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家里有什么古怪的禁忌？
我小学班里有一个同学，不穿黑色衣服，因为爸妈觉得晦气；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杀鸡了只能吃鸡翅，因为其它部分被父亲规划好了分给每一个人。
最夸张的是一个隔壁班男生，家人禁止他进厨房，不许他做手工课织毛衣作业，“那都不是男人干的事”。
我和周听绪提起这些古怪禁忌，她告诉我，其实这些跟传统无关，本质上是家庭权力的抢夺。
判断家庭是否健康，最大区别就是每个家庭成员，是否能自由表达想法。
就在去年，在澳洲从事心理治疗的周听绪，也遇到一个奇怪的家庭——
妈妈命令女儿每天出门五小时，不许提前回家，而家里的护工，不许当着她女儿的面提起男人。
周听绪无法理解，这个妈妈建立古怪禁忌的背后，是因为什么？
去年，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女孩，她叫小秋，二十五岁，患有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疾病：结构性硬化症。
换句话说，她的内脏器官里有很多小肿瘤，大脑也有，影响前额叶，这些瘤让她的心智保持在十岁左右，曾经让她患上被爱妄想症。
精神科医生说：“她的恋爱幻想，像是个爱看迪士尼公主的小孩儿。”
病情严重的时候，她在网上寻找陌生人的电话，幻想自己是对方的未婚妻，发短信过去，问人家什么时候娶她。
或者虚构一个王子，连续发二三十条短信给对方，诉说浪漫情话，其实那些短信，都是发给她自己罢了。
最严重的一回，她背着家人，打算和一个自闭症男孩结婚，甚至准备了酒宴、请柬。
我在澳洲的工作是一名行为分析师，和国内精神科医生有点像的是，我面对的也多是精神病患。在澳洲，医生负责开药，而我得矫正病人的攻击行为，比如打骂吼叫，病人平和下来了，他们和家人生活才会更好。
小秋这样的情况，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上一位行为分析师留下的建议书只有区区五页，写着“尖叫”，“偶尔会打人”，“自主订婚不告知家人的冲动行为。”
建议书过于简略，我几乎需要重新了解她，于是和她的家人预约家访。
没想到两个月后，我开始帮小秋寻找她的“白马王子”。
小秋的家是一个独栋住宅，三间卧室，一间客厅，还有座小院子。屋里看不见杂物，摆设都是应季的时髦货。
复活节，家里就摆兔子和彩蛋；万圣节就扮上各种各样的南瓜，圣诞节还有槲寄生和圣诞树。
毫不夸张地说，屋里的装潢比得上任何一个家装网红。
摆弄这一切的，是小秋的妈妈麦太太。
她是单亲妈妈，六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上去非常体面。
除了小秋，她还要照顾一个自闭症的儿子。照顾两个特殊孩子通常会搞得人筋疲力竭，麦太太还有心思做家装摆设，让我啧啧称奇。
后来我才发现，小秋在麦太太眼里，也像一件精致的摆设。
第一次拜访，我走进客厅，看到小秋乖乖地坐在桌前，穿着印有小雏菊的吊带连衣裙。我夸裙子好看。小秋高兴地像孩子得到表扬一样。
麦太太说：“小秋，这是听绪，你跟她聊一聊吧。”
小秋收敛笑容，表情僵硬地念叨起来，就像是在念一份检讨书那样——
“你好，我妈妈说我行为举止有问题。因为我脑子里有瘤，所以我会做错事，还有幻觉，有时候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我有时候尖叫，这样很不好，但是我已经吃药了……”
我打断她的话：“小秋，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能告诉我，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吗？”
