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并非仅仅是一个古老且过时的女性病理症状，如果遵循着哲学人类学和现象精神病学的立场，它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内存于人格结构的普遍形式和一种在场的形式主义，从而考察其如何在主体间世界的时空场域中进行转换和表达。换言之，我们对癔症的理解就从对其病理成因的考察转变为对其生存感知的质询。如此一来，癔症就作为一种存在情境而被赋予了新的可能性。本文试图从时间性、身体性、情感性以及主体间性这四大范畴进发，对癔症逐一进行现象学考察。 时间性时间性是现象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胡塞尔强调的作为一种内时间意识的内在时间，以及以及法国现象精神病学先驱尤金·闵可夫斯基从柏格森的“绵延”（durée）概念发展而来的“生命时间”（le temps vécu），为精神病学的现象学研究划定了基本研究主题。在时间性问题上，首先应该区分作为科学和常识的时间以及作为绵延的时间。前者是一种物理性的、钟表上的那种可量度和分割的时间，是一种完全遵照固定速率行进的时间。后者则是一种纯粹流动的、不可分割的鲜活连续体，是一种从属于主体性的心理实体。对于作为一种人性存在的主体来说，正是这种绵延的生命时间构成了主体的内时间意识，是其将自身连接向世界，并将世界的形象内投进主观感知的重要媒介。在拉康的临床结构观中，并不包含一个所谓的“正常人”范畴，而心理学意义上的“正常人”实际上是一种隶属于神经症结构的主体。由于无论神经症主体亦或精神病主体，实际上都是一种人性存在，因而对其时间性的考察也必然落到生命时间或绵延时间的范畴上。与精神病主体的生命时间完全断裂或扭曲不同，神经症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内时间感知的一致性。然而，由于生命时间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度量性，并不能就此认为神经症的生命时间是一种平均流动的心理实体。实际上，主体对生命意识感知的主观性也决定了生命时间是一种绵延不居的变化体。作为神经症的最基本形式，癔症在时间性的范畴上最能体现出这种快速流动和不断生成的过程。癔症是一种极度擅于将生活事件“情境化”的主体，它拥有一整套完全自洽的信念，并在这些信念的基础上，将一系列孤立的事件联结成一个情境整体，最后借以想象界赋予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功能，建构起一个关于世界的稳定表征，完全地“投身于世”。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一旦旧的信念与现实情况发生冲突，癔症就不断通过认同和投射等心理机制去生成新的信念来替换掉既有的矛盾信念，从而在一个动态的层面上维系其关于整个世界的表征的相对稳定性。由于始终投身在这种动态稳定的情境化世界中，癔症主体的时间流动总体而言快速且顺畅，即便偶有挤压，也会很快会消弭在新兴制造的信念浪潮之中。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癔症主体的时间性和精神病结构下的躁狂症主体的时间性做一个区分。通常来说，躁狂症的时间感知也处在不断流动生成的过程中，但不同的是，躁狂症生成的是每一个提前到来的瞬时（instantané）[1]，是不可被整合进主体时间流的粉碎颗粒。用拉康的术语来说，躁狂症无法如癔症一般，借由想象界赋予主体结构一种连续性和一致性，而是滞留在大量的实在界残渣当中，其体验到的只能是一种破碎且断裂的时间感知。我们可以在临床上看到癔症主体的这种时间性的呈现。通常来说，一次传统的精神分析会谈时长往往设置在45分钟左右。在这一框架下，癔症往往会在一次会谈中跳跃性地谈及不同主题，并且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仍然言犹未尽。在这种情形下，分析家和分析者都难以抓住话语的中心主旨，真理被掩盖在了大量的琐碎的自由联想的材料中。面对这一困境，拉康派往往采用弹性时间会谈的形式，在无意识刚刚显露的时刻突然中止此次会谈。这样一来，分析者就能够抓住无意识真相冒出的时刻，以便在走出分析室后展开真正的分析工作。 身体性身体性的维度是癔症临床特质的最典型体现。癔症在其最初始含义上指的就是那些无明显器质性病变而产生的极度夸大的情绪反应以及痉挛、抽搐、晕厥、感觉麻痹等躯体症状。即便往后随着精神病理学以及精神分析的发展，癔症的概念逐渐被前者改造为“分离转换型障碍”，被后者扩大为一种普遍的神经症结构，但对该范畴的临床描述中最典型的当属其“戏剧性”的特质，亦即情感和身体上的夸张化反应。