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故事的讲述者有点特殊，她一度被人称为“女超人”。
她伪装成卧底，骗过了美国记者；
自学医学知识，得出结论和协和专家一样；
偶尔还当谈判专家，张口就能跟人要来二十万。
她叫纪良安，是一名福利院的儿童康复师，15年来，她帮助过100多位孤儿找到新家。以上这些技能，都是她为了救助孩子学习的。
她却说，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是从孩子身上学到的——
今天故事中讲述的，就是纪良安从一个5岁女孩身上，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何爱自己”。
第一次走进福利院，我就看见那个小女孩了。
大概五岁模样，梳着两个马尾，她坐在一匹摇摇木马上，旁边大人搭话，她也不看对方，自己玩自己的。
有个小朋友跑过来，要坐她后面一起摇木马。她抖动肩膀，想甩掉身后的小朋友，无果后一个人跑掉了。她很漂亮，脸上有种“忧郁的美”，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似曾相识。
我望着她跑掉的背影，这时一个小男孩走过来，扑腾跳到我腿上，笑着要我抱。
我吓坏了。
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孩子的热情，其实是一种表演。
好像写字楼里的打工人，面对老板和客户露出热情笑脸。他们多数都是弃婴，因为有先天疾病，所以被父母抛弃。福利院不光要负责他们吃住，还要承担药物和手术费用，这些钱，主要靠爱心人士捐赠。
于是福利院里，经常会出现一种场景：许多献爱心的来访者，开车载着玩具和零食，像参观动物园一样到这里看孩子，他们和孩子的相处也无非是以“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呀”开篇，一起玩游戏。
孩子们已经习惯热情地去回应，就像应对职场一样，在过早的年龄就成为了“圆滑”的人。
这种热情，不会让他们获得比别的孩子更多的东西，如果要说一定有什么，那可能就是换来一个抱抱。
不知道为什么，福利院的孩子特别渴望拥抱。
即使是8、9岁的孩子，也想让大人抱抱他们。但是能拥抱他们的人极为有限。保育阿姨要干活，抱不了；老师是来上课的，抱不了；能抱他们的，就只有志愿者，还有那些参观拜访的人。
但也有“另一些孩子”，不能坦然地“被参观”，他们会躲，会逃，会以沉默抗议。
那个坐在摇摇木马上的孤独小女孩，就是这种孩子的代表。
我跟她一样，好像也是“另一些孩子”。
每当有很多来访者，我就试图成为隐身人，躲在楼梯后的台阶上，不想被任何人发现。因为我既不是这里的正职工作人员，也不是来送礼的爱心人士，我是一个被精神科医生要求，来孤儿院治病的创伤后遗症患者。
我往返这里几次，随身戴着耳机，听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听那老男人唱着：“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
2008年，春熙儿童福利院，我初来乍到，不知道会不会拥抱谁，又能否获得谁的拥抱。
来孤儿院的前一年，精神科的医生给了我一纸诊断：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这一年我19岁，休学，每天躲在房间里，不敢拉开窗帘，听到声响，我就把被子蒙上。戴着耳机杜绝外面的声音，但哪怕是切歌的一瞬间，我都不受控制地被吓个颤抖。我每天只吃一点，啃个馒头就行。
有位家里熟悉的姐姐，在北京一家医院精神科实习，建议我爸妈别逼我吃饭，也别逼我说话。后来我在卧室门口捡到一张纸条，是妈妈，说不打扰我，饭在门口，我想吃就吃。但不吃的次数多了，她还是送进门。
封闭一年，我发现自己说不了话了，张开嘴巴，只能发出一点声音，就像半聋哑人，断断续续，无法完整讲清楚。大夫认为与生理无关，纯粹由心理创伤导致。
到这一步，我的精神状况已然让父母恐慌，只要有出路，他们都愿意尝试。
医生姐姐让我换个环境，于是我搬到北京和她住在一起。她没有要求我说话，也没有提心理治疗，只是有天，她带我去一个心理学讲座，说是在一个“只有小朋友”的地方。
抵达时，我看见两排白楼，操场上摆着滑梯、秋千、各种玩具，原来是一家儿童福利院。
这里就是医生姐姐的“治疗方案”。
她觉得比起心理治疗，在那个阶段我最需要的是对外界发生兴趣。我的发小，在福利院生活过一年，却从不谈论那里的生活，这个发小的死，正是我患病的原因之一。
医生姐姐觉得，走进发小过去的人生，走进一家孤儿院，也许能重新打开我的人生。
我就此成为福利院一个张口无言的“志愿者”，帮助保育员阿姨照顾孩子。
在福利院的洗衣房后面，有个通往二层的楼梯，二层都是重症的孩子，一般不让人上去，所以楼梯间很少有人经过。一有很多人的时候我就去那里待着，戴着耳机，坐上楼梯，等人们献完爱心，我再偷偷出去。
有一天，我照常躲在楼梯后面，拐角处突然露出一个小脑袋。光线昏暗，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但我知道，这就是刚来那天我看见的女孩。因为无视来访者的搭话，她成了福利院里的异类，她也躲在了这里。
保育员阿姨告诉过我，她叫依晨。
我看着依晨，像犯错的孩子一样等待她说话。但她没有说话，也没有离开。就在我点亮手机屏幕，想要调整亮度时，依晨突然坐在我身旁，盯着我的眼睛。
黑暗里，她的眼睛明亮，好像会说话。
