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她叫鲁米那,是一名医生,曾在一家著名的精神病医院工作过。
这医院有多著名——在当地,这医院的地址被当作一种骂人方式,类似于北京的“安定出来的精神病”或上海“宛平南路来的疯子”。
这里关着掐死过自己孩子的妈妈,也有杀死过父母的孩子,还有连环杀人狂。
但对于鲁米那来说,这都不是最恐怖的。
她听过最恐怖的故事,来自一个年过70,看上去却非常年轻、美丽的奶奶。
鲁米那这样形容她的人生经历——这是一个女性能想象到最恐怖的人生。
如果没有在六院转岗培训,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母亲身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六院,是我们这里最著名的精神病院,当地吵架时有句口头禅:“赶快去六院吧!”
两年前,我被派到这家医院培训。每天穿过停车场,能看到一栋高耸的建筑矗立在旁,表面上看,这里与其他医院没区别。
只有医生清楚,那栋高耸的楼里有一块封闭病区,住着最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譬如从伦敦顶级学府归来的数学疯子、年龄二十八岁但智商还停留在三岁的傻子、四处借贷被骗得倾家荡产到疯掉的受骗者、以为儿子是水怪,将儿子亲手勒死的杀人犯,以及屡次割腕或跳楼的自杀者。
我之前一直在社区医院做一名家庭医生,临床一线经验超过二十年。有些老年患者,就连与家里人的不愉快,要像倒垃圾一样倾吐给我。我既是医生,也是他们的倾诉对象。
有一天领导找我谈话,问我能不能去六院精神科学习,为期一年。我已经四十多岁,便跟领导说,希望把机会让给新来的年轻人。
可是领导说:“已经约谈过四五个医生,没一个愿意去。”
与其说征求意见,不如说直接给我下判决。
接到六院精神科通知那天,下班路上,我望着夜幕下黛青色的云,想起父亲。他在老家的乡下当了一辈子医生,六十四岁那年,被我喊来帮忙带孩子。我回到家时,他正在做饭。
我走到厨房门前,对着他的背影说:“我可能要出去学习精神科,脱产一年。”
父亲正在切菜,没有转身,过了好久才缓缓说:“其实你这个年龄出去学新学科,已经不是很合适。出去脱产学习,收入肯定会减少,你还要还房贷、带孩子。”
我告诉他,这些我都知道,没办法,就当是出去学习,增长见识吧。
父亲撂下菜刀,两手往围裙上抹抹,说:“你妹让我帮她带孩子,我答应了。”
我感觉胸口突然陷下去一块。培训的工资是很低的,家里请不起保姆,丈夫又在外地工作,唯一能帮我的,只有我父亲了。
按理说,他已经帮我带孩子多年,现在去帮妹妹也没什么,但偏偏是这时候。
父亲说:“要不让你妈……”
但我过去从没考虑让母亲来照顾孩子。母亲年轻时脾气爆,我们这些孩子有半点错,就会挨揍。我直到现在看到自己手上挨打的痕迹,都怀疑,小时候的我是不是成了她的出气筒。
现在她老了,打不动我们就整日抱怨,再好的日子到她嘴里都是苦难。家里人都躲着她。
此时此刻,父亲在厨房做饭,母亲靠在床边抽泣,攥着电话和闺蜜抱怨:房子不够大,小区环境不够好,一辈子没什么能如她的愿。
尽管一万个不放心,但是我没有选择,只能把孩子托付给母亲。我也不指望她太多,就盼着她能做一顿热乎饭,家里的卫生维持下就好。我还特意嘱咐孩子,千万不要惹姥姥生气。
没想到去了六院精神科,我遇到的第一个患者,身上就有母亲的影子。
章静和我母亲同年出生,马上七十岁了,退休前是幼儿园教师。
