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CSC）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资助，即将前往哈佛大学进行为期1年的访学。此处想记录其中的一些曲折历程，跟广大同行或相关爱好者分享一些经验。
与其他诸多学科相比，精神分析领域的访学可能更为困难。由于其“非学院”心理学的特点，导致：（1）很多精神分析工作者活跃在大学之外。例如，在美国，很多分析师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培训机构的成员，通常隶属于某个协会、研究所。其中，在精神分析代表性期刊上发文量较多的机构有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波士顿精神分析协会暨研究所、纽约精神分析协会暨研究所，以及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等；（2）少部分精神分析研究者在大学工作，但他们也只是兼职人员，而非全职教授。例如，在哈佛大学兼职的斯图尔特·皮泽（Stuart Pizer）、在纽约大学担任教员的唐娜·奥林奇（Donna Orange）。因此，要找到研究方向契合且能够提供访学赞助（sponsor）的教授并不容易。
我目前的一个研究兴趣是主体间精神分析，因而一开始将目标定位为纽约大学。纽约大学有一个著名的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博士后项目，其也是美国最大的精神分析培训项目。该项目重视精神分析的多元性，强调不同精神分析传统的持续对话，囊括了关系取向、人际-人本主义取向、当代弗洛伊德主义取向，以及独立学派取向的众多师资。于是，我先后联系了奥林奇、唐纳·斯特恩（Donnel Stern）和现任主任施皮罗斯·奥法诺斯（Spyros D. Orfanos）（前一任主任是路易斯·阿隆[Lewis Aron)]，已于2019年去世）。然而，通过邮件得知，该项目并非一个独立的院系，所以无法接收访问学者。之后，我又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找到了纽约大学哲学系的杰罗姆·韦克菲尔德（Jerome C. Wakefield）教授。他是社会学和哲学双料博士，在精神分析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然而，尽管韦克菲尔德表达了对我的兴趣，但未来的1年里，他几乎不在学校，所以没办法为我提供赞助。之后，我还联系了南希·麦克威廉斯（Nancy McWilliams）。遗憾的是，她已经从罗格斯大学退休了。她向我推荐了3所大学：阿德菲大学（Adelphi University）、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和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认为这3所学校的精神分析课程设置比较宽泛。然而，考虑到CSC对访学的学校、学科及合作导师等多个方面的要求，我更多将目标放在哈佛大学之上。
我想到了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 BCPSG），于是联系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卡伦·里昂-鲁斯（Karlen Lyons-Ruth）和亚历山大·哈里森（Alexandra M. Harrison）。二者都对我表达了欢迎。然而，前者在次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在实验室（她向我推荐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彼得·福纳吉［Peter Fonagy］），后者也不具备为访学提供赞助的条件。此外，我不太适应哈佛医学院的网站设计，这为寻找背景契合的教授增加了难度。
幸运的是，我联系到了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伊丽莎白·伦贝克（Elizabeth Lunbeck）教授。她是科学史系的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精神分析、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历史，出版过《自恋的美国化》等著作。由于我前期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伦贝克教授很快给我答复，并让其助手与我联系，进行后续的一些流程。不过，每年申请到哈佛大学访学的人太多，所以他们通常会在2月和10月集中处理这些申请。等到系里的教职工进行筛选和集体投票之后，他们才能提供正式的访学邀请函。期间，我陆续收获了埃默里大学、牛津大学的邀请函，也经历了CSC访学名额大幅削减的尴尬境地。不过，前往“梦中情校”的愿望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皇天不负有心人，2023年10月，我终于等到了哈佛的访学邀请函。
这段历时约1年的DIY经历有些漫长，所幸结果令人满意。在此期间，我发表的《精神分析的新世纪景观》一文帮助我梳理了许多关于目标学校及合作导师的信息，主译的《精神分析术语和概念》一书也让我了解到了一些之前并不熟悉的情况。此外，多位师友为我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和支持。无论如何，这是我在国际交流与对话道路上的重要一步，期待访学之后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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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雅云
审校 | 王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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