法国精神分析学家Nasio认为癔症的身体症状学可被总结为生殖器官的抑制（包括早射、阳痿、性冷淡、性厌恶等），以及非生殖器官却极度性化，感受到持续的性兴奋[2]。这是对癔症身体性维度的戏剧性特质的精准表述。这种戏剧性是建立在压抑-转换的基本心理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具体来说，癔症的欲望总是与大他者联系在一起，并且总是以否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朝向他者的欲望就以压抑的方式进入无意识，再通过身体的层面上表达出来。由于作为一种心理能量的驱力总是以性化的方式呈现，对它的否定转换到身体层面上就表现为一种生殖器官的抑制和非生殖器官的性化。这样一来，我们就得以在临床上观察到诸多癔症性的身体症状：非器质性的性冷淡或性厌恶，或者非倒错性的恋物癖等。从现象学的角度上来看，癔症对身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由于完全割裂了“我所是的身体”和“我所有的身体”之间的差别[3]。换言之，身体（corps）成为了与存在绝对相异的肉身（chair）。通常来说，人的主体和自我从镜像阶段开始就已经得到区分。自我以身体作为媒介，装填着主体的存在。由于自我和主体的不对称性，主体也就成为了一个异化主体。而在癔症身上，这种相异性被延展到了极致，自我成为了一个完全被他者命名的空壳。因此，当癔症由于生活事件的变故而遭受到来自主体存在最深层的动荡时，就完全沦为了他者享乐的工具。这种指向他者的欲望急欲寻求被他者命名，而一旦遭到否认，就完全丧失了自我在世界上的立场，从而表现得极度夸张而近乎疯狂。从临床症候学的角度上来看，癔症夸张性的身体表达确实接近于精神病发作时的景象，但二者毕竟不同：精神病的发作是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妄想，而癔症性的夸大则以现实为根基。然而现象学家Capelier指出，在这种危机制造的缝隙中装填的反而才是本真。癔症最终依附于其生存的直接性，在丧失的那一刻暂时连结向了自我[4]。换言之，癔症在发作的那一刻如同精神病主体一般做出了反异化的尝试，从而得以触碰到了实在界。 情感性癔症在情感性的维度上主要表现为矛盾心绪（ambivalence）。矛盾心绪指的是在和同一个对象的关系中，同时存在相互对立的倾向、态度和感觉，特别是爱与恨[5]。从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来看，矛盾心绪是婴儿从偏执分裂心态走向抑郁心态的必然阶段，他开始将对作为客体的母亲的非好即坏的判断逐渐整合为爱与恨并存的矛盾心态。这一转变意味着，婴儿在对客体关系的认知上打破了自我中心主义式的全能幻想，而开始能够以一种第三人称视角多角度地、客观地认知和评估自身与客体及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独立主体形成的基本标志。癔症并非主体性建构的失败，毋宁说是主体性发展矫枉过正的结果。因此，作为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标志，矛盾心绪是癔症主体在情感性维度上的基本呈现。但与一般性的神经症主体不同，癔症的矛盾心绪并非对客体关系的客观化和整体化的认知，而是一系列尚未完全整合和内化进主体情感的相互拮抗的矛盾情绪的总和；但又不同于呈现出偏执和分裂样态的极化情绪（例如被爱妄想或迫害妄想）的精神病主体，癔症主体的心绪是多维度的、簇状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癔症主体在情感性上往往表现得夸张且善变，在欣喜若狂与勃然大怒之间可以无缝切换，对客体的爱与恨也往往只发生在一念之间。在现象学家舍勒看来，爱和恨的情感交织实质上是源自于爱的本质无限性与爱的自然限制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恨源自于爱的无限欲求得不到回应和满足：恨无时无处不是我们的心灵和性情对破坏爱的秩序的反抗[6]。因此对舍勒来说，爱优先于恨，任何恨的行为都以一种爱的行为为奠基[7]。也就是说，爱即是恨。当癔症对待客体的情感由爱转恨或者相反时，并不需要找到充足的理由，因为对癔症来说，爱和恨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一体两面，都是主体朝向大他者的欲望在情感性上的表征而已。 主体间性精神分析学家Nasio认为，癔症的这种主体间性特质主要表现为其在关系中总是寻求一种永不满足的自我[8]。癔症总是不自觉地在与他人的情感关系中赋予一种无意识幻想的疾病逻辑。