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小县城的麦当劳里，我发现二十岁时预见的那个世界好像没有实现｜ale 一席第1073位讲者

这些年我生活在了不同的城市，做了不同的工作，切换了不同的身份。这六年对我是一种摸索的过程。有时候会觉得好玩，有时候会觉得迷茫，有时候会觉得着急。我当时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现在回头知道了，那是我的成长。那六年，《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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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ale，来自意大利，是一名写作者。

屏幕上这三个名字都是我。ale是我的小名。亚历是中文老师给我起的名字。Alessandro是我爸妈起的。Alessandro有保护人类的含义。所以说，不要小看意大利父母。他们也知道怎么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今天，我想尝试回答一个多年以来我一听就头疼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来中国？”

我真的很想说：我也不知道。有一天醒来，我就在淮海中路，骑着共享单车，还被交警罚款了。

因为这样讲会比较省事儿，如果真的要讲的话，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具体是从2014年的夏天，在南京。

地球村

我那时候20岁，是一个大学生，在意大利罗马读传媒专业。当时我还在做体育记者的兼职。那年夏天，有一个去中国的机会，去报道在南京要举办的青奥会。

在南京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七天，工作的内容也比较单调，就是写一些体育比赛的报道。但我每一天有很强的早点下班的动力：我想走出办公室，和这里的人交流。我想验证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执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就算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它会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希望。所以在南京那些天，我下班以后会去奥运村逛逛，跟那些志愿者闲聊。

当时有2万名志愿者，甚至申请当志愿者的都有10万多人，主要是一些在南京或上海读外语专业的学生。他们很珍惜和来自两百多个国家的年轻运动员交流的机会。好像世界就在他们面前，而等毕业后，他们也想接着去看世界。因为他们的穿的工作服，当时会被称为“小青柠”。

我跟他们的交流很简单，就像他们教我的中文，“你好”“谢谢”，但是它给我了一种乐观。我坐在回罗马的飞机上会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渴望跟世界连接的地方，是这个地球村的一部分，而在未来我们会越来越走到一起。

两年之后我还真搬到中国了，在北京学了一年的中文，然后打算留下来学电影。本来是准备读电影学院的一个老外友好、用英文授课的国际项目，但是我在学校认识了一个法国人，叫利诺，我们开始卷起来了，因为他也学中文嘛。他每天在背成语，而我那个时候勉强能在食堂用中文点菜，他还会把重要讲话的PDF全文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挑战我们翻译成英文。

然后他又说他要用中文读研，那我能输给隔壁的法国人吗？

显然不行，所以我也读了中文研究生。他去了动画学院，我去了导演系，我们……都有了美好的未来是班里唯一的外国人。

还在上汉语班的时候，利诺会天天在宿舍里学中文，他有一次和我说：“还挺矛盾的，学语言是为了和人交流，结果我天天都关在屋里。”

但是读了研究生之后确实变得更好：终于可以和同学一起做事情，进剧组，拍片子，演戏。在剧组里面，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国籍界限淡掉了，被更现实的剧组分工代替了。在剧组，老外可以是“摄影老师”，也可以是没有任何称呼的打杂的。我们实现了约翰·列侬的无国籍乌托邦。他说：“你可能会说我在做梦，但我不是唯一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当时那个剧组有点像这样。

当然列侬忘记说，前提是你愿意连续工作十八个小时，收工时间听导演安排，打车报销截图发给制片。

外国人和自己人

那时候的相处是很和谐的，但不一定那么平等。

我还记得我的研究生同学来留学生宿舍喝咖啡时说：“天呐，你们这过的是精致生活。”因为中国学生住六人一间的上下铺的宿舍，再看到留学生住两人一间带电视的标间，会形成物理上和心理上的隔绝。

考学校的难度也不一样。我那年考的时候，虽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中国学生是要争取进入面试环节的机会的，而留学生不管笔试考得怎么样都能直接参加面试。中国学生进入学校要走更长更难的路，所以在学生剧组里，确实中国人会更优秀。

而在学校外面、社会里的剧组也一样。镜头后面的岗位——灯光、制片、导演大部分是中国人做的，而老外是剧组里最不专业的存在，一般都在镜头前，做演员或者模特。入职门槛比较低，待遇偏高——为什么不做？🤷‍♂️

以前中国品牌喜欢用老外主要是因为显得比较体面。去中国的县城，那些比较旧的商场还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广告，特别是服装广告，或者这一位：

现在很多是因为品牌想出海，主要是手机和电子产品。我有一次被专门从北京派到上海拍一个手机广告，因为说在上海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头发。

所以说这样一个中外之别的思维，在中国社会是很普遍的，以至于我们经常忽视它，但是它很关键。其实也是因为它，我们看到老外想要靠近中国文化才会觉得很新奇，然后春节的时候让他们穿唐装写春联。说实话，我在中国的六年时间也是这个文化的一个结果——我在其中是很被动的，一会儿会从中受益，一会儿会被它阻碍。

