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苞:谈江南的奖助学传统

文摘   2024-08-08 22:52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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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陈氏优秀学子授奖荣誉榜     图片由作者提供  



每年八月份前后,整个江南垟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抖音上屡屡爆出某某学子考上北大、清华、浙大等名校的消息。这些学子披红挂彩,行走在游行队伍之前,接受路人投来的羡慕眼光。走进祠堂大门,祭拜供奉的列祖列宗。随后接受本村族长发放的奖学金。此外,还会收到姓氏联谊会以及政府部门发放数额不菲的奖金。锣鼓喧天、彩旗招展,这一幕的场景每年都会出现于乡镇街道,或者农村的祠堂中。


十年寒窗,一朝登龙门。相信这段光宗耀祖的经历会让这些高考的幸运儿终生难忘,或许普通父母见到这一幕也会暗自叹息:生子当如孙仲谋,为什么我就生不出这些“别人家的孩子”。还有的父母也许会更加严格督促孩子学习,加大补课的剂量,以争取来日也金榜题名。


温州的一位朋友刷到此类视频后,很不理解地问我:“都什么年代了,不就是考个名校吗?至于这么高调吗?”我问他:“前段时间,潘展乐获奥运游泳金牌,你为什么也喊的这么欢?”他说:“因为他是我们温州人,为国争光。”我说:“这些考上名校的学子是为家族争光,他们高调庆贺,有什么奇怪呢?”他说:“国家跟家族,这能一样吗?”我说:“怎么不一样?中国就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国家。没有家,哪有国?我们都爱自己的祖国,没有祖,哪来的国?”我们为此而争执不下。


这种有组织的举族庆祝风气在中国的广东、福建等地也很盛行,这可能与我国南方地区尚存宗法制度有关。家族内崇学之风历史悠久,但有组织的建立助学、崇学和奖学制度则始自北宋范仲淹创立范氏义庄。范仲淹捐田十余顷,以地租的收入赡养宗族,并制定《义庄规矩》,规定了婚丧嫁娶以及资助奖励学子等规定。范氏义庄受统治者的支持并树为典范,各地世家大族纷纷仿效,也购置族田,创设义庄,兴办义学。后来涌现了江西义门、浦江郑氏义门等特大望族,在封建社会蔚为壮观。


江南垟是温州地区一块小平原,位于鳌江之南,沿江面海,南面有高山阻隔,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历史上并未遭受严重的战火破坏,因此古代宗族的助学、崇学、奖学的风气得以延续。族人考取贡生、秀才、举人或进士,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荣耀,甚至是地方上同宗的荣耀,各宗族会有组织地举行庆祝活动。如民国时期,望里浃底园村陈功甫先生考上北京大学,该村打开祠堂大门,大摆酒席,招待上门前来祝贺的江南陈氏宗亲。括山尤家园钱文玑先生考上北京大学,举族欢庆,轰动江南,族人还在祠堂前树起象征功名的旗杆石。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科举社会,但各姓氏举行庆祝活动,其实就是民间助学、崇学、奖学的风气仍在江南乡土社会中遗留。我曾经参与发起江南姓氏联谊总会,每年都会关注各大姓氏联谊会提供考取大学的人数。从数据来看,考上名校的人数逐年增多,其庆祝活动也是花样百出,自媒体满天飞,自然也招致不少非议。不过在我看来,各姓氏不攀比钱多、人多、当官多,而是比考上本科、研究生的人数多,这恰恰反映了传统意义上以血缘作为纽带的宗族依然存在。在当下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趋势下,平民子女可以自由选择读书、参军、打工、或者创业经商等,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从社会认可度、宗族认知度和父母选择度来看,人们最看重的依然是教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们仍将子女考上大学或者研究生作为光宗耀祖的最高标准。


                                                                                                                       


图片来自网络  龙港孙店傅氏宗祠和苍龙董氏联谊会表彰学子





 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江南垟是鱼米之乡,人称“小江南”。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在宋代出了三个武状元(金乡坊下的陈鳌、陈鹗和项桥的项桂发)。元代出了著名诗人陈高、文学家章哲等。明代江南学子缪均、陈讷、陈端、金敬、陈宣、吴宝秀等登进士第。清代有进士张南英,举人杨慕侃和黄庆澄。民国时期,刘绍宽、杨悌、殷汝骊、姜立夫、苏渊雷、朱维之、黄通、郭心崧、宋慕法等,人才济济。


 值得关注的是,江南垟是温州地区出数学家最多的地方,如黄庆澄创办我国第一份数学报;姜立夫考取美国庚款,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数学的“一代宗师”。继之李锐夫、杨忠道、姜伯驹、李秉彝、蔡申瓯等,都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


 江南垟之所以名人辈出,文风和畅,与地方世家望族重视办学、助学和奖学的传统有关,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当地乡绅纷纷创办义塾、社学和书院,在江南兴起办校崇学之风。如同治年间,宜山陈际中创办星岩书院;光绪八年(1882),张家堡杨镜澄在宜山杨公祠创办亲仁社学;光绪二十年(1894),金乡乡绅余寿相、夏毓兰等创办师(狮)山书院。随着书院、社学的创办,江南学习风气大开。瑞安学者金晦担任狮山书院山长期间,传播颜李之学,深深影响了刘绍宽、黄庆澄等一大批学子,鼓励他们投身于教育和文化之中。


