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一阵子，也许是和精神科医生作者们聊得多，社交网站开始给我推送一种广告：
精神病托管中心。
我点开看了看——好家伙，这个托管中心，不光有治疗室、药房提供专业医疗服务，还有阅读室、活动室，还有专门打台球，唱歌的房间，和种菜、摘果的大棚。
网站正中央的照片，是一群“学员”在一棵大树下乘凉，好像还在唱歌。
这不就是“高级度假中心”吗？看得我心发痒。
正常人，住进精神病院是什么感受呢？
我问医生鲁米那，她笑话我，说哪有正常人住那里。而且这种托管中心，和她曾经值班的精神科病房，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不过她倒是真有过一段经历，当年有个患者，被“逼着”送进来时，很像正常人。
到六院转岗培训前，我就听说过一个传闻：
六院内有一片禁区，住着整座城市最严重的精神病患，将这些人隔离起来，防止他们出现在街上。
我曾经以为这不过是带有杜撰、夸张成分的都市传说，直到培训期间我才发现，这里真的有全封闭病区，被医生们称作六区——
住在这里的病人，几乎都是重度精神病，更关键的是，绝大多数都是非自愿入院，是由监护人或者警察送进来的，能不能走，什么时候走，也不是自己说了算。
他们不能和外界联系，想打电话得提申请，由医生带到特别的房间通话。
这里几乎所有地方都设置着门禁，就连水房也不例外。病人居住区外还有一扇铅灰色铁门。即使刷门禁，这扇门也要两只手，使全力才能推开。
六区七十张床位，常年人满为患，少有空缺的时候，因为一旦住进这里，想出去不知道何年何月。听一位老医生说，有个老太太三十多岁进来，现在五十多了，将近二十年没有任何家属探望她。
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患者，不与任何人说话，甚至整天一动不动，像蘑菇般生长在病房，老医生说：“刚进六区的时候，她的病情还没这么严重。”
刚来这里值班的时候，我心里常常有一个问题：这里住的真的都是精神病吗？如果其中有一个被误解的正常人，她被关进这里二十年，她要怎么做才能出去？我想想都不寒而栗。
直到我培训半年的时候，两名警察带着一个女人来到六区，让医生检查她是否有精神病。
可是主任和医生反复问诊，觉得她的情况和警察的怀疑，有出入。
我第一眼见到范丽丽，就是在六区外面的铁门那里。
两名警察一左一右，直立在她两侧，紧紧挨着她。铁门推开，一名警察走进来，拿着一沓病例资料，指着范丽丽说，“我们送病人过来住院。”
我不住打量中间这个女人。她大概三十岁，个头挺高，很瘦，穿着一件淡蓝色针织衫，一条牛仔裤，披着齐肩的波浪卷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上去有点书卷气。
范丽丽主动向前走了一步，左右两名警察立刻靠拢，保持在她身体两侧。
范丽丽好像已经习惯，没有任何反应，开口说：“医生好。”
这句话让我愣了一下。被警察送进来住院的病人，在这里有六七个，要么有伤人或者自杀倾向，要么法医鉴定有精神问题，要么以前就诊断出精神病。
这些人多数情绪激动，挣扎、哭闹，需要警察控制双手，保持平静的都少见，更别提主动打招呼。
“她什么情况？”身旁的郑医生问。
郑医生是六院的老医生，在精神科待过十多年，也是带我时间最长的老师。她边问，边接过一位警察手里的资料，翻了翻，抬手示意另一位警察带病人进去，似乎和他们打交道多年了。
像这样非自愿住院的，通常由送诊的人第一个提供病史，比如家属、社区监护人等。送范丽丽来的是警察，只能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
留在门口的警察说：“她反复报警，反复投诉，反复在网上发帖，但是我们调查发现，她反应的情况不属实，也不像报假警，怀疑她存在精神问题，带过来，让医院检查一下。”
六院门诊病例和住院单上写着：心境障碍。后面还打着一个问号。
诊断后面打问号，说明病人目前的诊断并不明了，需要住院观察才能确诊。
