流光 春秋早期青铜盖尊鉴赏

古代青铜器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因其精纯而美好被誉为“吉金”。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渊薮之地。相较于享有“青铜器之乡”美誉的关中西府宝鸡周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近些年在关中东部也陆续出土了许多珍贵罕见的商周时期青铜器，特别是2005年在黄河西岸的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国君芮桓公大墓出土的 12 类 25 件青铜礼器，为两周之际的“标准器”，既高贵又威仪，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一件青铜盖尊（图1、图2），以其独具一格的造型魅力，焕发灼灼文明之光，将2700余年前芮国先民的故事娓娓述来，是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与礼乐文明的特色文化标签。

图1 盖尊

图2  盖尊线图

这件盖尊，由铜尊和器盖组成。铜尊（图 3）大敞口，深腹，腹中部圆鼓，平底，高圈足。口颈部、腹部与圈足部分界明显，呈三段式。颈、腹、圈足上分别由四道间断纵向扉棱将其分成四部分。器口以下以扉棱为中线，组成四个蕉叶纹，每个蕉叶纹内填以抽象分解的兽面纹，蕉叶纹下饰一组夔龙纹，夔龙圆目、卷尾。腹部以扉棱为界饰两组高浮雕兽面纹，局部底衬云雷地纹。圈足部饰四组凸目卷曲龙纹。尊盖（图 4）呈覆斗形，类似“歇山顶”，盖面有四条凸棱，每条凸棱上各竖一圭形饰，四组凸棱间分别铸有12道阴线。圭形饰两面各有三道阴刻线，上部有岐尖芽状凸饰，顶部分瓣向下呈钩状。盖顶中央有一圭饰，前后有纹饰。盖面上铸一“巳”字。通高60.8、口径 25.6、腹径 12.4、腹深23.2、圈足径 16.8 厘米；盖高 27.8厘米，盖中央圭饰高 19.4、下宽3.5、上宽2.8厘米。

图3 铜尊

图4 铜尊盖

众所周知，年代学是考古学一切问题研究的基础。然而，包括该铜尊在内的芮桓公大墓所出土的提梁卣、角、觚等酒器，一直以来，在其相对年代问题中争议颇大。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无外乎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是商末周初到西周中期制作而成，流传至两周之际，为芮桓公所拥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酒器是春秋早期仿制前代的，是目前所见先秦墓葬资料中，最为集中的一组仿古铜器。陈小三先生曾多次撰文研究此尊，认为是两周之际对西周早期铜器的仿制，属于仿古铜器。通过仔细对比，不难发现该铜尊与同类器物早期的形态、纹饰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首先，铜尊口沿下方蕉叶纹左右不对称，颈、腹相接处的夔龙纹有脱落，这些细节特征与西周早期铜器要求对称性很强、形神兼备的艺术展现手法明显不同。其次，尊身中部的云雷地纹比较粗糙且分布不均匀，局部云雷地纹很浅甚至没有，显然是制作技术不高造成的。

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流行细密、严谨的云雷地纹；西周中期，青铜器形成了自身风格，云雷地纹风格粗糙化，不像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那样严谨，并且也不如此前流行；西周晚期厉王时期，云雷地纹已经开始少见，至宣王时期云雷地纹趋于消失，仅在少数器物上残存，而且十分纤细；到两周之际时，云雷地纹消失。或许正是因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上云雷地纹早已消失，当时芮国的工匠不熟悉这种纹饰的制作方法，所以造成了铜尊及其他酒器上云雷地纹很浅，甚至产生很多应有云雷纹的地方而没有铸造出来的现象。

如上所述，鲜明的纹饰变化充分说明该铜尊为仿古铜器。实际上，铜尊这种器型到西周中期以后已逐渐减少直至消失。究其原因，即酒器在整个西周时期是不发达的，周代建立之初周人吸取商人酗酒误政亡国的教训，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酒诰》，在西周尚酒之风远不如商代强烈的影响下，曾经繁盛的各类酒器开始趋于减少和退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周人不喝酒，考古也出土了不少周代的酒器，但不及商代发达。而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些酒器几乎消失，典型案例如三门峡虢国墓地以及与梁带村芮国墓地一脉相承的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均很少出土酒器。需要注意的是，芮国工匠制作这么一组仿古酒器，一定程度上是对铜料资源的一种浪费，但在特定时段内却大行其道，必定与时代背景相关。

无独有偶，在春秋早期晋国、虢国、应国的中高等级墓葬中也出土与芮国类似的仿古铜酒器，其代表的人群均与周王室关系密切。有学者对此状况做过整理研究，提出这些和周王室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群，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之际，通过仿造西周早期流行的铜酒器来表达他们对西周早期礼制器物的喜爱，并借此传递他们对西周早期礼乐制度的向往和对曾经使用过这些酒器的贵族祖先的追忆，对昔日各诸侯国可以依恃的周王室的怀念。由此可见，该件仿古铜尊无疑是芮国坚守周礼周文化具象化的表现。

