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伪造的所谓许禹生撰《孙禄堂先生行状》

请读者们注意，尽管新式标点已经问世，三十年代民国出版物中的标点符号，也就是“句读”，很多还是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许禹生先生出版的著作中大半如此。（点击参看 1934年许禹生言论汇编）

也就是说，“究本”、“录本”两个本子中的逗号、句号极有可能都是整理者所加。加标点这种事，是有个人属性在其中的，读者可参看各种古文选本，同样的文章，标点鲜为全部相同。《行状》中几处比较特别的相同的标点，可见其极有可能出于一人之手。

比如《行状》两个本子都有：孙君禄堂，讳福全，号涵斋。河北蒲阳人也。前清府选用知县、知州等职。

墓志、行状中这类文字绝多，而往往点断为，“孙君禄堂，讳福全，号涵斋，河北蒲阳人也，前清府选用知县、知州等职”，也可能点断为“孙君禄堂，讳福全，号涵斋，河北蒲阳人也。前清府选用知县、知州等职”。所谓“河北蒲阳人也”，此类判断句的主语在前一句，恐怕绝大多数标点法会从上句，像“录本”、“究本”这种断法大概少见。

比如，童旭东冒认为祖宗的陈夔龙，其文集点校本，《诰封一品夫人继室许夫人家传》首句即点作：“夫人许氏，名禧身，字仲蘐，一字亭秋，浙江钱塘人。” 籍贯并无另作一句。

又比如，《孙禄堂武学录》中，紧接着这篇伪作，为陈微明先生撰《孙禄堂先生传》，原刊于1934年9月1日出版《国术统一月刊》第二期，大概由于主事者多为新派人物，原文已采用新式标点，首句即断为：“孙禄堂先生，讳福全，直隶完县人也”，亦从上不从下。

而“录本”所作的“民国十八年”，到了后出的“究本”，改为“民十八年”，确实是更像民国人的口吻了，所谓“后出转精”，编造者毕竟花了一点心思作伪的。

三、 从文本来看，《行状》称：“孙禄堂”皆为中和真一之气一以贯之、纯以神行之道也。

而许禹生先生极力所主张的，是科学练拳，其主编的《体育》，刊出大量翻译海外相关科学知识的材料，可见一斑。而在与所谓《行状》同年所写的《国术理论》中，许先生言：“夫拳术一学，……一传再传，每况愈下，较之东西各种科学，体操柔术递嬗日进者，实不可同日而语。……今则一语卒可破的，余岂善于教授哉，殆因曾习各种科学，当讲授拳术时，昔之不易说明者，不期然而然，即假他种科学的理解说明之也，……自能以此例彼，根寻意味，举一反三。”

对照许先生这种观点，难道他同一年中会大肆夸赞什么“中和真一之气”？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有几个人搞懂了这个“中和真一之气”？（搞懂了才出怪了，这个概念孙禄堂先生并未想得周全，有自相矛盾之处，以后再说）难道什么“中和真一之气”是可以“科学”“一语破的”的吗？许禹生先生固然也讲“以意导气”，不过明确指出此为“动作与呼吸，相为激荡，气血筋骸，活泼无滞”（皆出自《太极拳势图解》自序），正可印证上文的“根寻意味”。

综之，难道同一年中，许禹生口径竟如此之不同？童旭东笔下口是心非的人物难道又多一位？

五、《行状》言：孙君习拳不分派别，融会三家拳术，独能贯通为一，其艺之精微，功之绝纯，南北拳家无出其右矣。

许禹生先生确实反对国术界落后的门派之见，但是他真的认为孙禄堂不分派别吗？1932年第一卷第一期《体育》，许禹生先生在《为国术家进一忠告》 一文中写道：“……以遂其封建割据传统之谬想野心，妄分南北，各立门户，甚至以姓氏标题，……故同一太极拳也，而有陈派，杨派，宋派，吴派之分；同一八卦拳也，而有刘派、尹派、程派、宋派之别；同一形意拳也，而有刘派、郭派、李派、孙派、北平派、山西派之异。”

此形意拳“孙派”非孙禄堂而谁何？怎么两年之后，许禹生先生反而要赞赏孙禄堂不分派别了呢？孙禄堂1933年逝世，难道他赶在仙佛接引之前，先渡化了许禹生先生，使得他态度180度转弯？旁岔一句，可见1932年的时候，许禹生先生还不认为孙禄堂的八卦拳、太极拳可自成一家。

