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婴连接的早期中断

父母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齿也被酸到了。

——以西结（Ezekiel）18：2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简单来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母亲感受到外祖母的教养方式。

外祖母她自身所经历的创伤、承受过的伤痛、她在童年时期或是与外祖父一起时面临过的困境，还有那些对早年逝去的至爱的丧失感——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一切都积淀下来，从而影响着她对母亲的教养。

若再继续往前回顾，我们会发现，外祖母接受的教养方式也可能有这样类似的过程。

母婴连接的早期中断

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也许并不知道那些构成她们生命的特殊事件是什么，但我们能够深感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这里指的不仅是遗传，还包含了父母所受教养方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我们与同伴的关系、我们与自身的关系、我们对后代的教养方式，都包括在这影响之内。

不管怎样，父母都会倾向于将他们所接受的教养方式传递下去。

这些教养方式固着于我们的脑中，甚至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形成了。当我们还在母亲子宫内时，我们与她之间的连接就影响着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形成。

托马斯·弗尼（Thomas Verny）这样说道：“从怀孕伊始，我们在子宫内的体验便开始塑造自身大脑的形成，同时还奠定了人格、气质及高级思维能力的基础。”

家庭教养方式仿佛一套固有模式，它更多的是通过代际之间无形地传递，而非后天习得。

在子宫外最初的九个月，我们会延续在子宫内时的神经发展。婴儿与父母或其抚养者之间互动体验的方式，决定了哪一部分神经通路会被舍弃，哪一部分得以保留及其保留下来之后的形式。正是通过这些早期的互动体验，孩子逐渐建立起管理情绪、思维、行为的一整套模式。

当一位母亲具有代际创伤，或者是与其母亲的连接经历了某种破裂时，她与孩子之间的连接就会受到影响。这种连接会变得脆弱，且更有可能中断。

母婴连接的早期中断——婴儿长时间的住院、母亲不合时宜的出差、母婴之间长期的分离，它们所造成的影响对于婴儿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意味着，孩子从深层已形成依赖的那种熟悉感（母亲的气味、感觉、触摸、声音和味道），突然间都消失了。

“母婴间的生理状态与毒瘾有许多相似之处，”行为科学作家威妮弗雷德·加拉格尔（Winifred Gallagher）说道，“当他们分离时，婴儿对母亲不只是想念，而是一种生理与心理上的戒断……这与突然让一位海洛因成瘾者彻底戒毒的境况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一个类比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所有新生的哺乳动物（包括人类）要与母亲分离时，他们都会奋力抵抗。

“从婴儿的视角出发，与母亲分离的感觉像是一种对‘生命的威胁’”，马琳达大学医疗中心的新生儿专家，雷琳·菲利普斯（Raylene Phillips）博士表示，“如果分离持续了较长时间……婴儿对得不到母亲的回应感到绝望……他们便会放弃。”

菲利普斯博士将这一关于母亲与婴儿联系的观点与尼尔斯·伯格曼（Nils Bergman）及其神经系统科学方面的专家分享。

终止代际创伤的循环

早年间，我是体会过那种放弃的滋味的。这要从我的家庭说起。

我妈妈没有从外祖母那得到的，实际上会影响她能够对我和兄弟姐妹所给予的。尽管我总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她的爱，但是她大部分时候对我们的教养仍受到家族创伤的影响，尤其是外祖母艾达（Ida）在两岁时便失去了父母这一事件。

听家人说，我的曾祖母索拉（Sora）在1904年时因肺炎去世了，那时她的父母便责怪她的丈夫安德鲁（Andrew），因为在他们眼中，他就是个没用的赌徒。在家人的叙说中我才知道，正值隆冬时，曾祖母常把身子探出窗外乞求曾祖父回家，也因此患上了肺炎。他们告诉外祖母她的父亲“输光了所有的钱”，这也成了家族里一代代的“传唱”。

曾祖母去世后，曾祖父也被赶出家里，从此再无音讯。外祖母总会一遍遍地和我说起这些事情，尽管我只是一个小孩，但每次听她说起，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痛苦——我感到很难过，因为她永远没有机会了解自己的父亲了。

