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传观点】陆小华 | 构建更有效力国际传播体系的三个重要命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重要改革任务之一，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关乎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举措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部署。

如何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要求的“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更深刻地理解、领会“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深刻内涵、关键所在、实践要求？如何贯通领会、总体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需要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和改革的系统布局上高度理解、把握“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及其与其他改革举措间的战略协同关系，就需要研究、分析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所涉及的三个重要命题。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着眼于创新体制机制，发挥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的顶层设计，是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重大举措，鲜明体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稿起草过程中所重点把握的“突出体制机制改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的特征和要求。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重大改革举措的提出和实施，提出了“如何更好地以体制机制改革形成的体系力量，推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大命题。在理论上深刻认识，在实践中回答好这个重大命题，至少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把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层面认识、把握和实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诸多体制机制改革战略部署其中之一，是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也是根据实践需要“新提出的改革举措”，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谋划、系统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所构建的国际传播体系必须“更有效力”，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目标取向是一致的。客观地看，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也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实现。

第二，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不仅需要体制机制改革，还需要体制机制创新，才能更好发挥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

国际传播对象众多、领域巨大，不仅涉及面广量大，而且需要在多种层面、多个层次，借助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内容形态进行。因而，国际传播工作既需要专业力量持续专业地做，又需要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有效协同地做；既需要包括领导者在内的人们身体力行地做，又需要把千百万自觉或不自觉在做国际传播工作的人们整合到一个体系中。这就需要秉持“先立后破”的原则，以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以更有力的管理体制、更顺畅的运行机制、更有效的协同机制，把各方面的力量聚合成一个按照总体目标协同运作的体系，更好发挥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从而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际传播效能。

第三，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要通过发挥体系运作产生的能量和力量，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传统上，国际传播主要是宣传部门、媒体等力量在做。但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游客走出去，中国网民所制作的内容在海内外平台上传播，海外游客在中国旅游的短视频在海外平台获得超高点击量，事实上国际传播的主体在明显增加。如何把这些分散的力量聚合起来，如何让专业的国际传播主体更高效地协同，是一个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解决的问题。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实质上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获得体系运作能力。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可以有望通过更有效地运用体系力量来实现“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换个角度看，国际传播实践实质上是涉及一个国家外部环境与国际认知的影响力竞争，具体效果反映在国家形象特别是话语权上，即是否说得出、有人听、有效果。体系性对抗和竞争，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竞争形态。影响力竞争，本来就是一个全体系的战略问题，只是比较直观地体现在了内容产品等层面上。“移动互联网领域所谓的生态系统竞争，实质上就是体系建构与运用成效的竞争，就是一种体系竞争。”所谓“体系，是一定范围内相关要素基于特定目的，按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遵循一定法则、规则和制度安排有效运行的集合体，是不同系统组成的协同系统。在这样的集合体中，相关要素产生新的连接方式与协同方式，从而形成体系聚合，并发挥出新的效能”。因而，必须通过构建运作体系以增强体系竞争力。而国际传播运作体系的核心，是由参与全流程工作的人及所构成的人力资源为主干，在现代信息技术等支撑下，按照相应生产服务流程、制度安排，构成一个有机运作的体系性“组织”。这样的运作体系，能够更有效率地集聚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更有效地激发这个体系的潜力和活力，形成可持续的综合竞争优势，取得更符合期望的国际传播效果。

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变革，是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有力举措。我们党利用各种渠道、媒介、形式开展国际传播的历史可以追溯很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但当今世界已经发生剧烈变化，今天和今后的国际传播所面对的历史条件、技术条件、舆论条件都与以往有重要不同。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的国际传播重点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在复杂的舆论斗争中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也需要更顺畅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支撑。这都需要在国际传播领域通过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来推进系统性变革，从而获得改革效应和所期望的效果。

第四，以“更有效力”的高标准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既从总体上提高国际传播“五力”，也持续推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五力”，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指向，是国际传播综合能力的具体标准，也是国际传播体系“更有效力”的具体体现。

