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康的语境中，强迫症和癔症是隶属于神经症的一对基本结构，分别对应于男性位置和女性位置。有关癔症的逻辑，我们将会在第三章中进一步澄清。而作为一种男性位置的精神结构，强迫症并不单单指涉一种精神病理层面的强迫症状，而联系于性别位置、享乐模式、客体关系、阉割效果等一系列关涉主体性结构的基本立场。
要理解拉康的强迫症逻辑，首先我们需要区分几种不同的性别立场，亦即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心理性别。生理性别是在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也是最普遍意义上对性别的区分。社会性别是在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界定的性别差异，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它与心理性别一样都属于一种本质主义。也就是说，性征一旦形成便具有一种同一性和恒定性，区别仅在于，生理性别是自然主义的，社会性别是文化主义的。那么，拉康所谈论的心理性别相较于前两者又有什么根本差异呢？
拉康所谈论的性别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现实，是主体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与关系，取决于性别经验在主体间的关系中的流转方向。也就是说，它并不具有某个性别主体的规定性，而完全是流动的——我们在传统的生理性别上界定出的性别差异往往是高大威猛的直男形象和文静柔弱的直女形象，平权运动则赋予了假小子和娘娘腔存在的合理性，男性也可以涂脂抹粉，女性也可以抽烟喝酒。然而，这种对传统性别形象的颠覆何尝不是在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变相承认前者所被赋予的正统性？
在精神分析当中，否定作为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总是在无意识层面迂回地抵达欲望的真相：当某位女权人士执着于男性装扮，短发、抽烟、纹身，甚至热衷于在同性恋关系中佩戴假阳具来进入到主动的性别关系，从表面上看貌似是在对抗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地位，然而，这些被她所深恶痛绝的男性标签却又以另一种吊诡的方式被重新拼接到她的身上，仿佛假小子才是女权主义的唯一出路，这何尝不是陷入了另外一种强迫逻辑的规定性当中？
正是拉康在无意识层面对性别差异的重新界定赋予了主体全新的可能性——无论在性认同还是性实践上，而这便是拉康所谓的性化逻辑。那么，在性化逻辑的强迫症一端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及阉割的效果：主体经由父亲的阉割遭遇到法则和禁忌，从而得以进入到符号秩序和文明社会当中。另一个效果是，父性隐喻的引入令他获得了阳具的意义。阳具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阴茎，还具有一种普遍的符号意谓。
国内有学者将phallus一词翻译成“始祖”，是在人类学的层面上赋予了阳具本身的价值。如果我们追溯文明的踪迹，就不难发现，无论在中西方都存在着一种阳具崇拜的现象。正如拉普朗什等人在《精神分析辞汇》中所说的：“在远古时代，勃起的阳具象征着统治权势、魔法或超自然的超验阳刚特质，而非雄性能力各种纯然淫秽的变貌。它象征着对复活以及能使之产生力量的希冀，象征着光明原则，不容阴影和繁复，且其维持着存在永生不息的统一体。具有勃起阳具之神的赫尔墨斯和奥西里斯具现了这种根本启示。”
在谈及俄狄浦斯情结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已经谈及到阳具本身在解剖学层面上所被赋予的意谓：男孩因拥有阳具而产生阉割焦虑，女孩因缺失阳具而产生阴茎妒羡；男孩想要成为阳具来填补母亲的欠缺，女孩想要生一个孩子来获得父亲的阳具。总之，家庭原始结构中的欲望流转始终围绕着阳具本身来运行，仿佛谁拥有了阳具谁就成为了欲望的主体。这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第一次意识到的阳具的权力价值。
在1958年的《阳具的意谓》一文中，拉康进一步赋予了阳具一种语言和能指的功能。阳具在交媾行为中的勃起和消退不再仅是一种闺房文学，而是一种萨德意义上的闺房哲学，是一种在场和缺席的欲望辩证法，表征了一种不可满足的欲望和伴随而来的剩余享乐之间的悖论。因此，阳具的在场是一种原始统治力量的显现，是原父所持的权力之杖，而阳具的缺席则意味着一种阉割，面对强大的原父而不得不放弃对始母的欲望，而在其他女性身上寻求欲望的可能性。