她不打算征求我的同意，也不打算和我说什么，我们像两个来自外星的生物，偶然降临在地球，没有彼此的沟通方式，却意外相遇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一个月，一有来访者，我们就躲在这里，谁也不说话。
渐渐地，依晨开始跟着我。不光有来访者坐在我身旁，平时也跟在我身后，拽着我的裙子。我上厕所时她就在厕所门口蹲着，在地上瞎画着什么，等我出来继续跟着，就像袋鼠妈妈和宝宝一样形影不离。
同时我开始心理治疗。一个月后，我能发出声音了，但还是不愿意说话，能不说就不说，成年人一问我在哪上班我就紧张。我这个病人，还是适合跟小孩子一起玩。
我和依晨在沉默中相处了半年。直到有一回，依晨在院子里开着一辆玩具小车，不停绕着操场，玩得满头汗，我坐在操场旁边，每次她开到我这边，都会朝我招手示意。大概玩了半小时，我突然察觉到异常。
依晨的呼吸变得非常急促，好像马上要窒息一样。
我拿起她的水瓶，冲到小车前，示意她停下，一句话从喉咙里跳出来：“喝点水。”
依晨接过水瓶，在急促喘息中发出一声回应：“嗯”。
或许那只是依晨在喘息中的一次顺口搭音，但我牢牢记得，这是我与她之间第一次语言接触。也就是因为这次接触，将我与她的关系拉回到现实。
可能我也受过伤，我总是能觉察出受伤的人。在我的观察里，这个福利院里像依晨这样一个人孤独玩耍的，不和人打交道的，多少心理有挫折，而且90%都是内脏病，身体残疾的不多。
保育阿姨的说法证明我的观察没错。依晨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右肺叶畸形，食道气管瘘，经常有呼吸困难的症状。到福利院前，她已经动过好几次手术，但健康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自那以后，我开始主动留意依晨的动静，特别是她的呼吸。
看见她的胸口起伏，我心里瞬间敲响警钟，总想让她在固定的地方玩，不要跑动。她到哪，我就跟到哪。
大概一年后，有天我走进福利院，一个小男孩喊：“依晨姐姐来了！”
我听到一愣，也没反驳。福利院的孩子们，比我更早留意依晨与我之间的亲密。
“依晨姐姐”渐渐成为所有福利院孩子对我的称呼。
后来跟在我身后的孩子越来越多，一个扯着一个的衣服，跟在依晨身后，这些孩子都是不愿意热情配合拜访者的。当时我还以为，依晨跟我的亲近是自然的。
第一次发现依晨的小心思，是在福利院的充气游泳池旁边。
因为肺部疾病，依晨身上随时要插着一个引流管，导出脓液。这根管子不能碰水，她自然也不能游泳。
为照顾依晨的情绪，保育员阿姨给她的引流袋外面套了一个包包，不让引流袋暴露在外面。
当时其他小朋友在游泳，依晨在泳池边玩水，有一个小朋友把水溅到她身上，弄湿引流袋的包包，依晨一把推开小朋友，坐在离泳池一米远干燥的地上，用袖子仔细擦拭包包，边擦边四处观望。
我以为她要找我帮忙，跑过去，可是她偷瞄我两眼，朝厕所的方向逃了。
我追到厕所门口，依晨在里面，正踩着小板凳，试图锁上厕所门。
从门缝里，我瞥见她恐慌的眼神。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她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我刚要说话，听见她几乎哭着向我解释：“别人推我，才搞湿包包的！我能照顾自己。”
我很诧异，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解释，我从来没有因为她做不好什么事指责她。
她拒绝让我帮忙擦干包包，还扯了很多卫生纸，扯了四五摞叠得很整齐，一个口袋放一摞。她踩着小板凳，对着镜子，拿卫生纸擦包包，嘴里还嘟囔着：“没关系的，就是太调皮了，弄湿而已嘛！”
我被她“小大人”的口吻逗乐了。
后来我发现，依晨总是要向我证明“她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
为了让孩子们认识正常的家庭生活，福利院改造出一间全木质的模拟厨房。
刚一建好，依晨就带着几个孩子拉着我过去，说要给我做饭。于是我向主管申请陪他们做饭，这里刀是真的，水是真的，就连灶台里的火都是真的，不过为安全只能开到最小。
依晨指挥三四个小朋友洗菜、切菜，而她吃力地移动着大锅，哐当一声放在灶台上。
我要帮她的时候，她一只手挡在我面前，大声说：“我会！”她小心地拧开火，拿起油壶时迟疑几秒，望向我，想确认倒多少。我帮她倒了油，她立刻推开我，指着旁边的桌椅说：“你坐那里等我。”
火非常小，半天也没有反应。
依晨皱着眉头疑惑了几秒，转瞬好像又确定“就是这样”，指挥小朋友切蒜。过了一阵火上来了，她把切好的蒜倒进锅里，再放菜，吃力地翻炒着，不时回头看我，想确认是不是这样，随后继续翻炒，最后放盐。
我尝过之后很意外，熟了，咸淡也正好，给她竖起一个大拇指，问她，“谁教你的呀？”
她傲娇地撅起嘴、插着腰，得意洋洋地说，“我很聪明的。”
后来，有个生病的孩子吐了我一身，我去洗衣房时，碰到了那里的阿姨。
在我处理衣服上的污渍时，洗衣房阿姨和我唠嗑，说依晨经常来她这里，学习使用洗衣机，来四五次了，还对阿姨说：“你告诉我姐姐，我什么都会了，我很会照顾自己的。”
原来很久以前，依晨就偷听到我和保育员阿姨的对话。阿姨和我谈起收养依晨，我当时的回应是：“我怕没有能力承担她这样的孩子。”毕竟那时我才20岁，自己都有大问题，顾不上以后。
于是依晨背着我，偷偷问阿姨：“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做什么？”
阿姨告诉她，需要给孩子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
