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我从朋友周听绪那里，听到了一种陌生职业。
她说在澳大利亚，有一种“职业妈妈”，工作就是给别人当妈。
她们被列在儿童保护组织的清单里，有孩子要找人领养，机构工作人员就找到她们，再由澳洲政府给她们发薪酬。
与一般保姆不同，“专职妈妈”没有下班时间，更没有休假，被她们领养的孩子，通常都是身心有问题的特殊儿童，比如自闭症、唐氏病儿童，或者被亲生父母虐待的孩子。
绝大多数“职业妈妈”都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只能将孩子抚养长大，眼看着孩子离开，再领养下一个，在这种循环里当一辈子妈。
去年，整个澳洲有将近46000名被领养的孩子，一万个领养家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职业妈妈”。
周听绪在心理医疗团队工作，认识很多这样的“专职妈妈”，其中有一个叫霞姨的，是公认最认真、最负责的妈妈，对孩子的爱无微不至。
三个月前，她被警察逮捕了，理由是：虐待。
直到今天，周听绪仍然记得这个故事。经历过这个事件，她才明白怎样能当一个更好的妈妈。
今年三月，霞姨打电话给我，说自己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了。
罪名是虐待她的女儿奈奈。
我在话筒里能清晰听到警察呼机的声音，挂断前一刻，霞姨还在拜托我去她家照顾女儿。
我对霞姨被捕的事实难以置信，她在我的印象中，明明是最负责的妈妈，几乎没有之一。
移居澳洲以后，我发现这里有一种职业，就是给人当妈妈。而且要当就当一辈子。
霞姨就是这样的职业妈妈，六十二岁，像是国内南方来的大妈，说话半中半英，一辈子没结婚，没读大学。她的工作就是在儿童保护机构的收养系统当养母，把残疾儿童接到家里照顾，靠政府津贴维持生计。
而澳洲政府不仅为这些孩子找妈妈，还配备了我们这种心理治疗团队，让孩子在相对健康的环境里成长。
从前年开始，我就频繁到霞姨家里去，她领养的第二个孩子奈奈，就是我的客户。
见到霞姨的第一面，是前年初夏，在咖啡店，当时雨很大，玻璃噼里啪啦地响。霞姨裹着满身水汽，瘦瘦的身子穿一件粉色半旧格子衬衣，背着巨大的黑色妈咪包，说自己就是奈奈的养母。
她说话的时候不露微笑，显得精神又严肃。
我尝试拉近一下关系，于是说：“我以前有一样的包，这个包挺好，里面格子特别多，能放好多东西，其实带孩子挺不容易，我自己就有三个孩子，有时候也挺难管的。”
刚说到孩子难管教这儿，霞姨突然激动了，抢过话要来教我咋办。
“我告诉你，小孩子你就不能惯着，有时候该凶就凶。首先家里每天要有严格的时间表……”
教育我一通，这位家教显然严格的妈妈，才终于开始讲自己小孩身上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
她的女儿奈奈是先天性唐氏综合症和自闭症患者，生理年龄二十二岁，但大脑发育相当于两岁幼儿。她照顾奈奈，就相当于养育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近年奈奈开始自残，喜欢拿脑袋撞墙，啃噬平板电脑。
最严重的还是攻击行为。看见陌生人，奈奈总是拽头发、揪胳膊，把对方拖到地上扭打。
每当这个时候，只有霞姨可以力挽狂澜，她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自己是如何制止女儿的，显得尤为自豪。
我听着却心里发颤。
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那段时间，因为孩子们，我陷入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我一直很喜欢孩子，生完二胎又意外怀孕，生下第三个孩子。
我本就缺乏睡眠，好容易放下老三，老大又在喊妈妈。放下老三赶过去，老二见了妒忌，也跟着喊妈妈。
