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经历中的自学与思考
家庭
我父母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父亲在培养我对科学问题和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鼓励我提问题，鼓励我寻找对问题的理解，即使为了理解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不被人理解甚至受打击的代价。这使我自幼就不满足于仅仅知道事情的表面现象；感到世界上重要的事往往是有深刻道理的，道理应该是能够找到的。科学是用于寻找这些道理的，它既有作为工具的价值又有其自身的价值。在道理不清楚的时候，应该去寻找，而不应囫囵吞枣地记住别人告诉的结论，不应该人云亦云。
我的父亲许良英是科学史家（中科院科学史所），母亲王来棣是历史学家（社科院近代史所）。他们都曾是共产党的干部（包括曾是地下党的干部）。我父亲原来对共产党十分忠诚，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受到极大鼓舞。
1957年6月突然发动反右派斗争，他认为这是违背当初反复动员“鸣放”时许下的“言者无罪”的诺言，完全失信于民，感到非常气愤，到处奔走呼吁反对反右运动。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并且被定为“极右分子”。批斗他的新闻曾在国内主要大报上刊登。吴敬琏先生曾向我提起，他记得特别清楚，中科院全院第一次斗争右派大会斗争我父亲的情景。
作为惩罚，科学院要送他到黑龙江劳改，他拒绝接受劳改，而选择了所谓的“自谋生路”，于是被开除公职。随后，我母亲也被开除党籍。在重压下，1958年夏天父亲离开北京，回到浙江农村老家做一个被监督改造的右派农民。当时我还在幼儿园。从此到1975年，我一共只见过他两次。但他对我的影响超乎寻常的父子。他对我的影响主要通过同我的通信。
由于出身，我从小就面对政治压力──连院子里同我年龄相仿的小孩子都会告诫我：你爸爸是右派。但我很小就知道，父亲虽是农民，但他同时也是爱因斯坦研究的专家──他在当农民期间做了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工作。我父亲有时把关于爱因斯坦及其他有关科学家、科学史、科学哲学的文章寄给我，并在信中给我讲解。这使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科学、历史，以及有关爱因斯坦的方方面面。那种精神影响贯彻毕生。
到农村
我自幼的梦想是做个工程师，从小学就开始自学制作，设计收音机和简单的自动控制设备。其实那不是个职业的梦想，而是发明的梦想，发明点什么东西会感到很兴奋。哪怕还没有发明出来，就是想象着发明出来也很兴奋。我常是沉浸在这种空想之中。空想比较多，在那个压抑的年代就能比较愉快，不太被外界所干扰。文化大革命中，我这样出身的人受歧视、受侮辱得非常厉害，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很恐惧的。
文革中关于新阶级的辩论对我影响很大，虽然因年幼我主要只是在看，在听别人讨论，听别人辩论，在试图弄懂。从梦想作工程师，我的兴趣转到社会问题上了。
当时在我的脑子里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非常虔诚地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个无阶级的社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事情最核心的内容是阶级斗争，我感到难以理解，觉得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最终目的是无阶级的社会，为什么阶级斗争会永远存在？当时我非常虔诚地信仰毛泽东思想，但是很难理解他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同当时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联系，想到的、看到的，加上当时的辩论，我猜想：之所以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这么重要，是因为这制度中产生了新阶级，由于有了新的、同大众相冲突的阶级。从这里引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新阶级不断产生，那么如何可以变成共产主义？怎么可以从不断产生新阶级、不断产生阶级斗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这个问题不解决是没有办法过渡的。我想探索这个问题，于是就开始读马列主义，试图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新阶级。
当时并不知道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应该看什么学科的东西，只知道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的书籍。但把《毛选》看完以后，思路并不清楚。看了许多列宁、斯大林的书，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一些认识。但直到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知道：关于阶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我从对工程感兴趣变成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真正触发点就在这里。与此紧密相连，我当时强烈感到需要了解社会，了解农村。于是我在1967年年底主动去了北大荒黑龙江省绥滨农场（1968年后曾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和绝大多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一样，我是自己选择去的。
是为了了解农村和农村的社会制度，想搞清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新阶级。离家时，我从家中“盗运”了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以及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书籍文献到农村。
反革命
