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是一个有争议但难以避免的术语，它是经济变革(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始于18世纪的西北欧，在19世纪加速，并在20世纪蔓延到全世界。这样一场工业革命造就了当今世界许多与早期不同的变化：穷人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富人，普通人获得了自己的政治自由，女性外出工作，孩子们接受教育到20多岁，退休人员活到80多岁，全民识字，艺术和科学蓬勃发展。
在英国和其他经历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人均实际收入超过1700年的15倍或者更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史学家已经发现，2000年，英国经济中的普通人在食物、衣服、住房和教育方面的供给数量是其遥远祖先的15倍之多。如果一个人的祖先生活在芬兰，这个倍数是29，1700年的芬兰人在物质上并不比当时的非洲人富裕多少。如果一个人的祖先生活在荷兰，这个数是10倍左右，因为在1700年，荷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也是最自由和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比当时的英国富裕70%。如果在日本，自1700年以来的倍数是35。在韩国，这个数字是18倍，1953年韩国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欧洲450年前的水平，但韩国仅用了40年就走过了英国200多年的增长历程。
这一事实大体上没有争议，尽管对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并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如果你问《The Nation》杂志的普通读者，在克林顿总统第一届任期内的普通美国人在物质上比门罗总统（1758年4月28日—1831年7月4日）时期富裕多少，他会大胆地给出一个数字，比如50%，甚至200%，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数据是2100%。
所有允许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美德发挥作用的人——普通人和工业领袖——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是支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美德的一个理由。可以说，这种丰裕是对既非军人也非圣人之罪的一种实际辩护。你可能会回答说，的确，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正如塞缪尔·约翰逊回答的那样，“当我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的时候，我是一个为贫穷的好处辩护的伟大的辩手；但与此同时，我又为自己的贫穷感到难过。”或者你可以问问印度（2007年按美国购买力修正后的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为4720美元）或中国（9700美元）的居民，他们是否想要美国的人均收入（47700美元）。或者你可以注意到永久移民的移民方向。
英国是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研究经济学的先行者，从17世纪的政治算术家到大卫·休谟、亚当·斯密、T. R .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20世纪早期研究经济学的英国大师。“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写道，“在其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期间，创造了比之前所有世代加在一起还要多的巨大生产力。”这是一句有先见之明的话。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和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书立说的时间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比利时和美国劳动人民实际工资飙升之前，同时也远远也早于20世纪世界收入的爆炸式增长。他们设想人均收入会适度增长，也许最多增长两到三倍，比如苏格兰高地变得类似于资本充裕的荷兰(斯密的观点)，或者曼彻斯特的制造商窃取工人的储蓄(马克思的观点)，或者将全球化产生的储蓄投资于欧洲工厂(穆勒的观点)。但是古典经济学家们错了。
为什么经济增长比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的要好得多？
答案是新的观念，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称之为“工业启蒙”（industrial enlightenment）。缔造现代世界的，基本上是机器和组织的创新，比如珍妮纺纱机和保险公司，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创新，比如美国宪法和英国中产阶级。
当然，如果你想要一个水力驱动的纺纱机，你需要一些积蓄来实现这个想法。但经济历史学家的另一个发现是，在英国机械化的英雄时代，所需的储蓄实际上并不多，根本不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假定的大规模“原始资本积累”（original accumulation of capital）。早期的棉纺厂不是资本密集型的。所需的工业投资来源是短期库存贷款和亲戚贷款，而不是从其他经济部门大量挪用的储蓄。