当警察说到“反复报警”时，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范丽丽可能是诉讼狂。
这是被迫害妄想症的一个子门类。这类患者总认为自己遭受迫害，或者名誉遭到玷污，一旦得不到他认可的结果，就报警或者诉诸法庭。在警局和法庭达不到目的，就到社交媒体上肆意宣泄。
我下意识皱了皱眉头，倘若范丽丽是诉讼狂，接下来恐怕有的忙了。
范丽丽被怀疑有精神病，重点就在“反复报警，反复投诉，反复发帖”警察认为她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结合她这种反复行为，怀疑她精神有问题。
警察提供的意见，我们只能作为参考，要想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了解她过往言行和现在是否有巨大变化。
接着，还要询问她的同事、领导和朋友，了解她工作时的表现和人际交往，是否十分与众不同。
最后，我们还得观察她在当下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言行，是否与环境相符合。
“非自愿”住院的病人，第一个提供病史的人，大都是送诊的人。范丽丽的家属没有来，送她来的人是警察， 我们只好先从警察跟前了解她的情况。
和警察聊完，郑医生没有停歇，立刻带着我到病房找范丽丽。我们俩进屋的时候，她已经收拾好东西，佩戴着腕带，默默坐在床边。
“范丽丽，”郑医生走过去，“我们可以聊一下吗？”
“好的，医生！”范丽丽站起来，礼貌地点了一下头，“可以。”
“听说你经常报警，也经常投诉，还在网上发帖，有什么委屈吗？”
“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殴打和污蔑，但施害者一直逍遥法外。”
范丽丽义正言辞，但是语气仍然很平静，听不出一点愤怒的情绪。
郑医生轻轻挥手，示意她坐下，接着探出身子，靠近她，直视着她说：“我相信你有很多话想讲，不着急，我们慢慢来，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什么。
“现在，能把你的遭遇，具体和我说说吗？”
病房里只有我、郑医生和范丽丽，其他病人都在活动室里。
我翻出记录本，边听范丽丽讲述，边记录。
三年前，范丽丽在日本大阪留学。她的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在工厂流水线上讨生活，很难供得起她留学的费用。范丽丽兼职代购的时候，在群里认识一位学长，不久便发展为男女朋友。
后来回国了，她进了大学做老师，男友在一家外资企业做管理。“我和他不在同一座城市，见面的机会比较少。好久没见，我想给他一个惊喜，直接跑到他的城市去看他，没想到他身边陪着另一个女人……”
说到这儿，范丽丽抬眼看了看我手里的纸笔，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还在骗我自己，跟自己讲那个女生是他的普通朋友或者同事，可是下一秒钟，我就看见她，那个女生挽着他的胳膊。”
“我气疯了，冲到他面前。他先大声斥责我，说我为什么不告诉他一声，就偷偷跑到这里。”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能把“气疯了”三个字说得像她这样轻松。我闺蜜聊明星八卦都比她现在激动。
“我质问他，问这个女人是谁，他就大声骂我，说当然是我的女朋友。我说，那我算什么？那女人说，你是不要脸的小三，死皮赖脸追到这里。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范丽丽说，她争吵几句，一激动就冲上去扯男人的领子，却被男人一把推倒，女人也冲过来撕扯她的头发，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混乱中，范丽丽感觉被扇了一耳光，耳朵嗡嗡响。
路边围过来很多人看热闹的。
争斗停息，范丽丽拨了110，警察将三个人都带到派出所，可是范丽丽身上除了几块污渍和破皮以外，瞧不出明显的伤痕，就连淤青都没有，“那个警察说我们是感情纠纷，没造成什么实质性损害，就让各自回家。”
