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宫贺、董旭 | 自然灾害情境下属地政务微博的话题标签使用与效果

    有研究表明，政府与公众之间传统的单向沟通方式在面临多样的灾害类型、动态的灾情变化时适用性较弱、效果不佳，难以有效满足自然灾害中即时、双向的沟通需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畅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灾害救治工作的推进。而社交媒体作为新形态的公共传播渠道，在自然灾害中具有促进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潜力。然而，目前灾害沟通的研究仍存空间。

第一，以往研究视角存在单向性，多从“政府—公众”关系的某一端展开，或关注政府怎样利用社交媒体获取及发布信息，或讨论公众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备灾与求助。依据“对话”思维开展研究，有助于关注政府与公众是否及如何实现灾害中的互动沟通；考虑到政府是灾情信息的权威发布者、救援行动的发起者与救灾进度把控者，在“救援—求助”的互动中更具主动性，本研究将以探求组织端卷入如何关联公众端卷入为切入点。

第二，当前研究在探索应急沟通框架等宏观层面机制外，亟待补充微观层面对社交媒体工具属性的研究。已有研究鲜少探究社交媒体的某一项功能如何发挥具体作用。微观视角的缺位使社交媒体在灾害沟通中的特定功效虽被关注，但对其效果机制的探究仍多停留在推测猜测层面上。如日本地震后推特（Twitter）用户增加了33%，有学者推测或许是由于推特所具有的标签（hashtag）功能，进而有助于救援力量的快捷搜索和求助信息的迅速聚合。

第三，微观视角的缺位也可能制约对社交媒介价值属性的洞察。如何使用某一种工具其实暗含了使用者的价值逻辑。仍以话题标签为例，其价值内涵已经在公众的使用中发生了演变：从分类展演的“橱窗”功能，过渡到公共话语空间的象征。故从微观视角出发，有助于探究使用者或运营者应用特定媒介功能背后的价值逻辑及其可能差异。

基于上述有待廓清的问题，本研究以自然灾害为情境，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究属地政务微博对话题标签等功能使用的实然情况，以及标题使用与公众卷入的关系。

（一）话题标签的源起与使用

话题标签是社交媒体平台的一项重要功能。它是一则以“#”符号作为开头、后缀的话题名称的超链接，是对特定话题的概括性编码和分类呈现，同时也为用户围绕特定议题展开讨论划定了一个有边界但不封闭的公共话语空间。2009年，推特正式上线了hashtag功能；2010年5月10日，新浪微博率先将hashtag引入国内社交媒体平台，并命名为话题标签。对比推特与微博平台的话题标签，除了形式差异外，功能性的不同亦值得关注：推特的话题标签不设置主持人管理，而微博话题标签允许设置主持人，且可以对标签内容进行删除、置顶、推荐。有学者指出，话题标签比任何新闻机构都更积极、更创新地利用了社交媒体的功能，促成事实与观点的结合，特别是在应急情境下，标签可被用来组织内容、促进信息分发。但针对政务微博的话题标签使用及其效果仍有待经验性探究。

依据微博话题标签的这一特点与以往研究，我们将微博平台的“标签使用”操作化为“标签设置”与“标签管理”两个维度，以便进一步评估其使用与效果。

标签设置（hashtag setting），即在发布博文时附带话题标签，根据博文中“#”的有无来判断。然而，设置标签仅是标签使用的部分行为，标签使用还应包括对标签的持续管理行为，由此我们补充了“标签管理”维度。

本文将标签管理（hashtag management）界定为，政务微博主动性地承担起对某一话题的持续性维护，以有助于信息有效呈现和传播。结合微博的功能设置，话题主持人的设置或可成为该维度的操作性指标。如政务微博账号是其所设置的话题标签的主持人，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账号愿意并能够持续使用该标签、追踪并把握该标签下的话题走向。

基于此，标签管理可操作为话题标签主持人的“任职”情况，具体包括：（1）话题标签无主持人；（2）账号不是话题标签主持人，但有其他主持人（即代理主持人）；（3）账号是话题标签主持人（实际主持人）等三种情形。相较于“无主持人”，“代理主持人”更能反映出政务微博运管者标签应用的管理意识。基于以上，我们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究自然灾害中政务微博话题标签的使用情况，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自然灾害情境下，政务微博的标签使用情况如何（包括标签设置与标签管理两个维度）？

