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迷部落】萌娘｜长安街往事

1978年寒假，我第一次来北京。早晨，四舅来火车站接我，跟着四舅乘上103电车，薄薄的晨雾正在消散。望着车窗外的街道，时而闪过红墙灰瓦或者琉璃屋顶，心里充满初到京城的新奇和敬畏。到长安街路口红灯了，四舅说，前面就是长安街王府井。只见宽阔的王府井路口上齐刷刷站着很多骑自行车的人，有的一条腿跨着自行车，有的推着自行车，还有车大梁上坐着孩子的，有车把上挂着网兜饭盒之类的，最亮眼的是有自行车上驮了一大树红艳艳的冰糖葫芦，火树金花，仿佛王府井举起一千次心跳，激荡着老街的清晨。

一变绿灯，自行车流就像一条决堤的小河，乎地涌出了王府井，车流壮美，古老而闻名世界的长安街立时生动起来，北京在车流中苏醒。然后，那些自行车星散在宽阔深远的长安街上。那一瞬，我感到身体中涌起莫名的激动，天空中的鸽哨在血管中回响。

就是那个寒假，我在长安街西单路口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里，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那诗中的悲愤、冷峻和怀疑令人振奋，我感到生命从未如此饱满，我记住了北岛的名字。我在长安街西单路口流连忘返，那个国家级的十字街头，激发了一个年轻学生的梦想。离开西单的时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的身体中好像有什么正在开始，令人心有所往。那时候，我没想到这个开始竟是一次生命的迁徙，也没想到我未来职场生涯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这条街上完成的。我爱上了这座城市。

十年后我来北师大、鲁迅文学院读研。那时候我经常和同学们去长安街六部口那里的北京音乐厅，最便宜的门票八块钱，能买这个票已经很奢侈了。我们年轻自信，我们不在乎坐最后一排，听音乐会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肖邦、古诺、肖斯塔科维奇，而我们一定能与这些伟大的灵魂相拥。音乐会结束了，沿着长安街行走，夜晚的空气舒畅而自由，时间的墙轰然倒下，那些因心灵而伟大的民族精英与我们同在，明清以来、五四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先驱的足迹早已厚厚地覆盖了大街，当我们登上回学校的公交车时，那一定是踏着先辈的足迹走过。那一路走过，不同凡响。同学们凭着《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红高粱》《活着》《我不是潘金莲》《甲方乙方》《小姨多鹤》等一大批文学影视作品，站立于当代中国文坛上。

那些年，我一直在写经济报道，在这次生命的迁徙中，我别无选择。如果说同学们为中国文学塑造了一批虚拟的艺术人物，那么我写的是活着的当代英雄，他们用生命矗立起中国改革年代的新英雄纪念碑。中国改革开放有四个重要抉择：承包制、股份制、市场经济和破产法。厉以宁先生首先呼吁股份制，吴敬琏先生提倡市场经济，曹思源先生提出破产法，经济学界称他们为“厉股份”“吴市场”“曹破产”。当年，这几位站在中国改革潮头上的风云人物，我都不止一次采写过他们。而这些重要的采访，大部分是在长安街上完成的，这条600岁的老街，以他恢弘的王者气象，拥抱了我这个弱弱的90年代的“北漂”。

1992年冬，中华文学基金会筹办《环球企业家》杂志，我刚好随中国作协海南采风团归来路过北京，采风团团长冯牧先生和作家周明都鼓励我应聘，我想试试。我对中华文学基金会充满敬意，我读研的时候，班上三个同学得到基金会赞助学费，叶文福、徐星和我。基金会总干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非常热情，他善于网罗天下豪杰，主考官李林栋就是从《经济日报》挖到基金会创办《环球企业家》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办公地点坐落在什刹海旁边一个仿古建筑文采阁，离四舅家5分钟路，我就在四舅家暂住下来。张锲还说帮我解决住房，这真是巨大鼓舞，从此，我就投入了改革年代的滚滚洪流。那时候我并不心甘情愿当记者，而今一回想，我多么幸运，记者的岗位，让我在第一线，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个波澜壮阔的激情年代。

