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杨早、徐强和李建新的《汪曾祺1000事》，欣赏了汪曾祺老先生的部分作品，我觉得我们要学学汪老先生的“不在乎”。
汪曾祺老先生被人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贾平凹说他“是一文狐，修练成老精”。
汪老先生的“不在乎”，是乐观豁达通达。这还不是简单的乐观，其实更接近平和或者偏向一点悲观。而这种达观又不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是在不断的自我完成中达到一种调和。
汪老先生的“不在乎”，一是体现在他的创作中。
例如《跑警报》。抗日战争年代，敌机飞来轰炸，有纷扰，有紧张，有血肉横飞的惨状，应该非常痛苦，非常恐怖，但作品表现得“不在乎”。最先看到这标题的时候，我有点不知所云，看了后，才知道是关于抗日战争中躲避日机空袭的。正如文中所言，“逃警报”“躲警报”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往下，就介绍了“跑警报”中西南联大师生的各种轶事奇闻：有用第六感觉先行预告警报的，有利用警报作小食品买卖的，有忙里偷闲谈恋爱的，更有运用逻辑学推理捡到金戒指的！最为叫绝的是不跑警报的两个同学，姓罗的女生，用锅炉房的热水敞开来洗头；姓郑的男生，竟能在隆隆的炸弹声中不动声色地煮他的冰糖莲子！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气概，真令人景仰。两副对联的引用更是锦上添花：“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用数学名词的双关效果来描述空袭下的爱情，既浪漫又睿智，而“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以即兴的诗意来调侃轰炸的恐怖，简直是妙笔生花，把汉语和革命乐观主义运用到了极限。《跑警报》简直就成了联大师生与日机游击式的快乐周旋。
为什么汪曾祺的空袭非但不恐怖，反而很有诗意，像在给我们这些和平时代的人做空袭生活的宣传广告？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的空袭是相当恐怖的。1940年10月13日这一天，“炸弹爆炸的声音比任何一天都刺耳，白泥山被震得一耸一耸，树上的落叶纷纷雨点般落地，突然有人惊叫：‘学校中弹了！’”给校长看办公室的老校工尹师傅被炸死，校长办公室被毁。为了保命，绝大部分人不得不跑。三位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校长要跑，“梅贻琦、蒋梦麟都选择跑，张伯苓虽然年迈体胖，能跑的时候也绝不留下”；残腿的华罗庚总跑在最后；费孝通的家在妻子临产时被炸，他不得不背着妻子四处到农民家中求助。
从《跑警报》中，我们看不到一点恐怖的影子。比如写郊外马尾松那一段：“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字里行间不像在躲避空袭，反而像在谈恋爱，一种悠然自得、见物生情、世界多美好的感觉。《跑警报》把残酷的生活写得温情脉脉，把恐怖搞成了演练，充满了轻松愉快和浪漫情致。
《跑警报》所演绎的那种中国平民惯有的“不在乎”态度，及它所散发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样符合汪曾祺本人的性格。他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对生活却始终充满一种乐观主义的平民化生活态度。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对民间审美观念的认同，使他从民间吸取了这种“不在乎”的营养，使他能从复杂的时事中解脱出来。正是那些日常琐事和普通人情，激发了创作的热情与灵感。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平凡的人性美，成为汪曾祺作品最突出的特点。《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和陆鸭，《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故里三陈……一个个都活脱脱，仿佛是身边人物，积极乐观。
汪曾祺的散文《生机》，写了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芋头》，写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到上海谋业，带的钱买了船票后，已所剩无几，此时他人地两生，举目无亲，职业也没有一点着落，心里很颓废。一日，他忽然发现旅馆阳台上的煤堆里，长出一棵芋头，没有土壤，没有肥料，仅仅靠了一点雨水，竟奇迹般地长出了碧绿肥厚的大叶子，这几片绿叶让他心里一动，从而获得了生活的动力。
第二个故事是《豆芽》。一个人去种豆子，独自一人把田埂都种完后，还剩下一把豆子，他懒得把豆子带回家，就掀开路边的一块石头，把豆子撒在石头下。过了一段时间，他路过那块石头，惊奇地发现石头升高了，他趴下一看，豆子发芽了，一群豆芽把石头顶了起来。