“妈妈”两个字，在那段时期失去了一切温暖的意义，更像是定时炸弹。
有一阵子我就算独自在外面，只要听见有小孩在喊“妈妈”，我都背上一紧，头皮发麻地抬起头来望过去。我甚至做过一个梦，警察上门抓我，说我要去坐牢，我高兴得笑出声。
而眼前的霞姨却是那么反常，根据资料显示，她家里可不止奈奈这么一个“问题孩子”。
她成为政府指派的妈妈以来，除了奈奈，家里还收养了两个更大一些的自闭症儿童，每天呆在屋里打游戏，跟隐士一样。其中年龄稍大的那个，居然被她养育到可以独立生活，出门上班了。
霞姨同样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面临的问题比我棘手，但精神状态却是一种出奇的亢奋。
她说到奈奈抓住别人的胳膊时，自己如何大吼，再用瘦小的胳膊拽住将近一米八的女儿。
她身上没有一点疲惫感，显然是一个比我更顽强的妈妈，只是这种顽强，有些过了头。
我们约好了下周家访，解决奈奈的心理问题，只不过我的注意力，不可控制地放在了霞姨身上。
因为工作缘故，我经常要看讲述儿童相关的帖子。
在这些帖子里就有自闭症家庭，不止孩子有问题，妈妈们也好不到哪去。很多妈妈为自闭症孩子放弃工作，花许多时间陪着孩子四处奔波，或者帮孩子练习语言能力，使用正确的玩具，多年看不到一点成果。
最让我难过的，是一个很快就删除的帖子：一个精疲力尽的妈妈，问怎样才能合法地把孩子送走。
我看过一部电影叫《生态箱》，讲的是一对夫妻被困在诡异的社区无法逃离，被迫抚养一个外表像孩子的外星生命，直到累死。这是部科幻片，但是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妈妈来说，简直就是她们的现实写照。
去霞姨那家访的日子很快到了，为应对她女儿的攻击，我做好充足准备，甚至学了几首奈奈喜欢的儿歌。
当天，我带着两名男护工，敲开霞姨家门。
门开的时候，我还是被吓住了。与我同样一米六高的霞姨，身后站着一米八的奈奈，这女孩戴着一具摩托头盔，脸上缠着纱布，双手套上了厚厚的烘培手套，胳膊和腰粗得可怕。
那种巨大的压迫感，让我本能地往后退了半步。和走夜路碰上醉汉不一样，你能感受到对方的敌意去防卫。奈奈的攻击可以是没任何征兆的，上一秒还跟你嘻嘻哈哈，可能下一秒就给你摔在地上。
幸好有霞姨在，她让开门，奈奈紧跟在她身后。
我深呼吸一口气，注意到头盔和手套好像让奈奈很不舒服，但是又好像已经习惯了，她表情木木的。
霞姨对我说，这是防止女儿自残的：戴了头盔，就不怕拿脑袋撞墙，戴着手套就没法抓脸。
我问奈奈这个样子多久了。
霞姨说从十六岁戴到现在，一开始反感，现在已经习惯，“不让戴她还会自己拿呢！”
她看起来很骄傲：“不能一直放任她自残吧？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这样她就没法弄伤自己了。自残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你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她砸东西和打人的问题吧。”
我对霞姨说：“我能理解这都是防止自残的安全措施，但是没有人喜欢长期戴着这些东西，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夏天。何况奈奈应该有感官系统的发育问题，需要强皮肤刺激，戴着这些反而是隔绝皮肤刺激，她会更难受。”
听到我的质疑，霞姨的脸色瞬间变了，没接我的话，直接把奈奈往我这里一推，要奈奈来打招呼。
奈奈朝我扑过来。
我那位治疗师同事，之前就遭遇过这种情况，当时她对霞姨的做法提出质疑，结果在霞姨的引导下，奈奈突然扑过来，拽住她的头发，给她狠狠摔在地上。
我按照同事教给我的方法，抬手握住她的手腕，架住她的动作，接着随口唱了几句儿歌——
“公车上的婴儿哇哇哇，公车上的妈妈们说嘘嘘嘘，
“公车上的爸爸们说，我爱你，我爱你。”
奈奈嘻嘻笑了几声，松开手，一屁股坐在地上，盘腿听我唱歌。
我松了口气。奈奈的举动更像是小孩跑过来跟成年人玩，但是控制不住力量。反倒是霞姨动机非常可疑，推过来奈奈，像是在对我发起挑战。
