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女性的胜利。这是女性经济学家的胜利——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是第三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但它也证实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最重要的教训之一：经济学可以揭示各种现实世界的问题——从你是否应该担心二手车的质量，到一个女人在丈夫建立事业时承担照顾孩子的费用。
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的原因。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的局外人，也可以说是最被误解的。戈尔丁的获奖应该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这个后来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看法。
早在1898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的遗嘱就为六个领域中“在过去一年中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设立了奖项。这位炸药大王选择的领域是物理、化学、生理学/医学、文学和追求和平。经济学不在这个名单上。
诺贝尔奖很快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誉。文学奖，尽管有时有些古怪，但对任何获奖者来说都是国家的荣耀；这使得帕特里克·怀特为数百万从未近距离读过他的澳大利亚人所熟知。和平奖经常引发政治争议：喜剧歌曲作者汤姆·莱勒(Tom Lehrer)在谈到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73年的和平奖时表示，讽刺这个词都无法形容这件事的荒诞。
因为瑞典中央银行向诺贝尔委员会施压，经济学奖诞生70年后（1968年）。它占据了诺贝尔奖令人不安的中间地带，渴望物理学的严格认识论标准，但忍受着与和平奖一样政治化的指责。
2023年的经济形势尤其严峻。2019年舆观（YouGov）对英国选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经济学明显不如物理科学受欢迎。而反经济观点，曾经局限于边缘，似乎正在蔓延到主流。
对于左翼人士，经济学家们因倾向于建议政府在从福利支出到地下铁路等各个方面更加谨慎地花钱而广受憎恨。在曾经对经济学不那么怀疑的右翼人士看来，头脑尖锐的经济专家可能有所贡献的想法现在经常受到嘲笑：2019年舆观（YouGov）对英国选民的调查发现，脱欧派信任经济学家的比例不到留欧派的一半。
经济学不如化学等学科受欢迎，这并不奇怪。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卡里尔（Thomas Karier）在2010年出版的《智力资本：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四十年》（Intellectual Capital: Forty Years of the Nobel Prize of Economics）中所写的那样，“人类的行为是出了名的反复无常，很难用几个基本方程来概括。”另一位经济学家拉斯·罗伯茨（Russ Roberts）在一篇网上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太多我们没有数据的因素，有太多我们不了解、无法建模或识别的变量之间的联系。”
结果是：诠释和研究者的偏见在社会科学中发挥了作用，而在物理科学中却没有。
最重要的是，正如罗伯茨（Roberts）和约翰·奎金（John Quiggin）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是一门很少有问题得到明确答案的学科。当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和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就宇宙如何演化提出不同的观点时，他们只需等待几年就能明白谁是正确的。经济学家几乎从不以这种方式解决争议。
当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们的政治盟友往往会笨拙地跳起来声称自己是正确的。当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76年获胜时，政治右翼纷纷称赞他的自由市场世界观。当同样广受尊敬的大卫·卡德（David Card）在2021年因最低工资方面的工作而获奖时，左翼评论员欢呼称，他表明了政府应该提高最低工资（minimum wages）来减少贫困，而卡德明确否认了这一观点。
诺贝尔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频繁回应，有效地凸显了在经济问题上得出明确结论的难度。例如，1974年的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前者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倡导市场信号的重要性；后者是发展经济学家，曾在瑞典的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任职。
这种现象在2011年再次出现：“理性预期革命”（rational expectations revolution）的领导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与以理性预期批评者闻名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获奖。2013年，尤金·法马（Eugene Fama）因创造了有效市场假说（the 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而获奖，行为金融学专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获奖的部分原因是，他指出了法玛假说的错误之处。
有人声称在诺贝尔奖得主身上发现了一种更为险恶的模式。这一趋势在瑞典经济史学家Avner Offer和Gabriel Söderberg 2016年出版的《诺贝尔因素》（The Nobel Factor）一书中达到了顶峰。这本书的封面宣传语沿用了报纸惯用的手法，即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市场转向和获奖同时开始，这是巧合吗？”
Avner Offer和Gabriel Söderberg坚持认为这绝不是巧合，该奖项是瑞典央行的一个阴谋，旨在削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赋予自己更大的权力，并推动大众对经济学的看法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事实上，Avner Offer和Gabriel Söderberg认为这个阴谋起了作用，诺贝尔奖成功地推动了经济学中所谓的“市场转向”,这一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
不过，看看整个颁奖模式，你可能会开始认为，这些策划者表现出了严重的无能。是的，20世纪后期产生了一批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他们希望以各种方式促进市场的力量，限制政府的权力。1974年哈耶克之后是1976年的弗里德曼，在当时，弗里德曼获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就连《The Nobel Factor》也承认，他一度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超过了凯恩斯和马克思。
十年后出现了更多的市场推动者：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随后是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95年)，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1999年)，芬恩·基德兰德和埃德·普雷斯科特(Finn Kydland and Ed Prescott，2004年)，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2011年)和尤金·法玛(Eugene Fama，2013年)。但从1969年到2016年，这个团体只占了75位赢家中的9位。
对于Offer和Sö derberg的著作来说，时机似乎更糟。再检查一下这些日期：诺贝尔委员会直到1986年才抽出时间评选出第三位强硬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布坎南）。那时，里根和撒切尔——还有澳大利亚的霍克——已经实施了他们最引人注目的亲市场政策变革。为什么要密谋改变世界历史，却要等到没有必要的时候才把你的阴谋完全付诸行动？
