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人工智能｜导论

Isabel Millar / 文

陈劲骁 / 译

非人类智力的百分比正在增加。最终，我们将只代表一小部分智力。

—马斯克 (2018, online)

人工智能的精神分析，多么奇怪的命题。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本身就很难自明，更不用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了。一边是精神分析：它既是一种临床实践，又常常作为一种文化批判和哲学战场；另一边则是人工智能[1]：一项虽起源于1950年代，但其文学、文化和幻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技术科学“发明”，其理论潜力持续引发着激烈的哲学辩论。在这本书中，我认为人工智能(AI) 和人造大脑的发明有望将神经科学与生物学、思想与身体分隔开。在这一过程中，旨在模拟和超越人类智能的具身人工智能形式的发展前景令其快速参与到对精神分析主题的讨论当中。同时，本书认为精神分析是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对我们作为说话的、有性别特征的主体意味着什么的关键工具。简而言之，人工智能和精神分析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对智能、人造物体和性差异的重新概念化，我们召唤出了一个存在于精神分析和人工智能边界上的人物形象：性爱机器人。它打破了我们的幻想世界，实现着我们对与人工智能一起或通过人工智能生活的可能性的猜测。在它的帮助下，通过电影这个媒介，我们颠覆了康德的三个著名的启蒙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希望什么。最终，我们的问题从它可以思考吗，转变为它喜欢吗？

由于固有概念的跨学科性，人工智能和它的相关辞说似乎具有模糊科学与小说之间界限的独特能力。由于人工智能被嵌入在幻想和大众科学[2]的丰富历史当中，与之相关的内容自古以来一直是哲学反思的主题。相关主题以各种形式出现整个西方思想和文学史上[3]，以至于我们往往很难分辨人工智能在哪里开始，而科幻故事又在哪里结束。直到如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因为人工智能能够渗入到包括计算机科学、信息论、数学、神经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和分析哲学等各种领域。它的潜力和范围在科学上和概念上都在被不断争论，是被文化理论、政治思想、伦理学、哲学甚至宇宙学不断争论的话题。

考虑到人脑逆向工程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领域以及量子计算、纳米和生物技术等相邻领域取得的快速进展，一些人，如未来学家Ray Kurzweil（2014）预计，我们将很快就超越“自然的局限”，从而在“奇点”中达到了科学与科幻的结合。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即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预示着数字、物理和生物世界逐渐融合的时代（Schwab, 2016）。许多研究人工智能的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在所谓的生命3.0（Tegmark, 2017）中，科幻小说将变成一个可怕的现实。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领域，它提出了关于智能生命的概念、思维的本质、社会纽带和“人类”构成的未来等复杂问题。

在 《超级智能:路径、危险和策略》一书中，Nick Bostrom(2014)认为，如果我们忽略了他对有可能出现“哈尔9000”这样的人工超级智能（他指的是任何远远超过人类表现的智能）的警告，那么人类面临的将是一个可预见的黑暗未来。在他看来，超级智能生命体的创造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绝。创造超级智能所涉及的风险在于，它将以人类无法理解的速度和规模运行，这可能会引发以毫秒为数字时间单位的智能爆炸，最终令其强大到足以意外（或故意）毁灭人类。Bostrom不仅考虑到了人工智能被恶意应用的可能性，例如被黑客入侵的军事设备、由分布在无法察觉的集中地的纳米工厂根据命令制造出的杀戮设备，甚至是受雇于从事人工智能肮脏工作的人类“骗子”，他还设想了一种场景：一旦人工智能达到统治世界的阶段，人类将只能沦为一种有用的原材料。正如他所说：“如果人类的大脑中包含着与 AI 目标相关的信息，那么就可以通过对大脑进行分解和扫描，将提取到的数据传输到更高效、更安全的存储格式中”（Bostrom 2014，第 118 页）。为了防止这种超级智能流氓的出现，Bostrom在2015年与斯蒂芬-霍金一起代表未来生命研究所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签署者就二十三条原则达成共识，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然而，正如Max Tegmark（2017)所列举的种种问题，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存在诸多误解和分歧。这些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何时、以何种方式、以何种形式以及其进化过程将持续多长时间等。此外，所谓的超级智能出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一些人猜测它可能到达的日期。所谓的“奇点”[4]指的就是这个假设的智力爆炸时刻。这是一条不归路，在那个时刻，人工智能将决定性地超越人类智力，使已知的人类物种即便没有真正灭绝，也将彻底沦为被淘汰的生命体。