范丽丽离开那座城市，回到家以后越想越伤心。她夜里睡不着，小腹疼痛，就去医院检查。多次检查，医生都没发现内脏有问题，就在病例上写了“软组织损伤”。
范丽丽的伤，没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她咽不下这口气，投诉警察，没有满意的答复，便投诉派出所。
前男友给范丽丽发信息，让她消停点，再闹下去，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没过多久，范丽丽校领导的电子邮箱里，出现多份举报她的匿名信。信中说范丽丽不光学历造假，在日期间还做外围女，回国后，又给老男人做小三，这样的人品和素质不配做老师，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开除她。
校领导找范丽丽谈话，问她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她看完邮件，发现这些污蔑肯定来自前男友。邮件内容大多是假的，但某些生活细节，比如她经常去什么地方，住哪里是真的，只有前男友知道得这么详细。
“完全是捏造，是诽谤，是污蔑。”范丽丽说。
校领导让她处理好感情生活，不要影响工作。可是没过多久，邮箱又收到类似邮件，这回不光校领导收到，同事们也收到了，范丽丽只能去报警，警察做笔录，让她回家等消息。
将近半年，范丽丽不断地报警，而且还打了不下十次投诉电话，接着在网上不断地发帖子，曝光她的遭遇。直到有一天，警察敲开她的家门。
“都记录下来了吗？”郑医生问我。
我点点头，合上记录本。即使范丽丽的情绪稳定，但并不代表她讲的就是事实，我们需要更多证据，也需要在未来几天里，对照着记录本上的重点内容，再来询问她。
“他打你，污蔑你，威胁你……这些，现在你还有证据吗？”郑医生轻声问。
“都有。”范丽丽说，她伤后拍了照片，就诊病例和聊天记录都截屏保留着。
“你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你的描述和警察存在差距，我想从别的渠道，多了解一些你的情况，以便有更好的诊断和治疗，能不能把你父母、同事或者领导的联系方式给我们？”
对很多病人来说，这是巨大的挑战，当身边人接到一个精神科医生的电话，那么即使她被证明没有精神病，顺利出院，生活也难保不受到影响。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保护病人的隐私，不和这些人讲述具体病情，但是普通人的偏见，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多数病人在这一步会明确拒绝，但范丽丽只是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对郑医生说：“好的，没问题。”
郑医生和主任沟通了范丽丽的情况，接下来一周，她每天都找范丽丽谈话，内容无外乎让她把之前的事重新讲一遍，每次谈话，范丽丽都十分配合，也没有什么破绽。
同样在这一周，郑医生给范丽丽父母打了电话。
父母听说女儿住进精神病院，都觉得很吃惊，他们说范丽丽自幼成绩优秀，上了大学就自己养活自己。
回国工作后，范丽丽申请学校的公寓楼，一直住在学校，周末偶尔才回家，女儿发生的这些事，父母都不知道。
聊起和父母的关系，范丽丽的母亲说：“我和她爸爸都没读过多少书，很多事情帮不了她，学习工作上的事，她也很少告诉我们，找对象的事，也不让我们多过问。”
接着，郑医生又给校领导打了电话。
电话对面是一个有点拿着官腔的中年男人，他说：“范丽丽呢，工作能力很强，和领导同事还有学生都相处得很好。
“我们是收到过几封匿名投诉信，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展开过充分的调查、讨论和分析，老师们都觉得，那些指控与她平时的表现不符，所以学校方面都选择相信她。”
后来，郑医生又拨通范丽丽几位同事的电话，大家总归是相信范丽丽，认为邮件内容不属实。