到农村后，我开始系统地读《资本论》及其他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献，开始写论文并通过邮寄与同学讨论。我当时的一个基本想法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阶级的问题，是马克思没预见到的问题。我计划通过认真学习《资本论》，把握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时使用的方法。当时我有意忽略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这段自学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历，至今仍在以下方面对我有深刻的影响：
1）关于社会经济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使我以后在西方学习研究经济学时，始终保持对忽略制度的机械方法的批判态度，无论那种方法一时有多么时髦。
2）关于阶级产生的根源是产权的分配，而产权的核心因素是控制权。虽然我已不再对阶级的问题持特别的兴趣，但从此对产权有关的问题一直持极大兴趣。对产权的现代经济学处理的创始人哈特在同我讨论有关问题时曾对我说，“因为你熟悉马克思的有关见解，我关于产权的理论对你来说也许不完全是新的。”
3）关于司法、经济、政治制度之间深刻的相互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当时还阅读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文献。特别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有关此书的笔记，以及中国、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学者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讨论。其中关于条块分割的讨论与辩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试图使用马克思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制度时，我直觉地认识到条块分割的不同方式意味着不同的权力分配制度，对社会经济有深刻影响。尽管当时并不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这种基本感觉的积累贯彻到我后来的研究工作。
我向其他知识青年鼓吹我的想法，渴望更多的人一起研究有关问题，也曾劝说了一些人时常在一起读书讨论。我当时有个计划，想写一本书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会产生新阶级。并已经着手写了一些论文及章节。这些东西后来在被打成反革命时全部被抄走，不知下落。当时我同在其他地区插队的知青通讯，交换论文。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的这些活动引起队里一些知识青年的质问：林副主席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有捷径的，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你要看马克思的书？我回答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可是你爬任何一座山都要从山底爬上去。山的下边是马克思主义。
我说：马克思说过的话毛主席不一定重复，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就很难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我当时怀疑林彪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来也怀疑毛泽东也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发现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克思相距甚远。
我也认真地读了列宁、斯大林的东西，发现列宁与马克思差距很大，斯大林相距更远。我当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同许多其他伟大经济学家的思想很相似。
这个时候人们就说我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有问题，再加上我在同伙的知识青年里面鼓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发展的，我们不可以用固定的眼光看待它们的结论，我们要拿它们当科学学习，学习的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等等。据此，他们说我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副主席。
从1969年就开始了对我的指控，称我是反革命，对我进行批判、斗争。我曾组织一些知识青年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把这叫做反革命活动。到处谣传我组织了一个所谓“黑格尔小组”。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就把我当作反革命抓起来了（虽然仅十几岁）。
他们无中生有地指控我组织了一个遍布九个省市自治区及军队的“反革命集团”。把我寄出和收到的政治经济学论文及信件统统作为反革命集团活动的证据。一开始我被关在单人间，24小时有人轮换监视。当时的情况很惨，我也曾经觉得很绝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值得活下去。
自学
这时我已完全不可能再读写政治经济学的任何东西了，读马克思的著作被解释为反动行为。但是我的脑子不能停住，停住会觉得很压抑。我觉得人活着最基本的目的是对社会有点贡献，有点用。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不能有点贡献？观察到那时生产中的基本问题，我开始想发明一个装置来自动控制联合收割机割台的高度，以便解决收割机丢失作物的问题。在劳改的时候，我天天想这件事，感到过去自学过的电子学和自动控制的知识虽帮助想象力，但距离解决这个问题差的很远。
由于是“反革命”，我的所有通信都是被检查的。我寄出去的信自己不可以写信封，回的信我也看不到信封。只限于和母亲通信。母亲为帮助我渡过难关，曾与他在中科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工作的弟弟商量。
