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 | 评我国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个流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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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和法国学者梅劳·庞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我国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立足于时代性、地域性和理论主题转换的视角，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之后，来自西欧的第三代理论家，认为不同于马克思不断从哲学研究走向政治和经济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中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并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文化转向，把文化研究作为其理论主题;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则是立足反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角度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列宁主义在哲学上秉承的是自然主义，而不是辩证法;在政治上秉承的是极权主义;卢卡奇和柯尔施对总体性辩证法、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意识的强调，恢复了革命的青春和马克思主义的青春，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冲突，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作为辩证思维与自然主义的冲突而出现了，列宁主义正统派清除了卢卡奇的尝试，正如马克思本人清除了自己早期的‘哲学’阶段一样”。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一般认为是以徐崇温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为标志。该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是综合了佩里·安德森和梅劳·庞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形成了我国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个流行的观点，即，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是一股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又是一股脱离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文化批判理论或文化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虽然后来在我国学术界引发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当前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本文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列宁思想的态度是不一致的，他们对待列宁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上存在三种态度。即在哲学上反对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在政治上肯定和赞成列宁，主要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为代表;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政治上都批评和反对列宁思想，主要以柯尔施、马尔库塞等为代表;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政治上都赞成和肯定列宁，以阿尔都塞为主要代表。本文拟具体分析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哲学思想和政治上的态度的基础上，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流行上述两种观点展开批判的反思，以推进和深化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列宁哲学思想的态度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列宁的哲学思想存在着质疑与赞同两种类型的观点。持质疑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持赞同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以阿尔都塞等人为代表。

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和马尔库塞等主张立足于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旧唯物主义的双重断裂点上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来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这一问题，并质疑、批评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实证主义的解释。卢卡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认为哲学方法论的性质决定哲学的性质，指出“总体性辩证法”与近代理性主义方法的不同在于总体性与非总体性、历史性与非历史性和批判性与非批判性的区别，强调“总体性辩证法”既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主体性辩证法，又是一种限制在人类历史领域的历史辩证法，它既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不同的研究对象、功能和使命。如果说近代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其哲学的功能和使命是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和如何解释世界，呈现出一种知识论哲学的话，马克思正是把德国古典哲学所提出的“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贯彻到底，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和哲学的革命变革，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和包括进入到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自然，其功能和使命是如何通过变革世界，探讨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卢卡奇还进一步通过质疑、批评恩格斯和列宁的“实践”概念、自然辩证法思想和列宁的反映论，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解释。针对恩格斯认为“实践”是驳斥不可知论，否定“自在之物”存在的哲学怪论的关键，把“实践”归结为“实验和工业”，卢卡奇认为这实际上是从直观和实证意义上理解“实践”，没有真正立足于辩证法和哲学意义上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批评恩格斯在论述辩证法的时候，完全忽视了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没有把实践看作是辩证法的基础和中心地位，从而认为存在着脱离人及其实践的自然辩证法，看不到理解“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使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装饰品”，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的实质;卢卡奇进一步批评恩格斯和列宁所坚持的反映论没有凸显人及其实践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本质上是消极被动的直观认识论，看不到认识是主客体双向互动和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批评这种反映论必然导致实践中的机械宿命论。