 在古代培育一个学子成才谈何容易,不仅要有优良的师资和学习环境,还要有一定经济作为支撑。从清代开始,一批江南乡绅开始谋划民间助学、奖学工作。嘉庆十四年(1809),平阳县成立了“文成会”,知县周镐募集多金存典生息,用于资助参加乡试、会试者学子。刘绍宽、陈筱垞、陈振椒等学者就享受到平阳文成会提供的助学金。


 光绪二十年(1894),金乡乡绅徐润之向县令沈懋嘉倡议成为“金镇文成会”,以田亩的收租和洋银产生的利息,来资助师山书院的学子。同时,江南乡绅杨慕份、夏巽申也出面募集田亩368亩5分,成立“江南文成会”(称“小文成”)。据刘绍宽日记记载,他为了给江南小文成筹集资金,走遍江南垟,发动江南乡绅捐资捐田。清末,一个小小的江南垟就有两个“文成会”,这在温州地区也是罕见的。


 宣统元年(1910)春,宜山乡绅陈锡琛整合亲仁社学、星岩书院等资源,创办“平阳县江南高等小学堂”,江南文成会的资产划入学校,作为学款。同时,依托师山书院的金镇文成会资产也划入金乡小学。这两个“文成会”的资产仍用于奖励和资助贫寒学子。近代金乡、钱库、宜山等不少学子就是依靠文成会的资助来完成学业,如钱库黄车堡黄骥、金乡方仲友等就是靠着文成会资助,才得以留学日本,完成学业。



苍南炎亭别开生面的“学霸盛宴”(左图)和蔡家慈善联谊会表彰优秀学子(右图) 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文成会的资助外,还有来自宗族和家族内的资助和奖励。我曾经查阅江南垟名人的族谱,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就是他们大多是望族出身,这些宗族都极为重视教育,有的族内还设立“笔资田”制度。


“笔资田”,也有称作“养贤田”。有些家族将族田或祠田等公产部分提留,以奖励给品学兼优,考取功名的学子。当然,不同家族奖励的规则和田亩数量也不同,如金乡的大潘家从荣桂公开始就立下规矩,将潘氏家族拥有为数不少的“笔资田”(族产)专门用于奖励族内品学兼优的子弟,凡大学毕业的奖励20亩,高中毕业的奖励5亩。近代潘家出了不少人物,享受“笔资田”待遇,如潘体焘,字叔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后任陆军步兵少尉。潘旭(即潘昌贵),考入黄浦军校第17期,分别受奖 20 亩学田。潘家最后一次受奖励的是考入大夏大学潘芝培先生,他曾在温州中学执教,培养了著名数学家李启虎。


金乡城内的望族,一般经济实力雄厚,族田多,奖励学子的田亩自然也多。在江南农村,有的家族虽然并不富裕,但在族内也设立奖励制度,这是非常难得的,最典型的是龙港市双桂尤氏家族设立“养贤田”制度,族人尤廷立考入温州中学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族内养贤田4亩。此外,平阳县万全杆桥村廪生尤于岸到双桂尤氏宗祠认祖归宗,经尤氏族人众议,也获“养贤田”六亩。后来他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在中国乡土社会,田亩就是财富,获得“养贤田”,不仅仅是一份荣誉,也是解决优秀学子的学习和生活的困难,它可以帮助优秀学子飞的更高,行的更远。同时也激励更多族内子弟发奋读书,光宗耀祖。


当然,“笔资田”的使用也有规定,即获得者不能将田亩化公为私,也就是说,他们仅拥有田亩使用权和收益权,所有权仍属全族。一旦获得者去世,则“笔资田”被族内收回。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化,人民生活的改善,大部分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孩子的学习费用,但奖学之风并未因旧社会的“文成会”、“笔资田”、“养贤田”等组织终止而停止,它仍在江南垟各宗祠、各家族中或隐或显地延续。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考上了中专,本村族长到我家,赠送我一本笔记本、一只笔和一个数百元的红包。这种宗族关怀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带给我的温暖和喜悦是难以形容,内心涌上一股立志光宗耀祖的责任。所以,每次在微信上刷到各宗祠为考取名校的学子举行办酒、祭祖、游行、送奖金的视频,我总会报以会心的一笑,并衷心祝贺这些学子学业有成,前途无量;也希望他们今后像江南先贤一样,努力读书,光宗耀祖,报效国家,回报家乡。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陈文苞笔名芦苇,高级经济师,龙港市政协委员、市作协副主席,龙港城市文化客厅负责人,业余从事文史研究。著作有《思想的芦苇》《温州试验——两个人的改革开放史》《郭心崧传》《锦绣江南垟》《陈定模回忆录》《鳌水苍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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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曾伟律师,浙江瓯南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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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读书,在这里记事,也在这里交友”。本号创始人叶俊青,著有《门前雪》《活在金乡》《时光简记》等个人散文集,曾任《今日苍南》《今日龙港》等县域党报总编,编著《“今日苍南”获奖作品集》《同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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