五岁的依晨觉得，只要自己会做饭、洗衣服，有能力照顾自己，就不会给我带来负担，我就能收养她，给她一个家。
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直白，也令我感到心酸。
福利院里多数孩子，都是几个月大，甚至出生当天就到这里。他们对亲生父母没有印象，不清楚拥有一个家是什么滋味，保育员阿姨就是他们的妈妈。唯独依晨，她有自己的家，却被妈妈丢在这里。
依晨是一个弃婴。她的妈妈，就是把她捡回家的养母杨姨。
杨姨当年报警后，就动了把孩子接来照顾的心思，但是一检查，发现孩子浑身是病，养不起。
最后她成了依晨的寄养家庭妈妈。
福利院为让孩子适应正常社会，会将他们送到周边的家庭生活，这样的家庭就被称为寄养家庭。家庭负责孩子的起居，户口和责任方仍然是福利院，医疗费用也由福利院承担。
杨姨以为这是最圆满的方案，但她还是低估了依晨的病，福利院给的钱远远不能支付医疗支出，杨姨卖掉房子陪依晨去医院，却对依晨肺部的致命病症没有办法，当时依晨睡个觉，都有可能因为呼吸困难而窒息。
最终，依晨肺部大出血。恶性囊肿已经严重侵蚀她的肺功能，医生让杨姨把依晨送到北京治疗。
在火车上，五岁的依晨蜷缩在杨姨怀里。她的户口被转移到北京的福利院，不再需要杨姨这个寄养家庭了。这意味着，这个妈妈即将退出她的生命。
在北京的手术很成功，病房里杨姨和依晨说：“今天就看望到这里吧。”
依晨好像预感到什么。她向来不哭不闹，那天却哭得声嘶力竭，哭喊着“妈妈，妈妈……”
杨姨难过也疑惑，“一个刚做完大型手术的五岁孩子，是哪里来的力量，可以喊那么大声、喊那么久？”
杨姨常常觉得自己是罪人，和当年抛弃依晨的亲生父母一样。但她又说，自己不在乎孩子恨她，只要依晨能活着。她不停讨好、“贿赂”新福利院的保育员阿姨，给她们买东西，想让她们对依晨好一点。
五岁的依晨不能理解这些。
对她来说，就是妈妈不要自己了。老师和依晨解释过，妈妈将她留在这里，是为给她治病。
依晨陷入沉默、往后不跟任何人说话，也不配合来看望的爱心人士。
我猜依晨对大人失望极了。
有次我在福利院的楼梯间里，戴上耳机，循环播放韩红的《天亮了》。依晨也想听。我没让，因为歌词正在唱：“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依晨见我不给也没说什么，反正她从小被禁止各种行为，不能吃冰的，不能洗热水澡，不能碰水。“不能”对她来说很正常。不让她听，她就继续坐在我身边。
我一度觉得和她互相陪着也挺好，可是现在依晨并不满足福利院中的陪伴，她想让我收养她，带她回家。
如果我拒绝她，她还会像楼梯间里那样，觉得不能就算了吗？
我不忍心去想。当保育阿姨告诉我，依晨一遍遍学习洗衣、做饭的步骤时，我的心里好像点燃了一缕火苗。
即使艰难，我也想努力试试，万一能实现愿望呢。
我来到医生姐姐的诊室，开始做心理治疗，直面自己的创伤后遗症。
第一步就是倾诉我对发小死亡的感受、情绪，这个阶段每周三次，持续一个月。
我多次在心理治疗室里哭泣、崩溃，但还勉强能坚持下。
到了下一个阶段，真正的挑战来临了。医生姐姐要我讲述发小非常规死亡的整个过程，从她回国那天开始，直到现在。我的思绪飘回到那一天，还没开始说话，脑袋就剧烈疼痛，整个人好像都被撕裂着。
我坐在诊室的地板上，抱着自己，慢慢讲出第一句：“她回国那天，我从她的包里翻出癌症诊断通知书，一封中国的，一封荷兰的……”刚说出这句，就像被雷劈了，“她想让我陪她到荷兰，她不想继续治疗，不想这样活着。她想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她想让我签字……”
我说一句缓一会儿，身体不断往后退，最后我靠着墙角，一边说一边拿脑袋撞暖气，医生姐姐没让我停下。
第一次陈述以失败告终，我当即收拾行李，回老家，再也不愿经历这样的痛苦了。
飞驰的火车上，我收到医生姐姐的信息：“你可以终止，但是以后再遇到相似的事情，你还和今天一样，依晨那么严重的疾病，如果她以后病重或生命遇到危险，你还是要面临同样的命运。”
我没有回复，但她的话确实刺痛了我。
回到老家的时候，姥姥每天爬六层楼来看我，有一天她摔倒了，我听到声音，打开门缝偷偷看她怎么样了，我突然发现姥姥苍老很多，妈妈的头发也白了好多，但我仍然狠心关上了门。
我爬进被子，抱着枕头，敲打自己的脑袋问：“你是不是只能这样？你是不是宁可死也无法面对过去？”
想了想，好像也没到那个份上，于是给医生姐姐回信息，“我会回去。”
等我再次走进她的办公室，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大概要复述多少遍，我会好一点？
她说：“大概五十次。”
我说好。心里更像是在说，我应战。
我在出租屋的墙上贴了一张纸，每复述一遍，就画一个“正”字的一行，常常出现幻觉，墙上已经出现十个“正”。就这样，我每周都去医生姐姐那里做心理治疗，熬不下去的时候就去看依晨。
后来保育员阿姨都说，是我救了依晨，没有我，她可能一直沉默下去。
可是我心里知道，是依晨救了我，没有她，我坚持不住50次治疗。
其实不止50次，医生姐姐的病历记录一共63次。最后一次，我去德胜门的精神鉴定中心做诊断，认定已康复时，医生姐姐恭喜我。
我苦笑，那都是一次次情绪崩溃换来的。
我的心理疾病有所好转，依晨也需要面对自己的病了，她要进行一次大手术，为最后摘除肺叶做准备。
开胸是大手术，可她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我记得依晨出院时是春节前一天。医生和保育阿姨都替依晨高兴，她可以回去过年。可是依晨死活不愿意走，阿姨怎么说都不听，坐在靠墙的板凳上，拽着暖气管，就是不走。
我进了病房，听她含糊着说了半天才明白，她觉得回去以后“就没有人和我玩了。”