当记者第一天上班，就是去长安街赛特大厦采访美国SSA软件公司董事长罗杰伟，这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的创业故事，拉开了我记者生涯的序幕。那篇文章发表于《经济日报》上。

长安，长治久安，我喜欢这两个字。沿着长安街从西向东走，那些我采访出入过的建筑，老朋友一样守望在长安街上，那楼上的玻璃窗就像一群老绅士的眼睛，目送着不断重临的日月星辰。在这些老建筑中，我专访的风云人物可不止几串糖葫芦。在央视梅地亚宾馆，我采访过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京西宾馆采访过中国当代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在府右街北头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采访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清泰；在北京饭店采访过华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人民大会堂采访过经济学家萧灼基、董福礽、香港华达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华；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等等；在长安街正义路民生银行总部采访过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蔡鲁伦；在长安俱乐部专访杉杉集团董事局主席郑永刚；在长安街东三环国贸大厦采访过法国轩尼诗家族第七代传人吉尔·轩尼诗；在建外SOHO两次专访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在华润饭店采访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

很多，他们都是人物，每一位都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们将永远闪耀在改革年代的人类星空。比如张国喜，紫金山天文台第一次以企业家名字命名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就是“张国喜星”，美国《时代周刊》称他“中国的艾柯卡”。我记得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对我说：我的理想，不让是外国汽车走遍中国，而是让中国汽车走遍世界。李书福的话很狂野霸气，但不是空穴来风，没有多久，他收购了北欧最大汽车品牌、瑞典名车沃尔沃（Volvo英文原意富豪）。他的雄心壮志代表了的那个时代许多企业家的英雄情怀，无论成功与失败，无论他们是不是有李书福的大手笔，他们最可贵的是要成为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

我也曾看着许多企业在改革年代迅速成长，目睹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成长历程。1993年冬天我在上海看到许多公交车上挂着巨幅标语“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我就顺着这个广告找到宁波。第一次采访杉杉服装公司董事长郑永刚，那个宁波鄞州小院里的办公室，冷得我浑身发抖。没过两年又采访杉杉，他们已经在宁波起了高楼。又过两年，杉杉服装公司变成杉杉集团、杉杉在上海上市、杉杉总部迁址上海，郑永刚很快立足上海滩，成为上海商会会长。这个来自浙商根据地的企业家，他的睿智、胸怀和执行力会让你想到一代代远逝的浙商精英们：包玉刚、邵逸夫等等。我不断地听说杉杉的新故事：做房地产了，做锂电池了，做偏光片了，他们的偏光镜做到了世界第一。

突然变成经济记者，我有点措手不及。一不懂经济，二不熟新闻采访和写作。经常是一到采访现场，我就紧张，人家问我喝咖啡吗？不喝。那喝茶吗？不喝。我什么都不要，只想点拿到材料赶快回去写稿子。有一次采访壳牌石油总裁，那位荷兰裔美国人布宏达，我问他石油涨价的事，他总是跟我谈环境保护，我找个机会重问他石油涨价，他敷衍两句又绕回来跟我说环境保护，我都让他绕蒙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经常要随着采访对象改变写作计划。第二年五月，和我同学余华一块儿在洛阳开会，闲聊小说创作，说一个人物开始写得很饱满，但是到后来就没什么好写了，留着吧，虎头蛇尾，删了吧，又不舍得前面的精彩。余华说，这好办，马上让他死掉。当时在场的朋友都笑了。我真羡慕余华写作的自由状态，天马行空，他能决断人物命运，而我不行，除了事实还是事实，那时候我很不习惯纪实写作，但是也必须习惯。

