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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工作很特别，在美国给最穷的一群租户们做法律援助，让他们不至于被房东赶出家门。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希望，人们能在绝境中依然有路可退。在他生活的小镇上，他最怕听到的消息，就是房东又涨房租了。因为这意味着，又要有一群租户因为交不起房租被赶出家门。他又要来活了。今天这个故事，路可退遇到了从业生涯里年纪最小的客户。为了让这个男孩的命运，不至于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惨，他做了一件自己这辈子都没做过的事。![]()
我在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小镇做民事律师，但不一样的是，我只打一种官司，就是帮镇上最穷的一群人处理各种住房问题，让他们不至于无家可归。
前几年大家都戴口罩的时候，纽约租户援助法案到期，被逐出家门的租户数量达到了1960年以来的最多。而一旦因为交不起房租被逐出家门，“驱逐记录”将作为一份失信证明，伴随他们的一生。至少在租房上，任何房东都能因此拒绝将房子租给他。来这以前，我看过一项统计，说65%以上有驱逐记录的人，都会在街道上度过余生，他们将再也回不去。我在的小镇，唯一的主干道上有一家加油站，旁边是一家711，那里聚集着最多的流浪汉。在711和加油站的缝隙之间，尿渍混着汽油味一起发酵。那些流浪者，或坐或躺，嘴巴微张，眼神木讷地盯着711玻璃门里进进出出的脚。他们一动不动，只是盯着，盯着，就好像灵魂都被那一双双脚带走了。而我所在律所，也是一家法律援助机构，需要尽可能阻止这些人流落街头，不再向下滑落。来电的人叫阿材，19岁，是我接过年龄最小的客户。他失业了，欠了房租，即将被房东赶出家门。他补充了一句，我们已经是他找到第十家法律援助机构了。我接下了这个案子，并安慰道，“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这话既是说给阿材，也是说给我自己。因为我也正面临着人生前20多年来最大的危机，这事谁也不知道。四天前，小镇正在下暴风雪，我收到了分发案件的同时传来的邮件，标题后面跟着一个红色的叹号，点开邮件，表头也写着大大的“紧急”。通常，这意味着我们的当事人已经被房东告上了法庭，如果输了，他将被驱逐出家门，并背上所有房东都能查到的“驱逐记录”。我们的当事人阿材, 已经拖欠了整整五个月的房租。房东提出了驱逐的程序，法庭审理日期在18天以后。一般而言，我们会在第一次审理的时候，以当事人准备不充分为由，向法官申请延期两周。而在此期间，我们可以和房东达成支付协议，让房东停止驱逐程序。当然，房东是不会吃亏的，所以要想达成协议，只有证明我的当事人有钱。眼下最快的方式是帮他申请到美国教会组织的援助，全额支付拖欠的房租。十秒钟的沉默，对面才慢慢说：“嗨, 你能帮我吗?” 语气低低的，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在墙角罚站的孩子。几番安慰以后，他的话才慢慢多了起来。自从来到这个纽约北部的小镇，他一直租住在这个房子里，房租按月缴纳。原本他在餐厅做服务员，但新冠以后，餐厅倒闭，他也就彻底身无分文。“我不想被驱逐！我只有19岁！我不想睡在街头！”电话那头突然爆发出吼叫，然后是阵阵呜咽声。露宿街头的压力，对19岁的孩子而言，是不可承受的重量。“好的，你放心，我们会尽力帮助你和房东协商，也会帮你和教会贷款。一切都会没问题的。”大家戴口罩的三年间，纽约租金翻了整整三倍，而阿材的房子翻了将近五倍。房东一边提高租金，一边把付不起更高昂租金的人请出家门。请走这一茬，下一茬财神爷就能住进来了。他们才不管财神爷身上是不是打满了补丁。对此，政府选择袖手旁观。因为房东组织往往是政府重要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因此美国政府往往不愿意得罪这些金主。眼下，政府的帮扶项目都到期了。唯一能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援助的，是教会组织。他们往往会提供一笔几百到一千美元不等的援助，甚至有的时候会直接付清所有的欠租。结束和阿材的通话后，我拨通了教会组织的电话。