在医院里，医生、护士、阿姨和我都会每天关注着她，但是回到福利院，只剩下我，其他人不会再这样关注她了，所以才不想走。于是我跟依晨谈判，如果她出院，我就向福利院领导申请，带她回家住几天。
后来我也没食言，带她回家住了一天。依晨特别高兴，到了晚上舍不得睡觉，怕这一天很快过去。
我很早就睡着了，她一个人自己说话，说着说着睡着了。
那时我其实开始准备面试了，想要给她一个家，我至少还得有一份正式工作。
休学前，我读过一年的汉语言文学，也在学校附近一家报社实习，当记者，跑社会新闻。这回，我又向一家报社投出简历，做医疗类的记者，专攻妇幼保健方向。
那时候，我已经陪依晨做过一次大型手术，面试官发现我懂的医疗知识不少，尤其了解心血管疾病，我还说了福利院的事，说那里有很多患先天疾病的孩子，我想帮助他们。
面试顺利通过。我拿着每月三千的薪酬，开始医院，福利院、出租屋三点一线的北漂生活。
因为工作，我不得不搬到城里和四五个人合租，即使这样还是得靠我妈帮我交房租，而我除了日常开销，还要每个月助养依晨的几百块。再去福利院，每趟往返至少需要五个小时，也不能每天去了。
那时候，我心里除了想要领养依晨，其余什么杂念都没有，将近两三年期间，我奔波于福利院和各大医院之间，此外几乎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北京的繁华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一回奶奶要来北京旅游，问我该怎样安排行程、有什么好玩的。我什么都回答不上来。
奶奶诧异地说：“你真的在北京生活吗？”
后来网上有人说，别随便问我对一个城市的感受，因为我18岁呆在了这里，所以我向你讲述的，不只是这个城市，也是在讲我的18岁。
我那时没告诉奶奶，我的北京，不是繁华的夜景，而是一个叫依晨的女孩。
我越是努力，却越在依晨的病面前感到无力。
她右肺叶畸形，不断长出葡萄藤般的囊肿，一次手术摘掉，过一段日子又长出来。每次开胸、缝合都造成永久性伤疤，七八岁的年纪，胸口的刀伤密密麻麻，就像被火烧过一样。
更可怕的是，依晨是RH阴性血，也就是俗称的熊猫血。
这意味着她只能计划性手术，突发性手术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凑血，很有可能死于失血而供应不上。
我想要借助记者这份工作，更了解依晨的病情。于是问协和医生，想要系统学医，该读什么书？
医生让我先读人体解剖学教材，“你得先把人体的构造了解清楚。”
学得越多，我越害怕。教材里的字眼，好像就是在告诉我，依晨的病根本无法治愈。我哄自己说，这些教材都是过时的，肯定有更先进的技术。我抓着采访的机会追问医生，依晨能否根治？
他们都说，如果留着畸形肺叶，就会像过去那样，长出葡萄藤般的囊肿，每隔一阵就要开胸手术。所以想要根治，就必须切除整片肺叶，但这样一来，就会损失四分之一的肺功能，结果是必须终生护理，一激动，心脏就会受影响。
说白了，这病不致命，但是也不让她好好活着。
当连续四、五个专家都给我同样的答复时，我感到一阵绝望。心里打起退堂鼓，甚至有点同情抛弃她的亲生父母。
我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生了一个这样的孩子，你是不是誓死也不会放弃她？
直到依晨九岁那年，进行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手术，我终于直面了这中间疾病的恐怖。
这次的手术是福利院的院长，和民政局领导一起拍板决定的，就和协和专家说的一样，切除整片畸形肺叶。
虽然给依晨做手术的医生，是积水潭医院的专家，但我依然很担心。这台手术有一点偏差，就可能牵连到其他健康的肺叶，最可怕的情况是，整个肺的功能都停止。
我答应依晨，如果手术成功，就送给她一只小兔子玩偶。
手术计划八个小时，实际进行了十二个小时，医生推着一辆深红色的手术车出来了。
我眼前发黑，再看，原来是白色床单有80%的面积已被血染红。医生说依晨大出血，止不住，得进ICU了。那一年我24岁，人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血，说不上是害怕还是心疼，坐在ICU门口的地上，全身发抖。
我每天坐在医院的长凳上，抱着小兔子玩偶，等一个结果。
我去找主刀医生，想问是生是死。
医生说：“我只能说一个成年人失血到这个地步，很难活下去。止不住血，也不会太久，就这几天了。”
那天晚上，我守在ICU门口一夜，护士都不忍心赶我走。直到天亮我站起身，感觉自己能做的一切都做了，没啥可干的了，哭着回家，躺在床上睡着。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医院打来电话，奇迹，依晨的血突然住了。
依晨连在ICU住了25天，从认识她以来，我们还没有这么久不见。转到普通病房那天，我站在门口朝她病床望去，她躺在床上，还没醒，身上插着许多管子，我走进屋，把小兔子玩偶摆在她枕边。
康复期间，护士让我带着她走廊里走路。她身上吊着两个引流管，走路很吃力，像老太太一样。我低头系鞋带，她就偷偷地靠在我的腿上，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我。
我抱着她说：“我知道你很累，你没有力气，可是你躺着，就永远都没有力气，只有不停地走路才能有力气，才能出院。等你出院了，我申请带你回家住几天，好不好？”
依晨狠狠地点了点头，从此再也没有偷懒过，只是在吸痰时，要被一根管子从嘴里下到肺里，依晨才会张牙舞爪地试图抗议。后来医院会找四个人摁住她的四肢，把管子塞进去吸痰。