初次见面，绝不能当面讨论客户的行为问题，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习惯。没有人愿意在陌生人面前自揭伤疤。
小秋背书一样的表现，显然不是自愿，她听到我的话，松了一口气，扭脸看麦太太，似乎在观察妈妈的脸色。
我对麦太太说：“每个人都是独特完整的个体，疾病不过是患者的一面而已。第一次拜访，我想听小秋聊聊，她愿意分享的那一面。”
麦太太好像没听懂我的话，自顾自地说：“她最近在吃药，你看她说话的时候，眼珠总是往右翻，那不是翻白眼，而是药物反应。她只能读简单的句子，也无法算数……”
小秋坐在一边，脸色泛红，肩膀僵硬，药物引发的翻白眼更频繁了。
她听着妈妈冲陌生人一样样数落自己的毛病，此刻心情肯定糟透了。幸好没过多久，护工就带着她离开房间，出去玩了。
望着小秋离开的背影，我向麦太太咨询病症，结果发现，干预书上写的尖叫、偶尔打人，以及被爱妄想症的行为，都是多年前的事，在药物控制下，这些行为几乎完全消失了。
可是在麦太太眼里，小秋的行为问题依然严重，包括不懂算数、不会化妆、情绪崩溃、房间乱糟糟、睡觉还要关门，不许妈妈进她的房间……
这些也算是毛病？我心里吐槽，嘴上却没有反驳。
或许觉得我愿意倾听，麦太太唠叨起照顾小秋不容易，最后竟然说：“医生说得这种病的人寿命都比较短。你看能不能说服她，把遗嘱写了？”
我一愣，没想到麦太太会提这种事。写遗嘱，意味着要面对失去孩子的事实，多数家属都恨不得拖到最后才提“遗嘱”两个字，麦太太的未雨绸缪，显得有点可怕。
她见我迟疑，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做，于是开始教我：“小秋的心智，也就是十岁的小孩，你得用一种玩游戏的方法教她，告诉她遗嘱里要写什么……”
我试探性地反问：“遗嘱该写什么呢？”
“她一直领着社会福利金，这笔钱用得不多。她跟我住，又有你们和护工，这些年也存下一些。将来她不在，就留给她弟弟吧。我这个岁数，财产最后肯定也是留给她弟弟的。”
麦太太的话令我很不适，脑子里嗡嗡响。我的工作是让客户过好往后余生，而不是早早准备死亡。
离开前我跟她说：“这是件大事，就算让她写，也要一点点教。不妨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怎么样？”
回想起小秋紧张而僵硬，木偶一般的样子，我突然很同情她。材料里说，她热爱舞蹈，可惜这个家并不像能让她起舞的地方。
为了解到小秋真正的问题，我单独约见她和护工梅丽，想获取一些麦太太没说的信息。
得知小秋喜欢海，我们约在海边见面。小秋比在家里活泼得多，散步一会儿，她说想练习跳舞，就在沙滩上跳起来。
她的动作略显笨拙而幼稚，好像是对着电视，模仿芭蕾舞的孩子，但这不影响她跳得开心。
我和护工梅丽坐在沙滩上用力鼓掌，“跳得好小秋！”
梅丽说：“她是我带过的最好照顾的客户。不过，这份钱也不好挣，她妈太难搞了。”
小秋真正的问题，就出在麦太太身上。
像她这样的残疾人，有两种社会福利，一个是专款账户，里面的钱用来支付各种治疗费用，包括护工和我的薪酬，但是不能取现，像国内的医保；另一个是社会福利金，每月1500块钱，政府直接拨款，随便花。
这两笔款项，都被麦太太牢牢把控。
她用专款账户雇佣护工，接着取出小秋的社会福利金，每天给她20块钱，每周五天，每天五小时，让护工带着小秋出门。
如果经费充足，护工可以带小秋参加残疾人团体的活动，但是每天20块钱，只够小秋在廉价超市买最便宜的盒饭，加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然后去免费的公共场所游玩。
想要更多花销，哪怕只是1块钱，也必须向麦太太提申请。比如小秋看见卖冰激凌的，想吃，就得打麦太太的电话。她心情好，立刻同意，心情不好就告诉护工，“去商场吹空调也能凉快。”
时候久了，梅丽也不愿找麻烦，小秋想吃冰激凌，干脆自己买给她。
经济管控还不是唯一的问题，梅丽有时候感觉，在麦太太眼里，小秋就是个麻烦精。