我们和这个组织打过很多次交道，简单介绍情况后，电话那头传来了声音：“如果他能找到工作，就不用来申请你们的救济了呀！”我似乎找到了一条充分的反驳理由。“可是，耶和华喜欢勤劳工作的人。他年纪这么小，却不工作，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对面的声音遥远而冷漠，然后电话被挂断了。求助无果后，我拨通了导师的电话，询问怎么样才能帮到这个19岁的少年。导师说，“现在的核心是帮他找到工作，这样我们不仅有可能争取到教会的援助，还能增加和房东谈判的筹码”。这个案子被标记为“紧急”，我正想要出发，导师却拒绝了，他说周末不加班，这是原则问题。我整个周末都过得焦躁不安。因为电话那头的男孩和我年龄相仿，经历也很像。我不久前突发疾病，手术前，我始终担心自己付不起手术费，就连躺在手术台上，我都在问：这是保险能报销的吗？一旁的医疗助理则微笑地告诉我：别着急，没关系，都会解决的。当我在手机上最终收到要支付的费用，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2万，保险公司只能报销其中的五块一毛五时，我彻底崩溃了。我拖欠着一笔巨款，悄悄联系医疗领域的法律援助律师，希望有人来帮帮我。说来有点可笑，这样自身难保还需要法律援助的我，却格外想要快一点援助阿材，帮他处理好住房的问题。我总觉得，说不定未来哪天，我匹配上的法律援助律师也会这样想呢？![]()
阿材进门的时候，办公室里光线昏暗，他扑闪扑闪的眼睛和一口白牙在微弱的光线下格外显眼。他皮肤黢黑，个子很高，腿极长极瘦，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番寒暄，我们跟他讲了目前的解决方法——我们会帮他申请延期14天开庭，争取和房东谈判的时间。而阿材要做的，则是努力找到一间新房，或者，一份工作。“我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后来餐厅倒闭了，我和他说过了！”阿材的情绪突然激动，抬手指着我，似乎是在指责我没有和导师同步情况。“那你后来找其他的工作了吗？”我努力压低声音，试探性地问。“没有！没有！除了服务员，我什么也没做过！我不知道怎么找工作，我身边的朋友都找不到！没有地方可以要我！”“求你们帮帮我，我不是故意不交房租的，前几天我为了交房租，甚至把床垫都卖了，现在睡在地板上，你不信可以去看。但房东还要涨价，我根本交不起！”我知道，大部分面对首次驱逐的当事人，特别是对自己未来充满期待的人，情绪大概都会如此激动。无论我们如何从程序上拖延，在最后一刻交不上房租，等待着他们的只有警察极端暴力的执法。我的客户是一对被驱赶的母子，50多岁的母亲，和十多岁正在上中学的儿子。他们欠了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在最后一刻也没有还钱，于是被法官勒令驱逐。那位母亲舍不得这个家，也害怕警察上门。那是她第一次面对警察，所以让我们陪她一起等待。我们到了她家以后，几个人围着桌子坐着，谁也不说话，而那位母亲只是一遍一遍地摸着旁边沙发的把手。很快，门外传来了警察粗暴的砸门声。门锁被砸开，冲进来两个别着警徽的壮汉，腰间别着手枪和催泪喷雾，宣读完驱逐令后，母子俩就在他们的监视下，走出了自己的家。那位母亲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随后，家里所有东西被丢出，那对母子拿着收好的包袱，沿着大路一直走了下去。此刻，我和导师都明白阿材歇斯底里的原因，却也知道，只有帮助他找到工作，才能向教会组织证明这个男孩不是“懒汉”，得到援助资金，再和房东谈判、甚至祈求，让对方别赶走男孩，他一定能付起房租的。这是除了祈求上帝让奇迹发生外，我们唯一能为这个男孩做的事情。过了很久，阿材终于平静下来，“不好意思，但我真的好难受，你知道那些人怎么刁难我？我之前找工作，老板一直在啃肋排。我问了好久，他吃完肋排以后，就直接把骨头吐到我的脸上……”阿材的学历不高，在就业市场的选择又少，几乎只能做服务员之类的工作。而在2022年的小镇，购物中心永远是空荡荡的，餐厅几乎是集体性的倒闭，我学校附近有一家开了16年的中餐厅，也在那一年倒闭了。我记得新闻里说，那段时间纽约市有一整条街的餐厅集体性关门。这样的经济衰退也波及到了阿材，他突然失业，再找工作时又经历了歧视。所有事情堆积在一起，足以压垮这个19岁少年找工作的信心。“我跟你一起，在中央大街上一家一家地问，看有没有人愿意招服务员。”