在尝试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的外国身份像一个脱不掉的外壳，对方没法看到它的背后，我们对话的范围也因此受限。像那些跟出租车司机的对话：

“哪国人啊？”

“意大利的。”

“埃菲尔铁塔是你们那边的？”

“那是法国的。”

“意大利足球。”

“对的。”

“罗纳尔多。”

“那是巴西的。”

“那你们吃辣吗？”

“还行。”
“那你们房价高不高？一平米多少钱？”

我有一次住了个新小区，下楼走出电梯，路过几个在那边闲聊的年轻人。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就不说话了。等我走远一点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生说：“我就是很怕老外。”

我装作没听见，出去吃东西了。碰巧回来的时候又在电梯里碰到他们了。然后我就坐着这个电梯，等跟那个女生对视的时候，我就跟她说：

“不用怕嘛～”

当然，你们可能会觉得也无所谓，都陌生人嘛。但是有一次还真认识了一个这样的老外，就是在中国出生长大、讲北京话的，要是他不能融入，我不知道谁能。他跟我说，他参加聚会的时候，谈到特定的话题，他还是会被说那个著名的话：“老外不懂。”

然后我就觉得挺沮丧的。好像你不管花多少时间了解这个文化、了解这个社会，最后对方看到的还是你这张老外的脸，你永远都无法成为自己人。

不过，自己人这件事情可能也有它的两面性。

我有一次在北京，有一个不算很熟的中国朋友约我吃饭。他带了他的老婆，他老婆是意大利人，还带了他们的孩子。然后就聊他们的生活、工作、带孩子的事情。然后话题转向了我。这个朋友问我：对了，亚历你多大了？

我想怎么了？“我28岁。”

然后他就说：那也差不多了。可以考虑结婚，稳定下来的问题了。

那个时候我想，成为自己人，也有它的麻烦。

世界分裂了

当然2020年之后又觉得那些事情也不算什么。疫情开始之后，虽然地球没变，但我们好像变得离彼此更远了。

疫情那三年我都在中国，当时在意大利留学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在米兰坐地铁，会有本地人看到中国人就往后走几步，挡住嘴巴和鼻子。我在中国也一样。在上海坐地铁，会有人宁愿站着也不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准备下车的时候，我会给他看我的绿码。

2021年，我去了北方的一个小县城拍电影，拍了半年的时间。那个电影外国群演特别多，光我们酒店就一百多个。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小县城突然满街是老外，而且看电视、看抖音它就跟你说国外疫情多恐怖，本地人被吓坏了，也可以理解。

他们会报警。报警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会报警。然后咱们剧组也开始担心是不是电影拍摄会受影响，所以他们想的是从根本解决问题：不让老外出门。他们就派人守酒店大门，所以我们开始用后面的那个小门。

情况好点的时候，我会在小县城散散步，去看个电影什么的。有一次一个女生就把我叫住了，她说：“sorry——”

她看起来有点担忧，但是她很礼貌，看到我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她说：“我想问下，你们这么多外国人来这里是干嘛的。”我就说：“我们是来拍电影的，会待几个月的时间。”

“噢，”她说，“知道了。”

然后走了。

我就想，其实我的理想也没有像约翰·列侬那么高。能好好说话，有问题就问，有事情就解释，也足够了。

有一次坐在那个小县城的麦当劳里，偶然翻到了我七年之前写的关于南京青奥的志愿者的报道，我面对电脑就哭了。我意识到，二十岁的自己预见的世界好像并没有实现。

在那个比较心酸的时期，我在写作上找到了一些安全感。疫情一个人留在学校的时候，身边没有什么朋友了，我会跟宿舍保洁阿姨聊天，聊怎么切菜，聊她回老家郑州的车票多少钱。

放在疫情之前，可能这些对话不会给我留下印象，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小小的相处会让我觉得很平静，很踏实，也是一种陪伴。我开始用中文把它们记录下来，写成日记发到豆瓣。

当时大家都同样和外界隔绝，所以很多人对我这些日常碎片感到了兴趣，留下评论，给我接着分享的动力。因为我当时在豆瓣上也没有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老外，我们相当纯粹地以文字本身去交流。有一个河南读者就因为在日记里读到了自己的老乡，要了我的地址，给我寄了一箱辣条。

2021年我搬到上海，发起了一个写作俱乐部。每周三晚上会在我家聚齐十几二十人，每个人分享自己的作品，相互给反馈。人多的时候还会怕邻居觉得我们是在搞传销的。

这样的活动并没有太高的专业性质，大家并不是在比写作水平，而主要是在相互给一个能够被倾听的空间。我记得当时有人——他今天也在现场，会觉得自己被看到了。还有人平时白天在公司不怎么说话，到写作俱乐部朗读了几千字的小说，感到很幸福。

有时候会有人开玩笑说，竟然一个中文写作活动会要一个意大利人发起。但写作俱乐部消除了我们之间那些表面上的差异——学历，工作，社会身份，甚至国籍。大家一般不会自我介绍，会直接让文字替自己讲话。

