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项工作中的意图是在那个话语和语言的经典拉康[1]之外，外绽（ex-sister）出另一个拉康，一个去阶级化并朝向言在（parlêtre）的特殊性和独特性的拉康。正如让-克劳德·马勒瓦尔(Jean-Claude Maleval) 提醒我们的那样，拉康在他的教学结束时，被他的研究势头冲昏了头脑，“没有机会停下来，根据他考察父之名的新进路来重新审视精神病性的除权[2]”。我们将尝试从拉康的晚年教学中去重新研究这个经典概念。我们选择了雅克-阿兰·米勒 (Jacques-Alain Miller) 教授三十多年的课程《拉康派取向》（L'orientation lacanienne）作为我们讨论的共同主线。拉康的教学大致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以《论心理因果性》为中心的序曲；从《精神分析中的话语和语言的功能和领域》开始的主要教学，以及达到巅峰的《太初有一》（Y a d’l’Un）和他的晚年教学。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秩序。从想象和感知的优先，进入到符号和能指的统治，直到晚年教学中，实在和享乐占据了主导。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描述这些不同的教学时期。我们将把自己限制在拉康的晚年教学及其分支，即从第24讨论班《无意识的失败就是爱/人们知道那是在爱的羽翼上被误认的月亮》（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开始的教学。我们将研究某些经典拉康派（lacanienne）概念的命运，这些概念甚至构成了拉康主义（lacanisme）的支柱，而拉康本人却在他的教学结束时对这些概念提出过质疑。1958年，拉康指出，父亲的作用在精神分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分析从哪里开始？他问自己：“无意识一开始所揭示的首先是俄狄浦斯情结。揭示无意识的重要性是来自于婴儿期的遗忘之事吗？是关于婴儿朝向母亲欲望的事实，以及这些欲望被压抑的事实[3]。”将俄狄浦斯情结引入精神分析是一种不纯粹的欲望的结果，它源于其创始人的幻想。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某些东西还没有被分析过。根据拉康的说法，是弗洛伊德拯救父亲的欲望让他把俄狄浦斯情结引进了精神分析。此外，俄狄浦斯情结与父亲的问题有关。“如果没有父亲，就没有俄狄浦斯的问题；相反，谈论俄狄浦斯本质上就是父亲功能的引入。[4]”同年，拉康在他的著作《论一切精神病治疗可能的先决条件》中，给了精神病一个基本条件：区分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是父之名的除权，而不是大他者和父性隐喻的失败。拉康将精神病与父之名联系起来。他认为，父之名是大他者内部的一个基本能指，精神病所围绕的正是该能指的缺失。因此，拉康将弗洛伊德的“父亲”形式化为“父之名”，并将其定位为符号界的一个主要缝合点。在《先决条件》中，父之名是“作为能指处所的大他者中的能指，是作为法则处所的大他者的能指[5]”。在与《先决条件》同时进行的第五讨论班中，他用以下术语谈到父之名：“（父之名）是支持法则、颁布法则的能指，是大他者中的大他者[6]。”矛盾的是，在同一个讨论班上，拉康第一次引入了被划杠的 S(A)。对大他者的划杠具有巨大的理论影响。大他者不再有任何担保；大他者是不一致的，总有一个能指是缺失的，不是一切都可以被言说的。也就是说，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在大他者中缺乏担保的后果之一就是父之名的复数化。几年后，拉康再次谈到了父之名。因此，父之名是相对化的，它只是其中之一，它的功能变得可以替代。随后，在《不上当者犯了错》（Les non-dupes errent）中，拉康标记了一个与父之名概念相关的重要转折点。在那个年代的社会变迁和历史背景下，他确认用命名（nommer à）替代父之名。放弃大他者的范畴而强调太一（l’Un）是拉康偏离俄狄浦斯逻辑的标志。Sophie Marret-Maleval指出，拉康在乔伊斯的案例中，通过赋予俄狄浦斯框架以诡计和拟象的地位，动摇了我们对疯狂和规范的确定性。“拉康用一个更实用的临床替代了那个“有/无”父之名的二元临床。在这种临床中，父亲被缩减为一种命名实在的功能，它的缺陷可以通过修补主体得到补偿[7]。”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使用父亲的命名功能，来找到S1和α之间的纽结模式。父之名因此被缩减为一种命名实在的功能。拉康在《先决条件》中的那句名言：“正是在这个[符号]秩序的失败中，父之名的除权替代了大他者。而在父性隐喻的失败中，我们指定了赋予精神病的缺陷的基本条件，以及将其与神经症分开的结构[8]”，然后被重新审查。我们将考察符号秩序的失败以及拉康所说的精神病的缺陷、除权、父之名、父性隐喻、精神病的因果性以及在拉康晚年教学中将神经症与精神病区分开来的条件。符号的失败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的，而不仅仅是针对精神病主体。“疯狂的戏剧[9]”并不是像拉康在1958年所确认的那样，是存在于主体与能指的关系当中的。这出戏剧是每个人的戏剧。对每个人来说，符号都是混乱的根源。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一些没有被符号化的东西，没有通过能指的东西。实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被除权的。