在心理科治疗室看见她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病例写错了,这个人最老也就五十多岁。
章静一头短发染得乌黑,皮肤白皙,唯有眼袋、脖颈和手上露出细微皱纹。一看就是经过多年认真保养。她看上去瘦瘦的,身上没一点赘肉,走进来的时候挺拔端庄,看不到一点老年感。
她踌躇地看着几位医生,被主任示意坐下。我忍不住打量她几眼。不知怎地,对面那张阴郁的脸,瞬间和母亲重叠,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耳边响起母亲没完没了的抱怨。我猜她的丈夫和孩子,多半都躲着她。
她的病例上写着:“因反复情情绪低、紧张、焦虑两年入院。”
五十八岁那年,章静被诊断出急性肾小球肾炎,治愈后,她情绪低落,整天蜷缩在床上睡觉。老家的医生诊断她患了抑郁症,给她开了药,但是听邻居说不吃药,在家睡觉能好,她就没有服药。
最长一次她在家里躺了八个月。
章静说到这儿,哽咽着趴到桌子上,捂着脸哭起来。
“不管白天夜晚,我都躺在床上……到饭点,翻起来扒两口,然后又躺下了……”
断断续续抑郁将近十年,最终还是恶化了。起因是有一回体检她的脚肿了,医生说这是肾功能不全造成的。
她被这个诊断吓住了。
她之前听说活到七十岁,就得考虑死亡的问题,她惶恐自己也是要死了,抑郁复发,整天躺在床上。我竖起耳朵听这些信息,因为我的母亲也过度“怕死”,哪不舒服,就不停地让我给她找大专家,要开“神药”。
主任问她,有没有过自杀的想法。
“我没有自杀的行动,只是躺着,整天地躺着……”
章静遵照医嘱服用药物,今年复查发现指标全部恢复正常。可是抑郁的情绪没有随着身体好转。
曾经她是幼儿园老师,面对孩子或家长都能打交道。现在她连卧室门都不出,家里来人就躲,看到陌生人浑身发抖。
“睡觉,实际上是躲避。”她喃喃着。“这样活着,人生真是没什么希望了。既然没有希望,那就躲避吧。”
仅仅”怕死”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让我们判断,到底是什么让她抑郁。
直到她说的下一句话让我们发现异样。
章静说,抑郁期间,丈夫更多的时候是出去打牌,听收音机。他不知道抑郁症是什么东西,以为不用吃药,
睡觉就能治好。我们感到怪异的,是章静对此事的态度——
她非但不责怪丈夫,还试图为丈夫辩护,说他出去打牌没有什么。
“那他没有想过要照顾你吗?”主任问。
她没有回答,显然是没有过,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说,“我年轻的时候受到过打击。”
这句话依然像是在为丈夫做辩解,我听了觉得奇怪:自己生病,丈夫从来不闻不问,难道不应该是生气和悲伤吗?还是她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遭受过打击,所以不配被照顾?
“什么打击?”主任问。
她没有回答,仍旧趴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但仔细瞧着,就会发现她的肩头在微微颤动,她好像在竭力压制着痛苦,不让情绪爆发出来。她久久不说话,让人实在想不出来,什么样的打击会让她过去了几十年,说起来还如此艰难。
我旁边的几位年轻医生,个个低着头,也都在沉思。
主任见她不说话,以为她不想说了,就动了动嘴唇,打算问下一个问题。
这时,她却突然抬起头,大声回答说,“性暴!”