那意思是，你觉得我不行，那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专业人士，有什么真能耐。
我坐在地上陪奈奈唱了一会儿歌，她很快就对我失去兴趣，跟护工去院子里晒太阳了。
奈奈离开后，我向霞姨表明立场：残障人士受到人身限制，我必须向残障部门汇报。
但为卸下霞姨这种抵触、防备的态度，我轻声向她解释：
我能理解她为了保护奈奈采取这样的措施，报告上，我也会提出来这一点，更会跟她一起想办法，让奈奈不再依赖头盔和手套。这个样子出门，大家都会对她指指点点，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
“如果能够帮助她重建自信，对于降低攻击行为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没有表现得很强硬，也能够体谅霞姨的难处。这让她终于向我坦白想法。
奈奈被霞姨领养的时候，刚刚五岁，病情还没有这样严重。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大脑的复杂程度和体能都飞速成长，自闭症的表现也越来越可怕。目前没有根治自闭症的方法。
儿童保护组织在定期回访时发现奈奈的症状严重，帮助霞姨申请了政府拨款，安排护工和治疗师们上门干预，进行保守治疗。
所谓保守治疗，就是让治疗师教奈奈说话，让我这个行为分析师，改善她的自残和攻击行为。
霞姨想让奈奈说话，但她觉得，奈奈的自残和攻击，自己有一套应对方法，挺有效。
从外面找我这种行为分析师，帮不到什么，还得指责她虐待奈奈。
原来，霞姨是觉得自己能搞定一切，不需要外人插手，刚刚才对我表现出强硬态度。
我没有进一步和霞姨深聊。因为我的客户是奈奈，我最该关心的是这个唐氏加自闭的孩子，而不是教霞姨怎么当妈。可是霞姨真的不需要帮助？
对这个表现过于顽强的妈妈，我很怀疑。
为找到奈奈自残的原因，那半年里，我几乎每周都要到霞姨家。
每回霞姨都在门口迎接我，短发梳得一丝不苟，衣服看不出一道褶皱，似乎随时款待宾客。
直到那天霞姨家门开了。一老太太站在门口，头发像鸟窝一样，黑眼圈贴在苍白的脸上，憔悴得不成样子。
我有点恍惚，差点没认出这是谁。
霞姨说：“不好意思，我今天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我瞬间明白，先前的强硬不过是她的伪装，这才是所有妈妈最真实的状态，和我照顾孩子时简直一模一样。
那两年的时间里，我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一般三个小时就要醒一次。吃饭必须顾着孩子，自己随随便便塞一口，再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心情享受。
原来每天晚上吃完饭，我要么读书看剧，要么打一会儿游戏，可是这些闲暇爱好，在那段时期变得不可能了，因为任何事情都会被打断，做什么都无法沉浸其中，就算是玩游戏，也只能玩那种随时可以中断的。
直到夜里所有孩子睡着，我才有片刻的清闲，于是开始熬夜，舍不得睡，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白天犯困，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做。
最严重时我找到了心理医生。
我说，感觉小孩和家务像是锋利的金属丝，把我这个全职妈妈切成了许多块。
我想把自己重新拼起来，却没有时间和力气。
记得有天吃完晚饭，我哄睡了老三，刚打算自己也躺一会儿，突然听见老二的尖叫。
原来老二吃着饭，从儿童座椅站起来往外爬，摔在地上，嘴里往外吐血。家人都吓坏了，偏偏只有我英文够用，忙来找我。我撑着头皮起来叫救护车，又急忙收拾东西，陪着孩子去医院。
我们很快进了急诊的小单间。医生检查完，说不是什么大事，只是磕裂嘴唇，观察两小时就可以。
我突然想给这个医生跪下。