除了询问本人、寻找证据，我们也在观察范丽丽这一周的行为。在六区的一周里，范丽丽每天按时吃饭、睡觉、洗澡，显得很安静，即使在活动室里，也静悄悄的。
六区有一间活动室，大概六七十平米，摆着很多餐桌，就像大学里的食堂，有一扇门连通着开水间，门上有一个窗口，到了饭点，病人们排队打饭。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在活动室看电视、做手工、打牌聊天。
范丽丽和多数病人都不交流，但和两个病人走得很近，一个英国华侨，一个在读研究生。她们三个人经常坐在窗户边静静交谈。
华侨患的是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说白了就是酗酒造成精神问题，是被她妹夫送进来的。研究生是典型的躁郁症，当时处于躁狂期，随后不久情绪稳定就出院了。
我们不知道三个人在聊些什么，侧耳一听大概是遭受屈辱待遇的事，但是当医生靠近她们就结束谈话，范丽丽还特意站起来，礼貌地点头问好。
为期一周的诊断，郑医生得出初步结论，范丽丽拥有良好的社会功能和精神状态，与重症精神疾病的患者完全不相符。
那些天，郑医生总是眉头紧皱，当时的我还是个新手，不清楚她在担忧什么，既然人家没有明显精神症状，就让她出院好了，还在犹豫什么呢？
郑医生的审慎是有原因的。
她告诉我，大概十年前，这座城市发生过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宝马以将近两百码的速度，在路口撞上一辆马自达，十几辆车受到波及，马自达车里一男一女被撞飞出车，当场死亡，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
后来警察抓到肇事司机，发现司机明显存在精神异常，他咬自己的胳膊，逮住机会就拿脑袋撞墙，警察不得不强制给他戴上一个头盔。
检测显示，这个司机没有酒驾或者毒驾，于是警察将他带到我们这来鉴定，结果是被迫害妄想症，确定案发时突发“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自从被警察逮捕，到记者采访和医生诊断，不管别人问什么，那个司机一直喃喃着：“有人要害我，我必须赶紧逃命，必须逃命……”
郑医生的丈夫就是警察，虽然没有亲历，但这件事引起轰动，全市警察都精神紧张起来。
电视台播报出死者家属的采访。去世的男孩25岁，是家里独子，案发当天是端午节，全家等着他回去吃饭，自从男孩去世，妈妈滴水未进，爸爸拄着拐杖，操办儿子的丧事。
男孩爸爸告诉记者，他有糖尿病，孩子妈妈也没有工作，儿子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他们买墓地的钱都得想办法筹措。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男孩的爷爷奶奶躺在床上，依然不肯相信这个噩耗。而女孩的妈妈，一直在孩子死去的路口哭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当时郑医生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她在新闻上看到打码的男孩照片，好像就看见自己孩子长大后的模样，“我根本不敢去想，那个妈妈是什么心情……”
考虑到肇事司机的精神问题，法院判了十一年。判决在当时引发争议，甚至有人把责任推到精神科医生身上，说如果不给出诊断，就能多判些年。
郑医生明白，医院的同事是尽职责而已，真正让她心悸的是，一个精神病人放出院，倘若发病是什么后果。
在大众印象里，精神病人经常蓬头垢面，智商低下，因为多数影视作品，都倾向表现他们发病时的状态。
实际上，没发病的时候，很多精神病人就和正常人一样，也能有良好的社会功能和精神状态。很多社会名流都曾患有精神疾病，就连六区里也有这样的患者，伦敦顶级学府的留学生，清华保送的天才少年。
谁也不敢因为范丽丽此刻没有明显症状，就轻易断定她没有精神疾患。
后来大家讨论的时候，主任说：“范丽丽各方面适应能力都很好，也看不出来掩饰的成分，但她的确有一些东西，让人觉得不合逻辑。