（二）对话为指向的社交媒介卷入（SME）：组织—公众的双向视角

基于公共关系对话理论（简言之即认为对话并非由互动的一方主导，而是一种基于合作、为彼此福祉真切考量的关系行为），社交媒介卷入（social media engagement，SME）将组织与公众的对话行为操作为“关注—关系—关切”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社交媒介卷入的共创模型（如图1所示）。

该模型将组织端的卷入行为划分为信息卷入（IE）、类社交卷入（PSE）以及对话性卷入（DE）三个维度；公众端卷入同样划分为三个维度，包括认知—情感卷入（CAE）、行为卷入（BE）及关系卷入（RE）。其互动与意义的共创视角有助于本研究从组织与公众两端来分析沟通行为，并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建构分析具体沟通行为的编码体系。由此，我们将自然灾害情境下政务微博（组织端）和微博用户（公众端）的卷入行为进行如下界定和操作：

1.自然灾害情境下的组织端卷入

（1）“关注”层面的信息卷入。这一维度聚焦于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呈现形式是否关照了公众需求，即能否及时公开地为目标公众提供所需信息，达成对彼此的“关注”。正如学者所说，尽管社交媒介的定义是社交性的，向有信息需求的受众提供信息仍是其作为媒介的基本功能，信息卷入评估的是组织利用社交媒介实现“一对多”的信息“广播”努力。需要强调的是，信息卷入是一种双向均衡的信息发布模式，是在考虑公众需求后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发布信息，而非置公众需求不顾的单向信息“呈现”。因此判断组织端的信息卷入程度如何，需要综合考虑公众在此情境下的需求导向，可通过信息有用性、丰富性等变量测量。信息有用性是指组织发布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并对公众有所帮助。自然灾害往往使信息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毁坏，导致通信能力整体下降，面对未知风险，公众此时需要政府发布与灾情相关的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

（2）“关系”层面的类社交卷入。类社交卷入基于类社交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PSI）理论提出，即强调受众对媒介物产生的情感依赖，并据此发展出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由此，类社交卷入侧重“亲密”关系的建立，评估的是组织与公众间建立与维系双向的、长期且稳定的伙伴关系或社群关系的努力。从范围上讲，类社交卷入仍是一种可见的大众传播，而在关系上又呈现出人际传播的“亲密”特点。这一维度在以往研究中多通过人格化表达和媒介互动功能使用（如@、投票等）两个变量衡量，基于前文分析，我们将标签使用作为第三个变量纳入这一维度，对模型予以扩展。

互动功能使用（interactive function use）。以往研究中，互动功能的使用是指政务微博（组织端）使用“@”、设置标签以及发起投票或调查等具体功能来引导公众沟通。比如一项研究分析超过30万推特用户后指出，朋友式的关系是理解社交媒介互动的关键。投票和调查也是一种需要双向卷入的互动行为，故应纳入衡量组织端类社交卷入的指标。

标签使用（hashtag use）。如前所述，话题标签因具有开辟公共话语空间的可能而与“@”、投票等功能有所区隔，可以在自然灾害这样的危急情境下作为组织和公众对话的居间场域而存在。标签使用为组织和公众间多次双向的、围绕特定议题的沟通创造了条件，使用话题标签可以视为组织端试图引导公众讨论相关话题的深入互动。从这一角度思考，标签使用在自然灾害中或许会比普通互动功能有更大的效果，然而尚未有研究验证话题标签在灾害情境下对公众卷入水平的影响，因此我们将话题标签使用单独作为类社交卷入的一项变量进行探究。

人格化表达（personification expression）。关于组织端人格化表达以促进公众互动，在公共关系领域已被许多研究关注。如发现社交媒介上的组织账号通过树立账号人设，能增强组织的独特性以吸引公众关注；人格化表达有利于组织获得更积极的评价并提高组织声誉；自然灾害中除指导部署救援工作外，还应在话语中鼓励救援人员与受灾公众；将组织人格化为幽默的、令人高兴的不同特质，也可以提升自身魅力，来吸引公众的点赞、评论等互动。