柯尔施把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争论归结为以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为一方，与他和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批评列宁并不关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是否符合真理，真正关心的是能否使这种解释满足政治的需要。“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或者——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问题。因而，列宁的‘哲学’立场就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立场。”指出列宁是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结果是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列宁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拉回到被超越了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旧形而上学阶段。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以双重的对立，即一方面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另一方面同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对立”，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立足于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断裂点上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看来，马克思当然承认自然的优先性，但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的自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是纳入人类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自然”。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受到了双重修正，既受到了唯心主义的修正，又受到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修正。鉴于克罗齐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当时的巨大影响，葛兰西认为应当模仿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写一本《反克罗齐论》，以肃清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一书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械唯物论解释的典型代表，葛兰西批评布哈林的缺陷和问题在于脱离实践和辩证法，是立足于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揭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及其实质。主张应当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论述为根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以人类实践和辩证法为基础的现代主体论的“实践哲学”，并通过区分哲学与科学如何理解“物质”，反对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立场理解实践哲学。因为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的是物质的物理的、化学的和机械的属性，而哲学研究的则是这些物质是如何被纳入物质生产力的之中成为生产力的要素的。“实践哲学”要求从主体实践的角度来研究物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但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要考察的重点是“人类社会历史”，其重点在“历史”这个词，而不在“唯物主义”这个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词上。葛兰西进一步通过评论恩格斯关于世界的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发展来证明的论断，要求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解释。葛兰西认为，要准确理解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就必须区分恩格斯这里所讲的“科学”究竟是“指科学家的理论活动呢还是实践—实验活动，或兼指两者?”因为科学家的理论活动是指人们借助技术同自然发生联系，并认识和支配自然，形成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种模式;实验方法的兴起所导致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解体，实践哲学则是这一历史过程发展的顶点，构成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种模式。葛兰西这里实际上认为恩格斯关于世界的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发展来证明的论断，存在着立足于一般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的两种理解，葛兰西强调只有立足于实践和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实践哲学对于以往哲学的超越。

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等论著中反对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主张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反对异化和实现人的解放的人道主义哲学。马尔库塞由此既反对以旧唯物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主义的解释，又反对把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割裂开来，批评第一种解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要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解放;批评后一种解释忽视了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马尔库塞根据马克思把“劳动”界定为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对象化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自为生成活动的论述，认为“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改造外部世界，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感性就成了他的哲学基础的中心。……‘感性’是用以解释人的本质的一个本体论概念”。他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规定为“劳动—感性本体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使命规定为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根据以上认识，马尔库塞批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决定论式的理解，指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的实在论代替了辩证法的真理概念，这种实在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成了经典”，既使他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上秉承“输灌论”和强调党的集中的权威，又指出在列宁的影响下，苏联的领导者的决定日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分离，辩证法由此沦为领导者把其意志强加给无产阶级的工具，辩证法被僵化为一种普遍的体系，历史由此被描绘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自然过程，辩证法由此被实体化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世界观。

阿尔都塞的理论主题是既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又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职能，他由此秉承“总问题”研究方法，坚持“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的原则，把这一原则贯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解决他的理论主题。其基本思路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两部分，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经以科学的理论形态存在，其特征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反经验主义和反主体论，在内容上则是认为人类历史是经济结构起最终决定作用，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起反作用，并在一定阶段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多元决定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以实践状态存在，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阐发。他由此借用列宁的哲学思想，阐发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具体说:第一，阿尔都塞肯定和借用了列宁关于利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展开革命，关于矛盾的整体性和不平衡性的论述，来阐发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多元决定论”的命题。在他看来，列宁在探索俄国十月革命时指出，帝国主义链条的强度取决于它的最薄弱环节，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深和加剧了沙皇俄国原本薄弱的统治，形成了俄国革命的客观条件。阿尔都塞借用列宁关于矛盾的整体性和不平衡性的论述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方面肯定矛盾是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又认为矛盾是有主导结构和不平衡发展的本性，这就决定马克思的历史观既肯定经济结构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又肯定政治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结构的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秉承的是“多元决定论”，要求我们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主义解释;第二，借用列宁关于“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的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的论述，指出马克思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以理论状态存在的辩证法，但是却存在于理论实践中，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予以阐发。这里所说的“辩证法”，就是在阿尔都塞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第三，在《列宁和哲学》一书中，阿尔都塞借用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关于物质的定义、哲学的党性原则等论述，通过探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系统阐发了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内涵与功能的理解。阿尔都塞认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为了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的统一，对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波格丹诺夫的主观唯心主义展开了批判，通过区分哲学的物质范畴和科学的物质概念的不同，提出了“哲学不是科学”“哲学与科学的联系是由唯物主义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和“哲学具有党性原则”三个命题，阿尔都塞根据列宁的上述三个命题，明确指出在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功能必须坚持如下原则。第一，由于哲学不同于科学，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混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区别，并秉承反经验主义、反实证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立场，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功能;第二，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体现为在科学研究中如何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强调哲学对科学发展的世界观指导;第三，哲学的党性原则体现了哲学与政治的关联。在《保卫马克思》一书，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被人们质疑犯了“理论主义”的错误。在《列宁和哲学》一书中，他力图克服“理论主义”的错误，指出列宁关于哲学党性原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哲学观，他称之为“哲学实践”。并批评西方资产阶级和学院派学者之所以否定列宁的哲学，是因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其他哲学家不想知道，或不愿承认的哲学实践，正好击中了传统哲学最敏感的地方，最难以忍受的地方，最忌讳的地方。这种传统哲学一方面认为，哲学的对象是整体，哲学的功能和使命就是获得和关于世界整体的知识，另一方面认为政治家是不可能有哲学的，因而不能忍受哲学家必须向政治家学习的观点。列宁所阐发哲学实践恰恰强调的是哲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并认为哲学的功能和使命不仅仅在于揭示关于世界整体的知识，而更应该是体现为争夺世界观和文化领导权的功能，在理论实践中如何摆脱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缠绕，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它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理论领域的介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一元决定”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就在于:既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对政治实践的介入，既能够改造哲学，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造世界。