不是因为孩子没事，而是对我来说两个小时简直是份厚礼，平时照顾孩子，十五分钟散步我都觉得奢侈。
于是在那两个小时，在那个小单间里，只有我和吃过药沉睡的孩子。
外面是机器的滴滴声和偶尔的报警、医生护士交谈的声音，以及急促的脚步声。我坐在那，任由心绪放松下来，没任何人打扰，也没有谁不停喊“妈妈”、“妈妈”。
妈妈这两个字有时候是很苦的。
被孩子喊一声妈妈，周围就总有一种声音和眼神告诉你，这些都是妈妈份内的事，做不到满分就该受到指责。每回我抱着孩子到外面，只要孩子有一点点动静，就能感受到那敌意的眼神。但我先生抱着，就完全没有这种氛围。
有一回我们带着老大上飞机，气压让她耳朵疼痛，她哭了起来。
我立刻抱住她，竭尽全力安抚。可是孩子的疼痛是切实存在的，疼痛不止，很难哄好。我发现周围乘客齐刷刷回头盯着我，皱起眉头，小声抱怨，甚至有人充满敌意地盯着我，好像这么盯着，孩子就能停止哭闹。
那种氛围让我好害怕。
于是我把手里的孩子递给先生，奇怪的是，当他抱起孩子，所有的敌意都消失了。孩子在他怀里依然哭闹，可是窃窃私语瞬间从“怎么这样吵”变为“爸爸努力哄孩子，真是不容易”。
自那以后，只要孩子在飞机上哭闹，我先生就会主动接手。我再也没有感受到那种氛围。
在大众眼里，妈妈享受不到爸爸所受的宽容，因为照顾孩子就是妈妈本分，这好像一种我们该戴上的枷锁。
就连很多佩戴枷锁的女性也这样想。在我小时候，我从来听不到女性长辈抱怨辛苦，她们觉得这就是当妈妈该做的，谁家孩子惹出祸，她们自然觉得是当妈的没教育好。
在外人面前，她们有的强势，有的光鲜亮丽，可是无一例外，照顾孩子的时候都焦头烂额，又忌讳被人知道。
霞姨以往的强势和伪装，或许就来自于此吧。
一切当妈妈的辛苦，她觉得都是应该的，更不屑向外界寻求帮助。奈奈的津贴管理员告诉我，护工上门，霞姨让他们做家政，洗碗扫地这种活儿。给奈奈喂饭、刷牙洗脸、洗澡穿衣，定时喂药都是她自己管。
我好像突然理解了霞姨。
曾经的她是一个强势又奇怪的老阿姨，在带孩子上有着近乎“不朽”的战绩——照顾三个自闭症儿童，让他们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甚至还有人能去社会上工作。
直到此刻她卸下伪装，露出憔悴的模样。我才发现她并不顽强，她是镜中的我自己。
我想拽她一把。
进屋以后，我先没去管奈奈，拉住霞姨坐下。
我问她发生什么事，霞姨只是说，昨晚小孩发疯，我没睡好。
我说：“不要在意，我以前也是这样。想要照顾好两个孩子，你得先调整好自己。虽然我们是来管奈奈的，但是你的情况也很重要，你看坐飞机的时候，安全广播都会提醒说，一定要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再给孩子戴。你的氧气面罩戴好了吗？”
霞姨不说话，坐在我旁边愣神。
我说：“需不需要我们多增加一点护工的时间？这样你至少可以白天补个觉，或者能做一点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给自己一点时间调整调整。”
霞姨瞬间警觉，恢复到强势状态，说：“没事没事，不用的，那些护工根本不懂怎么照顾奈奈，只有我能照顾得了她，他们不懂的。”
这让我无能为力。
我是外人，只能尝试伸出援手，不能掌控她的人生。我只能在工作范围内，尽快治疗奈奈，想着奈奈变得省心了，霞姨就能轻松一些。
经过调查，我判断奈奈的自残行为，一来因为自闭症，她喜欢追求过度的皮肤刺激，比如重压，爱咬硬的东西。二来，是她为了发泄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造成的严重焦虑，以自残带来的疼痛，逃避内心的痛苦。
至于其他攻击行为，一半是无法有效沟通引起的愤怒，还有一半也是因为严重焦虑。
于是我申请了一些针对奈奈高感官需求的工具，像是压力毯，还有橡胶咀嚼棒。
负责让奈奈张嘴说话的治疗师同事，给奈奈做了一本彩色“字典”，里面是配图的常用词，让奈奈可以与人沟通。治疗师的教学很难进行，因为奈奈的精神本就很难集中，每次她上门，还需要霞姨保驾护航。
