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传观点】丁剑 | 列斐伏尔的卢卡奇批判及其反思——兼论卢卡奇思想在法国的传播

      1923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随即在政治思想领域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强烈反响，相关研究和争论持续至今且毁誉交加。1955年，该书作者格奥尔格·卢卡奇在迎来自己70岁生日的同时，被授予匈牙利文学艺术最高奖“科苏特奖”。通过这一至高荣誉，匈牙利官方最终正式肯定并客观评价了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作品和学术生涯。这为卢卡奇思想在法国的传播、进而推动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亨利·列斐伏尔对卢卡奇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和批判性的传播。同样是在1955年，他在巴黎的“匈牙利学院”发表了题为《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演讲，全面阐述和总结了卢卡奇一生的思想历程，并介绍了自己的卢卡奇研究成果。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部发表于1923年的著作最初一直是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在法国传播的，直至1955年才开始在法国学界得到公开讨论，并逐渐成为占据重要位置的哲学讨论议题。而在此之前，卢卡奇的思想在法国鲜为人知。诚如法文版《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译者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的：“我们有必要为法语读者提供卢卡奇的著名且难觅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完整译本，这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法语读者，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直接获得这本书。如此，这部著作的优点和缺点都可以如实地呈现给大家。因此，我们从1957年4月至5月出版的《论点》杂志第3期开始，就承担起翻译这本饱受争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一章的责任——无论遇到多大阻力。”而这种争议和阻力来自各个方面，“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无论是极右翼还是中间派的资产阶级，都将该书尘封起来”。由此可见，卢卡奇思想在法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地下”传播这一途径反而迎合了当时法国读者的心理，使卢卡奇的思想得以扎根于民间，获得大众认可。1960年，由阿克塞洛斯翻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法国正式出版。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首次被翻译为法文，它使卢卡奇的思想在法国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

乔治·古尔维奇被公认为将《历史与阶级意识》带入法国大学课堂的第一人，他在1948—1949年开办的社会学讲座上介绍了这本书。他指出，卢卡奇并没有在书中具体阐述社会阶级及其关系的问题，因此它并非一本社会学著作，而是一本哲学著作，更确切地说，是一项关于无产阶级哲学观念的研究成果。莫里斯·梅洛-庞蒂也持类似观点，他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用了整整60页篇幅来阐释《历史与阶级意识》，称赞“卢卡奇最难能可贵的贡献是：哲学在他那里不是被当作教条，而是实践的；不是用来为历史做‘准备’的，而是用来为人的经验本身服务的”。梅洛-庞蒂认为，长期以来，只有《历史与阶级意识》可以称得上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与尊严；但是随着卢卡奇迫于外界压力而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和反省，他也被迫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最终只能蜷缩在美学领域。

事实上，《历史与阶级意识》虽然是一部难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而梅洛-庞蒂显然忽略了该书的核心目标，即“卢卡奇想要展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与其他阶级及其意识形式相比更为独特的历史特征；它自然而然地、必然地与世界和历史的认识相一致；它既是这种整体认识的主体，又是客体”。首先，如果确如卢卡奇所说，无产阶级可以完全取代哲学家，那么这与马克思的思想就是矛盾的，因为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哲学的现实化伴随着无产阶级自身的成熟，这种成熟又是无产阶级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相辅相成的。其次，甚至梅洛-庞蒂和卢卡奇本人也意识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能自动地、甚至不能短时间内扎根于无产阶级本身，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不具有取消哲学的特权”。

不过，上述问题的存在并未阻碍卢卡奇思想在法国的传播，这与1950—1960年代法国理论界的混乱状况有关。在当时异常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法共刊物《新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科学”的口号，并认为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无产阶级科学都是与资产阶级科学水火不容的。路易·阿尔都塞曾这样描述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我们的哲学家不研究任何哲学，并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就“无产阶级科学”这一口号的内涵而言，它并不能真正指代一门为无产阶级服务或专门研究无产阶级及其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科学；相反，它被解读为一种可以揭示历史和宇宙的一切奥秘的万能学问。列斐伏尔认为这与马克思的文本是完全相左的，反倒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坚持的无产阶级具有取消哲学的特权的观点相一致。对此，列斐伏尔指出，《新批判》团队中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仍旧秉承卢卡奇在1925年之前的立场，传播了一些被后来的卢卡奇视为错误的观点，由于卢卡奇的认识转变并未引起当时法国左翼的注意，使得他们无意中成为了“被卢卡奇排斥”的“卢卡奇派”。