不久，她转来舅舅的信，鼓励我从事农业机械自动化方面的尝试，但他认为我必须先补习中学和大学的基础课程，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我接受了舅舅的建议，请妈妈给我寄书。从此我开始自学高中的数学、物理以及大学的微积分、物理学和电子技术。
1971年9月林彪摔死了，这个事件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的一部分“罪行”是对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持不同见解，从那之后这部分“罪行”就不成立了。我就从严密的监督劳改变成了普通的监督劳改。以前我是关单间的，而且有人跟着，自学很困难，而这时改为和村子里的被管制对象（例如所谓特务、地主）关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当然就松多了。微积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学的。
我读教科书、作习题，当自学有进展时，会高兴得唱起歌来，为此也挨过揍，被拉出去批斗一番。就这样，我把大学的数学、物理和无线电的基本课程都自学完了，把能找到的中文教科书都学完了，这时候我觉得很慌，因为感到理解还很差就没书可读了。
据同伴说北京有影印的外文技术书卖，于是又请妈妈寄英文的物理和电子学书来，一边学专业、一边学外语。很快就可以看英文技术教科书了。
记得一次妈妈给我寄来一本当时美国犹他大学的计算机教科书。我拿到这本书以后，迫切想看，但是找不到时间。当时我们农场出了事故，一个上海的知识青年摔死了，在等着他的家人来领尸体之前，尸体放在一个仓库里，怕猫和老鼠去咬他，要有人看尸体。
白天有个老头子愿意看，夜里谁都不愿意看，害怕，我说我去，值了两个礼拜的夜班就把这本书读完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的“计算机教育”。
在这个基础上，我发明设计过几件东西，有的用于生产中，有的制成了样机。由于这些技术活动，他们对我这个“反革命”的监督变得比较松了，因为我对他们有用处。我的自学和发明设计，在一些基本方向原则问题上曾得到过国内无线电电子学权威，已故清华大学常迥教授的指导。
虽然次数不多，仅限于基本原则问题，但对我的帮助很大。从现在做经济学研究的眼光看，也许这个自学过程特别重要的是，使我掌握了经济学所必须的数学、分析方法及英语。有些虽然没有直接用处，例如物理与自动控制，但这些训练对帮助我思考问题很有价值。
爱因斯坦
1976年，经过许多周折我回到北京，但还没有被平反（到1977年底才得到平反）。在此之前，我父亲已从农村老家回到了北京，在商务印书馆做临时工，以完成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工作。因为他是农民户口，只能以一个临时工的身份来工作。我对父亲做的爱因斯坦的工作产生很大兴趣。
他计划与方励之、赵中立合写一本爱因斯坦的传记，侧重分析爱因斯坦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作为准备，他在商务印书馆组织了一个每周一次的小型读书报告会。
参加的有参与《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工作的父亲的老朋友、老同学赵中立、张宣三。方励之有时也参加。为了让我长见识，父亲也让我参加，并指定我读几篇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霍尔顿（现在是我的朋友）的爱因斯坦研究论文，也在会上报告。我把这些论文译成中文，经父亲校改后，被收入父亲编的霍尔顿《科学思想史论集》中。
读了爱因斯坦的著作，再学习霍尔顿作为一个科学史家对于爱因斯坦思想方法的分析，对我很有好处。这直接影响了我怎么看待我的经济学研究。我觉得爱因斯坦的基本观念，他对待科学的观念，对经济学家是特别有益的。可惜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非常不熟悉他的思想。当经济学家以物理学的分析方法比喻经济学时，不仅只限于牛顿力学，而且经常出现严重误导。
爱因斯坦对我的影响不只限于方法论，还有他对于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职业等问题。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到美国定居前流亡在英国时，做了一个题为《文明和科学》的公开演讲，听众有一万人。
当谈到学术自由和个人自由时，他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创造出文化价值”。他同时注意到，单调的清静生活能够激起创造性的心理活动。
他说，“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也还有某些职业，要求人孤独地生活，而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我所想到的就是象看守灯塔或者灯塔船这类职业”，因为，“一个青年人即使…得到了…奖学金”，由于竞争的压力，“他也总是被迫要尽快地得出确定的结论。这种压力，对于从事纯粹科学的学生只能是有害的”。而看灯塔这类职业，可使青年科学家“足以糊口”，“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机会有一段时间不受干扰地专心致志于科学问题”。联系到他自己的经历，早期的几项重大突破性工作，都是他在瑞士专利局做专利审查的技术员时作的，这一切给我很重要的影响。
从那时起，再加上在西方学术界工作十几年的经历，使我深切地认识到：深刻的学术发展最需要的不是竞争。最深刻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是研究者对学术探讨的无止境的好奇心，而不是在竞争中取胜。实际上这是个普遍的道理：竞争并非对所有的领域都是最重要的。经济的发展需要竞争。但事实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最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的成就都同竞争无关。如，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凯恩斯、哈耶克、科斯等。竞争依赖可比性，而最深刻的科学道理的揭示，通常并不依赖同当时流行的工作的直接可比性。
例如科斯定理同当时时髦的经济学理论没有直接可比性。这本身也是为什么科斯定理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原因。竞争同时髦，同迅速成功之间有紧密关系。而深刻同时髦，同迅速成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上清华