有一回，她吸痰的时候被呛住，管子拔出来，她呕出血。
她在医院住了4个月才能走。
就在陪依晨康复的期间，我决定放弃收养她。
她损失了太多肺功能了，余生都要悉心护理；因为常年手术、吃药，她其他脏腑的损伤也需要修复；还有，她先天疾病的原因导致发育迟缓、没有接受正常的教育——这都不是我可以支付的。
其实早在我读医学教材时，就隐隐感觉到这一点了，后来问专家，也渐渐明白，20岁出头的我，别说照顾她一辈子，哪怕就是最近几年，都可能做不到，还害了她。
我一直宁愿骗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她已经是被两次遗弃”的孩子了，我觉得我不能离开。
直到这回住院，堆成山的单据、病例、药物，当这些证据赤裸裸摆在面前时，我没法再骗自己了。
离开医院的瞬间，我不知道她另外的两个妈妈当年在同样的场景下，心里是否会有和我一样的念头——依晨的痛苦应该到此为止。
而我唯一能做得和她们不一样的，或许就是做好准备，让这场离别发生时，依晨不会那么难受。
我开始“策划”和她一点点地拉开距离，让她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也能好好地活下去。
我减少去福利院的次数，以前一周三次，降低到一个月去一次。
之所以有“依晨姐姐”的名号，是因为过去我一到福利院，注意力就都放在依晨身上。
现在，我刻意将注意力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小朋友身上，为了不让依晨感受到被忽视，我让她成为我的帮手。
此时依晨已经8岁，是福利院里最大的孩子。我告诉她，你是姐姐，要帮助阿姨照顾弟弟妹妹。
于是依晨开始学着我的样子，和她同屋的是一个3岁的残疾小男孩，没有下肢，每当依晨喝水时，都会给他打一杯水。起床后，依晨主动给小男孩穿衣服。
保育阿姨看见，夸赞她好棒，依晨都会不以为然地说：“我已经是大人了！”
当依晨的注意力，放在照顾其他孩子身上时，也就没有那么粘我了。
这还只是第一步， 我教依晨恢复语言能力，以此为由，每次有新的志愿者或参观的人，我都会让依晨去自我介绍。
一开始依晨还是胆怯和抗拒，但为了练习自己的语言能力，她会牵着我过去。等她和别人熟络了之后，我就会悄悄离开。
慢慢地，这已经成了习惯，依晨已经不需要拽着我去认识陌生人，她自己也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最后一年里，我教会依晨一些生活技能，比如注意防火、防电，灶台不能一下拧到最大，微波炉里不能放金属制品。还教她一些安全法则，比如不能让别人触碰私处、怎样报警、遇到陌生人强行拽她，就要大喊大叫。
看着依晨越来越懂事成熟，我试着跟她聊起一件事：当年她是不是被“遗弃”了。
我给她解释，爸爸妈妈当初把她留在福利院的用意。每次依晨不舒服，我就对她从肺里有个小病毒说起，最后讲到杨姨为依晨看病，不得不将她留在这里。
看到当时我们拍的照片，她都会指着杨姨夫妻俩叫“爸爸妈妈”。
这样做，是为有一天我和她告别时，她能明白我的苦衷。杨姨被迫放弃她时，依晨的情绪低沉了好一阵，后来杨姨来看她，她都故意躲着杨姨，好像那不是妈妈，而是陌生的访客。
我不怕她埋怨我，我是怕她觉得任何人都不会为她停留，她不值得被爱。
在依晨毫无察觉中，我完成了我与她之间的情感切割。
院方一直将依晨的成长日记发到我的邮箱。不在福利院的日子里，这是我唯一得知依晨消息的途径。
我逼迫自己删除电子邮箱软件，还把我俩的合照锁进箱子里，包了两层报纸，最后用胶带纸封得死死的，堆在床底下。
我告诉照顾依晨的保育员阿姨，最近要经常出差，可能不常来了。
阿姨为我开心，她知道我的过去，看到我走向正常生活，她眼睛湿润，拉着我的手说，“真好！依晨你放心吧，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
阿姨给我打过几个电话，我都没有当即接听。我害怕听到依晨的声音，回到家才给阿姨回过去，起初还演练几句开场，洋装和阿姨闲聊，开篇大概都是“阿姨你最近还好吧？孩子们都还好吧？”
依晨也和我通话过两次，她从来不问“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只是时不时喊“姐姐”。
她从不提出任何要求，只想听听我的声音。
每次通完电话，我都对自己说：“你是对的，留下她就是害她。”越强调，哭得越严重。我就幻想中彩票，或者嫁给一个富翁老头，这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
为说服自己，我必须不断数落自己，“依晨需要护理、药物，需要良好的教育和生活，你有资金吗？依晨需要陪伴，治疗她在童年时失去母亲的心理创伤，你有时间吗？你的生活一塌糊涂，不要再用一文不值的爱去占有一个孩子的未来。一句话，你不行。”
我重新联络朋友，频繁见面。大家谈论的话题无非是工资低，压力大，老板真不是人，我假装对此很感兴趣。唯有在影院里，我能稍放下戒备，看到动情的地方，和朋友在黑暗的影厅里名正言顺的哭出来。
记得和朋友聊天，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哪一刻你觉得自己长大了？
我想，或许就是这半年里学会放手的每一刻。
就在我感觉做好准备，割断与依晨之间的情感，卸下“依晨姐姐”的名号的时候。福利院的电话来了。
电话那边是和我相熟的保育员，她说，愿意收养依晨的父母终于出现了。但这对父母要带依晨去的地方，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去，也再没机会见到依晨。