“我们必须承认，很多精神病人都很聪明，他们有很强大的思辨能力，斗智斗勇，我们不一定能够战胜得了他们、或者比他们强。”
“既然这样，那就先给出诊断，再观察一段时期不就好了吗？”年轻的实习医生说。
郑医生看看她，想说什么，张开嘴，最后还是没说。
当天中午，医生们一起吃饭，郑医生咽掉嘴里的饭菜，突然撂下筷子说：
“有的人不愿意跟医生说实话，会掩饰，说谎，这很常见，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精神病。”
这时我们才知道，除了那期交通肇事，在反复提醒郑医生放错了人有多严重；还有一个亲身经历，一直压在郑医生心里，让她反复纠结，担心不放人，也是一种错。
郑医生如今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害怕。
就在交通肇事案过了三年后，有一位丈夫把自己的妻子送到六院。
丈夫说，妻子叫李姗姗，有妄想症，必须得住院治疗。
根据他的讲述，李姗姗认为自己是著名楼盘“汤城一品”的继承人，有个和尚给她算命，说她在父母身边，将有血光之灾，为化解灾难，父母送她到一个平凡人家，还得不断改名换姓。
当时的主治医生就是郑医生。眼看郑医生将信将疑，丈夫从口袋里掏出“证据”，“这都是她的假身份，她自己跟自己玩角色扮演。”
大概二十多张假身份证扔在桌上，姓名、出生日期和户籍各不相同，但上面的照片，都是那位妻子。丈夫还说，李姗姗总觉得自己患有绝症，马上命不久矣，而她死后的巨额遗产全都归丈夫所有。
“哪有巨额遗产啊，医生您也看出来了吧，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丈夫说。
郑医生马上询问李姗姗，结果竟然和丈夫描述的一致。李姗姗说，自己就是汤成一品的继承人，但她是来治头疼的，自己没有什么妄想症。
住院期间，李姗姗情绪激动，完全不配合医生，有时候急了，还骂医生和护士。
根据李姗姗的描述，丈夫之所以把她扔到这里，是逼她离婚。她说丈夫殴打自己，把她捆起来拿皮带抽，还录下视频发给自己的新女友。
得知李姗姗怀孕，丈夫骗她服下堕胎药，还将她轰出家门，只能睡车里。
可是她说的这些悲惨遭遇，统统没有证据。
而她丈夫拿出的那二十多张假身份证，和她承认自己是富家千金，明显就是妄想症的证明。
郑医生诊断前，还是小心了一点，给李姗姗的丈夫打了电话，对方不承认，说家暴都是她的幻觉，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妻子已经无药可救了。
郑医生回到病房，冲李姗姗撂下狠话：“你不配合，可能就一直待在这里，出不去。”
这样的话，是不该说给患者听的，很容易造成恐惧情绪，激化他们的心理问题。但郑医生也心急，她怀疑李珊珊遭到家暴，但是李珊珊不张嘴，她就无从寻找证据，只能眼看这姑娘被诊断。
直到第二周末尾，李珊珊终于情绪崩溃，哭着要找郑医生。
在诊室里，她交代出事实真相。
按照李珊珊的说法，她不是疯子，是骗子。
她这一次说话终于逻辑清晰了，她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送奶工，打小她就为出身自卑，为嫁给个有钱人，她故意杜撰身份，吸引男方上钩。
她寻找的目标，就是那些家里有房有车，但又算不上富豪的普通人，因为真正的富豪很容易看穿她，穷的她又看不上。李珊珊寻思，等到结婚有了孩子，再编故事骗丈夫，到时候丈夫不信也没办法。
可是她没想到，遇到这样一个恐怖的家伙。
婚前，这个丈夫对她很好，即使偶尔暴露对财富的艳羡，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表现。可是刚一结婚，丈夫就逼她管家里要钱，她的谎言终究暴露了。
得知李珊珊假冒富家千金，丈夫这才开始打她，关在车里两三天，还把她被打的视频拍下来发给新女友。
“他就是故意陷害我……”李珊珊哭着说：“之前他就提过，要离婚，让我净身出户，我不愿意，他就说让我选，是当成诈骗犯送到监狱，还是当成疯子送到精神病院……”
