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为何禁止代孕？代孕有何法律或伦理风险？
黄璞琳
代孕为何屡禁不止？那是因为确实有数量不少而客观现实的代孕需求，用于代孕的人工生殖辅助技术又已经较为成熟。那我国又为何明确禁止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为代孕提供服务？（我国原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因为代孕可能引起很多法律问题与伦理问题；而我国尚未针对代孕形成有效防范伦理风险、社会风险的共识与思路，尚未针对代孕出台有效防范伦理风险、社会风险的配套制度。
例如，代孕生育后，必然会出现该如何界定法律上的“父亲”“母亲”“父母”“生父”“生母”及父母子女关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未就“母亲”“父亲”概念作出定义，只是使用了“父母”“生父”“生母”“生父母”“继父继母”“养父养母”“养父母”概念。在代孕情形下，胚胎所用精子一般都不是代孕者配偶的精子（可能是代孕委托方或其配偶的精子，也可能是其他任何第三方男性的精子），所用卵子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代孕者的（可能是代孕委托方或其配偶的卵子，也可能是其他任何第三方女性的卵子）。即，代孕所生孩子，与代孕者可能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与代孕委托方或其配偶也可能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在代孕情形下，如何认定代孕所生孩子的“父亲”“母亲”“父母”“生父”“生母”？认定“母亲”“生母”，是基于分娩行为，还是基于血缘关系，或者是基于代孕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父亲”“生父”，是基于血缘关系，还是基于代孕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请人代孕生育的孩子，该夫妻是否应视为孩子在法律上的父母（其中，使用了丈夫精子或者妻子卵子的，丈夫或者妻子是否应分别认定为“生父”或者“生母”），代孕者（分娩者）是否不应认定为法律上的“母亲”或“生母”，供精者是否不应认定为法律上的“父亲”或者“生父”？
成年女性自行决定使用他人精子、自己卵子人工授精并委托其他女性代孕分娩的孩子，法律上的“母亲”“生母”是代孕委托方（也是卵子提供者），还是代孕者（分娩者）？成年女性自行决定使用他人精子、代孕者卵子人工授精并委托其他女性代孕分娩的孩子，其法律上的“母亲”“生母”是代孕委托方，还是代孕者（分娩者，也是卵子提供者）？成年女性自行决定使用他人精子、第三方女性的卵子人工授精并委托其他女性代孕分娩的孩子，法律上的“母亲”“生母”是代孕委托方，还是卵子提供者，还是代孕者（分娩者）？该孩子法律上的“父亲”“生父”，又如何确定？
成年男性自行决定使用自己精子、他人卵子人工授精并请人代孕分娩的孩子，该男性能否直接认定为孩子在法律上的“父亲”或者“生父”？成年男性自行决定使用他人精子、他人卵子人工授精并请人代孕分娩的孩子，孩子在法律上的“父亲”或者“生父”如何确定，是该代孕委托者，还是精子提供者？前述情形下，孩子法律上的“母亲”“生母”能否确定？供卵者或者代孕者尤其当二者同一人时，能否确定为孩子在法律上的“母亲”“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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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情形下，必然会面临的伦理风险，如：
其一，如果代孕者同时也是卵子提供者，无论是否认定为孩子在法律上的“母亲”“生母”的话，都将严重挑战我国社会有关“母亲”“生母”的传统习俗与认知，对国民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认知带来混乱。
其二，代孕行为，将催生、诱惑、纵容甚至强迫女性出租出借子宫、出卖卵子，很可能严重侵害年轻女性尤其是经济实力较差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我国社会人群新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