在长安街的大宾馆中，我很喜欢京西宾馆，它有一种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式奢华。1999年，或者是2000年，我在这里采访吴敬琏。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国务院几届总理的座上宾，他最重大的贡献是：倡导市场经济。我曾三次专访吴敬琏先生，在京西宾馆那次他谈的是放活中小企业。我的那篇文章被山西一个杂志转载时换了一个名字：《小的是美好的》，我喜欢这个名字。吴敬琏先生讲经济问题总是深入浅出，他说，“搞市场经济首先是公平，人家创业时你不投资，发奖金的时候你来检查、罚款，合适吗？这是抬牛腿，我们要的是牵牛鼻子。”他谈话非常生动，常令人情不自禁笑起来。至今，我每次去浙江就会想起他对我说的，“你看着吧，中国十大商帮，笑在最后的一定是浙商。”我相信他说的。他推荐我读《现代化的陷阱》，那本书既通俗又深刻，好看。

我在京西宾馆还采访过张贤亮和魏明伦，那是李林栋策划的，他这人每天都有新主意。1996年作代会，我上会之前，他告诉我在会议期间专访一下作家张贤亮、魏明伦。他认为这二位都是经济文化两栖作家，作文章做公司都很有影响，最适合我们杂志。我如期完成了一篇，只是写张贤亮那篇“荒凉有价”是很多年后发表的，他已经去世了。

在京西宾馆对面，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会议很多，这个建筑的现代设计很青春活力，它的门前总是车水马龙。有一天，我去采访央视《东方时空》节目总策划杨东平。90年代上海创刊了一个杂志《TOP》，英文“顶尖”的意思。《TOP》总编辑王国伟是一个非凡的文化艺术出品人，他包装推广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次他约我帮《TOP》采访杨东平谈环境问题，他告诉我杨东平与梁从诫（梁思成之子）创办了环保组织“绿色之友”。那时候《东方时空》节目红得发紫，中国人家喻户晓。作为这个节目的总策划，杨东平充满了神秘感，我做了一个多礼拜的案头准备。杨东平很准时，江浙口音，看上去很腼腆，端坐的姿态显露着一种严谨。我拿出录音机和采访提纲，刚说了一个问题，杨东平脸色就沉下来，他很严肃地说，采访是互动，你这样念问题，让我对你一个人讲课吗？我讲不出来。

 我懵了，我不知道怎么继续。结果，还是杨东平打破了僵局：你是东北人吗？他说。是，我说，我和你们《焦点访谈》敬一丹是哈尔滨老乡，现在我们还是邻居。

气氛松弛下来。我很感激杨东平，他给了我“梯子”，不然我那天肯定挂了。而且他给了我很多话题，都能让我轻松说话，他把我带入采访的至高境界，让我的思想一次次重新起飞。杨东平谈生态环境很独到，他对中国西部生态环境恶化、黄河断流非常忧虑，但是他对未来也充满信心，他说，我们相信新世纪的曙光一定是绿色的。那天回来，我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专访，题目就用“新世纪的曙光是绿色的”。《TOP》杂志非常满意这个标题，他们说，要让这标题在元旦亮相。