综上，类社交卷入维度在本研究情境下具体包含人格化表达、互动功能使用以及话题标签使用三个变量。

（3）“关切”层面的对话卷入。这一维度聚焦组织与公众间的人际沟通，旨在考察组织是否真正关心公众利益福祉并进行回应，能否对公众做出“一对一”的知情和行动的赋权。以往研究多以固定时间段（一般为两周）内组织是否回复用户私信（非自动回复）为判断指标。遗憾的是，这一判断指标无法适用于本研究中事件性及多案例的情境：政务微博与公众间在多起自然灾害情境下的、及时性的一对一对话行为数据我们难以收集。因此对话卷入的测量暂不纳入本研究范畴。

2.自然灾害中的公众端卷入

SME认为，公众端卷入可划分为认知—情感卷入、行为卷入、关系卷入的三个维度。其中，认知—情感卷入体现公众对特定话题的感知关注、情感反应与态度评价，关系卷入是指公众对可能与组织建立起关系的结果与质量评价。但上述两维度往往需要采用量表测量，本研究锚定情境为已实际发生过的自然灾害，我们难以复现并获知公众在认知情感维度上的卷入程度如何，以及基于彼时情境的关系质量评价如何，因此上述两维度暂不纳入本研究观察范围，而将行为卷入作为观察重点。

行为卷入体现的是公众参与、协作等具体行为的产生，在社交媒介卷入中则可将公众对内容的点赞、转发、评论等数据作为表征。因为无论是点赞（表示对内容的肯定）、转发（分享给更多人）还是评论（发表自己的观点），都需要公众付出一定努力对组织发布的信息做出回应。此外，依据需要付出努力的多少，点赞、转发、评论分别代表了组织和公众之间低级、中级、高级的参与水平（评论之所以被认为具有最高的参与水平，是因为需经过思考并实现内容输出）。基于以往研究，我们仍以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作为衡量行为卷入的指标。由此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2：自然灾害情境下，政务微博的信息卷入（信息有用性）与公众端的行为卷入是否/存在怎样的关系？

研究问题3：自然灾害情境下，政务微博的类社交卷入与公众端卷入是否/存在怎样的关系？（分别考察3a.人格化表达，3b.互动功能以及3c.话题标签使用三个变量与公众端卷入的关系）

此外，类社交卷入与信息卷入是组织端卷入两种不同层次的卷入类型，评估的分别是组织在大众传播（信息发布）与大众人际传播（“亲密”关系的建立）方面的努力。而近期一项关于品牌—消费者关系的研究表明，与品牌代言人的类社交关系显著调节了可信度（credibility）与自我—品牌联系（self-brand connection）的关系，代言人可信度对自我—品牌联系的影响随更多的类社交关系而增强，进而增强购买意愿。这一研究结果意味着，类社交卷入方面的努力或许会影响信息卷入与公众（如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关系。因此，探究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卷入行为是否存在交互影响关系，对政务微博实践具有一定意义，鉴于类社交卷入的三项指标（“人格化表达”“互动功能”“标签使用”）有着三种不同的意义指向，且尚未有研究涉及三者是否及如何影响组织信息卷入与公众行为卷入的关系，故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4：自然灾害情境下，组织端的类社交卷入（分别考察4a.人格化表达，4b.互动功能以及4c.话题标签使用三个维度）是否/如何影响政务微博的信息卷入（信息有用性）与公众行为卷入的关系？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法，选用11年间自然灾害发生地的政务微博账号所发博文进行研究。传统线性模型假设个体间随机误差相互独立，而本研究数据类型为嵌套数据，包含博文与账号两个层次，单条博文由于受到账号层面变量（如粉丝基数、账号所在地经济水平、灾害发生时间）的影响，难以保证其独立性，故使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r model，HLM）展开数据分析，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

（二）数据来源

依据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每年公布的全国十大自然灾害事件，选择受灾地较为明确（单一市县区内发生、多市县区发生但某地受灾最严重）的灾害事件，将2011—2021年11年间的50场自然灾害纳入研究范围。通过确定受灾地，我们选择了对应的47个政务微博账号（3个缺失样本是由于灾害发生时所在县/区、市尚未开通政务微博），构成本文的账号样本。基于百度指数的关键词搜索指数趋势，对47个自然灾害事件进行检索，发现热度趋势通常在灾害发生4—10天后趋于平缓，因此选取上限值10天为取样周期。对所选样本账号在对应周期内的原创微博进行抓取，剔除因设置或删除而不可见的无效数据，共得到3163条原创博文构成研究样本。