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Kurzweil预计奇点将分两个阶段发生。到 2029 年，人工智能有望达到人类水平或“普遍”人工智能阶段，并成功通过图灵测试；到 2045 年，人类将通过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方式将有效智能增加十亿倍。因普遍或超级智能AI的出现造成的后果而可能带来的范式转变甚至已成为宇宙学的主题。

盖亚假说的资深科学家和发明者James Lovelock最近发表在《新世》（2019）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人类世（人类获得行星尺度技术的地质时期）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技术将继承宇宙“意识”的“新世”。在他的愿景中，比人类思考速度快一万倍的人工智能生物将成为地球的继承者和智能宇宙的守护者。对于Lovelock来说，这种智能生物出现的假设意味着，我们需要保留那些有利于它们生存的环境条件，这尤其重要。因此，正如 Yuval Harari (2017) 所观察到的，关于人工智能未来辩论的中心标志将是一个傲慢的问题：“谁才是新的“神”——人类还是人工智能？

齐泽克(2020)表达了对将技术奇点视为某种本体神学分水岭时刻的担忧。他指出，奇点的倡导者往往没有意识到，或者至少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在从人类迈进后人类的过程中，消失的恰恰是一种根植于“有限与失败”中的自我意识（第75页）。关于因我们对后人类奇点的普遍看法而出现的明显悖论，齐泽克继续说：

从有限/必死的人类的角度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后人类就是一个我们努力追求的绝对点，一个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差距消失的零点，一个成为人神（homo deus）的点。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个与绝对擦肩而过的悖论：绝对是一个存在于有限性中的完美虚拟点，就像那个我们总是无法抵达的X一样。当我们克服有限性的限制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绝对本身。新事物会出现，但它不会是一种摆脱死亡和性欲的创造性灵魂——在通往新事物的这段路途中，我们肯定会失去两者。（第158 页）

虽然齐泽克对奇点辞说问题的诊断是恰当的，但在这里，我想做的并不是去重复齐泽克的观点，而是寻求一种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与人工智能的精神分析关系。虽然我不会试图解释人工智能的历史（或哲学）发展，但我会将人工智能的普遍工作描述为：一种非人类的思维模式，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无形的。它能够自主行动，我们不一定知道，甚至不理解它的动机和目的。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定义也可以方便地应用于无意识的精神分析概念，而这种矛盾性恰恰就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回想一下拉康在第二讨论班（1988）中对Octave Mannoni的批评，因为后者担心人类变得过于像机器：

不要心软。不要说这台机器真的很令人讨厌，它会扰乱我们的生活。这不是危在旦夕的事情。机器只是0和1的连续，所以关于它是否是人类的问题显然已经完全解决了——它不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人类在你所理解的意义上是否与所有人类一样。（第319 页）

在1985年至1986年间，雅克-阿兰·米勒在巴黎第八大学的精神分析系开设了他的“外密”课程，其中他将拉康的无意识逻辑描述为一种外向的内在性。“外密”（Extimité）是一种外在和内密的组合，是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992）中首次创造的词。尽管拉康在后来的讨论班中都没有再明确地提及这个概念，但在米勒（1988）之后，外密的逻辑可以说成为了拉康有机论的基础。它涉及的是掩盖了主体性本质的内在外部化，最清楚地呈现在拉康对莫比乌斯带的拓扑坐标、克莱因瓶和纽结理论的持续论述中。然而，无意识作为一种“大他者的话语”（1988，第89 页），我们不仅要将“无意识深度”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拓扑空间问题，即在外在内部化的向度上去理解它，而且正如本书所试图表明的，言说身体与人工智能在物质性的层面上就是一种外密的关系。

