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庄厚土丨陈敬甫：云水襟怀共维新——刘绍宽受宋恕思想影响初探

刘绍宽与宋恕的异同

　　在结交名人上，刘绍宽保持与陈虬、陈介石、孙诒让、黄绍箕、金晦、徐定超、黄溯初等知识名人的书信往来。特别是1898年，刘绍宽在进京会考期间及往返途中，接触了许多在外的温州籍学者，通过多次相谈，获得外事、政局、学术等多方信息。后来他还专门到上海震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寓所，得到了重要指教。宋恕结识了张謇、容闳、丁惠康、汪康年、章太炎、蔡元培以及陈虬、许启畴、金晦、陈黻宸等知名人士，并经常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郑观应等维新派人士一起畅议国事。

　　同时，瑞安孙家与张家堡杨家有着相当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宋恕是孙衣言弟弟孙锵鸣的女婿，这也为刘绍宽与宋恕的结交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赞赏维新新思想

　　宋恕思想开放，观点鲜明，思维激进，敢于直言。作为清末重要维新人物，在中国“新派”政坛中具有不一般的社会影响。他的许多新思想深受刘绍宽的赞赏。

　　崇尚“西学”。当时的宋恕已接触到不少西学，他深感“易服改制，一切从西”是挽救中国危机的上策，认为“神州多难，桃源在西方”。他曾就中西之争提出了许多新主张，提出中国的文化必须对外开放，要多向西方学习，得到李鸿章的赞赏。

　　刘绍宽的日记中大篇幅记载了宋恕的言论。如宋恕提出中国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弊端，认为“中国如欲整顿，必先改官制，清吏治，然后议及一切工艺诸学”，还提出“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开设报馆、兴办学校、振兴工商等”等等一系列改革建议。

　　1890年刘绍宽日记中开始提到宋恕。1892年十二月廿七日记载“宋燕生专谈西学，我谓三代之治为不可及也”。宋恕有着大胆议论以救时弊的维新精神。1904年八月初五日刘绍宽日记中还记载了“宋燕生（宋恕）先生言……中国民智不如泰西，体应强于泰西，何以反弱？余谓燕生之说，天演之公例也。天演之例，官体不用则废，中国所以弱于泰西，正坐惰偷安逸之弊。西人知此，所以有‘野蛮其身体’之说，此体操之所以可贵也”。

　　倡导“变法”。宋恕的青年时期是不幸的，他的不幸经历往往成为后来奋发学习、期望改革的重要动力。宋恕给刘绍宽的书信中曾提到自己有过轻生之念，因“门内战败，财权全无，空手避难，不敢回里之身”及“门内大起干戈，财权及用人权尽失”等，甚至到了想“服毒自尽”与“削发入空门”的念头。可见宋恕是将刘绍宽当作自己的亲密挚友而倾诉这些家庭不幸的。生活的艰难，社会的不平，使宋恕对封建制度有了更多的反感与更深的认识。

　　宋恕亲历了妹妹的不幸与恶弟的霸道现实，深感中国社会的落后与“自立民权”“妇女解放”与“法治变革”的重要性。他两次上书张之洞和李鸿章，痛陈时势，以图变革。“自立民权”是宋恕、汪康年所提倡的变法思路，谭嗣同在上海与宋燕生、汪康年有着一定的交往，十分赞同“自立民权”。宋恕提出许多大胆的改革观点，包括“行宪政，改官制、修新律、振兴工商、普及教育”“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在一百多年前的封建中国确堪称先进。

　　1891年底，宋恕出国未成，在上海过年，决心谒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旅馆起草《上李中堂书》并撰写《卑议》（初稿），提出“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1892年端午节前，宋恕抵达天津，李鸿章单独接见他，让他担任水师学堂汉文教习。从1895到1898年，宋恕在担任杭州《经世报》的暂时主笔期间，曾写过多篇很有远见的政论，他的许多政论与谈话中都流露出不少“变法”的期望。刘绍宽在日记中提到许多“康梁”之见与张之洞的言论。他在多次“晤宋燕生先生”中都会有新的收获，宋恕一直以维新变法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著称于世。