霞姨保护治疗师的方法很简单，大吼大叫，或者直接动手制止奈奈的攻击。
这让奈奈在惊吓中更难集中精神。
人类的大脑有一个压力开关，这个开关一开，就会调动所有注意力在“存活”方面。这时是没办法学习或者理性思考的。就像被熊追杀的时候，即使是爱因斯坦也很难坦然地做一道简单数学题。
霞姨多年的习惯难改，我们只能选择另一个更简单粗暴的沟通方法：拿两个发声按钮，绿的写着yes，红的写着no。治疗师也做了同样两张塑封片，系进一条挂绳，给奈奈挂在脖子上。
这样即使她手边没有按钮，也可以出示塑胶片给别人看。
大概过了半年，奈奈的自残行为减少四分之一。
她学会在烦躁不安时，拉着霞姨或护工找压力毯，钻进去躺着，也能熟练运用塑胶片表现自己的意愿。
但是我们很快遇到新的问题：无法把这些好方法教给护工。
通常我们会发给护工机构一份简单的沟通策略书，接着给护工培训，让她们知道如何照顾奈奈。
然而霞姨对护工总是不满意，刚培训出来的护工，就被她炒鱿鱼。
她抱怨的原因什么都有。护工甲说话口音重，她觉得很难沟通；护工乙年纪大又没文化，说话粗俗；护工丙是大学生来打工，太年轻做事情不够仔细；护工丁做事情手脚慢。
最离谱的抱怨是，她不喜欢一个女护工的美甲颜色。
其实这些护工，都来自资质过硬的机构，机构老板甚至登门拜访霞姨，但是什么样护工都进不了霞姨的法眼。说到底，她不能接受照顾奈奈的工作由他人掺和。
我们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直到有一回，奈奈在治疗过程中发飙，将两个和她身高相仿的护工打翻在地。
就在俩护工都无能为力时，霞姨走过来，抓住奈奈后腰瞬间就把她撂在地上。
奈奈盘坐在地上，看着霞姨，立刻恢复平静再也不闹了。
霞姨有点得意地看着护工。我突然间明白过来，照顾奈奈这事，既是她疲惫的来源，也是她展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奈奈离不开她，她恐怕也有点离不开奈奈。
可是我们这些人的工作目标，就是要让奈奈独立生活。
她从生理年龄上来看早就成年了，只是因为自残和攻击行为，不得不让她和霞姨同住。现在她不自残也不攻击别人了，必须考虑为她申请残疾人住宅，自己去独立生活。
残疾人住宅选址必须和霞姨商量，就和意料中一样，受到她的百般挑剔。
要么嫌房间不够大，设施不够全，要么是邻居不够多，环境太像医院。霞姨搞得工作人员极度懊恼。
然而这些挑剔和借口，终究有用完的那天。过了几个月，我们终于敲定北边郊区的房子，是个老牌机构新盖的社区。我给奈奈详细制定了六个月的过渡期计划，让高度焦虑的奈奈，慢慢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
每周四，我们都让霞姨带着奈奈去商场购物，起初顺路去一下那个社区，跟护工们熟悉一下。
随后就是每周去社区的日子，增加一天，时间也增加到两小时，在新住所里吃午饭。接着，就是让奈奈在新家和护工玩游戏，霞姨逐渐离场。最后做到让奈奈在那里过夜，度过周末，甚至连续住几天。
四个月之后，奈奈在新家里过了一个周末。
当时我还在想，等她真正搬进去，我们就能淡出她的生活了。
没想到这样的理想计划，让霞姨崩溃了。
当奈奈在新家过完第一个周末，我给霞姨打了个电话。本来想问奈奈回家后反应如何，有没有打砸或者自残的行为，或是表现得焦虑，结果霞姨说，奈奈还好，她自己不太好。
她的原话是，“我自己在家觉得很孤独。”
我说：“你们一起生活超过了二十年，那是很深的联结。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适应的。”
霞姨愤怒地说：“但是她看起来很适应！以前没有我，她什么都干不了。我不在的时候，你们的治疗都没办法进行，对不对？”
显然，霞姨正在经历分离焦虑，就像是孩子考上大学，离开家，不得不重新生活的妈妈。
我想跟她说，可以试着去看心理医生，可是话到嘴边停住了。
因为我想起之前那次，劝她多找护工时她的反应。这时让人看心理医生，对年纪大的她来说，更像是一种冒犯，霞姨很可能曲解我的意思，以为我骂她是神经病。