在一个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社会纽带的重要元素的文明中，对人工智能的精神分析无疑是一种挑衅。这不仅要求我们质疑精神分析在严格的“人类”临床空间范围之外的意义，还要求我们试图在反面表明精神分析以何种方式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的“外密”。同样，我们迄今为止对人工智能的哲学和批判性思考可能一直忽略了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要素或实质内容，即享乐。享乐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两个同床人之间的“消失的中介”正是性。对于精神分析及其对“痛苦”的临床治疗而言，性是所有其他问题背后的关键问题。但性不仅仅是一个症状学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因而就哲学的定义来说，就意味着它没有解决之道。对精神分析而言，性命名了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之间的不可能又不可避免的冲突，性被界定为一个言说者进入主体性的特征。

所以，我们必须发问，对人工智能来说性是什么？从大多数文献和与之相关的流行辞说来看，性只不过是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幻想在表面上的一种拟人化变形而已。但这不正是重点吗？这种对人工智能的性的幻想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性只是一个掩盖现实本身漏洞的幻想，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话说，是作为一种模拟策略的掩饰问题。正如本书试图说明的那样，这种缺席带来了无法忽视的震耳欲聋的沉默。人工智能的“性”无处不在，正是性将人工智能变成了一种存在。用拉康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进一步界定这一点，即人工智能以其多种形式存在，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幻想的，都作为与能指的关系形式，或者更具体地说，以一种享乐的方式而存在。

通过哲学研究以及拉康理论的临床和概念发展，本书旨在发展精神分析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新颖而建设性的相遇。在从精神分析上考察人工智能的进路上，本书将“性关系不存在”作为一个理论核心。我首先寻求推进对人工智能的精神分析解读和问题化，将其作为关于“真实知识”的论述。其次，我将开发一个新颖的概念网格，以探究人工智能对主体性、身体和社会纽带的物质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计划并不试图简单地为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无意识恐惧、幻想或迷恋提供一种精神分析解释。相反，它试图严肃对待人工智能的实在维度。简而言之，这意味着从关注被划杠的主体和对象a到关注言说身体和人造对象；拉康在第17讨论班中给了一个临时名称抽灵器（lathouse）[5]。抽灵器是一个未被充分理论化和未充分运用的拉康式概念，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我们与人工智能的身体和结构关系。

那么，如何阅读本书标题中的那些句子呢？我们打算对人工智能进行精神分析吗？如果是这样，那意味着什么？还是我们在探究人工智能成为精神分析家的可能性？这就引出了我们如何将人工智能概念化为一个“会思考的东西”的问题。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个歧义是这样一个事实：严格地说，精神分析只是作为一种需求的结果而发生的实践活动，这是分析者的主观且单一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恰好满足了分析家的欲望。对分析家来说，分析者的要求就是一个对象a。这些基本要素导致了转移关系，带来了可以被界定为精神分析本身的东西。本书的一个矛盾性赌注是，为了理解人工智能的利害关系，我们不应该转向后人文主义或超人类主义，而应该转向拉康精神分析的颠覆精神（和反人文主义），将人工智能的“需要”作为我们的对象a。

1973年，雅克-阿兰·米勒在一次法国电视广播中采访了雅克·拉康。在该节目中，他就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性质和价值向这位离经叛道的精神分析家提出了质疑。拉康的回答是惯常隐晦的，但仍然为细心的读者提供了他迄今为止的工作的隐秘概要，以及拉康派精神分析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有趣的是，米勒的采访以他向拉康提出了三个康德式问题作为结束：“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待什么？”拉康对米勒的回应是冷漠的，因为在他看来，精神分析家与哲学家的角色不同。也许他回答的关键在前几页可以找到，他将圣人的功能对应于一种社会的“废爱”（trashitas）[6]（1990，p.15）；他说，精神分析家必须采取的立场是“对享乐的拒绝”（第 16 页）。在拉康看来，分析家不是要问康德式的问题，而是让主体意识到他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康德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在这次采访中并未被提及，但人们可以声称，它构成了贯穿整个精神分析大厦的潜在主线。