导师有些诧异地看向我。我没有理他——他20多岁就从法学院毕业，在一家法律援助组织工作了二十多年，然后获得了常青藤大学的教职，怎么会理解找工作的痛苦？而我从法学院毕业找实习的时候，连续被拒绝了两个月，拒信如同小镇的暴风雪一样飞来。我找到了学校的职业咨询老师。她给我的建议是，去小镇的主干道上，拿着我的简历，敲开每一家律所的门，然后问，你们需不需要一名实习律师？今天，我又想到了那个戴着花镜的老太太颇为离谱的建议。毕竟，大部分餐厅都没有线上招聘，敲开每一家餐厅的门，问他们是否需要一名服务生，似乎是个靠谱的选择。那天镇上刚下完雪，铲雪车以极快的速度把主干道上的积雪清扫干净。但街边的店铺旁，依然残留着雪白的痕迹。阿材裹了一件厚重的大棉袄，穿了条紧紧的牛仔裤，更显得两条腿像两根杆一样。再往下，是一双黑皮鞋，显然努力擦拭过，但又没擦干净，反着半白不白的光。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两张皱皱巴巴的纸，展开铺平，我才看出来是两张手写的简历。我笑了一下，拉着阿材来到镇上的公共图书馆，用几乎已经跑不动的Windows勉强排了版，其实只有两行：第一行，姓名联系方式。第二行，曾在某家餐厅工作，当过服务员。但一张A4纸，就打两行字，实在是不好看，最后，我们在一页里放了两份简历，打出来裁好。就这样，我们敲开了第一家餐厅的大门，餐厅经营泰国料理，主事的是一个移民到小镇的女人。女老板愣了一下，“我们现在不缺服务生，你们在找工作？”说完，我回头看了一下阿材——现在想来，大概想的是日剧里的那种桥段，我在前面鞠躬说，给您添麻烦了，阿材在后面也鞠躬回一句，麻烦您了！“好吧，那打扰您了！”我留下了那破破烂烂的半截纸。出来以后，阿材看看我，一句话都不说。我能感觉到他的沮丧，就接了一句：“没事，我们会找到的！”勉强冲他笑了一下。接着，我们又走进了第二家店，是一家天津餐厅，老板是天津人，出了名的蛮横。我本来不想进，但想到之前帮她处理过和隔壁商铺煤气费的纠纷，挽回了一些损失，还是想试一试，说不定她能卖我个面子。这家包子铺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等在队伍中，直到前面的人都买完单，我才走上前：“阿姨，您缺人吗？”大妈中文比英文好，我直接说了中文。“嘛？缺人？不缺！你们这些做学生的，还是得先学习知道不！爹妈送你们出来，不容易！”“阿姨您误会了，不是我，是我这个朋友。”我赶紧把阿材推到前面。“嘛！我一个中国餐厅，咋会用一个外国人？闪开我这！嘿，五号桌，你内包子好了，自己拿醋！”老板扭头去拿包子。只有阿材，听不懂我们对话，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阿姨，我之前也帮您处理过那个燃气费的事，您看……”“那一码归一码！别挡道，闪开我这！嘿！六号好了嘿！”老板第二次转身拿包子的时候，阿材显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主动扯了一下我的手，意思是，我们走吧。我们扭头，又走进了第三家店，和随后的十数家店，是日料店，还是印度餐厅，我已经记不清楚。中央大街的街道很长，有那么多家餐厅，每家餐厅的门上都写着“open”。阿材和我终于走不动了。我们在街边坐下，把身子靠在后面半人高的积雪上。他说，“我就知道，我找不到一份工作。我就知道，我没有什么希望。”阿材玩着地上干枯的树枝，突然跟我讲起，他10岁那年，父母突然失踪了。他被社会组织抚养长大，没上过大学，甚至没有读完公立高中。因此服务员是最好的工作选择。“我当时还不到18岁，我想，做服务员，之后就可以去做厨师。我很小的时候，那个社会组织带我们去过一次纽约——纽约诶！我们在街头走，隔着大大的玻璃，看着那些厨师在里面炒菜。”“我一小时赚15美元，算上小费，我一个月就可以攒几百块！干个五六年，我就可以去报厨师学校！我还可以去学别的，我小时候就被班里同学歧视，但他们都说我画画画得好，我要是去做时尚，当一个美发师，肯定也很酷！”“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餐厅倒闭了。我的钱都交房租了。房东还想涨价！你知道，他们这些房东手里有着十几套房，我这点小钱，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而且！我是想交啊！可是，我交不起可怎么办啊！我给很多法律援助组织打电话，他们都说，客户太多了，让我去找别人——你们是我找的第十个法律援助组织了。”