因为外祖母在两岁时就成了孤儿，后来她由自己的祖父母抚养长大，他们在匹兹堡山区靠卖布为生。外祖母非常爱她的祖父母，他们非常疼爱她，每当外祖母与我分享这些时，都能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喜悦。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外祖母意识里能够记住的部分。在她未能意识到的深处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内容。

在外祖母刚学会走路之前，甚至当她还在子宫里时，她可能就已经能对母亲所感知的一切感同身受——那些由不断的争吵、眼泪还有失望所带来的痛苦。在外祖母大脑神经通路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切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在这之后，在两岁便失去了母亲已能让她置身于崩溃之中。

母亲由外祖母抚养长大，而外祖母从两岁就是孤儿，没有感受过来自母亲的照顾。除此之外，外祖母内心深处关于自小失去母亲的创伤也会传递给我的母亲。尽管外祖母过去在母亲的生命真实存在过，但她所给予的情感也不足以支撑母亲之后一路的成长。这种情感连接的缺失也会传递给我的母亲。

我外祖父的身世也同样曲折。在外祖父哈里（Harry）只有5岁时，他的母亲瑞秋（Rachel）在生孩子时去世了。外祖父的父亲塞缪尔（Samuel）因而负有很深的内疚感，因为他认为是他让妻子怀孕才会导致后来的事发生。然而塞缪尔很快娶了另一个女人，她对哈里很不好，哈里自己的父亲也更关心继母的孩子。

我所知道的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因为外祖父很少会说起自己的童年。在外祖父很小的时候，他几乎快被饿死。他只能从垃圾桶里翻东西，靠吃蒲公英叶子来维持生命。作为一个小男孩，我想象着我的外祖父同样也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独自坐在路边，吃着过期的面包，或是啃着鸡骨头上腐坏的肉。

我的外祖父母都在他们很小时失去了母亲，因此他们不经意也就传递了这种创伤。我的家族里，这种母婴连接已经至少经历了三代。母亲出生前没有经历这种连接的中断，因此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接受着不一样的教养方式。但尽管如此，外祖父母未能满足母亲对爱的需求，这种缺失也常常使母亲陷入焦虑与不安。

为了终止我们家族中这种代际创伤的循环，最终实现我对自身的疗愈，我认识到我需要修复我与母亲的关系。我知道我无法改变过去已然发生的，但我能够改变的是当前的关系。

有意识地去改变

家族中固有的模式

我的母亲遗传了外祖母的应激模式，我也一样。母亲常常把手放在胸前，抱怨着身体内在的不适。

我意识到，母亲是在无意间重新体验着渗透于我们家族中的那种害怕与孤独，它来源于一种恐惧——与最需要的母亲分开。

我还记得在我大概五六岁时，每次母亲出门我就会感到非常害怕。之后我会去母亲的房间，打开她装丝巾和睡衣的抽屉，把自己的脸埋在里面，这样我就可以嗅到她的味道。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种感觉——当我见不到她，她的气味就是我可以留住的全部。长大后，我和母亲分享这些记忆时，只知道她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在外祖母出门后，把她的脸埋在外祖母的衣柜里。

正如我的故事中阐述的那样，早在我们意识到之前，母婴连接的早期中断已经发生了。它所带来的影响保存于我们的潜意识中，并像一种躯体记忆一样存储于我们身体内，在我们面临任何拒绝或抛弃的情境时，这种记忆便会被唤起。

当上述记忆被唤起时，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与自身本身陷入一种失衡状态。我们无法抑制我们的思绪，并会感到强烈的不安——甚至会对流淌在我们体内的这种感觉感到惊恐。这都是因为，创伤发生的时间太早了，它总是会埋藏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地方。我们知道有某个问题存在，但我们无法明确地指出那一部分是什么。于是，我们便猜测我们自己就是问题本身，我们内在的某个部分出现了“故障”。

当我们害怕与焦虑时，我们总会通过掌控所在的环境来感到安全。这是因为当我们还很小时，我们没有太多能力去控制，也没有一个看似安全的地方可以承载我们强烈的不安。

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去改变家族中固有的模式，母婴连接中存在的伤害便会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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