保育员阿姨们有个习惯，就是默认把所有国外来收养小孩的家庭，都叫做“美国家庭。”
她们开玩笑地说，依晨以后去了那，吃不到中国饭了。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
在福利院，一个孩子被领走，过程至少需要一年。
期间有专人对收养者进行审核，包括家庭资产、健康状况、犯罪前科，尤其是否虐待过儿童。如果是男性收养女孩，那么两者年龄必须差距四十周岁以上，这些条件只要有一项不符合，就不能让孩子被领走。
可是这些审核信息会被严格保密，我连依晨被送到哪里去，送到谁身边都不知道。
我实在不放心，偷偷潜进福利院领导的办公室，在文件柜里，发现一份收养资料。收养人信息是密封的，打不开，我只能看见文件袋上写着：美国，波士顿。
我当即脑海中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要亲自去一趟？
虽然之前想过放手，但我也知道中国和外国的家庭情况不一样，我怕依晨无法适应。
也查询到一份调查报告，里面说，有个别领养家庭，对孩子有性侵或者猥亵的事件。那份报告里还写着，很多成年后的中国孤儿，都想回到中国寻亲，因为他们无法彻底融入领养家庭。
这让我更确定了去美国的念头。如果我提前去那里了解她将来的成长环境，回来以后，帮她做一些铺垫和学习，她真去了也能过度得比较好。
这可能也是我最后能为她做的事儿了。
从那以后，记者的工作就让我失去热情。更何况我也不知道这一趟需要去多久，于是辞职了。
我查询美国签证的条件，需要一定数量的存款，还有半年内的流水。当时我的月薪只有三千，显然不符合。我回到老家，借口去美国读一个课程。
爸妈将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还让我挂靠在我爸的公司，每月领工资，用来制作流水。等我回到国内，房子和钱一分不差地还给他们。
他们已经够为我操心了，为孩子做的这些，是我的选择，我不能让父母买单。
早几年，我谈过一个男朋友，我俩都是福利院的志愿者。
他叫阿尔伯特，后来他回美国，我们也就分开。他是我唯一一个认识的美国人，我联络了他，如实将我去美国的动机，包括我办签证的一系列操作全都告诉他。
他愿意提供帮助。
他还说：“我知道你爱这个孩子，但你的行动还是超出我想象。我们是志愿者，但你不是。”
五个月后，我抵达波士顿。
我的包里装着一沓病例，一本英文医学词汇大全，上面和依晨肺病相关的信息，我都标注了出来。
前男友帮我在市中心订了一间短租公寓，到哪里都很方便。他告诉我，房费折合每晚三百人民币。
当时我没出过国，很多年后才搞懂，他应该帮我垫钱了，同样地段的公寓酒店，大概每晚一千人民币。
我最担心依晨的病，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孩子还在长身体，难保不再有病变。
普通人生病，是完整的器官坏掉，但是先天疾病不同，器官压根就不正常，随着年龄增长也将发生变化，等到依晨十七八岁，她就不能再看儿科，那时候如果病变，该怎样治疗呢？
我在心血管研究中心发现了先天成人科，这个科室就是针对先天疾病成年后病变的。我找到护士，问了一些先天疾病的衔接问题，算是得到安心的答案。
本来到这一步，医院的调查就算告终了。
可是我依然在儿童医院待了一个多小时，都说医院能看出百态，我想看看这里的爸妈怎么带孩子看病的。
国内的儿童医院，家长都显得无比焦虑，我做记者的时候亲眼看见，孩子单独进诊室，哪怕只有十分钟，家长也要趴在窗户上偷听，或者通过窗帘的缝隙，朝诊室里窥探。
但是这里的家长，好像都闲适得很。我遇到一对母子。孩子三四岁，玩滑梯，摔了一屁股蹲儿，妈妈就慢悠悠地说：“站起来，这才哪到哪。”原话英文我忘记了，大概意思是，往后人生摔倒的时候，多着呢。
那个孩子本来在哭，听到这话，站起来掸掸土，朝妈妈怀里抱过去了。
在这里，我见过唯一悲伤的家长，是从重症病房冲出来的。
那个妈妈昂首阔步走出重症区，表情坚毅，但走到通道拐角，绷不住了，突然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这时两名护士路过，一个刚要安抚，另一个制止同事。
那个护士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她现在需要一个人，需要脆弱。”
她真的懂孩子出事的家长。我见过很多在医院里为子女嚎哭的人，跟他们说坚强，不过是廉价的安慰，什么作用都起不到，不如让他们安静下，让脆弱和悲伤情绪爆发出来。
依晨往后人生出入医院的次数肯定不少。
如果她来了美国，我不知道她遇到的，能不能是我今天所见的家长和医护。
前男友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大概会知道依晨能碰上什么样的家长。
前男友要带我去的是一家中介机构。
他们负责收集领养人的信息，提交申请，等孤儿抵达这里，再帮他们适应环境。
我想要知道什么人有资格领养依晨、她能过上怎样的生活，就得在这里寻找答案。
临行前，前男友和我商量好，要伪装成记者，以撰写“美国人收养中国孤儿”的专题报道为由，向中介机构提问，让中介机构派一位中文好的业务员接受采访。
中介机构希望更多人领养孤儿，媒体报道恰好切中他们的所需，所以愿意接受采访。反之没有这层遮盖，敏感问题就会显得很突兀，毕竟来咨询的领养家庭，不会问出“美国人为什么喜欢领养孤儿”这种问题的。
这家机构位于波士顿市中心，一座独栋二层小楼，里面大概有五六百平，墙上贴满孤儿和领养家庭的照片。
接待我们的业务员是一个白人男性，四十岁上下，看上去挺和蔼，中文也很流利。
我们坐在一个公共空间类似咖啡座的位置，不时有机构工作人员从身边经过。