因为太离奇，郑医生没有马上相信，只能让她先回病房，继续观察两天。但她特别嘱咐李姗姗，必须情绪平稳，配合医生诊断。
此后，李姗姗不再哭闹，叙事跟之前没有差别，她丈夫描述的幻觉和妄想症状，始终没有出现过。
最后，郑医生勉强地同意了李姗姗出院。理由是，她没有攻击或者自杀的倾向，没有精神疾病的症状，即使初期不配合，也是情绪抵触导致，即使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至少能判断此人暂时没有危害。
郑医生不愿不分青红皂白地就限制了一个人自由。
没想到在电话里，丈夫称自己工作忙，便挂断电话。
法律上来说，父母和丈夫都是第一监护人，都可以接李姗姗出院，郑医生只能找李姗姗的亲生父亲。
父女俩出院以后，再也没有音讯。
实际上，直到最后郑医生也没法分辨，李姗姗丈夫家暴，到底是真是假。每当郑医生想起李姗姗，都怀疑自己的诊断是否有纰漏，毕竟事实没有完全理清。
大家听完郑医生的回忆，都很感慨，缺少证据，医生还要分辨谎言和妄想，太难了。
就在这时，我问了郑医生一个问题：“那个丈夫，是叫肖正吗？”
郑医生瞪大眼睛，“你怎么知道？”
听郑医生讲述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事有点熟悉，但想不起来在哪听过，直到她说，“录下视频发给自己的新女友”。我突然想起，我闺蜜的男友，就曾经给她发过这些。
随后，我和郑医生核实了肖正的信息，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三十岁，中等身材，留寸头，在机关工作。
我说：“郑医生，你做得没错。那个人就是家暴。”
大家的目光向我聚过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另外一半。
我的闺蜜，根本不是肖正的新女友，而是肖正结婚前的正牌女友。有一天，闺蜜告诉我，肖正在网上认识一个身患绝症富家千金，他要跟这个女人结婚。
因为这个富家千金是独生女，身患绝症，怀了孩子，就想给孩子找一个合法爸爸，等到自己死掉，孩子归家族抚养，这个合法爸爸，能得到她的全部遗产。
那个女人，就是在搜寻猎物的李姗姗。
骗子和捞男，都觉得能搞到对方的钱。
肖正知道自己上当后，跟李姗姗要财产，要离婚，李珊珊拒绝，肖正便说：“你不干，我就把你送进去：要么坐牢，要么住精神病院。”
此后便开始对李姗姗家暴，还把视频发给我闺蜜，表忠心，配上文字说：
“你放心，这婚我肯定要离。我是她丈夫，在法律上是她的第一监护人，我可以根据她说过的话，把她关到精神病院去，关进去之后，就和外面没有任何联系了，若是她还不愿意离婚，我不去接她，她就得在那里住一辈子。”
闺蜜再糊涂，这时候也看清了肖正的真面目，赶快拉黑分手。
但肖正的行动没有停止。把李姗姗关进车睡了几天，她说自己头疼，肖正就骗她到六院，谎称给她治头疼，这时候他已经准备好所有“证据”。
这个男人，把李姗姗所有的谎言，都包装成妄想和幻觉的证据，更可怕的是，他心里非常清楚，李姗姗不敢戳破这些谎言，否则面对她的，就不是精神病院，而是监狱。
说出这件事，大家都觉得太巧合了，但我突然意识到，这好像也没那么巧合。这座城市只有两家知名的精神病院，六院是一家，另一家治疗的都是极端重症的精神病患，李姗姗的情况显然不符合。
肖正骗她去看头疼，只有我们六院一个选择。
倘若这件事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碰上一个责任心不强的医生，也许李姗姗就要在那里待上很久，封闭病区的环境，对精神病患来说是保护，对正常人来说，和蹲监狱没有区别。
她要每天和真正的疯子、病患住在一起，每天忍受尖叫吵闹。即使被放出来，这个社会也很难接受长期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她恐怕很难找工作，更也没法顺利结婚。
幸运的是，郑医生没有听凭肖正的描述，就把李姗姗一直关在封闭病区。肖正那句“住一辈子”，只能吓唬本就心虚的李姗姗。
在这里，能不能出院，本来就该让医生说了算。只要是认真诊断过，就不要怕舆论或旁人意志的影响。