因此，有必要遵循让-克洛德·马勒瓦尔的区分，一边是在拉康教学的经典时期中的受限的除权——它是精神病的特定机制；另一边则是对每个人而言都有价值的普遍的除权。“很确定的是，”拉康在《圣状》讨论班上断言，“除权有着更激进的东西，而父之名最终是某种轻微的东西[10]。在讨论班《……或者更糟的是》之前的一段时间，拉康曾将除权视为一种言说的除权。“只有言说的除权，只有存在的东西才可以被说出或不被说出[11]”，他如是说道。这告诉我们，拉康不仅在想要在符号的失败和能指的缺失时才会使用除权，而且在其他情况下也会使用这个概念。在某些情况下，除权需要被赋予一种限制性用法，即将它缩减为一种精神病的基本机制；而在其他情况下，除权则可以变得普遍化，不再涉及能指和精神病，而是言说本身。米勒建议谈论S2的除权，而不是父之名的除权[12]。将父之名的除权翻译为S2的除权，意味着在父之名的位置可以被放置任何赋予主体意义的能指，为他的世界赋予意义的能指。一切赋予实在意义的东西都在玩“父之名”的游戏，他随后说道[13]。从这个角度来看，除权似乎丧失了与精神病相关的特殊性。由于符号中的洞，除权被普遍化了。它关系到每个人，成为了人类境况中的一个不可缩减的机制。米勒指出了拉康在《圣状》中实现的白板（tabula rasa），以及对除权概念的贬低，尤其是对父之名的除权概念的贬低。“在这次讨论班上，拉康认为他之前所做的所有阐述最终都是唯心主义的——作为真理的唯心主义者；而新的拉康则是享乐的唯物主义者。这迫使我们质疑父之名的除权。而对于乔伊斯来说，这不是父之名被除权的问题，而是自我形成的缺陷，这是自我事实上的拒斥（Verwerfung）。[14]”在乔伊斯身上，除权是关于自我的。将乔伊斯的想象与实在和符号联系起来的不是父之名，也不是能指，而是自我。米勒似乎强调了确认乔伊斯精神病的其他线索。在某些情况下，父之名除权的经典基准似乎不足以识别精神病。事实上，很早以前，米勒就坚持认为，当我们谈到除权时，我们所依赖的整个经典概念都假定存在一个大他者[15]。在他的课程《成为标志的是》（Ce qui fait insigne）中，他就曾邀请我们取消父之名的意群，使其具有流动性。他还曾邀请我们从受限的除权转向普遍的除权，从对父之名的除权转向对其他事物的除权[16]。当然有必要将父之名的除权概念化为一种与能指相关的除权，但需确认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除权也与其他事物有关。例如在乔伊斯身上，除权涉及的是自我。正是博罗米结的临床使我们能够概念化父之名的各种增补。在《RSI》讨论班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拉康提出引入第四环，这肯定受到他阅读乔伊斯著作时的影响。应该赋予一个父之名什么样的实体？在这个问题上，拉康承诺在来年继续完成《RSI》中提出的疑问：“在这三种命名之间，将想象命名为抑制，将实在命名为焦虑，将符号命名为症状——符号本身的花朵。明年我将尝试在这三个术语之间思考什么才是适合作为父之名的实体[17]。”父之名在博罗米结中占有一个特定的位置，即是连接实在、符号和想象这三个界域的纽结。父之名外存于实在、符号和想象中，它是一个症状，一个不可或缺的、不可化约的症状，能够将三个界域联结在一起。但是，也存在一些非标准的方式：不同的症状都能在没有父之名的情况下将实在、符号和想象联系起来。其他元素能够填补父之名的这种功能。换句话说，纽结功能可以在没有父之名支撑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这些途径都允许主体被纽结。拉康在来年没有继续他的疑问，而是专注到了圣状的问题上。圣状作为一个主体身上最独特的东西，确保了实在、符号和想象的联结。它承担了第三讨论班中父亲的功能[18]。然而，在拉康的晚年教学中，父亲只是面对性关系不存在的一种症状。每个人都在发明他们能做的事情来填补符合的洞。而这种发明正具有一种父之名的功能。因此，父之名只是一个被替代的替代品。这些发现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后俄狄浦斯时代。 那么父性隐喻呢？1970年，拉康强调，他一直希望有人能够在父性隐喻上打个洞。数年前，他本人曾通过诸父之名进行过这一尝试，但正如他所说[19]，大门对他关闭了。尽管如此，俄狄浦斯情结对拉康来说变成了一个残余的神话，一个不会持续的神话，一个弗洛伊德的梦，一个蹩脚的东西。直到他的教学结束，我们看到俄狄浦斯情结仅止于家庭情结的维度。在教授《拉康派取向》的30余年间，雅克-阿兰·米勒谈到过父性隐喻[20]、第二父性隐喻[21]、父性隐喻的替换[22]、转置俄狄浦斯的公式[23]。它们都将是追溯这些路径的问题。这种理论改造的主要影响是，雅克-阿兰·米勒引入了日常精神病一词来描述没有异常症状的精神病。这是一种临床需要：临床医生在某些病例中看到的意外效果、无法对某些其他病例进行分类、以及低噪精神病都是引入该术语的关键缘由。在此之前，我们对异常精神病更感兴趣。而直到精神分析史上的这一刻，我们的兴趣才转向了精神病的日常化。因此，米勒将日常精神病称为“补偿性精神病、增补性精神病、未触发的精神病、治疗中的精神病、分析中的精神病、进化中的精神病、圣状性精神病”[24]。引入“日常精神病”一词是为了描述没有表现出异常症状或明显的基本现象，并且既没有出现明确的妄想，也没有出现幻觉的精神病主体。父之名的非标准版本让许多精神病主体在没有父之名的经典支撑，且没有表现出明显障碍的情况下，能够在世界上自给自足。我们将研究其中的一些案例，并试图澄清这种临床面临的挑战。它有时似乎与父之名除权的经典临床并不一致。
[1] MILLER Jacques-Alain, « Prologue » [2001], in Jacques LACAN, Autres écrits, Paris, Le Seuil, 2001, p. 8.
