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陶瓷学会 2024 年年会暨邛窑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四川省邛崃市召开。会议以“邛窑”为主题，围绕邛窑相关问题研究、唐宋时期南北制瓷技术交流研究、瓷业考古与研究等三个范围展开。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等单位 12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此次研讨会采用遗址参观和集中学术研讨相结合的模式。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前往邛窑考古遗址公园对十方堂龙窑及作坊工作区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并参观了于会议期间开幕的“临邛自古称繁庶”“技融南北——古代窑业技术交流下的邛窑”两个专题展览。学术研讨会集中进行了6个半场，有27名学者围绕主题受邀发言。会议讨论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部分。邛窑位于四川省邛崃市境内南河、西河沿岸，盛行于唐、五代，衰落于宋末元初，生产区域至少包括十方堂、瓦窑山、尖山子和大渔村等几处古代瓷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陈丽琼在《邛窑五十年学术研究回顾》中讲述了自己与邛窑古陶瓷相识、相知、奉献的经历。陈丽琼从事古陶瓷研究五十年，为川渝地区古陶瓷研究做出了贡献。四川博物院黄晓枫《邛窑考古历程与瓷业技术特征》，梳理了邛窑的发现、田野考古与研究、建立邛窑考古遗址公园的过程，认为邛窑是我国古代南北方窑业技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创新发展的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地方窑场之一。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宁《近百年邛窑瓷器研究成果述评》，对邛窑瓷器研究的概况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了邛窑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提出有关邛窑瓷器的研究亟须更多的优秀学者和实践者参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胡朝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邛窑系纪年瓷及相关问题探讨》，介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三件纪年瓷。认为是邛窑及邛窑系瓷器，为断代提供了依据。此外，还就大邑窑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天津博物馆（天津文博院）刘渤《天津博物馆藏邛窑瓷器文具和生活用具初探》，认为箕形砚是邛窑兴盛期的典型产品，笔筒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高足杯、罐、研磨盘是唐代流行的器物，高足杯仿银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研磨盘是中国本土茶文化、中医药文化发展的产物。鸡头罐仅见于四川省成都市的蒲江县，很可能跟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关系。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施泳峰《唐代邛三彩研究》，以唐代邛窑生产的邛三彩瓷器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工艺特征、邛三彩与唐三彩的区别等问题进行探讨。四川博物院张琴《邛窑兴衰论——以模制器物为考察对象》，以邛窑产品中的模制器物作为讨论对象，认为唐晚期邛窑模制器物的生产达到顶峰，至北宋初期模制技术缺乏革新导致种类和数量减少，并以此来讨论邛窑的兴衰。湖南博物院陈锐《论邛窑出土瓷塑及其特征》，认为邛窑瓷塑具有风格写实，生动传神，融合多元文化的特征，是研究唐宋时期川蜀地区陶瓷工艺和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缪佳芮《前后蜀国墓葬出土邛窑瓷器浅析》，以前后蜀墓葬出土陶瓷器为基础材料，在窑口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墓葬出土瓷器反映的前后蜀瓷业面貌，认为五代时期邛窑瓷器的流布范围有限，琉璃厂窑在前后蜀瓷业居于主导地位。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尚莅雪《唐宋川渝地区邛窑茶具研究》，对唐宋时期邛窑茶具的种类与型式进行划分，并根据器物的组合情况进行分期，总结各期器物的胎釉、造型、纹饰特征。认为邛窑作为唐宋时期川渝地区最大瓷窑窑场，生产了大量种类丰富、造型多样的陶瓷茶具，为当地的饮茶习俗与茶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盛盈袖《邛窑与长沙窑植物纹饰的比较研究》，以邛窑和长沙窑植物纹饰为切入点，在装饰技术层面对两窑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两处窑场的纹饰差异远大于共性，彩绘技法各自独立发展，关联较小。邛窑的彩绘出现时间早于长沙窑，但并未影响长沙窑。吉州窑博物馆吴声乐《浅谈邛窑与吉州窑的对比及吉州窑的传承创新》，比较了邛窑和吉州窑产品在釉色品种、彩绘工艺、装饰技法等方面的异同，并讨论了现代吉州窑陶瓷文化对传统吉州窑釉、彩、装饰的继承与创新。江西省博物馆钟洪香《洪州窑装饰与装烧方法》，比较了洪州窑和邛窑出土瓷器的器物组合及形制、装饰技法、装烧工艺，认为两窑具有相同的时代特征和不同的地域差异性，是中国陶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伍秋鹏《论邛窑系统瓷业及其与外地瓷业之间的关系》，对“邛窑系统瓷业”的命名提出了个人见解，同时介绍了“邛窑系统瓷业”的窑址分布和文化特征。觐见邛窑三彩主题博物馆胡惟忠《四川古陶瓷——邛窑》，从邛窑器物的三彩、彩绘、绿釉等品种入手，介绍各自的发展历史和风格特色。广元窑传承保护发展中心罗勇《邛窑省油灯与其他地区省油灯浅议》，认为省油灯起源于汉代，唐宋时期邛窑的工匠们经过改良，让省油灯更加省油节能。四川地区在广泛使用的同时，随着商贸交流，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随着陶瓷业的衰落，蜀地省油灯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省油灯制作技术却被很好地传承下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伟东《邛窑乳浊釉的科学研究》，选取了邛窑十方堂遗址一号、五号窑包考古发掘出土的唐宋时期77件高温乳浊釉样品进行了科技检测分析，认为邛窑乳浊釉的熔剂含量极高，是典型的分相乳浊釉。