我们猛然一听这个词都呆住了,大家没想到病人遭受过的打击居然是这样!作为同类,我觉得自己也像是遭到了冒犯,一股莫名的愤怒涌上心头。
我抬起头望着大家,在座的医生全都是女性,我想知道别人听到这句话时会有什么反应。但一时间,治疗室里无比寂静,就连主任都惊得张大了嘴巴,半天没有说话。
而章静的反应,完全和我们医生的不一样。
她说出这句话后,好像是解脱了。她坐直身子,看着前方,讲起那久远的往事来。
章静的妈妈,解放前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后来家道中落,不得不为生活奔波,嫁给章静的爸爸。
章静十三岁那年正值特殊时期,妈妈被下放到农村种地喂猪。没想到妈妈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章静介绍对象。
那是一个外地调来的高干子弟,妈妈的想法很简单,一旦章静嫁给这个官二代,全家命运都能随之改变。可是章静不喜欢那个男人,也不理解妈妈的渴望。
有一天上夜班的时候,男人到厂里找章静,对她说:“我要和你睡觉。”
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就问妈妈:“那个人说明天要跟我睡觉,这是什么意思?”妈妈没回答,只是第二天让男人进了家门。男人想要发生关系,但是章静咬了他一口,摔门跑了。
那年冬天,妈妈再次把男人放进家。这次为了不让女儿逃跑 ,她等到男人进了女儿卧室,就从外面锁上门,和其他家人一起离开。这回章静再也没有任何退路,男人在她的卧室里,顺理成章地强暴了她。
“那时候,我就像现在一样,想到了死。”她哽咽着停下来。
治疗室里静悄悄的。外面有人推门,好像有病人来找主任。门关着推不开,外面的人就又走了。
在心理学的创伤等级上,我们没法用“强奸”两个字,就定义章静这次受伤程度。
我觉得,她内心存在的创伤,可能比遭遇一般强奸案后的创伤更重。这是一个女孩的亲生父母,与一个陌生男人的蓄意合谋。
章静跟我们继续讲着这些过往,这次没有人提问,她也想要接着往下说。
她没有跟那个官二代结婚,但内心的伤痕永久埋下了。
两年后她嫁给一位小学老师,也就是现在的丈夫。她坦诚了这件事,在保守的年代,丈夫居然理解她的处境,从没因为这件事嫌弃她。所以她对丈夫始终是感激的。“是我对不起他。”
那一次强暴,让她觉得自己永远都欠着丈夫,现在自己得了抑郁没被照顾,还害怕是给对方添了负担。
“我要是死掉的话……”,她颤抖着哭起来。
她的自责和愧疚让人心酸。然而在家人眼里,她却是另一个“让人想远离”的模样。
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她这次来医院,是觉得自己实在撑不过去了,才哀求丈夫送自己来的。她丈夫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抑郁症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是说躺在床上就好了吗?
而她的儿子,以为她是简单的心情不好,只需要看到可爱的小孙子,就会高兴起来。结果两年了,无论小孙子怎么哄躺在床上的奶奶也无济于事。
她的坏情绪就像感冒那样,传染了整个家庭。
她也很清楚地知道,儿媳妇早就希望自己离开这个家,搬家之后,更是一个电话都没打给过她。
章静说着家人的远离,趴到桌子上,蒙上了头。
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她那无法控制的消极情绪,是不被理解的。所有人能躲着她就躲着她。我无法去指责章静的儿媳,有时候,我作为后辈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还记得,那几天清晨我要五点半起床,做好一家人的早餐,再去赶公交车。可是当我回到家,桌子上堆着冷掉的剩饭,母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只能自己清理餐具,疲惫挂在脸上,被母亲看在眼里。
她突然哭泣,给闺蜜打电话:“都对我冷漠,谁都不知道尊重我。”
没见过章静之前,我不知道母亲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是对她感到无尽的厌烦。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是以一个“妈妈”的视角去看她,要求她。我从未想过,她可能是一个病人。
我也从未像对待面前的章静一样,给我妈妈一次机会,听她讲讲,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发现,章静和我的母亲,“很像”又“不像”。
她们一样被困在床上,不被家人真正了解到内心的世界,而比起我的母亲选择用抱怨,来对子女释放情绪,她的释放情绪的方式可能要更为极端一些——鞭策。
她说自己是老师,而丈夫是校长。现在,就连儿子是教授,媳妇是工程师,一家人的履历,全都灿灿发光。
“那时候,是我逼着老头子当官,也是我逼着儿子考博士。”说起这些,她显得很自豪。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成就,都离不开你的栽培。”主任适当地夸奖了她。
“可是……”她叹了口气,疲倦地说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累了,我们要不要歇会?”