我先从没那么敏感的问题问起：“孤儿到了这里，怎样一步步适应环境？”
业务员笑了笑，开始侃侃而谈。
每个被领养的中国孤儿，都由中国老师陪同过来，在美国体检，建立医疗档案。在这期间有双语家庭教师上门，帮助孤儿适应环境，同时评估孩子的认知水平，看看他们需要进什么学校，读几年级合适。
说到这儿，我打断他，追问：“如果孩子有心理创伤该怎么办？会不会遭到歧视？”
他皱了皱眉头说：“肯定也有这种情况，但概率很低。”
业务员说，只要养父母跟老师讲清楚，老师会多照顾一点，也能分配到更合适的班级。但是他并没有说得更详细，所谓老师多照顾一点，让我感觉有点像是场面话。
说到底，这种事不能指着老师，还得看养父母是否负责。
于是我问他，美国的养父母为什么喜欢领养孤儿？
业务员显然没料到这个问题，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点，但还是镇定地说：
“很多人喜欢家里有一群孩子的感觉，以及政府有减免税的政策。”
美国家庭收养孤儿，就能获得一定的减免税，这政策我早有耳闻，虽然听着别扭，可是被领养的儿童身体状况不好，要支付长期的高额医药费，减免税确实能帮助养父母减轻负担。
真正的关键，在于怎样审核这些领养人。
“领养手续需要审核什么？谁负责审核？”当我连续抛出这两个问题，业务员离开了。
我心想，也许是问题比较敏感，需要咨询领导。
没过十分钟，业务员回到咖啡座，脸色严肃。他告诉我，负责审核的人，都是儿童所在国的官方机构，“至于审核流程，”他说，“首先是排除领养人的精神类疾病。”
对暴力和犯罪的审核更加严苛。
调查员一拿到领养申请者的社会资料，就开始从他们的学生阶段排查，找到他们当年的老师、同学，一个个当面拜访，问这个人当年是否有暴力、犯罪的倾向，小学排查完是中学，接着到大学，随后是每一个工作单位的同事、领导、下属，直到现在的朋友和邻居。
整个审核流程为期一年，除了第一遍彻底排查，后续还会有反复抽查的环节。
从小学开始？好家伙，这算是超出我的预料了。
我追问：“有没有审核出来，情况恶劣的呢？”
他重复了之前的话术，“肯定也有这种情况，但概率很低。”
我说：“能举个例子吗？”
他支支吾吾半天说：“有个领养家庭，有他们的亲生孩子，在分遗产的时候，对待领养儿童有点不公平。还有一个领养儿童，可能在家里承担了比较多的家务……”
我差点笑出来，看来是从他嘴里，撬不出什么恶劣的反面典型了。
分遗产、做家务在我看来都是不痛不痒的问题，比起这些孤儿遭受过的疾病、遗弃苦难，算得上什么呢？
其实了解到审核流程有多严苛，还得知调查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时候，我已经被说服了。
采访结束，业务员邀请我参观一圈。他带我走进一间特别大的展示厅，厅里有两排长桌，桌上摆满一个个平板电脑，就好像苹果商店里的展示台一样。每台平板电脑上，都是一个孤儿和领养家庭的展示视频。
我匆匆一瞥，看见一个孩子领养前后两张并列照片，之前是自卑、恐慌，之后是开怀大笑。
但前男友还给我介绍了两个被收养的中国孤儿，两人的生活状况都不错，但也有共同点：他们经常参加义工活动，对亲生父母都有执念，一直做心理治疗。不管过着怎样优渥的生活，他们还是要想念自己的出身。
临走前，我向中介业务员打听，领养家庭多数住在什么样的街区？
他举了五个例子，我记下，一个个看，发现都是庄园式别墅，都有保安，稍微停留，保安就直勾勾盯着我。
第五个街区，是临近街道的别墅，没有保安，我终于可以安静地做一个“窥视者”。
这也算是间接看到，依晨将来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
我找了一个隐蔽的位置，那里有很多树，还有景观石头。
看着这里一栋栋别墅，我突然想起依晨以前的住处。五岁以前，她住在杨姨家。我去过，门口堆满杂物，桌子是折叠的。卧室里有两张床，杨姨和依晨睡大床，杨姨的丈夫睡小床，中间隔着帘子。
家里没有沙发，没有会客的地方，厨房后面有小阳台，大概五平，是依晨能够去到最安全的室外环境了，而我的出租屋只有12平米，用厕所、厨房要排队，还不如杨姨的家。
而现在我的眼前，是一栋三层独栋别墅，院子里有泳池、滑梯，还有一座色彩缤纷的花园。
依晨的前半生，每天都被要求“不能”，永远生活在安全的笼子里。小时候在杨姨家每天都在为下一次手术做着准备，后来在福利院只能在围栏那里遥望外面的世界。在这里，她至少能在户外玩耍了。
天黑了。对面那栋房子的灯开了，我能隐隐地听到家中的一些欢声笑语。我幻想着里面的那个小孩就是依晨，穿着公主裙在花园和小狗嬉戏，好像那些疼痛的往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我前往附近的一个教堂。教堂不算大，里面也有些陈旧，人不多，零散几个人坐在长条椅子上祈祷。墙上有很多精美的手绘壁画，正前方有一尊耶稣雕像，雕像前摆着很多蜡烛。
我坐在离耶稣雕像最近的位置，心里悄悄和他说话，细数我第一天到福利院，直到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心里还说：“我不打算要更多，你给别人的也给她就行。”
我不信教，只是觉得这些年的事太多、太稠密了。
我只是需要一双倾听的耳朵，和一双能够盛住我愿望的手，管他是什么神仙，都可以。
我在波士顿的一个月，每天吃汉堡、三明治这些简餐，出门就坐公交和地铁，心里装着依晨的事，也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座城市。
前男友全程陪同，让我的调查很顺利。除了医院和中介机构，我几乎走遍依晨可能抵达的场所：家庭医生服务所、心理治疗机构、中英文语言机构、游乐园……
