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江名媛
晚上吃完饭，姨妈突然跟我说，我有件事到现在都不服气，你妈的残疾证为什么没能评上？我们村的那个老张，腿都没你妈严重，怎么就能评上呢？
还没等我问。母亲就接着说，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次评选好多人都被刷下来了。早知道当时推个轮椅过去装一下了。
母亲从小患有小儿麻痹，以前一直有残疾证的，有残疾证，意味着一年有个几千块的社会救济。这几千块对城里人来说不算什么钱，但对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母亲来说可是不小的数字。但前几年突然标准变严了，说是有两条腿残疾才能拿到残疾证，母亲以为只是例行检查，没想到就被刷下来了。
我几乎每次回家，这都是饭桌上必定会聊到的话题之一。而且每次他们都会问我，能不能找找关系。我都劝他们，要不还是算了，找关系就算能找到，也肯定要打点一下，现在一顿饭少说也要几千块，都够你一年的补助了。再说了，你要是找关系评上了，那些真正比你严重的残疾人就评不上了，我们家条件还可以，不如把机会留给更困难的人吧。
今天他们再次聊起的时候，我并没有再劝他们，我甚至都没有回他们，最后变成了姨妈母亲和父亲三个人之间的对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着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聊着这个证的各种好处。好像在我面前聊这件事本身成了他们很重要的情绪出口。
他们应该也知道我其实帮不了什么忙。我早就不做记者了。在我做记者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从村里到镇上再到县里都会有人请我吃饭，估计都不需要跟谁打招呼这事就能解决掉。即便没有这些关系，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儿子毕竟在大城市做记者，是个有一定能量的人物。哪怕找不到关系，帮他们报道一下呼吁一下也没什么问题。
我之所以这次没有再劝他们，我是觉得在他们的求助面前，我的那点道德洁癖显得有点太道貌岸然了。以我这么多年的记者经验，我应该很清楚，这类的事情应该有不少搭便车的人，而母亲之所以被刷下来，很有可能是被谁挤掉了名额，而那个人未见的比母亲的情况更严重。
以前的劝，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记者那种职业惯性使然，你不能一边高呼公正平等，一边自己却在开后门。其实这也是这些年来我自己的困境。我总是以一种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是整个社会好像不是这样按理出牌的。
我待过的一些报社好多都有自己的道德委员会，收取采访对象一两百的礼物都是违反报社规定的。但是后来听说了一些事情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后来做投资也是，帮朋友拉过一些投资，根本没想过要什么中介费，我这个人好像天生跟钱有仇。
所以这次的不劝，也多少有几分自责在里边。我那些年最大的梦想总想着做记者，总想着匡扶正义，却从未想过为家人匡扶过正义。
我其实跟很多记者同行比，情况还算比较好的。之前有一位记者因为采访感染了很严重的病，报社都不闻不问，最后还是靠同行捐款筹集了一部分医药费。
我很少袒露自己的伤口。我从未后悔自己当初做记者的选择，尤其是这些年看到很多人比我更勇敢之后。只是这些年看到父母的年岁渐长，而自己面对很多问题又爱莫能助，难免会想，当初那样选择真的值得吗？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更应该关心公众的福祉，还是更应该关心个人的幸福？
但是回头想想，其实我那些年做的努力或许并没有白费。当你报道一起公共事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种社会进步最终都惠及到每个人，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在内，只不过效果不会那么快而已。而且按照佛教因果轮回的理论，我今天行的每个善哪怕只是一个善念，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结出善的果。
所以我常常在父母在抱怨生活中的种种不顺的时候，劝他们，你们其实已经很幸运了，你想想放开之后，多少像你们这个岁数的人走掉，你们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好好的，这些都是你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晚上侄女突然问我，她说，叔，现在股市突然那么热，蹭蹭往上涨，是为什么？是楼市不行了现在准备推股市？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当中。你我能做的其实很有限，除非改变出厂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