对待列宁的态度

卢卡奇赞扬“列宁是从马克思以来由革命的工人阶级所造就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够把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与革命的现实性有机结合起来，使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具体化的理论家和革命家。认为列宁坚持政治问题与组织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原则，既克服了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漠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又克服了卢森堡建立在割裂政治问题与组织问题统一原则基础上的“自发论”，过高地估计群众自发性行动的意义，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和功能在于既要积极准备革命，又要为革命积极准备思想、策略、物质和组织基础，并对如何处理党组织、党员和一般群众的关系展开了探索。卢卡奇尤其肯定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和战略高于策略的科学方法论，正确地处理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关系，以历史辩证法为基础，探索出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强调重视培育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注重把党的外在的强制输灌与“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强调人的主观自觉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生产过程和国家管理过程的积极性、主动性，确立他们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地位，并批评列宁的后继者正是因为违背了列宁的上述思想，形成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现象，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

葛兰西也高度赞扬列宁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在他早年的政论文《反〈资本论〉的革命》中，指出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伟大意义在于既肯定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又强调凸显无产阶级集体意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它冲破了对《资本论》一书中对革命的分析公式和教条主义理解。在如何看待马克思和列宁的关系问题上，葛兰西认为马克思创造世界观和列宁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二者是相同的重要。“从空想到科学及从科学到行动。建立领导阶级(即国家)同创造世界观有同等价值。……硬要把马克思同伊里奇(指列宁，——引者注)加以对比，以分轩轾，这是毫无意义的蠢举。他们代表着两个阶段:科学和行动，这两者是同类的，同时又不是同质的”。在高度肯定列宁对社会主义运动贡献的同时，葛兰西还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领导权”思想，只不过列宁所强调的“领导权”主要是政治领导权，葛兰西则把列宁的领导权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并重，并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特点和文化传统，重点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主导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西方革命的重要性。

阿尔都塞基于对列宁关于哲学与政治相互关联的观点的认同，在如何开展西方革命的问题上也高度认同列宁的观点。他在《再生产》一书中通过辩证地分析葛兰西关于“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命题，认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反复输灌’(列宁、毛泽东语)给群众的”积极的哲学;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强调应该把早已存在于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了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阿尔都塞利用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是包括政治暴力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既援引列宁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输灌论”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强调大力开展对群众社会主义教育，培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的做法，又肯定和认同列宁关于打碎资产阶级机器，掌握国家政权的论述，根据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并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要求西方革命必须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为最终夺取西方革命奠定前提。