六、《行状》言：孙君弱冠时既游历南北，凡闻有艺者，必访至，切磋、较艺五十余年，未遇其匹。

这是一句好话吗？许禹生先生1934年的言论中屡屡强调，推广国术，不能争勇斗狠（当然这个观点是否正确，还待讨论），笔者所集汇编多有之，这里稍举几例：

而提倡国术方法，亦应使其合于教育原则，似不当专采用好勇斗狠。

——《提倡国术应求合于教育原则》

民众厌恶之由来，极力矫正，一洗历来蛮斗殴狠之恶习。

——《读某省国术馆半月刊“关于国术比赛及国术国考”一文书后以告我提倡国术诸同志》

同一年之中，许禹生反倒赞赏起孙禄堂所谓的“必访至，切磋、较艺五十余年，未遇其匹”了？瞬间不提倡“教育原则”了？原来许先生也是个多面人啊！

七、《行状》言：余与孙君相识有年，受益良多，略知其行状，谨为之录。

许先生与孙禄堂的交往岂止“相识有年”？

比如，许禹生先生主事的北平市国术馆，孙禄堂曾任名誉指导员，1932年返回北平之后，又加入该社高等研究部。

怎么许先生在写行状的时候，一点都想不起来？

再岔开一笔，孙禄堂说“同杨健侯先生研究太极拳，至今数十年，愈知其意之精深”，则按童旭东的说法，孙禄堂“研究”“狗屎”、“垃圾”数十年，才更知道“狗屎”、“垃圾”之“精深”，这种精神，确实配得上“绝顶入青云”，佩服！佩服！

而许先生身为杨健侯入室弟子，同样写行状的时候也是一点想不起来和孙禄堂还有这么一层同门的关系？反而只知道“郝维桢”？

而捏造的什么“受益良多”，且看许先生1934年这同一年，上书教育部长王世杰，建议统一国术的时候，谈到那么多拳种、方法，可有半个字提到孙禄堂的技术和观点？

按照这篇捏造的《行状》，孙禄堂可是许先生见过理论和实践上最高明的拳家啊！按童旭东的逻辑，当然许先生这方面又是拥护“狗屎”、“垃圾”的“别有用心”之人了。

八、且不去说，这篇所谓《行状》文风与许先生迥然不同，文中大量不通的语句，更是骇人耳目，举例如下：

穷其理而绝其术焉；

功之绝纯；

必访至；

切磋、较艺五十余年；

清室肃王意公慕其名；

以是缙绅孙君益重焉；

略知其行状。（这句是最搞笑的，稍作解释，“行状”原为文体，引申开来，也作“生平事迹”解，单独来看，勉强也没有问题。但许先生这篇文章已题为“行状”，义与此“知其行状”区别明显，善为文者，写《行状》岂有文中再用“行状”另一义之理？“我知道行状所以写行状”，好一句绕口令！）

还有个细节，顺带一提，质疑者固然是摆证据，说明可见的北平市国术馆所出《体育》（或者《体育月刊》）未见此文，但是童旭东无论是在“录本”，还是“究本”里，其实都没有说这份刊物是北平市国术馆所出（见上图），在辩解的时候，却突然冒出来了“于是造成在《孙氏武学研究》一书中把刊登‘孙禄堂先生行状’的这份《体育月刊》的出版机构错误地标注为北平市国术馆”，他居然忘了自己吹过的牛皮，居然没有硬气的说，谁说了我标的《体育月刊》就是北平市国术馆出的那种啦？我这就是蝎子拉屎毒一份的《体育月刊》！这种心理，岂不就是做贼心虚？

而无论“录本”，还是“究本”，都清楚写着1934年，童旭东是自己又发现什么破绽了吗？怎么又改成1935年了？

至于什么马汉卿先生家藏的孤本，这种随口编造、死无对证的谎言，一天编上几千个都不累。任何人要主张观点，都有举证的责任，无论是研究还是社会实践，若证真只需提供“我曾见过”、“我曾听过”的话，未免也太轻易了，更何况童旭东这种屡屡造假前科的老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