在这种幻想中，它扮演着一个不幸的受害者角色，因此始终对他人以及这段关系不满。它试图通过这种持续性的不满来减轻自身的焦虑。因为不满意味着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满足享乐而带来的危险。癔症总是将极致的享乐理解为一种因乱伦或死亡而带来的痛苦；而这种享乐的后果便是变得疯狂和存在的消散。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享乐的恐惧构成癔症的永不满足的自我的根源。在现象学的立场上，癔症的这种不满足的自我表现为它通过视觉性和听觉性的渗透，去占据公共空间的全部位置。换言之，在主体间的公共场域中，癔症总是试图不断逾越主体间的界限，侵占他者的空间。对它而言，这种侵占的全部意义便是为了获得他者的认可，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主体间的场域中锚定住自身的存在位置。现象学家Rojas Urrego强调相遇和在场的联系：它们共同存在，相互包含。对癔症来说，这种相遇正是一种展示的时机，是将自己的独特习惯、态度和风格呈现给世界，获得世界和他者的承认，并以此呈现出主体在场的绝佳机会[9]。用拉康的话来说，主体的欲望是来自大他者的欲望[10]。这样一来，主体性的建构就围绕着大他者的欲望进行，被大他者的话语所异化。而对于癔症来说，这种异化是更加彻底的，它始终致力于将大他者的欲望神圣化，并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特殊的客体，以能为大他者所欲望，并最终通过成为大他者的欲望对象来掌控大他者。这便是癔症的享乐（jouissance）之道，亦即，在一种主体间的欲望关系中，始终维系一个不断追求和索取的张力，因为这样一来，她就成功地占据了他者的客体小a的位置，成为了一个永远被欲望，且永远不满足的客体。 [1] Eugène Minkowski，Au-delà du Rationalisme Morbide，Paris: Harmatan，1997，p.129. [2] Nasio, J.-D. L'Hystérie, ou l'enfant magnifique de la psychanalyse, 2001, Paris : Payot.[3] Chamond J. L’hystérie: un style existentiel. In Psychothérapie Phénoménologique. 2006, Paris : MJW Fédition. P. 140.[4] Capelier B., Hystérie et baroque. In Psychologie Médicale, 1990, 22, 5, pp. 443-449.[5] Laplanche, J., & Pontalis, J.-B. (1984). 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6] 舍勒著：《舍勒选集》（上），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70页。[7] 李革新著：《走向精神与生命的融合：舍勒的人格现象学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页。[8] Nasio, J.-D. L'Hystérie, ou l'enfant magnifique de la psychanalyse, 2001, Paris : Payot. P. 18.[9] Rojas Urrego A., Le phénomène de la rencontre en psyvhopathologie, PUF, Paris, 1991.[10] Lacan J., La direction de la cure et les principes de son pouvoir, La psychanalyse, 1961年第六期, pp. 149-206. 来源：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第一期。 延伸阅读： 无意识：一个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悖论难题 生命时间及其变异：忧郁症和躁狂症的现象精神病学模型陈劲骁 | 精神病的暧昧性：临床结构批判与现象精神病学反思自恋性倒错 ｜ 对“PUA”现象的精神分析注解 癔症男性何以可能？ 仿佛人格：一种后现代生存境遇中的奇异景观 精神病的女性化倾向：一种拉康派解读 癔症与强迫症的结构性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