她从来不许梅丽提早带小秋回家。有一次天气太热，超过40度，小秋眼看要中暑，梅丽提前半小时带她回家，麦太太破口大骂：“这是我休息的时间，我付钱给你们，就是让你们把我女儿带走的！”
梅丽说：“我能理解当妈的很累，想清静清静。可是她真为小秋考虑过吗？自闭症儿子还在家呢！”
最让梅丽心疼的，是她和小秋拿优惠券看电影那回。两人到影院，发现优惠劵不能用，要么多花几块钱，要么取消计划回家。
小秋小心翼翼打电话，结果惹得麦太太暴怒，在电话里吼道：“就这么点事情哭什么哭！我每天就只有这几小时不用看见你，你还在这里给我搞事情，不许回家，你们就在外头给我待着。”
但梅丽告诉我，麦太太并非一直吝啬。
这个妈妈会给小秋买化妆品和漂亮衣服，还会和小秋牵着手一起做美甲，但是买什么化妆品和衣服，美甲涂什么颜色，都必须由她说得算。
小秋十八岁那年，私自与一个自闭症男孩订婚，在男方父母的帮助下，订了婚宴，还给所有认识的人发出请柬，唯独瞒着麦太太。
麦太太发现后，闯进男方家，怒骂他们良心歹毒，欺负女儿智商低下。
婚事取消了，可是梅丽和我都感觉，真正让她暴怒的不是男方父母，而是小秋自作主张。
因为自那以后，小秋的手机被没收掉，换成儿童手机，去哪了麦太太都能监控到。小秋被禁止参加多数残疾人活动，仅保留她最喜欢的跳舞项目。
梅丽说现在的小秋，几乎没有任何社交，唯一的朋友就是她。这个女孩的生活被自己妈妈紧紧扼住喉咙，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自信。
我突然想起之前看过她的一份医疗报告，小秋的身体里有很多小肿瘤，肺部有三颗，肾脏有四颗，大脑里有三颗。
这样的病人，通常只能活到四十多岁，小秋却过着这样虐心的生活。
情况真的那么严重吗？我有点怀疑。
此刻，小秋还在海边跳着舞，浪花拍在脚上，露出笑容，眉目间看不出一丝烦恼。
事实真相，是我自己慢慢发现的。
有一回我上门工作，正跟麦太太聊着，这时梅丽也来了，要接小秋出去。
麦太太慌忙准备，冲小秋说：“去拿你的包，然后出来吃维生素，你记得戴个帽子，防晒霜也不要忘记擦……”
小秋起身回卧室，出来的时候戴着一顶红色贝雷帽，梅丽见了笑着说：“你戴这个帽子真好看，像个欧洲的艺术家。”
麦太太正在拿维生素片，听到这话抬起头看了一眼，皱起眉头说：“今天热，你不要戴皮帽子，去换个草帽。再说，红色跟你的衣服不搭，我说过多少次，身上不要超过三种颜色，否则显得很乱。”
小秋神色慌乱，“我…我想戴这个帽子。”
“你这个孩子怎么不听话，我是你妈妈难道还会骗你？”麦太太拿着水杯和维生素走到卧室门口，“你先把药吃了。”
小秋脸涨得通红，接过药片就着水吞下，把杯子递给妈妈转身想走，却被拦下，“你把帽子换一下，你不要戴这个帽子。”
小秋不说话，但是也不肯动。
梅丽说：“我们一会儿去海边走走，今天风有点大，海边不会热。你放心，我会照看好她的。”
麦太太还要坚持，梅丽看见我坐在客厅里，忙说：“麦太太你不是还有客人？先忙吧，小秋交给我，没问题。”
我趁机帮腔：“外面有点儿风，小秋戴这个帽子很好看，显得气色好。”
被外人插嘴，麦太太一时不知所措，梅丽趁机拉着小秋出了门。
我坐在客厅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适感，瞬间像是回到糟糕的童年时期。
读小学的时候，父母在外地工作，我寄宿在一个姨妈家里。姨妈管我很严，衣食住行都有既定安排。
一个冬天的早晨，我遵照安排穿了一件红棉袄。家里有两件不同款的红棉袄，我穿了款式新的那件，结果当晚回家，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姨妈说我贪漂亮，脑子都放在时髦衣服上，不知道好好学习，对不起他们含辛茹苦地养我。我不知道怎么反驳，只会乖乖低头挨骂。
明明是大人没有说清楚，我就成了道德品质败坏的小孩。
人类对事情的具体记忆一般都有偏差，但对感觉的记忆却始终都是准的。
三十年前的事情，我也只记得几句 “不知好歹”，“大人都是为了你好“，”你一个小孩子不懂”，但是我依旧记得那时候的感觉——