拉康在其著名的性化公式的左边用一种纯粹逻辑的形式指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其一，对所有主体来说，阳具功能都是有效的；其二，至少存在一个不服从阳具功能的主体。通过这样的悖论性表述，拉康赋予了阳具和阳具的最初拥有者，即原父这样一个在场的空位：每个主体都是因被父亲阉割而生长出新的阳具，然后又因获得了阳具而成为了下一任的父亲。
但问题在于，每个父亲在成为父亲之前都曾是一个儿子，那么如果我们进行逆向的逻辑推演，往上溯源的话，究竟存不存在一个无需被阉割，而先天就拥有阳具的父亲？这样的原父起码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但如同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样一个悖论问题一样，原父不过是一个被构想和塑造出来的原初大他者，如同上帝一般，谁都没有见过他，但他却是一个普遍公认的存在。这便是强迫症的欲望真相：主体如同一个想要成为父亲的孩子一样，试图通过不断努力工作获得一个更加肿胀的阳具，一个表征着权力意志的符号，从而成为世俗意义上的大他者。然而那个让他试图抵达的原父位置不过是逻辑上的一个空位，一个作为欲望之因的对象小a，一个无法被化约的根号负一。
相对于癔症总是在情境中及时行乐，强迫症只能在语言游戏中延宕享乐。情境意味着一种生机，它赋予了事物诸多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开放性，但这对于强迫症来说又构成了另外一个原始焦虑：如何能够保证自己的阳具出淤泥而不染，在一片流云中高高耸立呢？对强迫症来说，可能性和开放性意味着风险的发生，阉割焦虑不断推动着他拒绝生成的可能性，拒绝着每一个大他者到来的可能性。因此，唯有将一切冒出的当下的欲望对象扼杀在摇篮之中，才能免受被阉割的可能。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发现那些不断被阉割焦虑充斥着的强迫症主体，在面对一切可能的大他者总是充满了挑衅和攻击，似乎只有消灭了一切客体才能够唯我独尊。而这种朝向大他者的侵凌性总是只能在语言游戏中呈现出来：脱离了情境的语言才足够安全，因为能指的空洞性意味着它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操控和填充的空壳。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可以让逝去的古人为自己站台，而不必承受被活人指责歪曲盗用的风险。
另一方面，相对于癔症所围绕的男女问题，强迫症对生死问题提出了一种存在性发问。正如哈姆雷特那句著名的犹疑：“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对强迫症来说，是生存还是死亡，同样构成了一个根本问题。生存与死亡在这里并非一个自然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强迫症所考虑的并不是人作为一个机体在世界上的存在与消寂，而是作为一个主体在世界中的构成方式。生存意味着主体在世界中是流动不居的，能够因循着某种规则在自身的结构层面进行拓扑变形，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死亡则意味着主体以一种永生的形式被完全定型下来，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标本，一个雕像。强迫症正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向死而生的逻辑运转。他所追求的死亡状态便是以一个原父的形式被永远保存下来，为世代所景仰铭记，成为了一个被雕刻下来的永远勃起的阳具石像。
因此对强迫症来说，为了抵达那个最为雄壮的勃起时刻，为了迎接一首英雄主义诗歌的最高潮时刻的来临，他需要不断地踌躇准备，通过不断的前戏去预演事件的发生，但却拒绝真正行动的到来。因为一旦行动起来，便意味着旧有的秩序遭到破坏，那些所精心设计的剧本开始以一种不被完全掌控的形式搬演起来。这便是强迫症的焦虑所在：一旦高潮真正到来，射精的那一刻便是消肿的开始。那个佯装强大的阳具将快速退缩回那个被包皮裹挟住的小鸡鸡，重现时刻被阉割焦虑所支配的恐惧。而为了抵抗那个创伤性的原初场景的来临，射精对强迫症来说就成为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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