当地瓷土特有的高硅低铝组成奠定了釉分相的基础，高RO造成了与SiO2的强烈不混溶，其他高价离子亦富集在富RO相中促进分相。此外，分相尺度决定了釉的呈色机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袁枫《十方堂邛窑遗址出土低温绿釉瓷器科技分析研究》，介绍了其利用 EDXRF、SEM、色度仪、热膨胀仪等科学仪器测试分析了邛窑乳浊绿釉的胎釉成分、微观形貌、色度、烧成温度等理化特征，认为十方堂邛窑遗址出土低温绿釉瓷器的胎体符合“高硅低铝”南方瓷胎的特征，釉属 SiO2-Al2O3- PbO三元系统为主体成分的铅釉类型。并对剥釉、腐蚀机理和沉积物病害进行探讨。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制瓷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制瓷技术又是陶瓷研究中重要研究对象。会议聚焦南北方不同的窑场的胎釉技术、窑炉类型和建造技术、窑具种类和装烧工艺等，通过梳理历史文献、考古遗存和实物资料，研究唐宋时期南北方制瓷的技术传播途径和互动方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方圆远《浅论成都青羊宫窑窑炉技术及相关问题探讨》，以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青瓷窑场成都青羊宫窑的窑炉为切入点，从窑炉技术、胎釉配方、装烧工艺等进行对比探讨，认为其是南北文化技术交流的结果。湖南博物院郭三娟《湖南地区宋元时期彩绘瓷装饰技法探析》，回顾了湖南地区宋元时期彩绘瓷窑址的考古工作，结合绘画风格将其产品分为以衡山窑和百梅窑为代表的两种类型，并对各自的时空分布及技术来源与影响进行探讨，认为湖南宋元时期彩绘瓷既受到本地技术的影响，又吸收了唐五代时期耀州窑青釉白彩、素胎黑彩风格和宋金时期磁州窑彩绘元素。河南工程学院王少宇《邛窑三彩与巩义窑唐三彩工艺技术比较研究》，认为邛窑三彩与巩义窑唐三彩有着各自的工艺技术发展路径，二者在坯料与釉料的配置上差别很大，分别属于南北不同的制瓷体系，但在装饰与烧成工艺上相似度较大。通过考古发掘和调查等方式对瓷业遗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为中国古代陶瓷手工业的历史脉络和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材料，还为理解历史、文化和社会演进提供了全新视角。瓷器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还折射出古代贸易的兴衰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轨迹。故宫博物院黄卫文《2015年、2020年故宫博物院成都地区古窑址调查工作纪要》，回顾了故宫窑址调查工作，介绍了2015年、2020年两次调查成都地区11处古陶瓷窑址的情况。认为通过两次窑址调查与标本采集，结合考察地方文博机构藏品及研究交流取得的业务收获，对成都地区的古陶瓷发展脉络、窑场分布、产品特征等方面有了相对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凯《青瓷彝韵、碧釉华章——会理窑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研究》，对四川凉山会理窑考古调查工作进行了介绍，认为会理窑生产自明代中期兴起直至现代窑火不绝，其生产工艺技术源远流长、博采众长、生产规模巨大，专门化程度高。对于探究明清西南瓷业技术传播、东南亚制瓷业兴起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一汀《眉山地区唐宋时期窑具使用初探》，对眉山地区唐宋时期窑具使用进行了研究，认为眉山地区唐宋时期窑具面貌与成都窑区相似，但种类略少，而保留在周边次一级地方窑场中的窑具组合，可能是该窑业技术系统中最基础、最易于传播的部分。景德镇陶瓷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王瑾《都江堰玉堂窑3号、16号窑包出土窑具及装烧工艺研究》，选取窑具这一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出土地点、共存状况、粘黏器坯的情况、残留微痕等线索，认为底部齿形、上部为柱筒的窑具应为一种支烧具；垫板在成都平原隋代至元代各窑址广泛使用，形制从圆形向三角形，再向方形、多边形发展。此外，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任志录《北朝晚期釉陶的青瓷化》，认为北朝晚期的白胎釉陶和装饰的目的，不是为了仿制南方青瓷，而是为了抵制南方青瓷并且取而代之，这使得北朝釉陶一方面不自觉地吸收了南方汉文化的青瓷，另一方面又对青瓷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和装饰，创造出独特的青瓷化釉陶，最终促成了北方陶瓷的发展，这是鲜卑化和汉文化融合的结果。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郑建明《浙江青瓷上早期加彩装饰及其起源初探》，认为中国瓷器上最早的加彩装饰出现在西周早期的原始瓷上，早期加彩瓷器起源的地点以浙闽赣交界和太湖南岸为核心区，以吴城和闽南粤东为次级区，并对瓷器加彩装饰起源的社会动力机制进行了探究。会议间隙，与会嘉宾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尤其对邛窑三彩是陶是瓷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认为邛窑三彩器不能仅根据其烧成温度高这一方面就将其归属为瓷器范畴，从其属性来看还应归属于釉陶。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刘毅认为，邛窑产品从胎体上看是一脉相承，但从其釉的使用看，古代匠人肯定是有所区别。中国考古学会陶瓷考古专委会主任秦大树则提出对低温釉器的概念如何定义的问题。综上，本次会议以“邛窑”为核心，围绕邛窑相关问题、唐宋时期南北制瓷技术交流以及瓷业考古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会议揭示了邛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拓展了陶瓷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同时，我们也意识到，陶瓷研究需要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参与，以充实学术后备力量，保持研究的持续活力与创新性，为古陶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动力。（刊于《中国文物报》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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