李姗姗的事情，似乎让郑医生坚定信念，不再疑惑了。范丽丽的病例资料层层上报，直到院领导的办公桌上。范丽丽住院一周半时，院领导下了决定，组织一次全院视频线上会诊——
这是整个六院史上没有过的。
诊断地点就在精神科一间三十平米的会议室里，屋里有一张长方形的圆桌，平时我们围着圆桌开会，但这次诊断，五个医生齐齐坐在一侧，另一侧空出来，镜头对准医生们的侧脸。
那天我在家休息，现场除了郑医生和一位主任，还有两位很年轻的医生。会议主持人是精神大科的一把手谭主任，他也是在场所有医生的顶头上司。
视频会议大概有180多人，所有科室主任都到齐了，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头像下面写着司法科某主任。
还有一些人顶着陌生的名字，后来我问郑医生，才知道是校领导请来的专家，算是做一个见证。
所有准备工作完毕，范丽丽走进会议室，谭主任对着镜头和大家说：“范丽丽你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大家都很重视，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全院的医生，还有各个科室主任，包括外院的医生，想对你的病情进行一个会诊。过程中，你可以把自己的情况说一下。”
范丽丽坐在医生们的对面，穿着一身灰色卫衣，戴着帽子和墨镜，看上去像影星上街，谁都瞧不清她的脸。
谭主任看了一眼镜头，说：“你放心，视频是我们内部的，不会泄露你的隐私，如果你担忧可以背对镜头，只要我们能听到你说的话就行。”
接下来，他让范丽丽重复一遍自己的经历。
范丽丽便重新讲了一遍，她怎样认识前男友，怎样遭到背叛和殴打，怎样受到匿名信的污蔑，又是怎样不断报警、投诉和发帖的。
这些我已经跟着郑医生听过很多遍，范丽丽说得大差不差，没有出现任何纰漏。
随后谭主任开始提问，接着是郑医生和另一位主任。范丽丽一一回应，二十分钟后，医生说：“我们的问题结束，在线的主任如果有什么补充的问题，请各位提问。”
大概有十名主任提出问题，等到所有提问完毕，谭主任请医生将范丽丽领回病房，“今天的会诊到此结束，你先回到病房，我们再内部讨论下，然后告诉你讨论的结果。”
范丽丽临走前，心理科的萧主任对她说：“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女孩，你边害怕边勇敢。在心理上你很害怕，但在行为上你还是勇敢地想要揪出坏人。”
萧主任安慰范丽丽，还总结说，尽管对方是男性，对这个女孩使用暴力，恐吓诋毁她，让她陷入巨大的恐惧。但是这个女孩没有退缩，尽管她孤立无援，却依然在不断反抗。
萧主任说：“我们今天这么多医生在线，就是想从医生的角度帮助你。”
看着范丽丽离开会议室，谭主任让在线的专家和医生发表意见。
干预科的朱主任说：“这个女孩，提到相关事件很平静，没有情绪反应，也没有回避，如果警方提供的信息与患者完全不合，涉及到维权，建议司法鉴定。”
司法科的主任说：“必须得是患者有肇事肇祸的情况下，才能提请司法鉴定，但是这个女孩没有犯任何错，走不了司法鉴定程序。”
精神三科汪主任说：“范丽丽有明显的偏执多疑，要不要考虑人格障碍方面的问题？”
人格障碍，也就是说范丽丽无法处理好正常的社会关系，按照这种诊断，范丽丽恐怕需要继续住院治疗。但这位汪主任的意见，很快被多数医生否决。
精神四科甄主任说：“人格障碍一般在18岁以后，对社会上多数人和事格格不入，并且自己也觉得很痛苦，有长期固定的模式。但是范丽丽不是这样，在那次被殴打之前，她都是很好的一个人，与室友、同事、朋友都很好，这都表明她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功能。”
另一位主任说：“范丽丽有多次反复的创伤性回忆，产生明显的痛苦反应，应该考虑创伤性应激障碍，给她做一些心理治疗。”
之前安慰范丽丽的萧主任，也反对人格障碍的诊断，他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