（三）变量操作化与编码

1.博文层面

（1）信息有用性。本研究操作为政务微博发布的信息是否涉及灾情通报，发布内容是否有助于灾害预警、灾中救援或价值引导（如致敬救援官兵等）、情绪激励（如加油打气等）以及灾后复建（如呼吁捐赠、正向引导“人间自有真情”等社会关系与社会信任的建立）。若涉及上述内容，则为“1=高信息有用性”，否则为“0=低信息有用性”。

（2）人格化表达。本研究以一条博文中是否运用拟人修辞、情感表达来判断，具体而言包括：第一人称自居而非第三视角的发布，如自称“小布”“发布君”等；赋予账号人情味，带有明显的情感表达（感谢、伤心等），如“眼眶不知湿润了多少次！”等。若博文中出现上述内容之一，则记为“1=有人格化表达”，否则为“0=无人格化表达”。

（3）互动功能使用。本研究以政务微博是否@用户、发起投票或调查等具体的互动功能来判断。若一条博文中出现上述情况之一，则记为“1=有互动功能使用”，否则为“0=无互动功能使用”。

（4）标签使用。本研究结合标签设置和标签管理两项内容进行判断，可分为“0=无标签”（未设置标签），“1=有标签但无主持人”，“2=代理主持人”，“3=实际主持人”等4种情况。

（5）公众行为卷入。以公众对微博的点赞、转发、评论数据作为指标，但以往文献中呈现了点赞、转发、评论所代表的卷入水平的差异，故对行为卷入的测量采用AHP层次分析法进行加权计算，而非绝对值编码。具体而言，邀请三位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者、三位新闻业界记者及三位互联网平台内容生产工作者与本文研究者共同组成专家组，采用1—9的相对标度方法对三重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值wij（指标i相对于指标j的重要性）进行判断。计算平均值后构建三阶成对比较矩阵，随后采用和积法进行按列归一化，得到点赞、转发、评论三重指标对于公众行为卷入这一变量的权重，AHP权重计算结果通过了一致性检验（CR=0.031＜0.1）。由此我们得到以下公式来计算每条微博的公众行为卷入原始数据：

其中，N1、N2、N3分别代表一条博文获得的点赞、转发、评论数量；a、b、c为点赞、转发、评论的权重；a=65.863%，b=26.275%，c=7.86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博文之间公众行为卷入的水平差距较大，我们在原始数据基础上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两名编码员在为期一周的培训后对全部样本数量的10%进行预编码。编码员间信度测量发现，单个变量的编码一致性（Krippendorff's Alpha）均在0.8以上，信度较好。正式编码时打乱放回了预编码样本重新编码。编码表及焦点变量的信度检验见表1。

2.账号层面

（1）粉丝数。考虑账号之间粉丝基数的差异，我们首先对粉丝数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随后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2）所在经济地带。研究发现，低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往往回应能力更弱，为排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客观影响，我们将账号所在经济地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参照我国经济地带划分标准，我们依据账号所在省份进行地域编码：1=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3=西部地区，4=东北地区。

（3）发布时间（灾害时间）。由于本研究跨度为11年，考虑到随着随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运营者媒介素养提高等历时性因素的变化，我们将灾害发生时间也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以灾害发生年为单位进行编码：以2011年为0，2012年为1，以此类推，2021年为10。

（一）自然灾害情境下政务微博话题标签的使用

1.属地政务微博的话题标签设置呈两极分化

3163条微博中，近七成（2119条）带有话题标签，话题标签的整体使用水平较高。85%的账号能够在发布博文时设置话题标签，可见大部分属地政务微博具备设置话题标签的意识。从账号发布的标签具体数量观察，属地政务微博账号间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这也使政务微博的标签设置从数量上呈现长尾分布（图3）：占账号样本量21.2%的10个账号所用标签数占据了全部标签数量的73.7%。进一步观察发现，标签使用头部账号与尾部账号并未呈现地域分布差异：头部账号中不乏@西藏发布、@雅安芦山抗震救灾、@定西发布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务微博，其话题标签设置数量位于前列。

2.属地政务微博的话题标签管理呈现整体缺位

整体来看，博文的标签管理水平较低。超七成（72.4%）的博文标签无主持人管理，近两成（19.7%）博文标签有代理主持人管理，只有不到一成（7.9%）的博文标签得到了属地政务微博账号的实际管理。47个属地政务微博账号中，仅有@郑州发布和@舟山发布2个账号设有标签主持人，其余账号的标签则处于无主持人和代理主持人的混合状态（见图4）。从分析结果来看，属地政务微博对所用话题标签的管理整体处于缺位状态。