被抛弃的恐惧；因为“爱美”产生的羞耻感；还有强烈想要回到过去，绝对不再穿这件棉袄的悔恨。
就像这一天，小秋为了一顶帽子被妈妈在所有人面前喋喋不休一样。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总是错，从头到脚都不对。只能闭上嘴，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于是我很少出门，很少讲话，课余时间都用来读小说。
读初中以后，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常常约我一起玩。我去得很少，因为害怕，不知道怕什么，可能只是习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罢了。
或许正是因为那段经历，我有极强的共情、察言观色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活得很累，但是如今看来，或许是导致我走上心理治疗工作的必然。
对大多数人来说，糟糕的童年永远不可能挽回。但是小秋不同，她虽然身患疾病，遭遇不幸，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她的心智冻结在童年时期。
我想帮助这个特别的女孩，哪怕她生存时间有限，也要在一个理想童年中度过余生。
小秋到底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呢？
我不能确定，因为麦太太的管控，小秋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少得可怜，根本不可能描绘出一幅生活的理想蓝图。
随着见面次数多了，小秋对我敞开心扉，还给我看她自己做的剪贴本，里面都是新娘的婚纱和头纱。剪贴本粗糙杂乱，我看不明白就问，于是小秋开始描述对自己婚礼的幻想：
漂亮的大裙子婚纱，装饰着花朵和丝绸的结婚典礼，教堂外放飞的白鸽……男方，则是个面目模糊的白马王子，没什么特别的。
至于自己和新郎的浪漫关系，不过是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以及“我想要做什么，他会支持我。”
我突然明白了。她的理想生活，只能藏在那些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中。
而她的白马王子，根本不是什么样的男人，而是她内心真正想要的——自由生活。
想要让小秋找到这位“白马王子”，就必须让她脱离麦太太的牢笼，于是再见到麦太太的时候，我委婉表达出想让小秋搬出去住的想法。
我问麦太太：“听款项管理员说，前年她的生活能力评估下来后，得到残疾人住宅的拨款。为什么不让小秋搬出去呢？”
“不行，我看了好几个住宅，房子都太差了。她的拨款也不够，她只能住那种一对三的住宅，一个护工管三个人，根本不安全！
“她什么都不会，她上次自己想做杯咖啡，把我的胶囊咖啡机都弄坏了，我教她做饭，她往锅里倒油都没个数，差点儿把房子烧了…”
麦太太滔滔不绝地讲了很久，说的都是小秋如何不行，我听得头昏脑胀，打断麦太太，“那么安排护工上门陪她做些小事如何？”
“不行。”麦太太斩钉截铁拒绝，“她只会弄得一团糟，这是我的家！”
我好像明白，为什么上一任行为分析师的报告只有短短五页了。
麦太太禁止小秋参与社交活动，禁止小秋学着怎样照顾自己，禁止她搬出去住，这样一来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麦太太有各种理由，拒绝我们对她女儿的培训，一点也不行。
后来我才从梅丽那里得知，麦太太辞掉所有和她产生分歧的人，包括护工、分析师，和款项管理员，只留下那些脾气软好拿捏的。
为保住生计，这些人不得不听从麦太太的安排，和她说话小心翼翼，却对小秋的真正需求置若罔闻。