因此，我将重新审视米勒在20世纪70年代在人工智能的新背景下并通过非性关系的棱镜向拉康提出的三个康德式问题。定义了启蒙运动的康德式问题将被用来检查和质疑精神分析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问题通常出现在所有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流行辞说和批判性猜测中。第一个是通常涉及意识和“他心”的长期问题。这与人工智能的感知有关。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图灵测试，它是最终的“意识测量”。康德的第二个问题典型地围绕着人工智能的伦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进入社会纽带，我们如何预防它对作为主体的我们造成糟糕且过度的影响？第三个康德式问题集中在奇点的概念上。我们是否需要考虑与其他形式的智能一起生活的未来？或者超级智能的出现是否会预示着人类的终结，从而导致已知物种的灭绝？虽然这本书提出了米勒的康德式问题，但我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就像拉康一样。与大多数哲学家或理论批评家对人工智能问题采取的标准方法不同的是，我将寻找问题的反面（l'envers）。

那么，本书将关注哪些形式的人工智能呢？人工智能和精神分析一样，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审查对象，而本书的计划绝不可能完全涵盖其中任何一个领域。我更谦逊的任务是阐明一种方式，使两个领域会发现彼此的终极内核正存在于自己的内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召唤了一个存在于精神分析和人工智能边界上的概念人物。为此，本书的第一部分旨在通过对智力概念、人造对象和性本质差异的精神分析考察，为性爱机器人的概念化提供理论基础。

当我描绘完这个图景以后，我就转向了本书的思辨工作，即三个康德式问题的形式。我将性爱机器人作为一个人物来表达人工智能进入社会纽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技术等系列问题。性爱机器人的形象，正如电影中的理想形式所表现的那样，被理解为一个将人工智能、非性关系和抽灵器结合在一起的圣状[7]。性爱机器人作为一种理论装置，试图解决言说存在之间不可能发生性关系的问题。为了掩盖性的空虚，这些补充是必要的。同时，人工智能的性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性爱机器人在与主体或言说身体的关系中进行外在、内密以及最终在外密的面向上的换喻，本书将在各个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精神分析。鉴于这个计划是推测性的，我选择了稍显反直觉的电影媒介来考察这些维度。然而，应该澄清的是，当我接触电影时，我并不将电影本身视为一种媒介。[8]换句话说，电影在这里将作为一个概念游乐场，用以在性爱机器人的理论框架内去探索人工智能的精神分析内在享乐模式。康德式问题将随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概念问题和非性关系的问题化而被逐渐背景化。因此，之所以选择讨论这些电影，是因为它们能够说明人工智能在精神分析的不同方面，如知识、行为和希望这三个能指。这将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导向康德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

最终贯穿本书的关键概念是享受或享乐。这里的享乐不仅被认为是对主体性的补充，而且是它的基本组成部分，结构起了思想本身。在这一点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不仅与性别认同有关，还与抽象思想的形式有关。这些思想可以用作分析（或实际上是精神分析）人工智能的框架。因此，享乐的概念及其与知识的基本关系阐明了从传统哲学关注人工智能的“它可以思考吗？”到精神分析关注的“它喜欢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留下的问题仍然存在：这种人工智能的享乐是否能够生产出新的东西，来超越我们以前作为抽象思维模式的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模型？虽然拉康（1998）没有谈论人工智能，但也许可以用他的以下隐晦论述来总结这一点：

人相信他创造——他相信相信，相信，他创造创造，创造。他创造创造，创造女人。事实上，他让她去工作——为大写的一（l’Un）去工作[...]。这就是 S(Ⱥ) 的意思。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开始能够提出问题，即如何使“大写的一”被树立起来，被计算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仅数学化就达到了一个实在 [...] 一个与传统知识作为基础的东西毫无关系的实在，这不是后者所认为的——即现实——而毋宁说是一种幻想。实在，我会说，是言说身体的奥秘，是无意识的奥秘。（第 131 页）

参考文献

Bostrom, N. (2014)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Čapek, K. (2004)R.U.R.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 London: Penguin Books. Chalmers, D. (2010) The Singularity: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7(9–10): pp. 7–65.