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产生资本的观念，“无穷无尽”，很难动摇。最近，甚至在经济学家中，它也以所谓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的形式复苏了这一点，这是发展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所说的“资本原教旨主义”（capital fundamentalism）的一种数学上的改进形式。从斯密到马克思再到罗斯托，所有的阶段理论中都有资本原教旨主义。“积累，积累，”马克思写道，“这就是规律。”经济史学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一个问题是，储蓄、城市化、国家征用权以及其他被认为可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积累，自苏美尔人以来就已经大规模存在了。然而，现代经济增长，仅仅是过去两个世纪发生的现象。18世纪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了欧洲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暂时但令人震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总储蓄率的变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经济增长并不是由韦伯高度节俭伦理或马克思式的反强制征用伦理引发的。东安格利亚清教徒（East Anglian Puritans）从他们的荷兰邻居和同道中学会了如何节俭以敬虔，如何努力工作以如约翰·温斯罗普所说的那样“以兄弟般的感情对待彼此”。这很好，但这不是导致工业化的原因——事实上，即使在低地国家的新教和繁荣地区，或者在东安格利亚，人们也可以从工业化的失败中看到这一点。节俭、奢侈和追求利润的习惯，以及剥削，在人类历史中是很常见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变的。现代经济增长依赖于制造小工具的独创性。
机械的和社会的小工具似乎反过来依赖于自由社会，尤其是当小工具需要首先被发明时，而不仅仅是像苏联那样仅仅只是借用。18、19世纪欧洲及其分支的此类创新最终源于被伟大的亚当·斯密称为“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的改变。也就是说，它们来自于经济修辞的改变。诚实的发明和充满希望的革命开始被认为是光荣的，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异教和基督教欧洲的七种主要美德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美德加以宣扬。1300年的圣洁是靠祈祷和慈善事业赢得的，而不是靠低买高卖。被祝福的人是“信仰贫穷的人”，正如法国南部的异端阿尔比派所说，也就是像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那样选择贫穷的富人。即便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声称在市场工作是“美德”仍然被认为是完全荒谬的。世俗的绅士是靠高贵而不是讨价还价赢得美德的。在1600年，“绅士”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参加过加的斯突袭或汉普顿宫廷的人，他们从事的只是实际工作，而不是其他卑鄙的工作。
简而言之，这些小工具、物质和政治的浪潮源于1700年左右北海的一场伦理和修辞海啸。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变化产生了惊人的经济后果。上层建筑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基础的变化。
大约在1848年，在远离西北欧及其分支的地方，经济美德仍然不值得尊敬，至少在统治阶级看来是如此。直到1867年的明治维新，主流观点对商人嗤之以鼻，在那之后，日本的情况以闪电般的速度发生了变化。在更广泛的儒家文化中，商人被列为最底层的阶级，例如，在日本，大名、武士、农民、工匠、商人。用欧洲人的话来说，日本、中国和朝鲜的商人不是“绅士”，也没有荣誉。从洞穴开始到处都是如此。同样，在1600年左右的英格兰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1600-1776年英国见证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商业主导文明”的到来呢？1600年至1776年发生了两件事，1776年至今更是如此。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这两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如果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没有提高，贵族和他们的政府就会像以往一样，通过监管或税收来压制创新。而资产阶级绅士自己也不会成为发明家。
但是，如果物质生产方式不这样改变，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就不会继续提高。没有对资产阶级的尊重，就没有现代的经济发展。（最后一点是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一个论点）。没有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就没有荣誉。（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一个论点。）两位弗里德曼抓住了自由人、妇女、奴隶、同性恋者、殖民地人民以及所有其他因发展资产阶级美德而获得自由的人的本质。原因是自由、科学革命和资产阶级的美德。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表明，通常的怀疑不起作用。奴隶贸易、殖民剥削、海外贸易、日益增长的节俭、种族血统的提高——这些物质原因不能解释现代世界。我们必须求助于——像经济史学家Mokyr一样——观念，关于蒸汽机的观念，关于制造蒸汽机的资产阶级的观念，以及关于允许这些观念改变的自由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改变可能源于17世纪欧洲的动荡，当时欧洲尝试民主教会政府，没有国王也能过得很好。它当然是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也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知识遗产、自由大学和流浪学者。简而言之，是自由的人们创新并获得了他们应得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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