这样的话只能由更亲近的人去说。可是霞姨过去在悉尼还有朋友，在这座西部小城，什么朋友都没有，照顾两个孩子，让这个妈妈的社交圈无限趋近于零——
她平时除了出门买菜，能够见面，交谈的只有我们，还有她瞧不上眼的护工们。
但是无论如何，我没法再伸出援手了，除了奈奈，我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患者，无暇去顾及霞姨的情绪。等治疗师同事最后一次培训完新护工，奈奈即将完全住进新家，而我们也就撤出这对母女的生活了。
后来我听说，霞姨又一次炒掉奈奈的护工机构，理由是一位护工玩手机，一位护工没洗碗。
其实两位都是工作多年的老护工，几乎从没有被投诉过。工作人员忍不下去，直接找残疾人住宅的负责人，让对方安排新护工，提早上岗，没有再和霞姨商量。
就是这个决定，让霞姨身上的问题，彻底暴露在阳光下。
今年三月的那天，霞姨连续给我拨了七个电话。
那时我已经撤出她和奈奈的生活，两个月都没联系了，除非有需要才介入。
连续七通电话轰炸，必然是出现紧急情况，我赶紧拨回去，电话一接通，就听霞姨喊：“我被警察抓了，你快替我看着奈奈！她一个人在家！”
“怎么回事？警察抓你做什么？”
“我买菜回来，警察就把我抓了！快去，奈奈不能一个人在家！”
我赶紧联系护工机构，这才知道霞姨被捕，罪名是“成年人虐待”，报警的正是那天临时安排的护工。
通常护工上门时，霞姨都在家等着，做个简单交接再出门。但是那天，两位护工敲半天门，发现家里没有人应答，最后竟然是16岁稍大一点的自闭症孩子，破天荒离开卧室，过来打开房门。
两位护工一进门就惊呆了。
客厅里，满地都是乱扔的面包、水果和零食，靠后院推拉门的位置摆放着一个狗碗，奈奈正趴在地上，从狗碗里喝水。屋里的气味令人作呕，护工们靠近奈奈，才发现她的成人纸尿裤上溢满排泄物。
这番可怕的景象让他们不知所措，立刻打电话给经理。
经理告诉他们，这是成年人虐待，让他们立刻报警。警察和救护车很快来了，救护人员迅速给奈奈做了身体检查，将她带到离家最近的公立医院，警察留下给护工做笔录。
半小时后，霞姨回到家，被警察捉个正着。
电话里，她急切地让我去照看奈奈，我在她的狂轰滥炸中问，为什么留女儿一个人在家。
“早上我要她跟我一起出门，她不肯，还跟我发脾气！她打我！她拿东西砸我！”霞姨说着情绪崩溃，哭了起来，“我只是出门散散步，缓一缓，马上就回来了！”
我只得跟她说，我会跟经理讨论职责范围，再联系护工机构紧急上门。
她好像放心了一些，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次“她打我，她打我”，就挂了电话。
然后，我就从护工机构的经理口中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很可能是奈奈越来越表现出对于新生活的向往，渐渐不再对霞姨百依百顺，在霞姨要求她一同出门的时候强烈反对，引发霞姨的愤怒。
而奈奈的自闭症，让她很难体察到霞姨的感受，她只能感受到逼迫，然后强烈反弹，终于动手。
于是霞姨把她扔在家里不管。
谁也不知道霞姨到底离家多久，但是肯定不止她说的半小时，毕竟纸尿裤不会说谎。奈奈不会说话，家里另一个孩子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太可能讲清楚。
如果不是护工临时上门，那个自闭男孩没有开门，谁也没法发现这样的灾祸。
其实，霞姨的崩溃在早先就有了预兆，我想起之前给她女儿找房子的时候，她经常话说到一半，忘记要讲什么，电话接通但是又忘了要说什么。其实这都是精神涣散的表现。
更可怕的是，崩溃的霞姨撇下孩子离开家这种情况，发生了多少次，谁也说不清楚。
霞姨一直到被警察带走问话，依然觉得是跟女儿吵架而已。
她的监护权被完全剥夺，社工正在替奈奈紧急申请公共监护人 。这个人将替代霞姨，为奈奈做一切法律、财务、医疗和生活方式的决定。
奈奈住院期间，霞姨好几次跑去医院看她，都被医院拒之门外。
可是突然进入陌生的环境，奈奈感到焦虑和恐惧，不肯吃饭也不肯喝水。她也想要妈妈。
