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民族志 ●
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又被称为“赛博民族志”（Cyberethnographic）、“网络民族志”（Netnography）、“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从发展脉络来看，虚拟民族志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人类学家开始运用互联网对女同性恋群体展开民族志调查，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被社会学、传播学等进行互联网有关的研究方法讨论。
（虚拟民族志发展脉络）
1.概念阐述
面对互联网及其衍生的文化现象，网络民族志概念如何界定？大多数的学者对其的看法还是基于传统的民族志。学者卜玉梅认为，虚拟民族志是在网络虚拟环境中构建民族志的过程，是对经典民族志方法层面进行的改进和调整。[1]罗伯特·V·库兹奈特 ( Robert V． Kuzinets) 在《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 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 Eth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line)从方法层面对虚拟民族志做了概念界定，即“一种专门的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当前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社会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2]正如罗伯特所说，虚拟民族志作为一种专门的民族志，那么虚拟民族志和传统民族志的区别在哪里？首先，以线上社区为对象的研究方式与传统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方式不一样，表现在不同方面——如接近性、方法和潜在内含的范围。“参与”这个词在线下和线上的不同情况中蕴含着不同的含义。“观察”这个术语也是如此，例如过去民族志需要深入某个部落，不仅观察语言行为，还包括生活方式等等，但是线上的参与观察多以视频、文字的形式显示出来。其次，线上搜集和分析文化资料具有特别的挑战性，比起过去用眼睛看、摄影机记录，线上更注重不同软件工具的选择和档案库的建立，同时资料的数量可能不同，记录“田野笔记”的意义也有巨大差异。当资料以数字的形式存在，使用特别的分析工具和技术的能力也改变了，对待资料的方式也可能不同。最后,面对面田野工作的伦理步骤很少(如果有的话)可以被简单地转译到线上媒体中来，知情同意这样的抽象规则可以在广泛意义上被理解。总的来说，网络民族志是基于民族志方法层面在虚拟空间的延伸。二者区别在对象和具体的操作策略，在方法论层面并无根本性变化。
（《Digital Ethnography in Third Sector Research》[3]）
2.虚拟民族志操作过程及方法
（1）定义研究问题及进入田野
虚拟民族志的研究问题不一定要从一个全新的现象开始，可以从狭窄的、针对特定关系或已有的发现中构建出来。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离不开“田野”，标准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在至少一年的完整生产、生活周期内，采用当地人的观点和视角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并对他们的所言、所行、所思进行仔细辨析和理解。从人类学角度看，田野工作既是资料的搜集又是典型的按照某种特定范式进行的理论生成活动，不同的田野工作会因其所遵循范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4]那么网络民族志的“田野”在哪里？按照罗纳特· 库兹奈特 ( Robert V. Kozinets)对网络田野的划分，QQ群、微信群、豆瓣小组、微博都可以成为线上“田野”。另外，在进入田野后应当以一双新鲜的眼睛进入，不应该带着“滤镜”，这样能够记录更多的思考和田野笔记。
（2）参与观察
网络本身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同处于一个时空中，甚至跨越空间也可以进行对话，这对于传统民族志而言是无法克服的障碍，虚拟民族志却能够提供便利。那么，在虚拟社区里，研究者如何能够跨越感官体验、身体语言互动、眼神交流的障碍达到传统意义上“参与式观察”的目的？加西亚等学者强调了沃尔斯特龙( Mary K．Walstrom) 使用 “参与体验者”( participant-experiencer) 以替代“参与观察者”( participant-observer) 来表述网络环境中研究者的角色特性的适切性。[5]在虚拟民族志中，参与观察离不开访谈、焦点团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纯粹的、观察的网络民族志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建议，把参与观察与( 线上或线下) 访谈结合在一起。”[6]
（3）资料搜集与资料分析