柯尔施、马尔库塞等人则在政治上对列宁持质疑和批判态度。柯尔施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划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和重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三个发展阶段，把列宁看作是第三个阶段的代表性理论家，指出由于列宁本人思想的缺陷，如坚持机械的反映论，坚持“输灌论”，立足于政治意识形态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等，列宁也无法克服教条主义者将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错误，甚至在政治上导向了极权主义的错误。他在《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柯尔施这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其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是相联系的，不能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能的公式到处乱套，他由此批评俄国马克思主义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特殊性，即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化。

马尔库塞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倾向三部分内容，认为其本质是苏联为了合理说明论证其政策而传播的一种意识形态，依据这些结论重新思考其前提。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苏联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起来的，而斯大林主义则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列宁主义则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特殊解释。要揭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只局限于苏联的社会结构，还必须按照苏联与西方社会的互动中加以研究。这是因为西方与苏联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完全不是一种外部因素，它决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与发展规律。这体现在:从古典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所释放出来的国际动因激发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学说、“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老布尔什维克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争论是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关系判断的结果。立足于苏联与西方相互作用的视角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就会发现“苏联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行为科学’的特征。它的大部分理论见解具有一种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意向;这些见解被用来解释、论证、促进并指导为这些见解提供‘素材’的某些行动和态度，……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见解，以它们的实用主义的职能，规定着苏联发展的趋势”。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特征均根源于列宁主义。具体说:第一，列宁对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修正。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的积累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认为无产阶级是完成这一过渡的唯一社会力量，并把完成这种过渡后的社会主义划分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两个发展阶段，强调实现这种过渡的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成熟，成熟与否的标志是能否分清作为追求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真实利益”和眼前的“直接利益”，指出无产阶级内部虽然存在着变化，但无产阶级依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唯一社会力量。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阵营出现了以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的修正派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正统派。改良主义的修正派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在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增强的情况下，通过合法和民主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则认为改良主义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贵族化和堕落的倾向，把农民纳入马克思的理论和策略中，并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造成的“薄弱环节”，主张采取“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而不是工人的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马尔库塞指出，虽然列宁力图根据新的形势来确定党的革命策略，但是由于他的理论并没有跟上新的形势，这体现在他的工人先锋队和工人贵族的划分，体现在他的阶级意识从外面输灌的理论上，上述主张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真正意识交付给无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进而形成了一种集体主义的体制，并逐渐成为国际范围内的一种准则;第二，与马克思关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论断不同，列宁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把革命的动力转向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并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同盟军，从而使党呈现出指导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组织的特征。列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少数或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论，构成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尔库塞在肯定列宁坚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充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爆发的结论，正是这一信念发展成了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或者至少以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成就，即一种高度的工业化、高度的劳动生产率、高度发展的、成熟的、有纪律的工人力量为前提”，也就是说，在一个落后国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应该优先于社会化，优先于按照个人的需要进行生产和分配;第三，列宁一方面指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向社会主义过渡，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已经把整个世界体系划分为两个阵营，这就决定苏联社会主义既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和共存，又要促进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地位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列宁的论述包含两类矛盾，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世界与苏维埃国家的矛盾。列宁之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列宁的上述论述为基础，以这两类矛盾为基础制定其政策，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如何处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义研究中的两个流行的观点

在佩里·安德森和梅劳·庞蒂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的影响下，我国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个流行的观点，即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是一股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又是一股脱离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文化批判理论或文化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上述流行的两个观点不符合实际，难以成立。