1979年我考入清华机械系读研究生，做计算机优化设计研究──当时叫做计算机辅助设计。我是清华唯一没念过高中和大学的研究生，也是清华机械系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的第一个研究生。从社会承认的角度看，考取清华研究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转折。对我来说，其涵意高于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终身教职。
我的研究论文是发展一个非线性规划及有限元分析算法，并把它编成计算机软件。应用对象是对马鞍山钢铁公司车轮轮箍厂的八千吨水压机的关键部件——主液压缸进行优化设计。该厂是亚洲最大的火车轮箍制造厂，整个生产线是从苏联进口的，八千吨水压机是其中最大的关键设备。这台机器设计有问题，它的频繁损坏导致全厂生产瘫痪。这是我做过的唯一的一个大型工程项目。
当时PC机还没有问世，清华全校又没有一台象样的计算机主机，清华的教师和研究生的计算工作大多用中科院数学所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计算机和石油学院从美国进口的计算机。常常十几个不同系的研究生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准备计算及等待计算结果，这些同学研究的内容从核反应堆、计算机、电讯、喷气引擎、到汽车。
等待计算结果的时候同这些曾在不同部门有多年（甚至十多年）研究、设计经验的研究生（这是文革后最早的研究生的特点）一起聊天，聊大家曾碰到的研究中的问题、体制中的问题，使我对中国的科研体制存在的问题有了很多切实的了解。这对我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帮助甚大。
在我硕士快毕业时，系里曾征求我在本系继续读博士的意愿。那时，中国社科院正在筹建技术经济研究所，急需研究人员。面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局面和自己过去多年的夙愿，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大为上升。但我不是经管系的研究生，分配渠道不通。
于是，我父亲把我介绍给于光远，通过他的帮助，1982年我从清华毕业后分配到了技术经济研究所。之后，经济所乌家培的那个室也合并过来，组建了“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简称“数量所”），以后乌家培代替徐寿波任所长。与我同时到该所的刚毕业的研究生，有清华经管系的沈利生、钟学义，经济所的刘树成等。
与工程方面的工作、兴趣及训练背景相关，我在“数量所”时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技术变化与经济的交互影响方面。那期间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最大的研究，是关于社会经济制度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交互关系。我曾为由我父亲和李佩珊主编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一书写过计算机一章中的两节。
其中一节论述计算机与社会，以苏、美、日、中计算机发展史为例，分析为什么在某些科学技术领域发展中，例如计算机领域，计划制度会起负面作用。其中基本的道理是，计划制度是以事先项目选择为基本方法的。当科研面对的目标清楚时，事先选择科研项目的制度问题不大，甚至可能有优点。
但当科研领域面对的不确定性特别高时，计划制度的本质性缺陷表现特别突出。此时市场制度的优胜劣汰方式，特别是风险资本制度，可能更有益于科研的发展，计算机在不同制度中的发展即表明这一道理。在这一节中，我对日本的计划体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也作了分析。这一基本想法对我以后的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至今我仍然在继续发展这一基本想法。
进哈佛
我在“数量所”工作了两年。1984年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去了哈佛大学，先是作为访问学者，后转为博士研究生。从工程的背景到经济学，数学方面问题不大，真正的困难是经济学。虽然我原本是在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但实际上我过去没有学过经济学。英语也有困难，虽不是最大的困难。
在学习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理论问题是关于激励机制的理论，因为我感到激励机制的问题是经济改革所碰到的最大问题。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下，在国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人民公社中，用什么办法能使人们努力工作？讨论激励机制的问题对于理解经济改革很有帮助。
当时在哈佛讲授激励机制理论的是马斯金，他是从1970年代后期以来向经济学引入博弈论的重要人物。他早期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把博弈论引入机制设计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理论。以后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为软预算约束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今国际上最重要的那本博弈论教科书《博弈论》，就是他的两个学生富登博格和泰勒尔以他讲课的结构为基础写的。
从那时起，我的主要兴趣之一就一直同社会制度中的激励机制问题有关，关心什么样的法律，经济，金融体制能够提供好的激励。另外一个老师是科尔奈，他是国内很熟悉的《短缺经济学》的作者，是国际上公认的关于计划经济及转轨经济学方面的权威，当时他刚到哈佛，他讲课的内容是关于经济改革的问题，尤其是中央计划经济存在的最基本的毛病，即他开创的软预算约束的问题。
他用软预算约束的概念解释所有计划经济里观察到的主要问题。这对我很有启发，对于理解计划经济的问题，对于理解经济改革应该解决的基本问题很有帮助。
1991年毕业之后到现在，我一直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工作并于1998年获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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