另一个故事更符合这个时间线：在凯恩斯主义未能很好地应对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之后，经济学专业人士开始重新考虑凯恩斯主义，并对其他模型产生了更多兴趣。诺贝尔奖委员会只是谨慎地遵循这一学术趋势，等待时间的流逝来证实某一特定思想的持久影响。
在战后近3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The Nobel Factor》几乎没有提及石油危机对经济思想的影响。Offer和Sö derberg还淡化了强烈支持市场的观点在世纪之交之前大多被纳入默认观点或被抛弃。
事实上，当你仔细观察过去二十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右翼阴谋”的说法并不成立。一个更可能的教训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们经常把经济学从算计、理性的经济人的老套观念中解放出来。
给获奖者分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但过去25年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可能是行为经济学，它研究心理和社会因素如何导致人们做出经典经济理论可能不建议的决定。2008-09年金融危机前的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以及危机后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都获奖了。排在第二位的是贫困问题（Amartya Sen, Angus Deaton, 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很难将这些研究主题描述为披露右翼阴谋。
各种技术方法的突破也得到了回报。这一类别至少应该包括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Imbens）——尽管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思想家可能也适合这个类别。
其他获奖者解决了非常现实的问题。乔治·阿克洛夫解释了为什么你可能有理由担心你刚买的二手车是个次品（lemon）。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发现了政府拍卖无线电频率权的最佳方式。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08年至2009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并取得一定成功之前，展示了为什么银行破产会将经济放缓转化为萧条。大卫·卡德（David Card）的工作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不会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心的那样让人们失业。
卡德的获奖工作尤其表明，诺贝尔委员会对经济学越来越感兴趣，这实际上推翻了以前对一个实际问题的看法。
卡德和他的合著者、已故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即提高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法，并用它来探索最低工资的影响。他们发现，更高的新泽西最低工资并没有推高新泽西的失业率。因此，经济学家现在对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所造成的损害不那么确定了。
然而，在这里我们再次面对令人不安的现实：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在现实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很多你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事情。像卡德这样的实际实验并不是可以复制的受控实验。相反，它们发生在非常复杂的社会中。举一个例子，新泽西州的雇主很早就注意到最低工资将会上调，一些雇主可能在加薪生效前就已经裁员了。
因此，关于卡德在新泽西州的自然实验证明了什么(如果有的话)的争论仍在继续。知名经济学家的民意调查显示，微弱多数的人仍然认为美国最低工资的大幅提高可能会导致失业。
然而，审视这样的问题可以清晰地洞察社会如何自我完善——今年的获奖者克劳迪娅·戈尔丁似乎就是这种情况。也许比卡德更重要的是，她已经让她的许多同事相信，他们可能认为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真实的故事。
戈尔丁说，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读了大部分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故事，这位著名的虚构侦探对神秘事物的迷恋感染了她。“我认为自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她去年告诉我。
在关于女性劳动力的研究中，戈尔丁不能简单地采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她不得不扮演现实世界中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从一堆杂乱的不完整历史数据中拼凑出女性劳动力市场经历的画面。正如她的朋友兼经济学教授Deirdre McCloskey所指出的那样，“她非常善于发现关于过去的新信息来源……这就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经济学有时偏爱数学书呆子，但如今它至少同样喜欢数据书呆子。
戈尔丁将她来之不易的数据用于多种用途。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对大多数西方国家众多专业和管理职业中的性别薪酬差距的调查。
她说，人们谈论“我们需要设计出消除偏见的方法”。我完全同意。但这并不能解决大问题。”戈尔丁没有把偏见作为解释，而是描述了性别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受过专业或管理培训的男女之间的“夫妻不平等”造成的。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当孩子出生后，女性往往会牺牲自己的事业，这样她们的丈夫就可以工作更长时间，获得成功。戈尔丁所发现的是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社会期望的扭曲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正如麦克洛斯基所说，戈尔丁“给通常被认为是纯粹的剥削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
戈尔丁对性别薪酬差距的解释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她已经竭尽全力评估了所有主流的解释——招聘偏见、强势男性、谈判动力、职业隔离。也许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这一领域的敏感性，她的性别研究工作迄今为止未受到攻击。它比其他任何替代方案都更符合事实。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世界里，戈尔丁表明，仍然有可能拼凑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来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某些方面，戈尔丁的薪酬差距研究比戴维·卡德的最低工资研究更难描述。但与卡德相比，戈尔丁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她认为，许多企业需要改变工作和薪酬结构，让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有更大的灵活性来照顾孩子几年，而不会毁掉他们的职业生涯。
我们都不应该夸大经济学家回答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能力。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尝试的重要性——以及认可那些做出真正伟大尝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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