她趴在桌上,过了好久,说“不要。”
她说起自己婚后的日子,白天在工厂干活儿,休息时学唱歌跳舞,后来工厂衰败,她顺利转身,从一个女工变成幼儿园老师。同时,她逼丈夫进修、考试,从小学老师攀升为校长;后来又逼着儿子考学、读研,读博,直到儿子被选聘为大学教授,和一个研究院的工程师结婚了。
全家灿灿生辉的履历,都得益于她的鞭策,所有的一切都力求完美。
这种对完美的要求,她不只是对家庭,就连对自己的样貌也是一样的,刚过三十岁,她感觉要变老,就去整容,割了双眼皮,也拉过几次皮。
“这个地方”,她摸着下眼睑,“有一点点眼袋,我就去做。”
从30岁到70岁,她整眼袋、眼角,拉皮,纹眉,不许脸上有一点瑕疵。最后活成了我们眼前精致的模样。
那时,整容还不像现在这么流行,大多数人只听说过,没亲眼见过。现在,到了这个年纪还能整容,更是屈指可数。但我们觉得,这种整容瘾,更像一种内心补偿。只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的人,才比普通人更渴望从外貌上取胜。
章静却说,自己不怕疼,不怕在脸上动刀子,但如果脸上有瑕疵,她就难过地睡不着。
因为凡事追求完美,她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我越来越像爸爸。”
为什么像爸爸要用可怕来形容,她接下来告诉了我们一些连丈夫都没听过的话——
章静爸爸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干部,要是女儿做饭多放了盐,他都会解下皮带抽打。
她从小就知道,一件事如果不趋近完美,后果会是什么。
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妈妈到农村那十年,爸爸在不停地摸我。”
爸爸摸完她以后说:“不要告诉妈妈,我就对你好点。”
说不清是恐惧还是讨好,章静一直忍受着猥亵。这样的日子持续多年,直到妈妈回到家,爸爸依然没有收敛,有时候趁妈妈不在,就偷偷地过去摸她,那时候章静都到二十三岁了,直到结婚才停止。
“你一直没跟妈妈说过吗?”
章静摇了摇头。
我感觉眼前这个女人的一生,就连听着都让人喘不过气。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章静觉得丈夫很好。只因她和丈夫结婚离开这个家时,意味着她人生最苦的时期告终了。
到了这一步,当年还处于培训期的我,心里浮现出一个不敢确定的猜测,那就是章静病情的终极答案。
在章静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对她的影响非常深。严苛也好,完美主义也罢,她内心深处是认同这个父亲的。但是在父亲猥亵她以后,她又鄙夷这个男人。
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碰撞在一起,造成强烈的焦虑感。
她一方面越来越像父亲那样严苛要求家人;一方面也认为这样像父亲的自己,是糟糕的,可又控制不住向家人提要求的自己。
抑郁焦虑的种子,在青春期时埋下,多年来在她心里生根发芽,直到五十八岁爆发。其实我打心眼里敬佩她,拥有那样的青春期阴影,有几个人能把随后的三十年,过得像她那样呢?哪怕不走上犯罪路,或者变成疯子,一辈子碌碌无为都算是不易。
这个老人进医院之前,大家都说,她居然躺在床上那么多年。
可听完她遭遇的一切,剖析病情,我会觉得,她现在的问题,居然仅仅只是躺在床上那么多年。
章静最终被管床医生扶着离开房间。
大家开始病例讨论。
管床医生最先发言,她将病人的病史、发病状态、住院期间的表现和谈话,逐一做了总结,最后初步诊断——复发性抑郁症。她发言完后,我们其余几个医生,也逐一发表了意见,最后由主任总结。
目前,章静的状况还不适合心理治疗介入,应该以药物对症治疗为主。
其实在刚才的谈话中,主任已经给了她很多认可:“你很努力,你自己、包括孩子,各方面都很不错,你自身也很有力量,你不是软弱的人,你很厉害。你从小就像大人承担了很多……”
这是在后续的心理治疗中也需要的,以此缓解患者内心的冲突。
除此外,可以去试着改变她的认知。章静无论是对强暴她的那个,对自己、对丈夫,还是对父亲的评判,在认知上都存在偏颇。在谈话中,她反复说过一句话:“他还是离休干部呢。
将这句话剖析解读一下,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章静无法接受人性的灰度。
在她心里,离休干部是完美的形象,很高大,而能做出猥亵这种事的坏蛋,怎么能是高大的干部呢?