社工只能打电话给霞姨，说明情况，请她给奈奈喂食。结果没过几天，护士又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奈奈因为神经损伤，喂水的时候必须格外仔细，不一小心就呛到，引发肺炎。
这个情况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霞姨的状态，已经无法很好完成护士的委托了。没人的时候，她依然会拿起水杯往奈奈嘴里倒，让奈奈被呛了好几次。幸亏是在医院，不至于引发肺炎。
另一样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奈奈在医院完全没有行为问题。她不再戴手套和头盔，除了偶尔发出怪叫之外，没有自残，没有打人，也没有砸东西。我发给医院的行为干预书完全没派上用场。
霞姨却提出指控，说医院给奈奈打了过度的镇静剂，后来被认定是不实指控。
她要么是不相信自己女儿能够变好，要么就是，精神真的恍惚了。
联想到奈奈在残疾人住宅的愉快时光，我很怀疑她的自残与攻击行为与霞姨有关联。
霞姨把照顾奈奈当成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她付出得越多，精神越疲惫，越觉得只有这件事能展现她的价值。当她发现，奈奈完全可以脱离她生活时，人生唯一的价值也就此崩溃了。
可是回过头来看，霞姨好像没有更好的选择。
她没有学历，没有读过大学，在澳洲能找到的工作，也就是清洁工，或者给人家擦车这样的体力劳动。但是因为有奈奈这样的残疾孩子让她照顾，她能成为一个妈妈，得到政府的津贴。
在其它劳动里，她必须得服从他人的命令，但是当专职妈妈，却能给孩子发布命令。
这恐怕是她唯一能找到有权力的工作了。
和霞姨、奈奈两年的来往里，我发现霞姨最得意的时刻，也就是别人都没法安抚住奈奈，而她瞬间就能让奈奈服从命令的时候。换句话说，母女感情之外，她把奈奈当成工具，也把自己当成工具了。
记得那天撂下电话，撂下电话，我感觉浑身都在发冷。不是因为这是一起恶劣事件，而是打心底感到后怕。
曾经的我差一点就走到霞姨的地步。
照顾孩子那两年的末期，我感觉自己像是插排，身上好多个插头给所有人供电，但是明明没电可供，只能耗干自己。长期情绪透支，让我极度焦虑紧绷，变成一个连自己都害怕的妈妈。
有一回我给孩子拿瓷碗喝酸奶，孩子没拿稳，碗摔碎了。
理智告诉我，这不是什么大事，打扫干净就好了，孩子两岁本就拿不稳东西，我也不该偷懒拿瓷碗给她。然而我就是生气，就是绝望，我冲孩子大吼一通，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我一边听着自己发脾气骂孩子的声音，一边脑子里还在想：我到底在干嘛？我为什么要把她骂哭？
我生在一个对孩子非常严苛的家庭，不论多小的错误，都会被狠狠骂一顿。
小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过，将来我要是有了孩子，我一定会好好说话，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骂他。
情绪崩溃的那一刻，我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大人。
再这样下去，我恐怕会出现精神问题，于是当机立断去看了心理医生，试图把自己在崩溃的边缘拉回来。
在心理医生面前，我说：“我有轻度的解离症状，一种跟现实脱开链接的感觉，像是浮在半空里，看着自己为了孩子的需求不停忙碌。”
其实心理学的知识我都懂，但我需要一个倾诉和整理心绪的空间，就像是给自己来一场心灵按摩，让自己松弛下。六次心理咨询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重新步入大学，走进职场，先在医院做社工，然后做了行为分析师。这样做收入是其次，自救才是根本。
如果要当一个好妈妈，我不能让自己只是一个妈妈。
我需要与成年人正常交流的时刻，不谈孩子也不谈家庭；需要来自职场的正反馈和一切微小的成就感。