Harari, Y.N. (2017)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Kang, M. (2017) The Mechanical Daughter of Rene Descartes: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an Intellectual Fable.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4(3): pp. 633–660.

Lacan, J. (1988)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Lacan, J. (1990)Television: 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Lacan, J. (1992)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Lacan, J. (1998)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 Encore—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1972–1973.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Lovelock, J. (2019)Novacene: The Coming Age of Hyperintelligene. London: Penguin.

McGowan, T. (2007)The Real Gaze: Film Theory After Lacan. New York: SUNY Press.

Miller, J-A. (1988) Extimité.Prose Studies 11(3): 121–31 

Schwab, K. (2016)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Tegmark, M. (2017)Life 3.0: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ondon: Penguin. 

Vinge, V. (1993) 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How to Survive in the Post-Human Era.Lewis Research Center, Vision 21: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the Era of Cyberspace: pp. 11–22. 

Žižek, S. (2020)Sex and the Failed Absolute: London: Bloomsbury. 

[1] 人工智能一词最早的创造者是计算机和认知科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他在1956年达特茅斯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这一概念。其他工作坊的参与者，包括Allen Newell（CMU）、Herbert Simon (CMU)、Marvin Minsky (MIT) 和 Arthur Samuel (IBM)等人很快成为了早期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和领导者。

[2] 译注：即不严谨的、非学术的科普知识。

[3] 例如，我们可能会想到奥维德的“皮格马利翁”、传说中的笛卡尔的机器人女儿Francine（Kang 2017）、Maelzel的国际象棋自动机和Čapek（2004）的“罗梭的全能机器人”，仅举几例。

[4] 该术语在1983年由科幻作家Victor Vinge推广，并在他1993年的文章《即将到来的技术奇点》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然而，根据 David Chalmers (2010) 的说法，奇点一词以多种方式用于指代不同的场景。奇点在广泛意义上的泛指人工智能指数增长的不可预测的后果，而在严格意义上是指“速度和智能走向无限”的点（第3页）。

[5] 译注：拉康在第17讨论班中以造新词的方式提出的一个新概念。Lathouse由ventouse（吸盘）一词改造而来：该词中的vent（风）-是vendre（售卖）的同音词，ousia在希腊语中意味着一种实体或本质。因而对拉康来说，抽灵器是这样一种人造对象，它如同吸盘抽走了我们肺部的氧气一样，在不断抽空我们的享乐。拉康的灵感来自于是他在讨论班演讲时使用录音机的感受，在录音的时候他的声音与身体发生了分离。在那个时代，智能手机乃至性爱机器人（可以视为lathouse的具现化）等发明尚未出现，但拉康却预见了人工智能的未来，即言在身体的享乐正在以一种资本主义逻辑的形式被不断抽空。

[6] 译注：拉康惯用的造词游戏，trashitas由caritas（博爱）和trash（废料）组合而来。在拉康看来，圣人的功能是一种博爱，而这种立场正是一个分析家需要当作一种废料去避免的。

[7] 根据拉康后期的著作（特别是第23讨论班），症状被圣状所取代；（想象的、象征的和实在的）元素的精确构造组成了任何言说身体的享乐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圣状的概念代表了相异维度的三位统一，这些维度通过一条共同的线索被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

[8] 虽然我不会采用传统形式的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但必须承认，主要通过Todd McGowan 的工作，拉康电影理论领域已经转向更接近于匹配该计划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拉康晚近理论的引用在电影分析上较少涉及观众、听众和电影体验本身的问题，而更多地涉及将电影的结构和概念机制作为一种推测思维的模式。在McGowan (2007) ) 看来，传统电影理论将凝视定位在观众一侧，而对他来说，这是对拉康的根本性误读。对于McGowan来说，按照拉康的术语含义，凝视应该位于主体之外，作为一种侵入性的存在，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散发出来。因此，凝视是电影图像本身的不可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