萧主任说：“诊断人格障碍，我们要谨慎。她出现应激反应，因为男友的暴力和诬陷对她是折磨和创伤，而她在手无寸铁地斗争。她的情绪来源，其实与原生家庭有关。”
这是在场其他医生没有提到的。范丽丽自从读大学以来，就从家里搬走，留学也是靠自己打工赚钱，即使回国，也没有选择和父母住同一个屋檐下。她遭受暴力、诋毁，多次报警，父母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些至少能说明，范丽丽与父母的关系并不好。”
萧主任说：“我们应该考虑应激相关的障碍，通过心理治疗，让她获得康复。”
等到所有医生讨论完毕，会议已经进行两个多小时，谭主任将上述医生的发言进行汇总。
大多数医生都认为，范丽丽描述的事情并不荒谬，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她认为自己遭到污蔑与不公正待遇，才做出剧烈反应。而且她的确遭受到诬陷和威胁，还提供了照片、病例和手机截屏作为证据。
“她不需要住在封闭病区，需要的是心理治疗，需要被关爱和安慰。”
谭主任给出结论：“这个病例，通过全院讨论，最终的诊断是——应激相关的障碍。”
“应激相关的障碍”不属于重型精神疾病范畴，不在六大重精管理范围，不需要监护人，不影响社会功能。
也就是说，在社会功能方面，她和正常人一样，不会遭受精神病人所遭受的歧视，也不影响工作和结婚生子，只需要开一周的抗焦虑药，她就能出院了。
听到这个结果，我在屏幕对面忍不住露出微笑，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那天在线会议的结尾，谭主任让所有年轻医生先不要走，嘱咐说：
“精神科医生面临的问题，有时候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性问题。一种精神疾病的诊断，难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可能涉及到的其他方面。我们既是医生，有时也是‘法官’，一个签字就能改变人的命运。”
镜头里，原本坐得笔直的郑医生，此刻靠着椅背，仰头轻轻叹出一口气。
其实我们哪里是什么法官，判决也好，诊断也罢，靠的是医生们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主任的这番话无疑是在提醒我们，签字的影响之大，绝不是能随意就能做出决定的。
郑医生的纠结，无疑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
一个人正常，还是该进精神病院，给予判决的应该是医生的专业知识，而不是任何人的偏见和歧视。范丽丽曾出国留学，现为大学老师，依然受到怀疑。那些生活在农村，或者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呢？
每个人能得到这样的“公正判决”吗？
我想不出回答，只能时常翻出大会上，我记笔记的本子，看着每个主任的话，重温这个让人纠结的故事。
我以此来提醒自己，每次签字之前，都要想想那句话——她需要的到底是住在封闭病区？还是需要心理治疗，需要被关爱和安慰呢？
我最初被这个故事打动，不是因为其中的人心险恶，而是另外一个更宝贵，更值得被看到的东西——
为了女孩，有180位医生坐下来“开大会”。
鲁米那说在那场会议里，他们除了认真讨论病情，并没顾虑其它事。大家内心有了要为此事负责的觉悟。
这种认真在我看来很难得。
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常常要考虑舆论和家属质问，甚至个人的人身安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除了治病还得考虑太多事。这种现象他们习惯了，我们也不见怪。但长久如此，就真的对吗？
希望每一天，他们都能够毫无顾忌地去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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