阿材房东的律师，一小时收费上千，他的房东名下有数十套房产。“你知道，我的房子很破，经常断水、断电，甚至在冬天断过暖气。那天的气温零下，我不知道做什么，只好在房间里跑步，然后喝水管里冰凉的水解渴，然后继续跑步，一直跑啊跑，最后累得不行，直接睡着了。”讲这些的时候，阿材正把地上的积雪攒成雪球，一个一个码放好，也不丢出去，静静地在街上摆满一整排。![]()
他说，自己没有地方可以去，如果搬出了这个月租400的房子，他将再也找不到一间更便宜的房子。他也不敢把房东告上法庭，因为如果法庭判决合同解除，那就意味着他将彻底流离失所。
“我真的很感谢你，你愿意陪我一起找工作。我真的很惧怕找工作。因为永远在被拒绝，人们说，你不行，你不行。我从小就一直听着这样的话长大。但谢谢你陪我一起。”阿材抬头看着我，大大的眼睛亮亮的。他拍了拍手站了起来——“走吧，我们去找下一家。我不想耽误你这么长时间。”生活时常会把这个19岁的少年压垮，但生存的本能，让他别无选择，只能在痛苦过后，继续推开下一个餐厅的门。路的尽头是一家烤肉店，推开门，我没想到碰到了一个老熟人，迈克。迈克是中东难民，留着一嘴标志性的胡子，身材魁梧。三年前，迈克来到这个小镇，也曾面临过房东的驱逐，最后是我的导师帮他找到了程序上的漏洞，争取到了三个月的时间，他才免于被驱逐的命运。后来迈克开了一家烤肉店，华丽转型成了老板。他有一种侠客一样的仗义，后来我们办社区活动，他经常作为“往期客户”来帮我们站台。我向迈克介绍了阿材的情况，“这个男孩和你的经历类似，他现在想找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他停顿了一下，“但你可以来我这里上班，我按照正常的薪水给你。毕竟，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嘛！而且，他们，”迈克指了指我，“帮我那么多，我当时在美国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也没有钱。他们帮我保住了我的家。”于是，阿材终于找到了新工作——一名烤肉店的服务生。待遇和之前一样，15美元一小时。“我知道被驱逐不是他们的错。这个国家太脆弱了，没有给人留失败的余地。”迈克倒了一杯酒，看着我笑了笑。接着，他又给阿材倒了一杯可乐——阿材还没有满21岁。美国法律规定，21岁以下不得饮酒。离开迈克的烤肉店，我又拨通了教会的电话，告诉他们阿材找到了工作，想要申请援助。教会又开出了条件——“虽然阿材有工作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按时缴纳房租的人，因此我们需要房东开具的证明，证明阿材是一个‘优秀’的房客。”一个贫穷的男孩想要得到帮助，就得不断的自证，刚证明完自己不是个懒汉，现在又要让别人承认自己优秀。谁知道教会组织还会不会提出新的要求。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所谓“上帝不养懒汉”，不过是一个借口。只是面临驱逐的人太多，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资金。我给房东发去邮件，大致意思是，很抱歉我的当事人欠了你的钱，但他是个好人，希望交上房租。现在，他已经找到工作，未来也有付租的能力。希望能设置一个还款议程，他保证可以按时把钱还上。![]()
第二天开庭，是在小镇的民事法院。法庭不大，没有宽门大院，乍一看，像一个小办公楼。我在法庭门口见到了阿材，他今天穿得和去面试那天差不多，只是上面换了一件不太合身的衬衫。阿材说，衬衫是迈克借给他的，让他看起来正式一点。小镇的法庭像个半圆形的剧场，中间的舞台是法官席，原告和被告在观众席稍微靠前一点的座位。小额诉讼和驱逐通常在同一天上午进行，所有的原告和被告都要坐在法庭里，等候法官大人的传唤。点到谁，谁就去原被告席上开始表演。表演结束，再回到席位上，再次成为一名观众。随后，我的导师来了，我们确认了今天只做一个简单的延期。正说着，阿材提醒我们，从未露面的房东和她的律师走了进来。房东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穿了一身服帖的黑色风衣，优雅而得体。后面跟着她的律师，四十多岁白男，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导师拉着我上去打招呼，随后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今天决定申请14天的延期。”