第三个小故事大意是城中有个美丽的湖，由于某种原因，拦上了铁丝网，铁丝网就缠在湖边的柳树上。某天，有人觉得铁丝网碍事，就把它拆掉了，但树上的铁蒺藜没有拆干净。柳树长大了，铁蒺藜长进了树皮里，鼓出了一个圈，外面还露着一截毛刺。这棵柳树带着伤痕继续成长，长得很高，很大。
《生机》是一篇积极向上，充满哲理的文章。那时他被派去挖树坑，早上，上山只能带两个干馒头、一块腌萝卜，肚子饿得咕咕叫，就摘酸枣充饥，在草堆里逮蝈蝈烧着吃。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点一把火，把蝈蝈往火堆里一倒，劈劈剥剥，熟了，咬一口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馒头，香啊。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干吗呢？”
写这篇文章时，汪曾祺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此时正是汪曾祺的人生低谷，但他沒有怨天尤人，文字里没有丝毫低落、沮丧的情绪。这是怎样的心态啊，就是苦中作乐，也充满着洒脱，充满着情趣，充满了生机。这就是汪曾祺的人生态度。
人的一生不会一帆风顺，都会遇到一些沟沟坎坎，如果都有汪曾祺这样的人生态度，我们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样子吧。
其实，人生就是自己和自己的较量，让积极打败消极，让快乐打败忧郁，让勤奋打败懒惰，让坚强打败脆弱。
生活不是寻找理由去渲染它有多么悲情，而是能够发现那些积极的因素，训练自己足够坚强的心理素质，豁达与乐观，原谅与宽恕。能够去欣赏这世界绿油油的一片，才会感知生命原本全是生机。
汪老先生的“不在乎”，二是体现在他的生活中。
1939年，19岁的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据说，他当时之所以报考西南联大，是因为听说这所大学的学生上课、考试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逃课。汪曾祺之所以要逃课，一是为了读书，二是为了喝茶。只要有机会，汪曾祺就跟合得来的同学跑到茶馆里，一本书，一壶茶，一泡就是一整天。别人去听课，他去泡茶馆；别人做学问，他在写小说；别人念洋文书，他在翻线装书。“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在烽火连天、无家可归的岁月里，茶馆是一个心灵之家，促进联大学子们自由自在地茁壮成长。
1958年，汪曾祺被化成右派后，回到家里，对施松卿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1958年年底，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临走时，留给妻子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他干过大部分农活，能够扛起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走上45度坡的“高跳”，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技术员。
1960年8月下旬，汪曾祺承担了绘制《中国马铃署图谱》的任务，工作地点在农科所下属位于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这些画马铃薯的日子很惬意，汪曾祺后来多次回忆，“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蹬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
在《沙家浜》剧组，汪曾祺“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
1976年，粉碎“四人帮”受江青牵连，被“挂”起来之后，汪曾祺常看笔记小说解闷。1977年9于开始写一些随笔如《葵》《薤》《栈》，都没发表，只是抄送朱德熙等老友看。
女儿汪朝也看汪曾祺的随笔，觉得跟时代背离，也看不大量，远不如杨朔、刘白羽的散文，很不客气地批判汪曾祺：“你这种文章只有三个人看——朱伯伯、李伯伯、汪朗！”朱德熙与李荣，都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友。汪曾祺很委屈，向朱德熙告状，朱德熙说：“那有什么，三个人看也很好！”汪曾祺还是委屈，说女儿是“天下第一眼高手低之人”。
心情郁闷的日子长达两年之久，汪曾祺常常喝酒，酒后常发脾气骂人，说自己冤枉，骂清查人员不懂政策，还手握菜刀大声嚷嚷：我要断指明志,以后再不写东西了。
但汪曾祺却在半本书大的元书纸上画了一只长嘴大眼鸟，脚蜷缩，白眼向天。题句曰“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让我们“儒道互补”，学会“不在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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