梅丽告诉我，这些年麦太太的脾气越来越糟，因为一点小事，就半夜给梅丽打电话投诉，对着电话嚷嚷两个小时。为保住工作，梅丽也只能听着。
到后来，每一个护工都要经过她的严苛面试，要求格外离谱：男的，不要；年轻有活力的，不要；有主张的，不要；身高不够，不能震慑小秋的，不要。
梅丽身高1.8米，脾气够软，所以能够一直在小秋身边。她特别提醒我，跟麦太太说话一定要小心，别被辞掉。
于是我尝试着换一种方式，捧着麦太太。
那时恰逢她犯了心脏病，刚从医院出来，我说：“你在小秋的生活中是决定性的存在，一定要健健康康才行。我看你今天气色不是很好，是不是让小秋先出去住一两个晚上？“
麦太太没说话，像是心动了。
我连忙加了一把火，“这几天是你康复的关键时期，不要再损耗身体。不如我给梅里打电话，让她安排一下？她很了解小秋，陪她出去住几天应该没问题。”
或许是真的累了，麦太太松口，答应了。
三天以后，我给梅里打了个电话，问她小秋的表现如何。
梅里说她先接上小秋去她家里，两个人在电脑上选了个爱彼迎，在她喜欢的海边，住了两个晚上。
其实这两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就是到海边走走，或是在屋里看看电影，听听歌，玩玩游戏，一起做些简单的白人饭。
起初，小秋有些不适应，显得很焦虑，晚上会因为想家哭一小会儿，但是很快就开心起来。晚上也乖乖按时吃药，偶尔会因为产生幻觉，骂几句脑子里跟她说话的人，除此之外没有问题。
我问梅丽，她做饭成功吗？麦太太说她会把炉子烧了。
梅里说很成功，她们还一起烤了蓝莓麦芬。虽然小秋精细运动能力确实不好，很多事情需要帮忙，但也不是一点儿都不行。
经此一役，我开始确定了行动方向：我要把掐在小秋脖子上的手弄得松一点，让她呼吸到自由空气，也要让她尝试到微小成功的滋味。
她不是废物，她可以过上自己的生活。
出去住几天这个策略，麦太太好像也很喜欢，居然同意让小秋每个月出去住一个周末。
我抓住这个机会，让梅里把小秋的微小成就拍照，打印出来做成相册，就叫小秋的周末记录。
梅里很会安排，她把小秋往三明治上涂黄油的样子、往麦芬里放蓝莓的样子、收拾洗漱用品的样子，甚至在二手旧货店选CD的样子都拍了下来。
过了几个月，恰逢小秋参加的残疾人舞蹈班年中颁奖，梅里和我，拨款管理员，还有麦太太都去了，我们叫自己小秋队。
这场典礼，其实人人都有奖，但小秋不知道，她还很高兴自己拿了奖。
典礼结束后，我们几个人哄着麦太太跟小秋在舞台上合影，特地让小秋把奖状举在胸前。麦太太为维护“伟大母亲”的形象，很配合。
我们把照片打印出来，给奖状也买了相框，递给麦太太，请她一定要挂进小秋的房间。
麦太太起初不愿意，说小秋房间太乱了，挂了也会被女儿扔掉。我们当着她的面，对小秋说，你可别扔，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小秋高兴得直点头。
我深知麦太太爱面子，连忙当着梅里和款项管理人的面，夸麦太太如何聪明能干，还配合我的工作，小秋有进步，她功不可没。
麦太太被高高架了上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只得答应了下来。
此外，我经常见缝插针提一些特别微不足道的建议，比如让小秋自己选指甲油的颜色，或者让她偶尔自己选衣服和包包。
针对麦太太每天20块钱的严格管控，我给小秋做了一张空白表格，拿胶贴在墙上，又和小秋一起在网上找到她爱吃的食物图片，打印下来。
每天早上出门前，梅丽和小秋一起计划这20块钱怎么花，决定好以后把食物图片贴在表格上，这样她获得了一定的决定权，每天的花销也有计划可循，不必再情绪崩溃着向麦太太提申请了。
小秋就像是囚禁在高塔里的公主，时间太久，早已经失去走出高塔的勇气和自信，而我每个行动的第一宗旨，就是要帮她重铸勇气与自信。
等到她足够有勇气走出高塔，也就能自己去寻找那位“白马王子”。
到后来，款项管理员也加入拯救公主的团队里，她的目标是让小秋参加更多活动，获得更多社交渠道。