如果阿材在两周后，有足够的钱证明自己可以还清欠下的房租，那么法官很可能强制要求和解。此刻和解，就可以帮房东节省两周的时间。房东往往都是这样强势，我和阿材对视，他眼里满是恐慌，我拍了拍他，“都会好的。”紧接着，法官入场，是赛思法官，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镇上只有两名民事法官，小镇的律师都对他们极其熟悉。赛思法官是我们学校的校友，他生长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穷人家庭，住在廉租房里，后来靠开车养活了自己，并在30岁时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学位。随后，他到我们学校读了法学博士，几经辗转，成为镇上第一名黑人法官。这是一个很同情底层租户的法官，也鲜少刻意刁难他们。赛思走了进来，全体起立。全体坐下后，他故意打了两个超大声的喷嚏，全场传来阵阵笑声。紧接着，赛思打开卷宗，“让我看看，谁会成为第一个和我聊天的幸运儿——但也不一定，说真的，我今天早上没喝咖啡，我也不知道一会能不能听清你们的陈述。”全场又是一阵笑声。庭审一场接一场，台上时常爆发出并不激烈的笑声。这是赛思又在调侃当事人或者法律条文了。阿材坐在我旁边，一会看看法官，一会看看我，一会又打量打量我的导师，实在憋不住了，他趴在我的耳边问，“法官会批准我们的延期申请吗？”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他又悄悄在我耳边说，“你的手出汗了！”![]()
赛思法官喊号了，他故意把音调拖的很长，来获得一点喜剧效果。这个时候，房东举手示意。我和导师对视了一眼，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到来了。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并不吃亏，因为法官还没有开始审理她的案子，如果谈不拢，她还可以拉着我们回到法庭。赛思法官一笑。他当然愿意看到租户和房东和解，我们走出法庭大厅的那一刻，他还忍不住在后面提醒，“记得回来哦，我在这里等你们。”我们被法警安排到了一间纯白的会议室里，小镇刚下完雪，阳光从巨大落地窗里照了进来，把整间屋子照得惨白。会议室的中间，是简单的白色塑料桌椅。房东和律师进去，径直选了一个背对窗户的位置坐，留给我们一个黑黑的，看不清面目的剪影。我们和阿材坐在房东对面，这次谈判由我的导师主导。房东的律师首先提出了欠租情况：“两千元，今天必须还。”房东律师盯着我们。而女房东则在仰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仿佛这两千块钱并不值得她朝这个会议室里瞥一眼。“阿材可以还上。他已经找到了工作，一小时15美元，一周可以挣450美元，他很快可以还上。”我的导师争辩。我看了一眼阿材，他低着头，强烈但并不温暖的阳光打过来，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知道，他能做的事情都做了，现在只能坐在谈判桌前，等待另外两个人决定他的命运。“这不合理，那交完房租，阿材一周只剩150美元维持日常开销。”我的导师争辩，“而且，如果我们今天延期成功，那你们还要再等14天。不如想想，这两周你们可以获得多少收益！”争吵仍在继续。两人嘴里蹦出相差悬殊，却也越来越接近的数字。阿材依然低着头。而坐在阴影里的房东，也依然潇洒地看着窗外，时常盘弄一下自己的短发，或者看看手机，表现她的不耐烦。时间已经接近正午，窗外的阳光越来越刺眼，我却忍不住想，我的未来，和医院的谈判，是不是也像这样？我是不是也会坐在桌前，看着院长或者财务部的人报出一个个天价数字。而我，只能默默等待着法律援助的律师替我决定命运？这时，房东轻轻推了一下她的律师。显然，她已厌倦于这15分钟的争吵，这很可能耽误她中午享用楼下的沙拉。对方律师终于点头应允，随后一笑，“我们都知道阿材是个好孩子。他过去一直按时交房租。我们一会去找赛思设置一个还款日程。他只要按时还款就可以了。”房东也往前坐了坐，脸上堆满笑容，她显然很满意这个结果。“哈，是的。只要阿材认真交房租，我们还是好朋友。对了，之前你们是不是要我提供一个证明，我当然愿意提供。他真的是一个好房客，我舍不得他。”随后她又是一阵大笑，并且把名片递给了我们。“如果又什么需要，随时给我发邮件，我一定会准时回复。”