1999年的冬天很不同，它是21世纪的序幕，人们对新世纪充满了希望和猜测，各大媒体都要在这个元旦打一张靓牌。经济学家们也纷纷在谈他们预估的新世纪中国。最让我难忘的是经济学家樊纲，他对我说，我们现在人均ＧＤＰ才800元，而世界先进水平是4万美元。新世纪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不是“不进则退”的问题，我们进步慢了就是退。在新世纪，如果中国失去了追上世纪列强、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机会，我们可能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长安街复兴门外有一幢欧式老建筑，那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厚厚的墙壁，夏天走进去凉爽袭人，这个办公楼很奢侈。我曾在那里做过“子夜诗会”节目主讲嘉宾。1995年，《诗刊》副主编李小雨推荐我去中央台做《子夜诗会》主持人，为全国的诗歌爱好者讲自由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刚走到中央台门口，就碰见雷抒雁和叶延滨正走出来，雷抒雁说他们也是来做《子夜诗会》的。我心想，《子夜诗会》已经有了高手盛宴，我再端上来一盘炒白菜梆子还有什么味道？可是，那个男主播王先生说，他很希望和他对话的主持人是女声，听众分辨声音更清晰。那个工作稿费很高，对一个“北漂”打工族来说很不错，但有些身心疲惫。基金会答应分给我房子，最终也没分给我。不过，这个分房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每当我坚持不下去了，就想房子，我就为房子坚持了下来。幸亏我舅母在自动化研究所分了一间德胜门外人定湖旁的宿舍让我住下，我才得以临时安居。那时候我的工资不足千元，所以我经常到其他媒体兼职，挣点小钱也可以给孩子交学杂费。到1999年我有2000元工资了，当时算是比较高的工资，可是孩子上一次钢琴课要100元，还不算绘画等其他课外补习。所以那些打零工的活儿我都接着。播音工作很新鲜有趣，白天去讲完了，晚上回家打开收音机听，半夜11点钟才开始，正是子夜时分。我记得那天晚上“子夜诗会”节目刚结束，我就听见BB机响了，打开一看是朋友留言：子夜诗会，主播精彩，祝贺！刚看见这句话，BB机紧接着又响了：联通全体员工祝“子夜诗会”主讲人萌娘吉祥如意！我没想到半夜三更还有这么多人听“子夜诗会”，尤其是 BB机上一句话，那点儿小欢喜，足够温暖打工族的小屋。

从复兴门往东，就是民族文化宫，我喜欢那个民族情调的建筑，风格很独特，在长安街看展览除了历博首博就是它了。就在这个民族文化宫对面，有一个小书店叫三味书屋，与民族文化宫隔长安街相望。新华社高级记者仲大军与三味书屋经理联合创办了一个经济论坛，论坛在每周日下午，到会者大都是中青年社会精英。作家学者丁东带我去那里参加活动，我在那里认识了一批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曹思源、钟鵬荣、温铁军、侯若石，仲大军、温元凯、李晓西等等。这些学者对中国社会的关注、思考和建树不同凡响，特别是他们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令人敬佩。

1999年12月的一个周日，曹思源先生在三味书屋讲修宪问题，他是最先提出破产法的经济学家。那天讲座，他呼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他的正直、勇敢和一腔热血，复活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我约他专访，曹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他告诉我他怎么样把他的著作《破产风云》亲自送到总书记的手上，得到总书记的鼓舞。后来，我写曹思源专访的标题就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有意思的是，正在发稿的时候，两会开始了。这年两会，作为记者我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惊呆了，只见主席台对面的二楼围墙上挂着巨幅通栏横幅：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个横幅让我呆立在那里足有一分钟，我至今都没想明白，曹思源先生是怎么知道国家在第二年两会上会提出修宪问题的呢？他又是怎么知道第二年两会国家要打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帜呢？那一期的《环球企业家》是中国杂志媒体中第一个亮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个标题的。

长安街府右街北头，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我曾在那里采访过经济学家石小敏。他是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总编辑、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他知道我是学中文的，他说你写人专长，聊聊这些年中国的企业家的成长怎么样？好！我迅速作好了采访文案。一见面我就说感谢他的理解，石小敏说，不用客气，我也想聊中国企业家，这个题目现在有话说。他列举了许多国际会议上中国企业家的卓越表现，我们的企业家已经超越了小商小贩时代。他说：中国不缺明星，中国最缺乏的资源是企业家。过去人们无限崇拜伟人，后来是追星，如今呢？伟人走下神坛了，明星也不那么亮了，你发现了吗？在中国，一个企业家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企业家时代已经来临”，我用石小敏这句话作了那篇专访的标题，也是那期杂志封面要目主标题。石小敏很理解我做经济采访不容易，那天他还说，不要管那些经济学名词，只要能把想要的材料拿到手，怎么提问都有道理。你看中国农民，人家先把土地承包干起来了，国家知道了才颁布承包制。中国好多政策颁布，其实都是“不得不”。发展是硬道理，什么意思？你发展了，道理就硬了。新闻采访也一样。