更有效力，强调的是所构建的国际传播体系能够产生预期效果、有利作用的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力，能够产生的影响力，能够催生所期望变化的能力，能够实现的功效；更有效力，还包括所构建的国际传播体系对体系内各方面资源、变量、力量的整合运用能力，对通过有效协同实现国际传播目标的约束能力，及国际传播体系运作时与其他方面的协同能力。可以说，更有效力既是看得见、可实践的标准，也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更有难度的高标准。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要求的是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的运用有效性、发挥作用质量、产生效果水平都必须显著提升、全面提升。所谓效能，是在描述一个系统、组织或个人从事国际传播工作或达到国际传播目标的能力时，强调资源有效利用程度、产出质量以及达成目标的程度，强调完成任务的质量和效率，强调资源运用效率，强调有效性和成果。效能标准，更强调效果和效率，即投入一定资源、力量时在特定领域所能产生最大效应的能力和所能产生效果的质量。总体来看，以“更有效力”标准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既可以增强在国际传播领域催生所期望变化、产生所期望作用的能力，也能够持续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十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导语段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时，不仅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强调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强调“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的要求，与《决定》在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时所强调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重大改革举措的提出和实施，也提出了“如何更好地以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支撑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重大命题。如何在理论上深刻认识、在实践中回答好这个重大命题，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也是使所构建的国际传播体系更具时代适应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5日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的要求。这不仅是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前提，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必须基于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必须基于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

适应时代的，才可能是健壮成长的；适应新科技革命时代的，才可能是更有效力的。我们所处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发现和成果，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这样的变革，也必然影响内容创意、生产与传播，必然影响国际传播相关领域。人工智能已经不同程度应用于新闻传播、信息分发、资源配置等领域的多个环节，对人们的信息获取、认知形成、观点表达、行为选择、社会活动、群体认同等产生强烈影响，自2022年11月底ChatGPT上线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使智能传播变革进入新阶段。

前瞻地看，星链等通信技术可帮助绕开各国有线通信、移动通信网络直接接入互联网，智能传感技术及传感数据内容更多应用于传播，这些都可能成为深刻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颠覆性”力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数据内容与产品、推荐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是分立运作，但以总体观分析、思考，一旦在某种力量和机制驱使、推动下，数据内容、推荐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运作、联动运作，甚至集成运作，就将使有能力驱动实现这类协同运作、联动运作、集成运作的主体，对世界事务、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和人的意识本身，具有了超级传播力、影响力甚至超级干预能力。因而，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就必须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充分考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和其成果的运用。

第二，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基础和必要支撑。

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效力”，不仅来源于体制机制变革获得的变革效应和变革力量，还来源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既包括构建国际传播体系的技术平台系统的支撑，也包括运用人工智能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体系内、国际传播体系与我们国家其他体系间的协同。

在媒体融合进程中，媒体常选择通过建设融合技术平台及相应运作体系而增强对新媒体竞争的适应性与体系竞争力。客观而言，“支撑体系竞争力的是两大基础：一个是建设基于IT网络、大数据处理与分析、视频处理与传输、云计算等技术的媒体融合平台，另一个是构建能够有效发挥这个平台功能与扩展性的，以制度安排、养成培训、系统管理为实现手段的运作体系。显然，二者不可或缺。”一个媒体的融合运作体系的构建过程，就是先进技术与业务需求、业务管理相融合的过程，就是制度建设、养成培训和系统管理逐步完善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源和团队能力得到有效激发、放大的过程，就是驱动多元创新、提升综合竞争力的过程，就是“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的过程。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显然是希望进一步增强体系竞争力。“体系竞争力是一种基于技术系统与制度安排、媒介资源和生产要素聚集和形成运作体系而体现出的综合竞争力，是一种基于体系运作效率的多要素、多向度协同运作，是一种可持续的综合竞争优势。”形成体系竞争力的前提是构建体系，不仅在一定物理空间里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而且能够借助技术力量在同一时空和异步时空，同样能够更有效率地集聚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更有效地激发这个体系的潜力和活力，生成并体现体系竞争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还必须进一步升级为智能竞争力。

可以预计，中央和地方的主流媒体是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中的重要骨干和主要支撑力量。因此，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必然涉及如何基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需要推进主流媒体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推进主流媒体融合技术平台的互联互通、协同运行，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第三，要实现国际传播体系更有效力地运作和发挥功能，也必须推进专业地、创造性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有效赋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对“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重视，不仅体现在相应的改革举措和部署中，也体现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决定》第9条）、“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决定》第39条）等创新性改革举措和要求上。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同样适用于落实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改革部署之中。