有一回，她跟我一起来到麦太太家，打开电脑，给麦太太看她的资料库里条件符合的活动，甚至打印一份彩色文档出来，让麦太太翻着看。
麦太太依旧很客气，微笑着点头感谢我们工作用心，接着借口头痛，说你放在这里吧，我慢慢看，照顾孩子太辛苦，我最近都没有睡好，今天真的精神很不好。
我俩都知道，她是不会看的，正想怎么说，小秋突然走出卧室，问我们：“我想看一看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款项管理员很高兴，拉开身边的椅子让小秋坐下，拿起文档翻给她看。
小秋表现得有点拘谨，时不时抬头看她妈的表情，又不太敢讲自己想要干什么。
我偷偷观察小秋的神色，她要是显得感兴趣，我俩就替她跟麦太太讲，这个活动怎么好。我从专业的角度提建议，款项管理员的角度就是这个方便，离家近，又划算之类的。
讨论大概一个多小时，最终敲定让小秋去参加一个专门为残障人士服务的戏剧社，小秋笑得嘴巴咧到耳后根。
结果证明，这个在海边跳舞的女孩子，在舞台上也一样做得很好。
几个月之后，小秋被戏剧社邀请参加一则视频广告的拍摄。更重要的是，戏剧社按照正规的市面价格付给她薪水。
钱不算很多，但这是对她能力最好的肯定。
刚见到小秋的时候，她虽然在外面表现得活泼，但是与我这个陌生人一说话就低着头，自从加入戏剧社，我发现她说话神态愈发自信，眼神不躲闪，后背挺直了。
就在拯救计划渐入佳境，整个团队欣喜万分时，我们收到一个可怕的消息。
小秋又做了一次例行的MRI检测，这一回医生说，她的寿命可能只有十年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多数像小秋这样的病人，也就是活到四十多岁。但是我只能一步步循序渐进，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几乎都遗忘了这个可怖的现实。
这次检测提醒着我们，必须要加快进度，现在跟我们抢夺这位公主的，不止是麦太太，还有死神。
款项管理员每隔一段时间就给麦太太打电话，说找到不错的残疾人住宅，让麦太太去看。可是麦太太依然百般借口，不是房子户型不好，就是不干净，不管我们提出什么解决方法，她都只是敷衍，不肯有任何行动。
眼看陷入僵局，我也急躁起来，有一回直接问她：“小秋已经是成年人，你的法律手续有没有办？”
麦太太的脸色立刻变了，她心里清楚得很。
小秋作为残疾人，必须有一个监护人。自打小秋满十八岁，麦太太的监护权就失效了。想要重新获得监护权，她必须向相关部门提申请。
另外小秋有两个账户，一个是像医保那样的专款账户，一个是直接给钱的社会福利金。麦太太只有专款账户的管理权，但是小秋的社会福利金，她一并把持着。
按理说，小秋十八岁时，麦太太应该主动申请监护权和福利金管理权。但她没去，这一步就已经涉嫌违法了。只不过民不举官不究，这些年含混过来了。
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和对小秋各种事的处理方式，只要站在听证会上说话，结果肯定是失败。政府会给小秋安排一位公共监护人和财产管理人。而麦太太作为生母，只能获得协同监护权。
也就是说，大事由政府说了算，小事她说了算。
没想到麦太太思考了一会儿，问我，能否让小秋的弟弟做她的监护人和福利金管理人。
我盯着麦太太的脸，不知该说什么。让一个自闭症来当小秋的监护人？老糊涂了吗？
那天离开麦太太家，我突然有点唏嘘。
曾经的麦太太是一个女强人，年轻时是本地最大购物中心的市场部经理。
凡是本地有点儿名气的品牌，都在那个商场里，而那些品牌，都是她一手引进的。麦太太曾经跟我吹嘘过，她是如何亲手选团队，怎样火眼金睛地挑人，又是怎样在谈判桌上说一不二的。
九十年代，麦太太还操办过一场国际体育明星的见面会，前后统筹规划几个月，见面会结束后，她成为本地商界最大的红人。
每天的安排满满当当，品牌经理想约见她，只能拼命拍她秘书的马屁，才有机会能和她喝一杯咖啡。
直到辞职前，她还是市场部总监，统管一切品牌进场。