（二）属地政务微博卷入与公众端行为卷入的关系

本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r model，HLM）展开数据分析。分析前对空模型进行检验以判断HLM模型适用度，两层次变异数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1)=0.060>0.059，满足使用HLM的条件。随后，在空模型基础上分别只加入博文层级自变量（随机模型）与账号层级控制变量（截距模型），两模型的误差相比空模型的误差均有所改善，印证了变量选取的有效性。

RQ2关注政务微博信息有用性和公众行为卷入的关系，RQ3关注类社交卷入维度的三个变量与公众行为卷入的关系。我们在截距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博文层次（LEVEL 1）的四个自变量，以检验信息有用性、人格化表达、互动功能使用、标签使用对公众行为卷入的影响。由结果（见表2模型1）可知，信息有用性（β=0.453，p<0.001）和人格化表达（β=0.078，p<0.001）与公众行为卷入显著正相关，即一条博文的信息与自然灾害情境越适切，该情境下的公众的响应程度越高；使用了人格化表达比未使用人格化表达的博文，公众的行为卷入程度更高。而标签使用（p=0.892）与互动功能（p=0.685）则未呈现与公众行为卷入的显著相关关系。

此外，账号层面的经济地带变量与公众行为卷入呈现显著正向关系（β=0.292，p=0.046），结合本研究的编码规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部、西部地区在自然灾害情境下有更好的公众互动效果，与以往研究发现呈现了差异，我们将在后文予以讨论。

（三）研究问题4：类社交卷入变量对信息有用性与公众端卷入关系的影响

RQ4关注类社交卷入维度的三个变量是否影响信息卷入与公众行为卷入的关系。结果显示（表2模型2），信息有用性（β=0.188，p=0.045）和人格化表达（β=0.147，p=0.047）对公众行为卷入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尽管标签使用（p=0.465）与互动功能使用（p=0.477）的关系不显著，但信息有用性与标签使用交互项系数（β=-0.133，p=0.057）及信息有用性与互动功能使用交互项系数（β=-0.244，p=0.058）均呈现边缘显著，说明标签使用、互动功能使用影响了信息有用性与公众行为卷入间的关系。

按照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式绘制交互效应图。由图5可知，话题标签使用水平的提高稀释了信息有用性对公众行为卷入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比较四种标签使用情况发现，主要原因在于当标签存在代理主持人时，高信息有用性的公众行为卷入水平（M=2.735，SD=1.471）反而低于低信息有用性的情况（M=2.813，SD=0.547）。由图6可知，低信息有用性水平下，互动功能的使用会提升公众行为的卷入度；但是随着信息有用水平的提升，互动功能的使用反而会使公众端的行为卷入低于无互动功能条件。

本研究聚焦自然灾害情境下，属地政务微博的话题标签、互动功能使用对公众端卷入的影响。对47场自然灾害（2011—2021年）的属地官微所发全部相关微博（N=3163）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自然灾害情境下属地政务微博的标签使用设置率高但管理相对缺位；自然灾害中经济欠发达地带政务微博的标签设置率更高、话题标签的管理意识相对更强，公众卷入水平更高；属地政务微博的信息有用性与公众端的行为卷入显著正相关；然而属地政务微博在自然灾害中的代理标签使用与互动功能使用越活跃，越可能抑制信息有用性与公众卷入的正向关系。以下我们详细探讨上述结果的学理与实践意义。

（一）自然灾害情境下组织—公众的对话需关照价值逻辑

如何使用微博与运营者的价值逻辑有关。本研究补充并验证了话题标签的功能与效果。通过梳理话题标签的历史、功能，将“标签使用水平”操作化为设置与管理两个维度，并发现灾害情境下政务微博的标签设置率高但管理（运营）缺位，绝大多数话题标签并没有通过设置主持人进行追踪维护。同时，后续的关系性分析再一次验证，标签的使用并未影响公众端的卷入。上述发现与以往基于常态情境的政务微博研究发生了呼应，当常态下的政务微博发挥着“橱窗展示”功能时，标签便被当成栏目分类、档案保存、工作汇报等功能。价值逻辑的偏差可能是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政务微博虽大量设置了标签，但标签的功能定位并非在发起话题，开辟讨论空间、迅速集纳公众反馈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在近年来的自然灾害中，公众会自发形成“共享文档”来填补这一空间。