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股反列宁主义的“异端”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因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家在哲学思想和政治上对列宁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笼统地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反列宁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既不符合实际，也不恰当。实际上，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除了阿尔都塞之外，其他所有理论家都反对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这根源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俄国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在哲学文化上的任务是如何破除封建主义文化，树立理性主义文化的问题。这种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得列宁必然会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注重的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人类历史规律来指导俄国革命，由此导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论哲学;而西方社会处于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转型的发展阶段，西方现代化已经充分展开，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现象，人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马克斯·韦伯基于“合理化”思想，认为西方现代化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而不是“价值理性”的现代化，认为西方现代化造成了物的价值上升和人的价值下降的现代化的“两难困境”;齐美尔把西方现代化归结为以算计和效率的现代化，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疏离与异化;马克思则认为西方现代化造成了贫富不均和人的异化现象;叔本华、尼采则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反思理性主义哲学与文化的矛盾与负面效应……这种哲学文化背景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从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内涵，而是站在反思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与理性主义哲学断裂的现代哲学。特别要指出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阐释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适合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对此，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把以他和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因为西方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争论与分歧，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的一个流派。只不过由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是采取平等理论争鸣的方式，而是采取政治强力的方式来解决这种争论和分歧，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对派。我们既应该看到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探索，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探索西方无产阶级和西方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又应该看到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即便那些在政治上赞同列宁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于对西方社会结构与统治方式与俄国的不同，他们也不赞同在西方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主张采取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也不主张在西方建立俄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张建立与西方民主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真谛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就不能因为理论家对革命导师、革命领袖的观点提出质疑或有所不同，就斥之为“异端”或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不仅呈现为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进程，而且也必然是多形态、多流派的发展结局，他们之间的理论观点有分歧和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正常现象，正确的评判方式既不是以一种形态或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观点为标准评判其他形态或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得失，也不是抽象地对比形态或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理论观点的差异而评判其理论得失，而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评判一种形态或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真正把握了它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否与其所处的文化传统有机结合，分析他们在回答时代问题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考察其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

那种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脱离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文化批判理论或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应当肯定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为了培育西方工人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或者为了培育西方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非常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其理论主题存在着文化转向。但由此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秉承的是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的文化批判的观点，忽视了以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理论家，与探索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研究的区别。以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理论家虽然注重文化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但他们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注重文化因素作用的客观基础。卢卡奇不仅强调他的物化理论通过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得来的，而且在他晚年的《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他指出异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一定情况下广泛存在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对阶级意识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可以遵循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方法论来界定阶级意识，他反对把阶级意识看作是个人的主观意识或主观心理，指出“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地位”。他在晚年反思自己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时，对自己遗忘了“劳动”的客观基础作出了自我批评，还在努力探索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指出“在二十年代，柯尔施、葛兰西和我曾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第二国际留传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解释的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解决它，葛兰西也许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也未能解决”。这说明卢卡奇始终在思考如何处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根本不存在那种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的文化批判问题;葛兰西非常注重处理好文化批判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发现形而上学决定论法则的问题，而是要揭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客观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问题，并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通过传播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改变人们的心态。葛兰西在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作用的同时，反复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在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时，葛兰西既反对把人归结为人的生物学本性，又必须反对脱离社会关系考察人的问题，认为只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最令人满意的答案，指出应当到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中找寻人的本质;在回答“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时，葛兰西既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哲学，又反对唯意志论的哲学，强调应当立足于以合乎历史必然性的意志来理解哲学;在如何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他指出必须首先明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上层建筑只能被理解为经济基础的产物;阿尔都塞虽然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多元决定论”，但是他又强调经济结构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在西方革命中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又反复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指出在意识形态斗争时，不能忘记上层建筑是被决定的、第二位的，强调“归根结底决定作用的是下层建筑。因此，上层建筑中所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归根结底取决于在下层建筑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发生的(或没有发生的)事情”，并强调脱离了这一原理，就必然在政治斗争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可见在以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存在的是如何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作用的关系问题，并不存在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文化批判问题。以探索西方个人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情况较为复杂，但大致而言，他们经历了一个力图把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机结合，最终却走向抽象的文化批判的发展历程。我们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说明上述发展趋势。法兰克福学派反对“传统理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和描述人类社会历史，指出他们的“批判理论”主张对人类社会历史展开综合性的批判研究，指出“我们不是在唯心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那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它表明了辩证社会理论的根本方面”。基于以上认识，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利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揭示了极权人格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心理基础;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则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更多地从文化心理的维度，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和西方人的总体异化，并逐步走上了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力图通过“爱的教育”与“新感性”的培育，唤醒人们的解放与批判意识，建立一个非压抑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既不能笼统地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反列宁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不能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脱离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文化批判。西方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论述，对我们拓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他们的观点，而应当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立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这一目的，客观、深入地理解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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