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江名媛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现在的灾难新闻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报道模式。
比如某地发生了洪水，公众最想知道的肯定是，有多少人受灾？有没有人失踪？泄洪之前有没有预警？为什么会发生决堤？除了天灾，有没有其他原因？未来该如何预防？但是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救援人员如何废寝忘食救人，当地干部如何连夜通知灾民撤离，红十字会如何组织捐款捐物，总之每次洪灾救援就没有不成功的，老百姓就没有不满意的。
救援抢险这些当然也很重要，但它不应该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轴，然后整天占据热搜。这么做的危险不言而喻。长此以往，公众会误以为以后再发生这样的灾难，压根不需要自救，反正一切都有政府包办。社会也无需关心这些灾民，反正政府都会把他们安顿得好好的。老百姓甚至都不用担心以后悲剧还会不会重演，反正有关方面会“举一反三”，比如一座桥突然塌了，全国就会对所有的桥进行大检查，怎么还会重演呢？
其实不光是灾难报道，似乎现在所有的报道都有类似的问题。杀人事件中，要么只见杀人者的信息，被杀者只是一个数字，要么只见被杀者的信息，行凶者的名字都不知道。比如苏州市民胡友平遇害事件中，至今不知道行凶者是谁。而且即便是已有的报道中依然存在很大的瑕疵。如果是杀人者，基本上都是十恶不赦的，如果是见义勇为者，基本上都是堪比神一样的存在。人性是非常复杂而幽微的，作为记者，最应该呈现的是这种人性的复杂性，而不是“非黑即白”。
我记得当年的马加爵案中，马加爵在被抓之后曾经告诉警方，他很想见南方周末的记者。尽管最后警方没有同意，但这个细节恰恰说明马加爵是南周的粉丝，他跟很多人一样，也曾经被南周启蒙过熏陶过。这跟他杀人的事实其实并不冲突。一个人不可能一出生就是个杀人犯的。为什么一个南周的读者、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最后会连自己同寝室的同学都不放过？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见南周的记者，公平正义良知在他眼中又意味着什么？
报道杀人犯的复杂性不是为他辩护，而是探究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他成为了今天的他？一个医生被病人杀了，这个病人固然可憎，但医院方面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过度医疗？医院的安保为什么如此薄弱？这个病人看得起病吗？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条绝路？如果只是一味地抨击杀人者，如果这些背后的因素不厘清，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类似的悲剧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作为一个做过将近20年新闻的前调查记者，有时候看看现在的新闻，真的觉得很悲哀。按理说，中国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新闻的富矿。那天听何伟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他说，如果有机会，他还是想回到中国，见证中国的发展，记录中国的变化。记者问，这个时间要多久，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五年之后。
在所有的西方记者中，何伟算是温和派，他在疫情期间给《纽约客》写的一篇中国如何控制疫情的报道，曾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巨大的争议。我那天又看了一遍，说实话，确实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理解还是太浅了点，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回来，只有像他这样的外国记者多了，才能把中国更多的声音带到全世界。现在外国记者越来越少，让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这两天社交媒体上都跟巴黎奥运有关的新闻，想起十六年前北京奥运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也曾经聚焦北京聚焦中国，有一家韩国媒体用“鸟巢一代”形容那些给老外做志愿者的中国年轻人。那时候我正好在北京一家央媒做编辑，整个北京都洋溢着一种至今回想起来都会让人兴奋仿佛就在昨天的喜庆氛围。
我还记得开幕那天，当大脚印在北京中轴线上空一步步逼近鸟巢时的那一刻，内心有多激动有多五味杂陈，那一年，我，25岁。如今已人到中年，不干记者了，更不问世事，躲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但偶尔看到国内的新闻，还是不免有些惆怅，然后想写点什么。就像今天这样一篇文章，我知道是改变不了什么的，灾难还是会继续发生，灾难新闻的报道套路还是会继续下去，而且会越来越正能量，而做为读者和观众的我们，也会越来越分不清这究竟是一场灾难，还是别的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