（二）灾害情境下组织—公众的对话评估需纳入文化、经验等非技术指标

从数据上看，自然灾害频发的我国中西部地区，虽然相比于东部地区所能调用的资源有限，但中西部经济地带的账号反而标签设置率更高，所发内容的公众卷入水平也更高。这与此前基于西方经验研究呈现的证据不同，体现了中国自然灾害情境与属地信息发布的某种特殊性，这值得我们重新考察救灾减灾的历史经验、地方政府治理环境以及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如何抵消了以往研究中所发现的经济水平的负向影响。

数字政务建设对资源—技术的偏向，体现在政务信息发布质量评估模型中的指标设计，这些指标大多以测量经济或技术应用水平。这种工具逻辑，可能让我们忽略了将文化的、社会的、治理机制的，以及应急管理经验的因素纳入评估体系。技术指标虽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务信息发布的“硬实力”，却可能导向重实力而轻能力的技术竞赛。已有学者呼吁，对于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自然灾害等应急情境，将“适应性”指标（即在已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中获取经验的能力）纳入评估体系，以有效减轻未来的灾害风险和损害。从应对灾害的历史记忆与在地经验出发，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有助于未来的灾害应对。由此，在理解与评价中国本土应急沟通指标时，关注技术与建设层面的投入之外，还应设立涵盖文化—治理—经验等多维度的指标体系，更全面地为自然灾害中的风险沟通提供指导和评估，这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开掘方向。

（三）“类社交互动”的细节与情境的一致性效应值得关注

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有用性、人格化表达均与公众行为卷入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为SME模型在自然灾害情境下的适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然而，研究亦发现，尽管SME将类社交卷入与信息卷入作为组织端的两个并列维度，但在实际应用中，类社交卷入可能会负向影响信息卷入的正向效果，这意味着当使用SME模型进行研究时，需要注意验证几个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具体而言，代理主持人管理的标签与互动功能的使用负向调节了信息有用性对公众端行为卷入的影响，即互动功能更加匹配较低信息有用性水平的情况，而当信息有用性水平更高时，使用互动功能反而会降低公众的行为卷入；由代理主持人管理的标签的使用则在高信息有用性水平上表现出了更强的稀释效果。一种可能的解释视角为一致性效应（congruency effect），即信息框架与信息受众动机取向间的匹配程度。自然灾害情境下，受众信息动机取向为获取与灾害相关的信息，因此当政务微博信息有用性高时，一致性效应显著，此时受众更加关注信息自身质量，而互动功能与标签使用则作为一种边缘线索。特别是，政务微博在灾害中所主要使用的互动功能以@为主，具有一定指向性，在高信息卷入水平上，当公众看到一条@非自身的有用信息时，或许会认为这是一条提醒特定对象关注某条信息的表现，故公众行为卷入水平反而降低。同样地，当高信息有用性时，标签作为博文的一部分，其主持情况能够成为信源判断指标反映该博文的信息可信性；尽管代理主持人标签比无主持人标签、无标签反映了更高的标签使用水平，但代理主持人管理的标签说明该信息有可能并非出自属地政府，由此高信息有用性时，标签使用水平的提高可能进一步抵消了对行为卷入的正向影响，这也进一步提示政务微博运营者与管理者应重视社交媒体使用的价值逻辑。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从微观视角出发，将话题标签这一社交媒介的特定功能从原有理论模型中提炼出来，单独作为类社交卷入的一项指标进行探究，使原有对话理论可以向更为微观具体的应用层面发展。然而，本研究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第一，本文仅选取了单一受灾地的自然灾害事件以比较属地政务微博表现，未来可将牵涉地域较广的自然灾害纳入研究。第二，本研究因将观察情境设定为自然灾害，对信息内容本身的迫切需求重于信息丰富形式的需求，故将“信息有用性”作为测量政务微博信息卷入的关键变量，未来应该在信息卷入度指标上进一步拓展其关照维度。第三，因自然灾害情境难以模拟且不可复制，公众端认知—情感卷入与关系卷入，组织端的对话卷入维度未能在本研究中得到探究，未来研究可从这两个视角出发，进一步检验组织—公众对话能力的维度与指标。

本期责编：于轶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