在虚拟民族志中，资料搜集与资料分析无法相互独立，因为虚拟民族志研究者必须在他们所在的线上社区和文化背景中努力了解这些互动的意义，而不是将成员从背景和文化中抽离出来。资料搜集意味着与一个文化或社区的成员进行交流。这种交流可以有多种形式，但是不管用哪一种形式，它都需要与社区成员有相应的卷入、参与、联系、互动、分享、关系、合作和连接——不是与网站、服务器或键盘交流，而是与另一端的人交流。虚拟民族志搜集资料工作包括三种，包括：档案资料、引导资料和田野笔记资料。[7]档案资料是直接从线上社区中直接复制而来的，引导资料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通过互动共同创造的，如：微博评论、邮件往来、微信对话等。田野笔记资料包括研究者对社区、成员、互动和意义的观察，以及研究者参与的理解，通常以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另外，访谈需要清楚地表达问题，对话过程中作为文化的交流者，而不是审问者。在搜集和分析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是，把与线上社区的互动作为一个过程，尽可能详细地把内容和分析及研究者对于问题的想法和感受记录下来，而不是作为事件一样复制粘贴。
（4）撰写虚拟民族志
在虚拟民族的书写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特质和表现做清晰的呈现，还必须把这个研究对象及其活动还原到他们生活的具体文化情境和社会逻辑中。学者丹辛和林肯（Denzin & Lincoln）提出定性研究评价的四个维度是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现代和后结构。[8]罗伯特以提出以下十个标准作为在撰写虚拟民族志的衡量标准，但是也要注意“工具导向”的弊端——忽略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化层面的解释和理论的突破。
标准名称 | 定义（某种程度） |
一致性 | 各个不同的解释内部没有矛盾,并呈现出统一的模式 |
严密性 | 文本承认并坚持网络民族志研究的程序性标准 |
文献性 | 文本确认并了解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方向 |
扎根性 | 理论表达被资料支持，资料和理论之间的联系清晰 |
创新性 | 构造、观念、框架和陈述形式给理解系统、结构、体验或行动提供了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 |
共鸣性 | 得到对文化现象个人化的和感性的联系 |
逼真性 | 获得一种对文化和公共接触的可信的和生动的感觉 |
反思性 | 文本承认研究者的角色，同时向其他的解释开放 |
实践性 | 文本给社会行动以启发和赋权 |
混合性 | 陈述考虑到社会互动的各种相互连接的形式——线上和线下，在文化成员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也在他们自己的陈述中 |
（虚拟民族志研究撰写的十个标准）
虚拟民族志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意义
1.有助于扩展研究对象
过去要求研究者从本国的需要出发，在海外世界进行实地性田野调查的一般是海外民族志，如今虚拟民族志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以线上的方式对海内外网络社区（包括过去难以接触到的小众文化、敏感群体等）进行研究，还可以通过以社交媒体为中介进行探索，对在虚拟和现实世界无缝转换的用户及社区文化进行了解。例如《Paradoxical Empowerment and Exploitation: Virtual Ethnography on Internet Immaterial Labour in Macao》[9]研究者借助微信来深入了解中国出境游客对旅行体验的整体理解，在《Viral feminism: #MeToo networked expressions in feminist Facebook groups》[10]中作者借助Facebook与女权主义群组进行交流和深度访谈，来展示出在这个充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特色的以色列国家中，女权主义团体的价值观和行动准则。这些研究对象在以前传统的民族志中难以观察到、甚至接触到，虚拟民族志能够在网络中倾听这些研究对象的声音并展现他们的文化特色。
2.有助于搭建跨文化传播桥梁
跨文化传播借助虚拟民族志能够更加深入理解跨文化现象，对于揭示文化异同现象、研究消除文化屏障和探讨文化融合加深意义。《Techno-cultural domestication of online Tarot read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11]，该研究通过技术驯化视角，在虚拟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作为西方神秘主义的象征的塔罗牌如何在中国网络中普及和流行。具有启发意义的地方是，作者认为技术文化驯化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仍然适用。在某些形式的动态文化流动中，独特的国外文化融入中国，在没有商业导向的环境下被中国青年创造出一个外国文化实践的本地化版本，这对本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在塑造跨国间的网络文化流动方面具有持续作用。另外，《洋网红粉丝交流实践及其跨文化意义》[12]作者通过深入“洋网红”粉丝社群，展现出粉丝群体在克服文化差异上的尝试，体现跨文化对话交流的意义。这是以往在国际传播领域研究内很少触及到的，虚拟民族志搭建了线上和线下的桥梁、国内与国际的纽带，也为国际传播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本文转自 | 国际传播与媒介话语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