石小敏鼓舞了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我还采访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清泰，那篇谈国企改革的专访《十年之后看中国》也上了我们杂志1999年1期的封面要目。如果说石小敏、陈清泰让我看见了新型的政府官员，那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创始人陈东升，就让我看到了新一代的职业经理人。1993年，当《环球企业家》杂志启动的时候，陈东升正在组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那是中国第一家具有国际概念的拍卖公司，被誉为“中国的索斯比”。陈东升思想超前，行动稳健，看他儒雅的气质，你想不到他能把天安门上两只退役的大红灯笼以1360万的高价成交，那是陈东升和嘉德的第一个大手笔，此案例已被美国一流拍卖公司收藏。1996年，陈东升又发起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这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率先提出进行“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估”。采访陈东升，让我感到中国出现了新一代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完全是改革开放造就的人物，他们为当代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精神气质和新的行为方式。

其实，我很幸运，我遇到了一批中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和第一流的企业家。这些时代精英就是活着的经济学，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那个潮头。可以说，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判断和博弈，那不是大学课堂上能学到的。他们让我看见了鲜活的市场经济，让我触摸到改革年代国家的脉搏。至今，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眼神特别是他们的行为方式都历历在目。

天安门东面王府井路口，就是北京饭店了，那里的自助餐和天伦王朝饭店的自助餐都很好吃，我每次因为工作在这些地方吃自助餐，就想要是和爸妈来吃一次就好了，但是一直没有实现。现在我有时间了，可是爸爸说他们不再来北京了，我妈我爸都90多岁了。

1994年夏秋之际，我去北京饭店采访华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她住在2008房间。我第二次给她送审稿子那天，回来晚了，出饭店已经晚上九点多钟。我骑着单车拼命往家赶，不光是饿得肚子咕咕叫，我下班还没回家给孩子做饭，那段时间家里人都不在北京。长安街上的路灯发出金属般的光芒，一盏接着一盏，无限深远，我真希望那些灯一直延伸到故乡，让母亲看见。等我骑车到家，浑身都湿透了。儿子在床上躺成一个“大”字睡着了，衣服鞋子都没有脱，床上扔着两本《机器猫》动画书和打开的饼干桶，里面只有半块啃得没有模样的稻香村山楂饼……那个场面是我永远的痛。

第二天清早，我突然想起韩素音托我送给万里的书——她的新著《吾宅双门》叫我忘记在车筐里了，天哪！我穿着拖鞋就往楼下跑，当我远远看见车筐里那个粉红色印花的纸口袋时，心中充满了感激，早起的人们都没有碰这个美丽的小手提袋，我觉得那个研究所宿舍的人们真好。我依靠着自行车棚的栏杆，一下一下听着自己的心跳。  

写韩素音的那篇文章《环球企业家》刊出后，《羊城晚报》又要去重发了一遍。我没有特别高兴，因为我的心思还是喜欢文学。那年我得了《人民文学》奖和《上海文学》奖。获奖的散文，一篇是我读研时候写给老师的作业“秋天的钟”，另一篇是我在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工作时候写的“有方桌的房间”。自从在《环球企业家》上班，每天累得连滚带爬，文学写作是不可能的。在北京，生活向我展开了全方位的攻势，住房问题，交通问题，孩子上学、母亲生病，更艰难的是，那年我还要申请硕士学位，每天写论文查资料通宵达旦，还不要说怎么适应新岗位。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送给我一本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中外散文选粹》，童先生说，里面有汪曾祺答记者问，汪曾祺说你的散文很新锐，他点评精彩，你看了吗？你要多写。

其实，我每天都写作，只是写的与文学无关，可是与饭碗有关。我去童先生家里取硕士论文那天，余华也去取论文，那时他也刚在北京留下来，我感觉他气色不太好，目光也没有从前明亮，估计他的生活也很疲惫，我们微微一笑打个招呼就走了。一些年后，我看到他的著作《活着》问世，我想或许正是北漂的艰辛成就了他和他的作品。