要实现国际传播体系更有效力地运作和发挥相应功能，关键之一是必须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地、创造性运用，以实现新一代信息科技对国际传播的有效赋能。对新科技革命相关观念、成果的接受、消化和专业运用能力，本来就是变革能力、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媒体能否从内容生产、传播角度设计、完善利用智能科技，就决定了其能否实现智能内容生产、智能传播，这既需要足够的专业度，也需要创新运用。运用人工智能科技的专业度与创新运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智能竞争力能否生成，能否形成有力支撑。而国际传播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传播对象、运行方式、竞争度等，与媒体运行与传播有很大不同，更需要积极地、专业地、创造性地运用人工智能等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新科技革命成果。具体而言，如果以创造性思维形成一些问题，在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提问时不断变换提问角度、重点，就可能获得不同内容、不同答案，就可能帮助人们形成更具新颖性的创意，帮助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拓展创意、策划、形成内容产品的空间，也就可以相应赋能国际传播。整体而言，积极地、专业地、创造性地运用人工智能等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新科技革命成果，应当成为国际传播体系内各主体的工作范式、运作规则的一部分，从而更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成果赋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要求对外工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决定》结束语之一）。这既是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目的所在，也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重大改革举措成效标准之一，同样是《决定》第41条所要求的“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之成效的具体体现。如何认识和回答好“以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和有力运作，助力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大命题，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在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时更好体现“鲜明中国特色”，以国际传播体系有效运作更有力为国谋势，更有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落实“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要求的战略部署，也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如何理解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之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鲜明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两点，一是这个体系的构建能够更有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二是这个体系的运作能够更有效地体现中国智慧。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可以以国际传播更有力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党的十八大后初步构建起的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就体现了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而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就要在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放大、强化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并使之尽可能高水平地转化为传播优势，从而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有效运作，就可以把制度优势、把所掌握的各种资源转化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传播优势。

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运作所要有效体现的中国智慧，就是在国际传播、跨境舆论斗争中努力为国谋势。势，在不同情境下意含位势、态势、趋势等的分量有所不同。不同情境下，人们对“势”的感知与领悟也有所不同。这里的“势”，既是形势，更是位势，是一种力量指向。传播与舆论引导，说到底是要把握大势、借用势能，从而感化、影响人心；这里的“谋势”，就是要把努力重点放在塑造形势、促成趋势、催成大势，促成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势不可当的局面，促使“人心”与“天势”合一。这正所谓“会用势者可得天下”。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就是要以各种必要的手段，塑造并维护实现中国梦的大趋势。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为更有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更是在体现、彰显中国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与成果，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新发展、新内涵与新成果。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是“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第二，要在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同时，加快形成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决定》中提出的若干条改革举措都与此密切相关。《决定》第38条要求，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决定》第39条要求，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决定》第41条系统部署了国际传播方面的改革要求，“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对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形成有力支撑，助力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七个着力”之一“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要求。

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需要中央主要媒体作为主力军投入主战场，也需要各地方主流媒体成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主要部分，因此，《决定》特别提出要“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这是继“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之后，对主流媒体提出的新的重大改革要求，这也体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决定》第16条）的精神。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都需要更多新质力量加入进来。这既包括需要国有企事业单位、多种民企加入其中，也包括城市、智库、高校、学者、专家、公众等各方面力量发挥特长与优势。各种资源、力量、积极因素围绕“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目标协同用力，国际传播体系就会更有效力。

第三，要不断优化国际传播体系运作方法和运用策略使其更有效力，从而推动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推动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既是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目的所在，也是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必经一步，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伴随而成。因此，要以“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语序认识、理解、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推动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不仅需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还必须不断优化这个国际传播体系的运作方法和运用策略，使其更有效力。“更有效力”不仅由体系构成要素所决定，也受到体系运作、运用水平的深刻影响，通过体系运作产生的能量和力量，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体系运作方式不仅是某种具体方法的运用，而是基于基本指导思想下的一整套方法、规则。体系运作最重要的要素当然是人，但体系中的人需要根据一定信息、在一定规则和机制下协同工作，这样体系才可能有效力。因而，信息体系运作在体系对抗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逐渐演变为关键因素。体系对抗是全系统、全要素和全时空的对抗，旨在获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在信息化战争中，体系对抗表现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这种能力依赖于CISR等指挥信息系统，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和分布式作战来实现态势感知、信息攻防、快速机动、精确打击等整体作战能力。但体系对抗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对抗，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较量。国际传播并不仅仅是好感传播、形象塑造，舆论博弈、跨境舆论斗争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表现形态。国际传播客观上也是一种体系对抗，因此，体系运作方法和运用策略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体系效力能否正常、有效发挥。

因而，要实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目标，就要加快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并不断优化国际传播体系运作方法和运用策略，使其更有效力，从而不断推动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朝着更有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方向发展。

本期责编：陈聪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