黑就黑得彻底,白就白得纯净,无法接受灰度存在,是她认识里最需要纠正的部分。
我回想着病人的谈话,和主任最后的分析,免不了把她的症状和母亲联想到一起。
母亲是不是也和章静一样得了抑郁症呢?
我们家里有个群,我在群里与父亲姐妹说,母亲每天哭泣抱怨,可能得了抑郁症。
父亲说,她就是那习性,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就是那样子。他虽然当了一辈子医生,但是和章静的丈夫一样,对心理疾病一无所知。我把章静的案例告诉他们,说:“我觉得妈妈和她特别像。”
妹妹听我这么说,问我,“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行,送去六院看?”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母亲的眼睛红肿,肯定又是哭了一天。
我长舒一口气,想像主任对章静那样,和她谈谈。母亲是个话匣子,一旦开口,再也闭不上。她见我愿意听,滔滔不绝地讲述陈年往事,因为已经讲过几百遍,以前听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打断。
可是这一次,我静静地听着,让她一直往下讲。
母亲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正在外地读医学,家里只有奶奶。母亲在磨坊里推磨,推到一半,羊水破了,赶快回到房间里。她不知道喊奶奶,也不知道怎么生孩子。
等奶奶进来时,发现一个白胖胖的男孩躺在土炕上,不哭不叫,已经断气了。
母亲坐了个空月子。
第三天,奶奶就让她下地去干活,缺吃少喝,从那时起她落下了病根子。每说到这儿,她眼里有怒。
五十年前的恨,生了根,她永远都忘不掉。
我学着主任问诊的过程,接受母亲的过去。第一个孩子的夭折,是她最深最重的伤。
后来,她陆续生下我们姐妹三个。在农村,人们把男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记忆里,男人们经常指着女孩的鼻子骂,黄毛丫头不许上饭桌。母亲赶上计划生育,再没有机会生男孩,人人都瞧不起。这是母亲受到的第二重伤。
母亲连着讲了一个多小时。
根据她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当年的产后抑郁,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治愈。
我静静地听完,突然觉得,我们之前对待母亲不闻不问的方式,和章静家人对待章静的方式,毫无差异。
和母亲谈完后,我坦诚地和她说,“你得病了,得了抑郁症。需要到六院去治疗。”
和母亲吵架时,父亲总是说这样的话。现在她觉得我也在骂她,坚决不去医院。说到底,母亲不认为自己得了病,只是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她。
父亲和妹妹都说,都过去了大半辈子,现在要她去住院,她肯定不去。
最后,我们商量了折中的办法,给她买药回来吃。
我是精神科的初学者,还没完全掌握要领,根据她的症状,先配了一种药。她一直失眠,让我给她买网络广告里的睡眠药。我告诉她,这就是网上买来的睡眠药,她不识字,就按我说的服用了。
一个月后,她的情绪有好转,但副作用让血压升高了,就停了药。
让抑郁症好起来,不但需要药,还需要环境。
母亲跟着我住在二十三楼,常年累月不出门。没病也能憋出病来。为了让她好起来,我和妹妹商量,另租一套一楼的房子,一楼有菜地,有院子,她可以出去和人聊天,晒太阳。这些都会让抑郁症有所好转。
我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沉住气,在六院接受培训。接触到抑郁的老人越多,我越了解如何治愈母亲;对母亲的治疗越深,我后来越能去帮助抑郁的老人。
前几天,有个老太太来住院,说话不到三句,就哭起来,说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她不停地重复以前的苦难,埋怨儿子和媳妇,觉得事事都不如意。
我喊来她的儿媳,一番谈话后,更加确定了。
儿媳妇说:“她总是在家睡着 ,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总是觉得所有的人都对她不好。”