长安街沿线东四环外有个华润饭店，那里每年3月都是全国政协会议的委员驻地。从1997年到2008年，我为全国政协做过12年两会记者，几乎每年都去华润饭店，政协经济组委员经常住那里。每年的3月4日下午，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中央领导总是分别去各个小组参加讨论。我记得1998年，也可能是1999年两会的那天，经济组的委员们早早聚齐，静候某位中央领导过来。不一会，朱镕基总理走进来，大伙儿突然报以热烈的掌声，总理摆摆手，会就开始了。那天，力帆摩托车董事长尹明善发言非常精彩，尹明善很自信，他创办的力帆摩托车火遍中国，成为摩托车行业龙头。后来，尹明善以5.5亿元净资产跻身2000年福布斯50位中国富豪排行榜。记得那天朱镕基总理问他：明善，你是新委员吧？

是，总理，我是新委员。

当全国政协委员，你花了多少钱？朱镕基眼里有一丝诙谐。

总理，我可不是买的政协委员，尹明善着急了：我是干出来的。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我原来是出版社编辑。尹明善说。

那好啊，朱镕基说，你原来是我们的人，现在更是我们的人。

这真是莫大的鼓舞。不仅鼓舞了尹明善，也鼓舞了在场的每个人。我听了这话的第一反应是，原来总理都知道啊！

那真的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波澜壮阔，沧海桑田，眼看着一个个改革措施就在人民大会堂里产生，然后成为现实。那时候，长安街、广场和大会堂就是我的工作场，我好几次因为等着进大会堂，就在天安门前的花坛边上吃零食当饭，望着眼前那曾上演过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广场，心潮澎湃；而背后是天安门，这个“受命于天”的不朽建筑，以其特有的巍峨与庄严，加持着我采访的信心。那周边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太熟悉了，比如说拍照，我知道上午拍大会堂正门国徽，傍晚有风的时候拍广场上的红旗；大会堂东厅新闻发布会要提前去占机位。我知道什么机位拍大会堂穹顶好看；知道大会堂楼上北阳台可以从天安门一侧拍到紫禁城的屋顶；也知道怎么样把穿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委员们约到大会堂前的广场上站成一排，喊 “一、二、三，走！”拍下来就是各族人民大团结……好多机位，好多方式我都熟悉了，只是按快门的那个曾经饱满的手指也长满了皱纹。我拍过不少封面人物，我看着他们从广场上走过，都是可圈可点的人与事。

如今走过天安门广场，那些风云人物都已四面八方随风而去，唯有我工作过的那些老熟人一样的建筑依然如故，还有那些老旧杂志上的文字。1999年两会期间的一天，我从大会堂回到编辑部，李林栋通知我第二天去王府井天伦王朝饭店参加意大利梅洛尼公司在那里召开的小天鹅洗碗机新闻发布会。他说，一个会能抓住两家公司多好！意大利梅洛尼和无锡小天鹅都值得写。作好这篇文章，有钱最好，相机行事。

梅洛尼先生是意大利国会议员、意大利机械制造商协会主席、梅洛尼公司董事局主席。梅洛尼公司与中国海尔合资的冰箱阿里斯顿在中国家喻户晓，这次发布会，是讲他们与无锡小天鹅合作的“数字洗碗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数字化”概念，我不明白，数字怎么能让洗衣机转起来呢？我根本无法对这个新概念发出提问。只听见翻译反复讲解梅洛尼与小天鹅合作洗碗机前景可观，他还说，中国市场很大，一人花一块钱就是13亿。

13亿？哪来的13亿呢！那几天我在两会上听到的都是西部开发问题，缺水是西部开发的一个瓶颈。我突然举手提问：梅洛尼先生，您知道中国西部非常缺水吗？您听说过西部农民嫁女儿，首先要考察婆家有没有水窖吗？没错，中国是有13亿人口，可是中国城市人口只有4-5亿，就是这些人也不一定都用洗碗机，而农民，特别是西部农民，人们饮水困难，洗澡更困难，还能用机器洗碗吗?