此外，铜尊上带有一个奇特的盖子，实属罕见。从盖和尊的情况来看，尊的年代略早于盖，两者显然不配套，将盖置于尊口之上也并非严丝合缝，盖的粗疏简陋或可看出它们之间关系的松散。因为出土时盖在尊上边，发掘者据此判断墓主生前实际使用此盖也应是放于尊上的，所以考古报告和陈列展示时都将盖与尊组合呈现。人们在欣赏盖尊的同时，不禁要问，盖面中间及周边四个歧尖状的圭形饰，究竟表达何意？“巳”字铭文和圭形饰之间的12道阴线，又有何奥秘？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一个权威且统一的定论。

冯时先生从古代天文与人文关系研究角度分析，指出铜尊盖呈穹隆形，以象天。盖面虽圆，但圆中见方，具有明确的空间划分。中央立圭形柱，锐首，先定二绳，以明四正，将盖面空间分为四方；次定四维，四维起脊而使盖面形成四坡，并于四维立四个鸟首扁柱，以明八方九宫；维间外环带内布竖线12条，以合法天之数而象 12 个月。维柱右侧竖线间铭有“己”字，对维相同的位置亦铭“己”字（考古报告定为“巳”字）。盖面图式虽颇具象征性，但其体现的四方五位及八方九宫的布局却极为完整。尊盖图式所表现的空间观念甚为明确，这意味着盖上直立五柱所具有的天学内涵也同样清楚。五柱立于中央和四维，这一思想恰可与子弹库战国楚帛书所绘四维四木及相关五方木的记载相印证，象征古人认识的撑天五柱，反映了时人普遍具有的宇宙观。

李零先生结合文献资料分析这件盖尊，乃“觚形尊”，有器盖。器盖形若斗笠，盖顶中央树圭形柱一，四周树瓒形柱四，器内空空，没有任何附件。梁带村 M27墓，年代属春秋早期，铜觚已不再流行，原器做工粗糙，似为仿古摆设。但该器有盖，仿圭瓒为饰，仍有参考价值。同时，陈小三先生和鞠焕文先生的观点较李零先生更为确切，认为尊盖造型与目前所见的将组合状的玉柄形器植入觚内的做法有关。玉柄器形是夏商西周时期极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其功能主要是在祼祭中与觚等器物配合使用，将酒饮浇灌于玉瓒上，贡献给祖先、神灵或者宾朋。《礼记·郊特牲》载“灌以圭璋，用玉气也”，这种做法可能与古人认为玉器富含精气有关。据裘锡圭先生研究，战国时期稷下道家的精气学说有非常古老的渊源，古人佩玉、食玉都是希望玉器富含的精气转移到人体的缘故。举行祼礼时，将玉柄形器放入觚等器物中，浇灌酒饮，也是出于这一目的。梁带村 M27 的尊盖上做成圭形，应该是模仿了玉柄形器的缘故。固然，这种解释有理有据，但是忽视了尊盖上岐尖圭形饰之间均匀分布的 12 道阴线及铭文“巳”字的含义。另外，芮桓公墓中出土有铜觚（图 5）、玉柄形器，如若在祼祭时使用此物，则完全没有必要以铜尊替代铜觚和用尊盖上的圭形饰象征玉柄形器。事实上，与芮国铜尊盖上的歧尖圭形饰相类似的这种设计形式在其他铜器的器盖上也有所见，如宝鸡戴家湾遗址出土的四出戟直棱纹方彝和石鼓山墓地出土的户方彝，又如长子口鼎、何簋在其器盖上均装饰有歧尖，但它们均为商末或西周早期器物。

图5 铜觚

诚如张忠培先生所提出的，难以见到人们物质活动的全貌是考古学局限性的重要体现，这也正是研究者们在此件铜尊制作年代及尊盖功用问题上长期以来莫衷一是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从铜尊器身纹饰及尊盖本身的形态特征出发，通过与相关考古材料和研究观点的比较分析，倾向于认为铜尊为两周之际芮国基于坚守周文化礼制的特殊社会背景下而仿制西周早期铜酒器，后配的尊盖应是一种具有天文学意义的器物，盖面四条凸棱与铜尊四条扉棱上下对应贯通，五个圭形饰、48道阴线和铭文“巳”字完整的构建了四方五位及八方九宫的空间观念，体现出芮国先民对宇宙的探索和思考。总之，这件芮国盖尊，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罕见的春秋早期带有盖子的铜尊，周风芮韵、吉金流光，值得我们进一步品鉴与研究。（刊于《中国文物报》1月21日）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编：100007

总机：（010）84078838

传真：（010）84079560

热线：（010）84078773

邮箱： wenwubao1985@vip.sina.com

点点点，赞和在看都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