我告诉她,老太太抑郁了,这种状态是一种病。
她听后恍然大悟,说全家人都误解了,以为只是前两年公公去世,让老太太刺激了,转了性子而已。
老年人遭遇过更多苦楚,心结也更复杂隐蔽。
他们的抑郁,更多的时候会伪装成埋怨、哭泣甚至厌食、头晕、胸闷这些最基础的症状,让家人和医生产生误判。
国内60岁以上的老人里,33.1%有过抑郁症状,这么多病患却悄无声息,只是因为他们的配偶、子女、亲戚,甚至诊断的医生,都不熟悉他们的病因。
这些痛苦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忽略掉了。
章静是幸运的,她在最后选择来到医院住院,仅仅过了三周,我就听管床医生说,她已经好转出院,虽然需要继续服药,但主任的评估是,预后应该会很好。自那以后,我没有听说过章静的消息。
我的母亲,某种程度上来说,和章静一样在接受治疗,不在医院,而是在家里,在我身边。
我把母亲搬到一楼后,给她重新调整了抗抑郁症的药。
也就是章静出院前后的某天中午,我到母亲那里午休,桌子上放着一把小葱。我问她,这葱谁给的。她说,我自己种的,你想吃的话,我再给你摘点来。我十分吃惊:“你什么时候种的,怎么都已经长了这么多?”
她笑着说:“楼上的邻居给了一把葱秧,种上后长得快。”
接着,她拿过一个空药盒,“这个药吃完了,你再帮我买点。吃的时候很不错,我最近也已经不哭了。”
我这才发现,她脸上的愁容不见了,房间里比以前干净整洁了很多。
我知道,她的症状好转了,但还是问:“几十年的恩怨和仇恨你一下子全都忘记了?”
“也没有完全忘,偶尔还会想起来。”母亲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是想起那些事时,我已经不再难过了。”
做她的女儿很辛苦,只是现在才知道,这些苦的来源,早在她成为我妈妈之前。
她不是故意要当“坏妈妈”的。
看到她在放肆地笑,虽然觉得这一刻迟到数十年,我仍然长长地舒了口气。
社交网络里的中国大妈,跳广场舞,结伴旅游拍照,到国外抢购黄金,甚至举报犯罪,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生龙活虎。
可是鲁米那告诉我,现实里的中国大妈不是这样的。
在门诊室里,她看见过许多孤独的中国大妈,她们为家庭操劳一辈子,却被困在日渐衰老的躯体里。
随着身体机能日渐衰退,她们的社交范围一点点退缩,直到一间屋子,甚至一张单人床。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她们的痛苦与孤独,却没能掀起一点水花,反而长久沉寂。
在多数情况下,她们表达痛苦的想法,“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不会被当成抑郁,反而只是被视为老年人的“正常反应”。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60岁到70岁老人有抑郁症状的总流行率为 22.3%,但接受治疗的不足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身边每五个老人里,就有一个陷入抑郁情绪,绝大多数没吃过药,没看过心理医生,连抑郁症是什么都不知道。
鲁米那故事中所写到的几位中国大妈,面对抑郁症,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忍着,就像文中的章静,忍了十多年,病情恶化到极限,才到医院看精神科。这十多年里,她的痛苦一直被家人忽视着。
我曾经和一个专注女性疾病的医生聊天,她告诉我:“当一种切实存在的痛苦被视为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说明它被忽视了。直到近些年,这种隐秘的痛苦才逐渐显形,成为我对抗的东西。”
这也是鲁米那想要对抗的东西,老年的她们身上的病痛,不该被视为常态,更不该被时代所遗忘。
每个人都有衰老的那天,关心她们的现在,就是关心我们的未来。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迪恩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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