麦太太的商业眼光很准，选男人的眼光可不怎么准。结婚后丈夫出轨，她与丈夫对峙却遭到家暴。丈夫当着还年幼的小秋的面，往死里打麦太太。
她尖叫着让小秋报警，最后警察在电话那头听到麦太太喊救命，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家暴离婚，法官禁止丈夫靠近麦太太和孩子周围，可是这时候，丈夫早已经转移走了财产。
麦太太只能忍着伤痛，边拼命工作，边看心理医生，直到发现两个孩子相继出现问题，必须全职照顾，她不得不终止事业。
麦太太时常抱怨：“为了小秋，我这一辈子算是废了。”
嘴上这样说，她却一直牢牢控制着小秋。多年过去，孩子是她唯一剩下的权力来源。与其说小秋是她的女儿，不如说是她塑造自己形象的项目。
这形象就是：风光无限的女强人，却遭到背叛，带着小秋这个累赘负重前行。其实麦太太自己也是被控制的，她被自己的过去所控制。
她活在曾经的辉煌岁月，把自己错过理想生活的原因，归咎于女儿。
遭到别人控制，还有人能帮忙拯救，比如小秋遇到了我们。
遭到自己控制的麦太太，又有谁能够救她呢？这个问题过去了很久，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小秋身上的改变，与我们的急躁行动让麦太太产生防备心理。
从那以后，每次我约家访，或者想要在外面与小秋见面，麦太太都会找理由推脱，再也不和我讲述小秋的情况。
款项管理员给我们的团队发了封邮件，说麦太太不再用她的服务，说白了，就是给她炒了。
公主拯救行动，就此陷入搁置。
两个月后，我等来通知，一个只有三四位员工的机构，向麦太太派遣了新的款项管理员。
这位新的管理员似乎完全站在麦太太这边，几乎和我没有交流。我向她要文件，她也不给，只是让我联系麦太太。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总觉得自己也会被换掉，但是现在的我，已经被驱离赛场，想战斗也没办法。
直到前一阵子，我接到一通电话，是反虐待委员会打来的。
他们收到一通投诉，说麦太太作为一个没有法律监护权和财产权的家庭成员，管理着小秋的一切生活和法律事务。给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我这个行为分析师，准备一份书面说明，提交给委员会。
我左思右想，又给之前的款项管理员打电话，终于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回我和款项管理员，一起外出去看小秋。当时约在图书馆里，小秋戴着耳机，拿图书馆电脑看《爱乐之城》的幕后花絮，我和款项管理员聊起麦太太没有监护权的事情。
当时在我们身边的，还有第四个人，那是一个临时护工，一位学社会学的女大学生。我当时感觉她对我们说的内容挺感兴趣，还问她将来是否打算从事义工这事。
就是她举报了麦太太。因为麦太太接连投诉她，让她丢掉工作。投诉理由是她有一回工作时接了男友的电话、她的车里有饼干屑，没有放香薰片。
其实这些年，麦太太炒过很多护工，但不是所有护工都知道成年人虐待的投诉渠道，也不是所有护工都听得懂监护权和财产权这些事。可是这些对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是基础课。
我和款项管理员，也不是没想过投诉，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得更多。麦太太失去监护权后，会不会作出过激行为伤害小秋？一下子换到陌生环境，小秋能完全接受吗？
说到底，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让小秋过上理想的生活，而不是搞垮麦太太。
没想到，拯救公主计划的结局，是杀出一个路人甲，直接一炮轰碎高塔。
接到反虐待委员会电话那天，也是我最近一次跟小秋见面。我们玩了一会儿简单的游戏，聊了一会儿她近来最担心的事情，是要去一个新医院做专项体检。