这次发布会我的一串问题引起了梅洛尼公司的关注，他们认为我很熟悉中国经济，其实我是刚刚从两会上知道西部缺水的。后来我写梅洛尼的那篇文章又在意大利转载，梅洛尼公司邀请我去意大利米兰总部深入采访，就这样，我到米兰工作了半个月。米兰公司总经理朱赛比·扎卡罗尼是一个很务实的老先生，非常敬业。这位大叔CEO除了吃饭要一杯红酒，饭后帮女士撑一下大衣，他没有任何一点传说中意大利式的浪漫。他能讲几句意大利味的汉语，还经常是自创的，他对你说“明明天见”，可不是说明天见，他不结巴，那是说后天见。所以米兰公司确认采访时间之类的事情，我一定请他用英语确认而不能用他造的汉语。扎卡洛尼告诉我，他在中国15年，从未去过夏宫（颐和园），除了酒店和机场，他从不出去看风景。我明白他为什么短短几年就打开中国大部分市场了。除了海尔阿里斯顿，还有美菱阿里斯顿、五洲阿里斯顿、长岭阿里斯顿等九个中意合资企业，那就是驰名中国的“阿里斯顿九兄弟”，全部是扎卡罗尼做的。如今，阿里斯顿九兄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我想老扎一定是退休了，如果他在，阿里斯顿九兄弟必定会活着。扎卡罗尼让我改变了对意大利人的印象，我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无论中外企业，没有踏实肯干的首席执行官，一定做不好。没有艰苦奋斗，哪里有真正的浪漫？我离开了梅洛尼公司，一个人乘欧洲之星从米兰到巴黎，然后走马观花欧洲一圈，那就是我第一次出国。

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已经不复存在，时间早已把广场冲刷的干干净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写过的那些文字都是留在沙滩上的贝壳，寂静地述说着改革的大潮。2002年，我应聘到另一家媒体《企业文化》兼职，做执行总编辑，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兼职。同时做两份工作，在北京的打工族大概都有过这种经历。我能够兼起两份工作，都来自《环球企业家》的历练。我在《环球企业家》负责过记者部，也负责过编辑部，感谢这些岗位给我的锻练，还有同事们给我的快乐和帮助。高远是副总编，他那第一流的编辑眼光，给我许多启发。我经常疲于奔命，白天采访，晚上熬个通宵，第二天直接给高远发稿，他总是默默地给你挑错补台。有一天下班的时候，高远告诉我写一篇关于文采阁的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后天发稿。可是我明天一早飞机去浙江采访雅戈尔李如成，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了。那天我写到夜里两点多钟，一气呵成。第二天清早5点钟起床，我跑到编辑部把稿子放在高远桌子上就去机场了。我出差回来那天，高远递给我《人民日报海外版》，我写的“相聚文采阁”发出来了，他说文章反响挺好，老张很满意。高远没说他怎么堪校怎么发稿的。我接过报纸就去给财务送支票了，好像那张支票是可以取代一切的的伟大胜利。前不久还看见那张报纸，我想我欠高远老师一个谢字。打开折叠的记忆，许多合作许多关爱，点点滴滴都在那里，能沉淀下来的只有风雨同舟的往事，而不是支票。我同事王征，一个阳光灿烂的北京人，不但有学识有修养，而且有善良悲悯之心。我第一次关注到长安街地下通道里面农民工的照片，就是他拍的。那些照片震撼了我，我也开始关注大会堂和豪华酒店之外的世界，后来我也写过下岗工人。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自行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可是我不会骑，那时候好朋友给我一辆小自行车，王征和林莽就带我出去学车，他俩骑着车把我夹在中间一块往前骑，从什刹海一直骑到府右街再骑回来。我很快掌握了自行车，不仅能上班、外出采访，还能带孩子上课，交通问题解决了。不过，自从会骑自行车了，我就不断地丢车，丢的自行车足有七八辆。有一次，去北京饭店与台湾设计师顾振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侄子）谈合作，他为我们杂志设计新封面，我们给他版面发文章。谈完了一出北京饭店，自行车就不见了，乘公交车回单位没脾气，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丢车。