　　主张“个性”。宋恕不仅自己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且在教学上也要求学生保持个性。从他的诗作、政论、见解及与友人的书信中都可以看出他极富有个性特色，不受世俗与陈规约束。他在杭州求是书院从教时，强调启发式教育，鼓励学生自修，以学生自行研读为主。教学内容上杂糅中西、包罗文史哲，远超传统的科举八股范畴。宋恕的教学在当时是很具有先进性与开拓性的。他的“个性”观点在刘绍宽的日记与教学中也有所体现。

宋恕致刘绍宽函札（见《厚庄师友函札》集，刘绍宽手抄本，温州图书馆藏件）林勇 提供

接受教育革新理念

　　宋恕比刘绍宽年长五岁，刘绍宽日记中多称他为“先生”。宋恕多次与刘绍宽长谈，多次宣传新思想对刘绍宽带来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教育事业方面受益最大。可以说刘绍宽1904年到日本观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宋恕多次极力宣传推介和积极鼓励有关。

　　1898年刘绍宽入京朝考，归途中就拜访了在上海的宋恕。宋恕认为“民不游历则愚，民多游历则智”，这种思想对刘绍宽后来的思想影响有着重要的关系。宋恕向刘绍宽谈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带来教育发展的很多情况，说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与国力的振兴等事，让刘绍宽茅塞顿开，使刘绍宽对日本的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宋恕先后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代理山东编译局坐办等，特别是在济南首尾四年里，他致力于推进山东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出许多贡献性的创议。宋恕对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的根源在于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分析，提出不仅强调适龄儿童必须入学，还对学校的设置、经费的来源、课程的安排、学位的授予等等提出均应参照日本，并作出具体详尽的设计。宋恕的这些教育理念与刘绍宽的多次长谈，对刘绍宽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刘绍宽日记1898年六月廿六日载：“午后，同逸仲至仁智里谒宋燕生先生。燕生盛称日本学校、政治之善。言彼国车夫马夫亦胜于中国之王公大臣，缘皆能阅报也。又言中国万无可为，必为外国瓜分管理其地，须百年之后，民智大，庶有圣人应运而生，得复旧物，必然之理。”廿七日又记：“午后，宋燕生先生来，言日本著书献书均有赏杯，其杯制有三等：金杯、银杯、木杯，有语称赞其上。故国中著书出版，一岁不知其数。日本学问几括中西之全，就佛学就有四宗三十二派，每派各开讲堂，各列三等。学校专以西学论，当以美国学校为最。若统中西之学而论，自当以日本学校为五大洲之冠……一时尽改官制，二候先解职罢国，贵族世爵一时皆被勒罢，国变为君民共主之国，大开议院，是为日本初改制之始。”

　　这些谈话，使刘绍宽加重了到日本学习的渴望之情，是六年后到日本观学的重要思想铺垫。宋恕在1903年就东游日本，比刘绍宽早一年。1904年刘绍宽终于实现了赴日的愿望，他在赴日之前还连续多天“阅《外交报》”，了解更多的日本情况。

　　因为有宋恕的多次交谈介绍，所以刘绍宽在日本的70天里特别认真与珍惜，他坚持边参观学习，边记日记，先后考察了多种学校及农场、工厂、法院、监狱等场所，还购了许多书，可谓收获满满。他的《东瀛观学记》发表后，使后来的几年中温州青年赴日读书热情高涨，为温州的教育发展起到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孙诒让在《东瀛观学记》的序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于管理之方、教科之册，无不采彼之长，以裨吾阙，其论之精，与周官经、大小戴记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其考察所得者，遍语其乡人，不数月而江南一乡蒙学堂创成十有四区，平邑学务，将从此大兴。”

　　当宋恕获悉平阳的教育发展较快，成果超过了瑞安时而感到高兴。他在给刘绍宽的信中说:“二十年前，吾邑文风视瑞邑有天壤之隔，闻今则学生数于全浙等在二，一跃而超瑞远甚，此真梦想不到之事。然其功皆在城南人。”这里说的“城南人”大概说的就是刘绍宽等平阳县城以南的人。从宋恕的话中流露出他对平阳教育事业的关心，对刘绍宽等为平阳教育所做的贡献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