梅洛-庞蒂是解析当时法国理论界乱象的重要人物，他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起消失了。这一观点最初遭到《新批判》杂志的猛烈抨击，不过受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的影响，该杂志内部的“卢卡奇派”逐渐认识到，过去《新批判》所主张的教条主义化的“无产阶级科学”理论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调。列斐伏尔对此评论说，以《新批判》成员为代表的法国左翼“虽然一度在无产阶级科学与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重要方面存在误区。因此，他们重新审视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及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哲学到科学的过渡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仍然是值得称赞的。

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传统是法国左翼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黑格尔的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甚至可以说，马克思通过一种否定的形式延续了黑格尔。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分为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意识形态向科学理论的转变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断裂”。但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不是一种“断裂”，而是一种超越。规律和法则本身是冷酷的、客观的，黑格尔称之为“本质的荒漠”。列斐伏尔借用了黑格尔的说法，认为人类要征服荒漠、认识规律、了解法则、掌握现实，“就必须通过对法则的认知来对抗这些法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知道必须了解本质和规律，但也知道现象和表象比任何本质和规律更加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包含着本质和规律，而且包含着无限丰富的生命和世界。达不到这种认知，就没有真正的科学，没有人道主义，没有生命，尤其没有伟大的艺术。……这种高级的认知是从表象到本质、再回到表象的过程，这种认知方式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富有活力的辩证法家和能够理解崇高艺术的艺术理论家”。

1973年，吕西安·戈德曼的遗作《卢卡奇与海德格尔：走向新哲学》出版，进一步强化了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德国古典哲学色彩。作为卢卡奇的法国弟子，戈德曼早在1930年代就阅读了卢卡奇的作品，并受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启发提出了“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该理论于1960—1970年代在法国风行一时，从客观上促进了法国学界对卢卡奇思想的认可。戈德曼试图将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物化”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相结合，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而卢卡奇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在作为本体论概念的“存在”中得到了体现。戈德曼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使用的物化概念显示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他产生的强烈影响，并且两人的根本目的都是克服西方哲学中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法。

在经历了1950—1970年代的迅速发展后，卢卡奇思想在法国的传播逐渐式微。进入21世纪后，法国的卢卡奇研究更是处于被边缘化和缺乏学术认可的状态，尤其是与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相比，“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原因是卢卡奇的作品仍被视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产物，尽管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其文本及创作背景的无知”。不过，近年来卢卡奇的多部作品在法国社会批判哲学中重新获得关注，尤其是其对资本主义、异化意识和文化同质性的分析。奥比耶（Aubier）和德尔加（Delga）两家出版社也对卢卡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重译了《理性的毁灭》《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等著作。此外，德尔加出版社还出版了多部受青年卢卡奇作品深刻影响的戈德曼的著作，如《人文科学与哲学》等。总的来说，卢卡奇思想在法国的传播经历了从地下传播到公开讨论的转变。尽管面临诸多阻力，卢卡奇的思想仍然对法国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促进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列斐伏尔与卢卡奇在理论上的交集是“意识”问题，不同的是，卢卡奇强调“阶级意识”，而列斐伏尔则提出了“被神秘化的意识”，列斐伏尔与诺伯特·古特曼合著的《被神秘化的意识》又被称为法国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列斐伏尔在一次访谈中披露，他第一次听闻卢卡奇的名字是通过与他共同组建“青年哲学小组”的古特曼。古特曼在美国首次接触到卢卡奇的理论，在那里，卢卡奇的思想和著作并未遭到限制，这与欧洲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欧洲，特别是在苏联、法国和东德，卢卡奇一度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是因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试图展示出无产阶级具有一种阶级意识，可以获得关于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真理’，并且阶级斗争能够为这个阶级造就一个真实的、全面的、完整的意识”。卢卡奇的这一论点被认定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左，在后者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从外面灌输的，这种灌输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卢卡奇则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外部性，这导致了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释的阶级意识观点成为极具争论性的议题。根据列斐伏尔的考证，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外部性”的观点由来已久，“最早提出从外部带来工人阶级的真理的论点可以追溯到考茨基”。虽然1933—1935年列斐伏尔在与古特曼合著《被神秘化的意识》一书时可能尚不知晓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但二者既有不少共性，也存在理论分歧。列斐伏尔认为遍布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具有自我欺骗性，并将这种异化了的思想意识称为“被神秘化的意识”，其中也包括卢卡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卢卡奇引发的这场理论争论内在地反映出政治权力与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他屡遭批判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哲学思考在触及政治权力的问题时无法保持一致。例如，在无产阶级意识的来源问题上，卢卡奇与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观点就存在差别，前者认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至关重要，后者更强调外部灌输的作用。列斐伏尔提到，他曾与卢卡奇在布达佩斯碰面，并专门就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问题进行了交流。在他看来，卢卡奇用“社会的社会化”来隐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如何通过自我教育而成为可能的。“社会的社会化”是指社会本身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蕴含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内部具备一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因素，而外部性作为一种历史实践，会对这个转化过程产生影响。由此，卢卡奇从实践和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涉及政治与哲学、意识与政策之间关系的问题。