[2] MALEVAL Jean-Claude, La forclusion du Nom-du-Père, Paris, Le Seuil, 2000, p. 157.
[3] LACAN Jacques, Le séminaire, livre V [1958-1959], 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 Paris, Le Seuil, 1998, p. 161.
[4] Ibid., p. 166.
[5] LACAN Jacques, « D’une question préliminaire à tout traitement possible de la psychose » [1958], in Écrits, Paris, Le Seuil, 1966, p. 583.
[6] LACAN Jacques, Le séminaire, livre V, 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 op. cit., p. 146.
[7] MARRET-MALEVAL Sophie, « L’anti-Œdipe de Lacan », inédit.
[8] LACAN Jacques, « D’une question préliminaire à tout traitement possible de la psychose », in Écrits, op. cit., p. 575.
[9] Ibid., p. 574.
[10] LACAN Jacques, Le séminaire, livre XXIII [1975-1976], Le sinthome, Paris, Le Seuil, 2005, p. 121.
[11] LACAN Jacques, Le séminaire, livre XIX [1971-1972], ...ou pire, Paris, Le Seuil, 2011, p. 22.
[12] MILLER Jacques-Alain, « L’invention du délire » [1995], La Cause freudienne, Nouvelle revue de psychanalyse, Paris, Navarin, no 70, 2008.
[13] MILLER Jacques-Alain, Illuminations profanes [2005-2006], enseignement prononcé dans le cadre du département de psychanalyse de l’université Paris VIII, cours inédits.
[14] MILLER Jacques-Alain, Le Parlement de Montpellier, journées UFORCA, 21-22 mai 2011, notes de Bernard SEYNHAEVE, « Une ruse de l’être qui résiste à l’interprétation », L’α-graphe, La forclusion généralisée, section clinique de Rennes, 2010-2011, p. 58.
[15] MILLER Jacques-Alain, La clinique différentielle des psychoses [1987-1988], séminaire de DEA dans le cadre du département de psychanalyse de l’université Paris VIII, inédit.
[16] MILLER Jacques-Alain, Ce qui fait insigne [1986-1987], enseignement prononcé dans le cadre du département de psychanalyse de l’université Paris VIII, cours inédits.
[17] LACAN Jacques, séminaire XXII [1974-1975], RSI, inédit, séance du 13 mai 1975.
[18] LACAN Jacques, Le séminaire, livre III [1955-1956], Les psychoses, Paris, Le Seuil, 1981. En essayant de décrire ce qui fait tenir la conception freudienne du complexe d’Œdipe, il affirme que « ce n’est pas d’un triangle père-mère-enfant dont il s’agit, c’est d’un triangle (père)-phallus-mère-enfant. Où est le père là- dedans ? Il est dans l’anneau qui fait tenir tout ensemble », p. 359.
[19] LACAN Jacques,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 [1969-1970],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Le Seuil, 1991.
[20] MILLER Jacques-Alain, Un effort de poésie [2002-2003], enseignement prononcé dans le cadre du département de psychanalyse de l’université Paris VIII, cours inédits.
[21] MILLER Jacques-Alain, Extimité [1985-1986], enseignement prononcé dans le cadre du département de psychanalyse de l’université Paris VIII, cours inédits.
[22] MILLER Jacques-Alain, L’Autre qui n’existe pas et ses comités d’éthique [1996-1997], séminaire effectué avec Éric Laurent, prononcé dans le cadre du département de psychanalyse de l’université Paris VIII, inédit.
[23] MILLER Jacques-Alain, Cause et consentement [1987-1988], enseignement prononcé dans le cadre du département de psychanalyse de l’université Paris VIII, cours inédits.
[24] MILLER Jacques-Alain, « Clinique floue », in COLLECTIF, La psychose ordinaire, Paris, Agalma/Le Seuil, 1999, p. 230.
陈劲骁，高校教师。巴黎大学博士。研究方向：精神分析与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临床风格：拉康派精神分析会谈。承接个人分析与个案督导。联系邮箱：chenjinxiaops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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