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创伤是心理病理学的一个关键且可修正的风险因素。尽管针对童年创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科学进展，但受创伤儿童的长期预后效果仍比未受创伤儿童差。他们不但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受阻，并可能出现难以治愈的心理问题。因此需要新的研究范式来改善这些儿童的生活。
为此，本综述考察了关于测量、研究设计和分析策略的三个主要假设，这三个假设分别是对前瞻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测量结果等价性的假设、有无童年创伤史成人之间的横断面差异推定的中介机制作为儿童创伤前后长期变化证据的假设、心理病理学中对弹性或脆弱性的解释模型应用于未见过的受创伤儿童身上以预测其个体层面风险准确性的假设。对这些假设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对如何预防童年创伤及其有害影响产生新的见解。
首先，我们讨论的是针对童年创伤进行的前瞻性和回顾性测量方法的结果是否具有等价性，即两种测量方法的结果能否交替和互换。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理应是受创伤儿童，但在儿童时期难以进行童年创伤的研究，所以大部分研究者采纳的是有童年创伤经历的成年人的主观报告，并假定童年创伤的前瞻性和回顾性测量方法的结果可以交替和互换。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疑这些主观报告所提供的童年创伤经历不一定具有真实性。所以研究人员将前瞻性和回顾性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混淆的行为是令人担忧的。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对童年虐待的前瞻性和回顾性测量之间结果的一致性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元分析。
首先对童年虐待的前瞻性和回顾性测量的重叠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如果是相同个体，前瞻性和回顾性测量方法的图表基本重叠，但任何一种童年虐待类型的图表基本都是不重叠的。这些重叠部分不确定是否是由于测量间的偶然一致造成的。
其次，进行Cohen’s j 的一致性度量。结果发现，童年虐待的前瞻性和回顾性测量结果的一致性较差，j=0.19，差异较小(95% CI = 0.14– 0.24) ，在个体效应量上存在显著异质性(I2 = 93%)。在所有虐待类型中，回顾性报告和前瞻性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同样很差(range j = 0.09–0.17)。
因此，我们反对将童年创伤的前瞻性和回顾性测量方法的结果进行交替和互换这一假设，当研究者进行童年创伤研究时就必须意识到不能混淆前瞻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的结果，因为这两种测量创伤的方法所测量的可能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是童年创伤如何影响心理健康及其相应的假设。许多研究认为童年创伤会导致个体出现认知缺陷，并假设有或无童年创伤史的成人之间的横断面差异推定的中介机制可以作为儿童创伤前后长期变化的证据。但大多数关于有童年虐待史的个体认知缺陷的研究是基于横断面设计的，只有少数研究采用的是纵向设计。所以这一假设并不经得起推敲：第一，受虐待儿童与未受虐待儿童所处环境并不能随机分配，因此他们的认知特点不同。第二，他们的认知能力会受到先天性的遗传因素影响。第三，认知能力具有较强的连贯性，而随时间变化发生改变的几率很小。第四，认知能力会塑造儿童的经验，出现基因-环境相关性现象。最后，有认知缺陷在内的残疾儿童比普通儿童更容易遭受虐待。这说明，受虐待儿童在遭受虐待之前就可能比未受虐待儿童的认知能力更差，他们本身就存在脆弱性。为了考察童年创伤对认知能力是否有长期影响，我们进行了两项研究。
分别是针对英国2232对双胞胎进行的环境风险(E-Risk)纵向研究和在新西兰达尼丁的1037人的生命历程调查。这两项研究都是在有或无童年创伤史的个体不同年龄阶段测量他们的认知能力，以便可以直接观察到长期变化。结果表明，与未受虐待儿童相比，受虐待儿童在执行功能、处理速度、记忆等方面拥有较差的结果，但这些横断面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的认知能力（受虐待儿童未遭受虐待之前测量的认知能力）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受创伤儿童与未受创伤儿童在认知能力方面的横断面差异并不能作为长期变化的证据。
有两项在英国和芬兰进行的前瞻性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受创伤儿童与未受创伤儿童在成人期认知能力的差异不是由于随时间改变的纵向变化造成的。另外，针对罗马尼亚被收养的儿童进行的两项干预研究也都不支持童年创伤会对认知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这一观点。
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不能将横断面上用于解释有创伤和无创伤成人间的差异的推定中介机制作为创伤前后长期变化的证据，因为这些中介机制是假定的，所以横断面研究得到的结果与受创伤儿童的长期追踪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试图用横断面上结果作为长期影响的证据。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将心理病理学中弹性或脆弱性的解释模型应用于那些未亲眼见过的受创伤儿童身上来预测其个体层面的风险这一假设是否合理。
与未受创伤的儿童相比，受创伤的儿童出现各种心理障碍(如重度抑郁症、广泛性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品行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精神病症状)的可能性约为普通儿童的两倍，出现自残行为的可能性为普通儿童的三到五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童年创伤在心理病理学方面存在普遍的消极影响。
但这不意味着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个体必然会存在心理病理学上的绝对风险。虽然心理病理学中的弹性或脆弱性的解释模型可以帮助我们针对受创伤儿童制定新的干预措施，降低他们的心理病理学风险，但它并不能准确预测哪些儿童面临心理问题的风险最大。一方面，因为童年创伤对于儿童而言只是一种经历，而不是作为疾病或障碍存在，所以具有童年创伤经历并不意味着受创伤儿童一定会出现与创伤相关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许多有心理问题的儿童并没有童年创伤经历，这说明如果以童年创伤经历作为筛查标准是错误的，这样会导致统计学上的“生态谬误”。
因此，我们反对直接将心理病理学中弹性或脆弱性的解释模型用在那些未亲眼见过的受创伤儿童身上来预测其个体层面的风险。不建议在群体中进行儿童创伤经历的检测，并利用得到的结果来推断哪些儿童存在的风险最大、最需要进行干预，因为以童年创伤经历作为预测因素不利于筛查出那些真正有心理问题的个体（低敏感性）。
我们的研究结论为以下几点：
第一，反对将童年创伤的前瞻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两种测量方法的结果进行交替和互换。
第二，反对将有或无童年创伤史的成年人之间假定的中介机制方面的横断面差异解释为创伤前后长期变化的证据。
第三，反对直接将心理病理学中弹性或脆弱性的解释模型直接应用于受创伤儿童的心理病理学研究，以预测那些未亲眼见过的受创伤儿童个体层面上的风险。
由于童年创伤是心理病理学的一个关键且可修正的风险因素，因此它必须成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关注要点。但关于童年创伤的一些假设并不准确，掩盖了其本身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将先进的技术与更强大的方法结合起来，以改善童年创伤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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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Andrea D. Annual Research Review: Rethinking childhood trauma‐new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measurement, study design and analytical strategies[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020,61(3):236-250.
译者：张姚
指导教师：周春燕
排版：郭梓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