列斐伏尔指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强调的阶级意识与当时苏联乃至整个欧洲左翼的官方理论存在着内在冲突，而要解析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被神秘化的意识。列斐伏尔与古特曼合著的《被神秘化的意识》是列斐伏尔学术生涯中的首部重要著作，对于阐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所引发的争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学界普遍认为，该书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均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版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籍。正如斯图尔特·艾尔登所指出的：“列斐伏尔在他的文本中提出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可以与卢卡奇相媲美，尽管列斐伏尔和古特曼声称他们那时还没有读过卢卡奇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讲，列斐伏尔和古特曼在引入一种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被神秘化的意识》并未被左翼所接纳，“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法国，这本著作都一度成为禁书，后来还进入了‘奥托名单’（Liste Otto），被纳粹焚毁，几乎绝迹”。可以说《被神秘化的意识》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都是命运多舛的著作。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映射出了两部著作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性。

列斐伏尔认为，人们今天对真理的力量和真理本身产生了怀疑。而这种怀疑态度正是作为真理的意识在从哲学领域进入到政治领域的过程中被“神秘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关于意识本身的问题上，列斐伏尔与卢卡奇不同。他指出：“我们反对将意识当作真理和行动的标准。我们认为任何意识都可能被欺骗、被滥用、被神秘化，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列斐伏尔通过考察德国发现，德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工人阶级之中，虽然他们在对抗这种被神秘化的意识方面比德国资产阶级强一些，但这种被严重神秘化的意识仍然普遍存在，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持续衰弱。“特别是在战后，阶级意识已经不再具备一种真正意识的水平，不再是一种肯定自我的意识。”

这些事实表明，意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不能作为真理和行动的标准，因此必须对意识本身进行批判。列斐伏尔指出：“彻底的批判不仅仅关乎经济和政治，而是审视并质疑整个世界。”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研究工具和核心参考文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阿尔都塞所说，它“在30年来攻击和保卫马克思的论战中，曾经起过头等重要的作用”。而《被神秘化的意识》的理论出发点正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不仅是一种理论分析，还是一种意识和行动的动力。异化不仅是劳动和劳动者在经济领域的异化，而且还包括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或政治领域的异化，他称之为“特定形式的异化”。“至于工人本身，他们最深层的异化并非剥削机制对他们的影响，而是无产阶级对自身的虚假认识，即被神秘化了的意识的异化。”

列斐伏尔认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本身存在局限，即“意识本身既不能在形式上也不能在实质上包含真理的标准，无论是作为个体意识还是集体意识”,都不具备判断事物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假的能力，这是因为异化会蔓延到意识领域，影响人与自己的主观世界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导致人与现实世界或真理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意识和觉醒不能替代理论和概念，因为它们需要在一个永不停息的发展中重新塑造自己，并经受不断的自我批判。这等同于拒绝任何教条主义，无论其根源是宗教、哲学还是政治”。列斐伏尔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将无产阶级意识上升到绝对真理的高度是危险的，因为他不能保证意识不会受到异化的影响，从而沦为“被神秘化的意识”。列斐伏尔还指出，意识普遍地具有暂时性和臆测性的特征，在应用于历史和社会领域时往往会遭遇挫折。究其原因，意识不仅关注现实，还关注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正是作为可能性的意识通过语言、想象和象征来看待虚拟的未来，让意识不仅容易受到自认为自明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易受到多种表象的侵袭。意识形态通常会扭曲现实，用抽象的表象代替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代替现实的知识。当这种表象颠倒了现实并扰乱了可能性时，我们不能再称之为意识形态，甚至不能称之为表象，而应称之为神秘化或故弄玄虚。”这样，列斐伏尔就指出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存在的缺陷，即忽视了意识的异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真实在现实中难以立足的原因。为此，他认为必须从总体性的高度来捍卫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防止其被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的历史类型是一个“整体”，其在发展过程是一种客观且辩证的过程，研究者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每种生产方式、每个社会形态都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能采取线性的和非历史的方法，因为复杂事物并非简单事物的叠加，“整体”也不是“部分的机械组合。这就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和历史领域问题的方法论，即一种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将这种总体性的研究方法称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并形象地用“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来说明。马克思用这种既抽象又具体的总体性方法将很多社会与历史领域的复杂问题予以了澄清。