我陪她搜索新医院的信息和图片，又看了医院官网上关于专项体检病区的介绍。小秋说看完这个感觉好多了，让我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打印些图片给她看看。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临出门的时候刚放晴。我坐在车里，正要发动，工作手机响了，对方自我介绍是反虐待委员会，说接到一份针对麦太太的投诉，向我咨询具体情况。
我说以小秋的认知能力，她的确需要人管理生活中的大事，比如医疗，财务，居住地和生活安排，但是我也知道，麦太太在她年满18岁之后没有走过法律流程。
对方问我，有没有建议麦太太申请。我说有，但是她一直拖到今天。
接着，对方问出最关键的问题：
这么久以来，麦太太为小秋做出的一切决定，是不是以小秋的利益出发和考量的？
我告诉她，从我的角度来说，小秋应该搬出去住，但是麦太太一直不让；小秋应该学习怎样简单照顾自己，比如做三明治，或是叠衣服，麦太太也不让；最重要的是，小秋想回家的时候，麦太太还是不让。
我听见电话对面，键盘噼里啪啦地响着，总觉得那像是小秋的自由鼓点。
最后，对方问我能不能出具一份书面说明，我同意了。
当这份书面说明发送给反虐待委员会时，麦太太的监护权，恐怕是保不住了。
我有一个工作理论：内心的安稳源于知道自己是谁，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什么让自己平静快乐，什么事情会打乱心境。但是，想要知道自己是谁的第一步，其实要经过迷茫，随大流，犯错和碰壁。
麦太太最大的错误，就是她拿自己的经验决定孩子是谁，而不是让孩子尝试人生的可能性，一切都得按照她说的办。
但是孩子终归有自己的生活，始终活在别人的严密安排里，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她的发疯，她的哭泣，其实都是一种自救行为，是透过高塔向外呐喊，挣扎求生。
挂了电话，我靠在车座上写了一会儿，下意识地转头去看小秋的家。
乌云渐渐散去，一轮彩虹横挂在空中，像是一个童话。
周听绪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自信，时常让人感到温暖。
这与故事里她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于是我问她：
当年，你经历了家里的事儿，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周听绪告诉我，她的一个大学室友，是个“很有能量”的人，口头禅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位室友只要对什么感兴趣，就去尝试，从来不惧怕失败。
她喜欢跳舞，就参加舞蹈队。其实她的身材并不好，有时候舞衣穿不上，还得宿舍里两个姑娘一起扯着衣服，替她拉上后背拉链。
这一点也不妨碍她在舞台上光芒四射。
受到室友的影响，周听绪鼓起勇气报名校电视台主持。第一次尝试漏洞百出，但是同学们看了，都挺宽容，出错了也没怎样。
借助小秋的故事，周听绪想告诉所有被长期否定、打压的孩子——
伤痕并不会因为伤害你的人离开而消失。很多时候，那个人走了，但你内心隐秘的地方，可能还藏着小小疙瘩，它阻碍着你做自己。
每当这个时候，就试试小声说出这一句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迪恩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1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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