走完这些地方，我终于可以放心地从依晨的生命中消失了。
离开那天，前男友送到我机场，我站在天桥上，望着远处的市中心，许下最后一个愿望：
希望这座城市能善待依晨，对她好一些。
离开波士顿，我飞往另一座城市，依照之前的线路调查一番。
最终领养依晨的，还是那对波士顿的老夫妇。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经成年。丈夫在税务局上班，妻子是退休的大学老师，家里两套房子出租，经营着一家酒店。
尽管他们已经通过为期一年的审查，我还是防了一手。
我找机会塞给依晨一张卡片，上面有我的号码，还有美国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电话。
依晨接过卡片，有点蒙，她几乎没有接触过外界，不能理解遇到危险是什么情况，连我教她如何打电话，她都有点似懂非懂。
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送出卡片，更像是一个给自己的安慰剂。
这件事后来成为惯例，每一个离开福利院的孩子，我都会送给他们这张卡片。
我希望他们永远用不到。
保育员阿姨特意给我打电话，她觉得依晨还是应该生活在我的身边，美国父母是不会有我懂她的。可是我清楚，依晨的病只是暂时稳定，发育完全之后，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我和保育员阿姨说：“当年她的确只是有我就够了，可是孩子长大了，爱需要现实来支撑，我想让她更好地活着。”
依晨临走前一天，躲在房间里哭，我以为她害怕，搂着她说：“美国的爸爸妈妈很爱你，你会有自己的房间，有新的小朋友，有属于你自己的玩具。”
她突然不哭了，怔怔地望着我说：“如果我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报你了。”
我抱着她。
那天是我见依晨的最后一面。我在福利院留到很晚，陪她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趁着依晨去洗漱，我想要偷偷走掉，于是眼见她进了洗漱间，小声跟保育员阿姨说，那我走了。
按说依晨应该听不到我的动静，可是就在我走到门口，要换鞋的时候，她突然从洗漱间冲了出来，跑到离我一米远的位置，靠着墙，看着我。
我说，姐姐走了，今天太晚了。
她点点头，不说话。
我穿好鞋，往出走，依晨跟在我身后，我们穿过黑暗的院子。
星光照在摇摇木马上。我说你回去吧，天黑了，阿姨会担心的。依晨没有说话，一直跟着我，也没牵我的手，好像我们的第一次相遇。
她跟着我直到福利院的大门，保安大叔想要拦住她，但是依晨没有踏出门口。她走到自己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停下脚步。
我回过身抱抱她，说回去吧，姐姐回去了。
她紧紧抓住我的衣袖，不说话，死死地抓住。
我说，我真该走了，你也该回去睡觉了。我说着，掰开她的小手。她的力气比我想象得还大。
这时保安大叔拿眼神示意我，意思是你赶紧走吧，我来看着她。
我转过身，大步流星朝外走，不时回头张望。依晨仍然站在那。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听。我提起，在美国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女孩，好像是另一个我。
她一个韩国人，全家定居在美国，大概二十五六，带着一个十岁的黑人男孩做康复治疗。小男孩是她在做国际义工时遇见的，她喜欢小男孩，便游说自己的妈妈收养了他。
我便告诉她我的故事，她听着，眼泪往下掉。
我们彼此留下联系方式，她还让我把依晨的照片发给她，“我碰见，帮你注意她过得好不好。”
我被这个单纯可爱的女生逗乐了。美国这么大，哪有这么容易就能遇见？
我还是把依晨的照片发给了她。
很多年以后，我碰到福利院退休的一位领导，他问我，如果可以知道被收养孩子的下落，你想不想知道？
我没有思考，回答：“不想”。
今天的故事很长，后记我就不多说了，相信看到这里的人，心里对这个故事，都有自己的感触。
我只浅谈一个问题：如果放手会让你爱的人过得更好，你会怎样做？
纪良安在故事里，就陷入了这个实实在在的困境。但她很清晰地意识到一点，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困境。
问题是需要回答的，需要自证，你回答不放手，显得自私，你回答放手，又有点虚伪。
而困境可以被行动解决。
纪良安的行动是，治疗自己的心理疾病、找工作、学医、采访医生。又教会依晨生活技能、如何与别人相处，自己再飞到美国去。她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现实反复捶打的。
适当的时候，放手是更爱，这是一句很理性的道理，人人说对，执行起来却不容易。
我问这篇故事的编辑，故事里的什么，让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好像这种理性行为下的爱，是更有勇气的，甚至是更有价值的。“它能帮人面对分离，也能面对痛苦，能帮人抵御和度过人生中一些负面的东西。”
（文中人物系化名）
编辑：迪恩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16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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