李林栋是资深媒体人，他让我看见了新媒体杂志的运作方式。李林栋的工作状态就像一只随时准备出击的猎豹，一只眼睛盯着新闻焦点，另一只眼睛盯着食物——钱。起初我很不习惯，一听他说广告我就腻味。好像因为什么广告的事情我还和他大吵起来。李林栋会运作，他能找红塔山褚时健赞助基金会80万，80万什么概念？那时候“万元户”就是富人。现在想想，他不筹划钱杂志怎么活呢？《环球企业家》没要过作协一分钱。其实，李林栋也是厚道人。1994年秋，他派我参加经贸部的内蒙采风团，他告诉我，机灵点，采风时候也盯着点企业有没有合作的机会，争取抓个广告回来。可是我在内蒙半个月，一无所获。我去伊利集团，看见他们副总牛根生——后来听说他创办了蒙牛乳业——他从厂房出来时穿着一个黑色胶皮大围裙，湿漉漉的，很辛苦；我到乌兰图嘎煤矿看见矿长还穿着60年代款式的塑料凉鞋，穿着打了补丁的的确良裤子，我怎么要广告？我说不出口，我只带着采访本回来了。第二天上班，李林栋也没提广告的事。

2003年，我离开了《环球企业家》，调去作家出版社工作，但又兼职《企业文化》执行总编辑。如今，《环球企业家》已经不在了，但是它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存在过——上个世纪90年代，是我们民族的又一次伟大复兴，《环球企业家》参与了这个复兴，它在万物复苏的年代鼓舞过我们，它集聚了中国各界改革精英，在这个平台畅所欲言，重新鼓起生命的信仰、民族的自信，这就够了。我记得在上海99财富论坛上，我送给荷兰裔美国人壳牌石油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宏达一本杂志，布宏达对我说，这是我见过的中国最美经济杂志。他反复翻看那本《环球企业家》，那期封面人物是德国大众汽车总裁，他说那是他的朋友。转年，在2000年2期——我没记错的话，布宏达也成了《环球企业家》的封面人物。

一晃几十年，以前每次走过长安街都匆匆忙忙，我从未仔细打量过白玉栏杆金水桥，红墙玉树大灯笼。去年深秋，我去故宫看敦煌展，穿一件青花瓷棉袍， 沿着长街从西向东慢慢行走，太阳把我的身影投射在长安街上，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都不一样，世间万物都变得可爱起来。树影摇曳着庄严的红墙，天安门和广场依然让人砰然心动。我仿佛从未离开过这条大街，不断地遇见各个年代的自己，那个梳着披肩发的女生、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那个开着宝马车的女记者，她们走过来，又走过去，没人知道她从这里走过多少次，唯有她记录改革年代激情中国的文字可以证明，她的确走过这里，她比我更真实。她在这条街上成长成熟，蜕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记者。

说心里话，我真没有想过当记者，我一直把《环球企业家》当临时饭碗。汪曾祺先生曾对我说，你去文学杂志工作合适，我和张锲说说？我摇摇头，先干着吧，张锲答应给我房子，我有了房子再去搞文学。后来，丁东也对我说过，你一天到晚写企业家，这是扬短避长。我说，这是临时的，以后有的是时间写东西。

其实，哪有什么临时工作呢？人生没有试验，只要你一迈步，你就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了，永无回头。哪有临时的？连生命都是临时的，历史是许多个临时瞬间组成的永恒。

去年秋天，王征请几位老朋友吃门钉肉饼，问我去不去？我说去。走过那么多宴会酒会，还是想念杂志社老同事一起吃饭的小饭馆儿。我没想到，这些当年被我认为是临时同事的人，不知不觉竟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李林栋也是学中文出身，他也有很深的文学情怀，但是他一直在经济媒体工作。他对我说，没有一个人生足够精彩。别后悔，跨界，等于多活了一个人生！他还送给我一句话：半路记者，一地芳华。他说，这个“一地”，就是指长安街。

如今走过长安街天安门前，我的心依然会与广场上的鸽子一同起飞。这条大街将一直在我身体里延伸，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