在写作俱乐部，我们终于可以放下身份的负担，看到彼此的内心。

后来也是因为我在豆瓣上的写作，我认识了我的女朋友刘水。

当时是2022年的夏天。我刚度过了在上海的那两个月，想去海南放松放松。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做梦，但我不是唯一一个。

刘水当时是我豆瓣上的读者，通过ip地址看到我也在海南。她也在，所以就给我留了言，说她在文昌下面的一个小镇已经待了一个月，很悠闲，推荐我去玩。

一开始我也没多想，就说好呀好呀。但是过了几天，我所在的地方开始有一些疫情的苗头了。我有一个在上海培养的肌肉记忆，在做出理性的决定之前，我已经收拾行李了。到了火车站我还不知道我要去哪，我就想，要不就那个网友豆瓣网友推荐的那个地方。我买了票，上了车，给刘水发消息，说我一个小时后到。

这个小镇确实像她说的很悠闲，而且没有出现疫情。本来只想在海南待十天左右，结果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在小镇的生活比较简单——去老爸茶吃点心，骑电动车去海边。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简单是最奢侈的，也是最幸福的。准备离开、回上海时，刘水对我说：“记得来成都找我。不来也行，但最好是来。”

离开海南之后，2022年底，我的中文写作开始受到一些关注。我被媒体采访，被约稿写公众号。那篇公众号出来的当天，有一位图书编辑联系我说，要不要拿你在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写一本书。

我一开始对这个想法是挺害怕的。万一写了发现这些年我什么都没干呢？毕竟这是很多老外的现实——来了就会失去时间感，二十、三十多或四十好像过得都差不多，教英语，踢球，喝啤酒，叫滴滴回家。在这里，你能感觉到每一天的匆忙，却感觉不到每一年的逝去。

但是我还是把这本书写了。挑书名我们挑了半天，因为这本书很难被一句话定义——这些年我生活在了不同的城市，做了不同的工作，切换了不同的身份。这六年对我是一种摸索的过程。有时候会觉得好玩，有时候会觉得迷茫，有时候会觉得着急。我当时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现在回头知道了，那是我的成长。那六年，《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跨过隔阂，与人连接

确定要写书那会儿，疫情刚结束。我确实去成都找刘水了，我们都挺想出去转转。正好我可以写我的书，她要写她的论文。所以我们决定去泰国透透气，然后一透就透了一年半，去了六七个国家，上个月才回了一趟中国。

前一段时间是在印尼，我在小区的电梯里认识了一个巴勒斯坦女生。她叫荷巴，在印尼那边读性别研究的博士。后来我跟刘水约了荷巴喝咖啡。荷巴跟我们讲了她前一段时间努力帮助父母从加沙逃离的经历，一万美金一个人头，才能够让他们安全到埃及，她和妹妹一起凑了钱。逃离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荷巴是联系不上父母的。她经常失眠，在社交网络上查最新爆炸案的地点，去推测是否涉及到父母所在的位置。她也和我们讲了那些没有能够逃离的朋友的故事。

我坐在那边认真听，但是我发现荷巴对我有很重的防备心。因为我是意大利人，她很怕我支持以色列，反复问我是否支持巴勒斯坦。在后面的交流她基本也不跟我互动，主要跟刘水讲话，还在我面前直接吐槽西方人伪善，支持女性，爱护动物，却不在乎加沙人的生死。

那天我挺沮丧的其实，带着认识一个新的人的心态，却因为我的身份受到了这样的敌意。那天我对于能够跟人连接的信心是受打击了。

但没想到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们又在印尼的另一个城市跟荷巴碰到了。一开始是她发现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给我发消息说要不要见面。刘水说我们还是见面吧，说如果情况不妙，我们可以离开。

我还挺庆幸我去过。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披萨。荷巴和第一次比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一上来就开玩笑说，ale，那天要是我不在电梯开口的话，你肯定不会跟我跟搭话，也没有再提关于支持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事情。

我想了想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上次心情不好吗？还是因为今天她的男朋友也在吗？最后我想，应该是因为她信任我了。通过第一次见面，她确认了我的立场，她起码知道我不会忽视她的痛苦，所以那天我们还是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关于荷巴的故事，我写在了我的专栏《随笔ale》，刘水是我的编辑。这一年多以来，我用专栏来记录我们在路上的相遇。有自学成为裁缝的宗梅，她的父母是50年代从云南逃离到泰国的；有Eric，一个在70年代拒绝参军并选择禅修的美国人；有Arthem，一个俄乌战争开始以后流亡海外的俄罗斯青年。

前一段时间我们回中国，在广州跟专栏的一些读者见面。有一个读者说，这些故事给她了一种力量，让她觉得不管经历了多少绝望，人是有改变生活的可能性的。

我很感动。在这一年多的旅居生活，经常和当地语言不通，无法像在中国那样自然和别人交流，我有时候会感到孤单，也怀疑过我这样的生活。不过那天晚上，听那位读者的反馈，我觉得到处在外面跑这段时间有它的意义，这个意义有可能是我10年前在南京感受到的、后来让我想要来中国的一个理由——跨过隔阂，与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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