而我，则在法庭外，默默登录医院门户，打开了自己的医疗账单，想再确认一下那个数额，以及，我的法律援助律师有没有回消息。出于羞耻，我不敢让我的导师知道，我欠了这么多钱。但我曾经试探性地问过他，之前租户们欠了钱，直接跑出国会怎么样？他说，不会怎样，起诉是很难的。我再一次和阿材产生了那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们生活在巨大的社会齿轮里，但因为一场疾病，或者其他什么，我们随时可能失去我们可能拥有的一切。最终，赛思法官裁定，驱逐审判将被安排在三周后。如果在三周里，阿材可以按期缴纳房租，那么他的驱逐案件将被撤销。几天后，阿材给我打了电话，房东给他的房子涨了价，从月租400美元变到了500。但我们劝他不要起诉，虽然房东的行为违背了租户法，但如果起诉她，则可能面临驱逐。![]()
教会收到了房东的信，却并没有给他援助。但阿材依靠自己打工赚来的钱，如约交了房租，房东也撤销了指控。所有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个男孩终于不用被驱逐了，也不用走上街头，成为没资格获得落脚处的流浪汉。那如同滚雪球一般的贫困命运，终于在这一刻，被我们阻止了。三个月后，我匹配到了法律援助律师，在他的帮助下，我和医院达成了和解协议，由保险公司承担我的手术费用。提前扣付的款项也都返还到了我的账户。我的导师始终不知道整件事情，就像他始终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能一直留在美国工作。尽管在找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他帮我逐字地修改了简历和求职信，希望它看起来能像英语母语者一样流畅。六个月后，我决定离开小镇，我又去看了一眼阿材。他和迈克请我吃了一顿烤肉。他说，他现在工作很顺利，准备换一个新房，大概550美元一个月。他说，“浴室里多个喷头，可能算是一个高级的贫民窟浴室。主要是，我现在的房东要涨价到600美元了。贫民窟我都快住不起了。”我忍不住想，如果贫困具有”滚雪球效应“，那么把日子过好这种事，也能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呢？今天的阿材家里多了个淋浴喷头，下个月或许就添了沙发，直至他拥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家。我衷心希望这一切早日到来，而且我很确信一件事，阿材的”雪球“会往反方向转动，绝不是因为他向教会和房东证明了自己不是懒汉，而是他本来就一直在追求美好生活。追求的路上，这个年轻人只是需要别人多给一点点的时间，和一次机会而已。![]()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一句话，幸福的人生千篇一律，不幸者则各有各的痛苦。就像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无法马上理解，为什么这个19岁的少年，面对如此窘境，都不去大街上随便找个工作？直到听路可退讲完这个故事，我才看到了更多的原因。那是特殊的年份，大家都不爱聚集，餐厅倒闭的倒闭，更何况说招人。而阿材无父无母，出门找工作被人吐一脸骨头，对找工作害怕难受了，也没个人能聊聊。路可退还告诉我，接下阿材的案子两个月前，他生活的小镇，有四十多个租户被赶走，当时零下20多度。我问路可退，这些人当中有多少被质疑过不努力？又会不会有像阿材这样的年轻人？路可退说他不知道，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收到这群人的消息。但如果有机会，他还是愿意理解他们的痛处，为想要过好生活的人，提供法律意义上的援助。他始终记得一部电影里的情节：醉汉倒在了扶梯上，后面着急上班的人们，都是一个箭步就从他的身体上跨过去，没有人停下脚步。路可退想做的是，蹲下来，拉这个人一把，告诉他明天会好的。他时常觉得，自己也可能成为那个倒下的人，拽住那个倒下的人，也许就是拽住他自己。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赵岛泥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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