这个过程里，我好像能重新感受到年轻时对孩子的喜爱了。
重新读书时，我需要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临出门三个孩子都会朝我大喊：妈妈加油！”
等我工作后，有一回放到单位公共冰箱的酸奶，不知道被哪个同事喝了。孩子知道后竟然生气地说：“是谁这么讨厌！”然后拿出自己“珍藏”的半袋零食递给我，“妈妈你别难过啦，这个送给你吃。”
有句老话叫，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但是我的感受是反过来的——天下没有不爱父母的孩子。
小孩子带给大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无条件的爱。
这种爱，需要父母仔细洞察，因为孩子对爱的表达，是是绝对忠诚的，也是幼稚粗浅的。可是在极度疲惫的时候，成年人就会失去这种对“孩子的爱”的洞察力，甚至变得跟霞姨一样，要孩子无时不刻忠诚得服从命令，否则，就大发雷霆。
如今，霞姨被要求居家候审，我不熟悉法律，不清楚最终会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她再也不会有资格照看任何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了。
每每回想起那个盛酸奶的碗被摔碎，我朝孩子肆意怒吼的模样，我就感到害怕。如果没有及时自救，那么我就在向霞姨靠拢，我的孩子，也将在无尽的恐惧中长大成人。
我虽然很累，但有这样的妈妈，我的孩子们更累。
我想告诉所有的妈妈，将所有精力都扑在孩子身上，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可能，找一个只有你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握一握自己的手，然后你们一起想一些可以做得到的小事，像是喝15分钟不被打扰的奶茶，或者是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一会儿。
花一点时间跟自己在一起，是一件对自己，对孩子，对家人，都很重要的事。
霞姨的事儿过去了四个月，我始终都记得，当初跟她说的那句话——
“就像飞机安全广播说的那样，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再给孩子带。”
“你也很重要。”
听完周听绪的故事，我发现她家有一个角色被很少提到：孩子爸爸。
周听绪告诉我，孩子爸爸不赖，平日里家务承担得挺多，她想清静一下的时候，爸爸就带着孩子去趟游乐场，后来她读书，孩子爸爸也会说，我来带孩子，你尽管去图书馆。
她发现，只要自己发出“指令”，孩子爸爸能执行得很好，也没有丝毫不情愿，但是只要她不说，孩子爸爸就意识不到。
周听绪觉得，这不是懒惰，或者不负责任，而是身处在男性的位置，无法切身感受到“妈妈”的疲劳和困境，就像男人无法自觉体会到女人走夜路的恐惧一样。了解到这点以后，她彻底放下“妈妈”的光环，把丈夫拉进育儿圈。
现在她丈夫是夫妻俩朋友圈里，带娃最多的男人。
当一位好妈妈，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之一，但是很多人不会知道，更没什么机会理解其中艰辛。
或许这篇故事就是一个机会，让人们看到每个妈妈生活里，面对得那些让人喘不过气的瞬间。也告诉人们妈妈也是普通人，遭遇挫折后需要时间来将自己复原。
只要有一个妈妈因为这篇故事，生活好过一点点，这篇故事就有了独属于它的价值。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迪恩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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