列斐伏尔称这种方法为“《资本论》的方法”，认为这种“总体性的范畴”在《资本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总体性的方法，并将其运用于辩证逻辑、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但是，刚刚经历过纳粹占领的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却对这种方法感到恐惧，列斐伏尔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就像‘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被二次歪曲一样，辩证法的总体性概念因法西斯主义而遭到误解。我们谴责这些入侵哲学领域的行为，它们扰乱了哲学家的工作，没有理论深度，却混淆了概念。民粹分子总是将‘总体’这一概念神秘化，就像‘国家社会主义’将‘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现实神秘化一样”。其次，卢卡奇自身在理论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他没有区分封闭的总体性与开放的、辩证的总体性。民粹主义惯于利用封闭的总体性概念来塑造人种、民族、国家等被刻意孤立化、静态化和神秘化的极端意识形态，从而导致一些遭受过纳粹统治的人惧怕总体性，这也是卢卡奇的理论时常遭到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列斐伏尔看来，真正的总体性应该是开放的，极端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会在全人类的开放总体性概念中消解，就此而言，卢卡奇相较于黑格尔有所退步，“因为黑格尔的理念涵盖了多种辩证统一的总体性——他将总体的概念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现实，这些现实是流动的、开放的和矛盾的。例如，一个时代、一个生物体或一件艺术作品，在他看来都是总体性的”。

尽管如此，列斐伏尔仍然强调黑格尔对卢卡奇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黑格尔美学。如前所述，梅洛-庞蒂认为卢卡奇因外界压力而被迫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不得不蜷缩在美学领域。然而，列斐伏尔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看来，卢卡奇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种新的美学，并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灵感。而在研究黑格尔美学的过程中，卢卡奇进一步发展了“总体性”范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资源。列斐伏尔援引卢卡奇的论述指出：“伟大的艺术作品被认为是一个有机而有生命力的整体，能够捕捉并赋予适当形式的，正是特定时刻人类生活的总体内容。”在《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和文学》一文中，卢卡奇进一步阐述了文学艺术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微妙关系，强调了美学的超越性。他质疑道：“如果艺术仅被定义为上层建筑，那么如何理解艺术作品能够幸存于其历史条件之中，并不随着‘基础’而消失?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一种上层建筑，它如何能够捕捉到一个总体性?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否起到了一种将人与自然分离的屏障作用?这里是否有一些康德主义的痕迹，一些主观主义的残留?”对此，列斐伏尔指出，文学艺术家不仅受语言、感官、材料等表层因素制约，还可能受到思想、情绪、道德、世界观以及社会和心理等深层因素影响。正是在这一新美学的基础上，卢卡奇在分析文学艺术作品时，除了关注作品本身，还关注产生这个作品和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经济事实，从而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这样，总体性作为卢卡奇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在哲学领域得到了深刻诠释，还被扩展至美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列斐伏尔在总结卢卡奇的美学思想时指出：“他对主题的观念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只是相对于基本范畴的一种近似。它总是有可能将其替换或取代。从美学角度来看，对于内容的把握既不是简单描述的层面，也不是知识的层面。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内容占据主导地位并具有客观性。因此，我们必须从内容出发重构形式的发展以及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基于此，卢卡奇认为“典型”就是普遍情景与个别特征之间的具体综合，或者说特定时代所有社会成员和社会决定因素的综合，即一种“总体性”的显现。文学艺术作品中“典型”的创造使得这些内在因素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表达，从而使“典型”背后的所有可能性得以显露，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人在这个特定时代的最大发展边界，即丰满性与限制性的统一。因此，脱胎于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的目标是以社会为总体性的形式来呈现出的“完整的人”。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还深入研究了“中介”（Vermittelung）和“相互作用”（Weçhsehvirkung）等与总体性相关的其他重要概念和范畴，这些研究为他后来批判梅洛-庞蒂用折衷主义或“模糊”（Ambiguïté）的方法反对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卢卡奇高度重视“中介”概念，认为它可以包含如“矛盾”这样更本质的概念和范畴，并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一种彼此“滑动”（Glissement）的过程。然而，他也指出，如果机械地将这一观点应用于认识论领域，就容易导致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因为主观是人的本性，通常情况下都是主观制造了与客观的对立。基于这一认识，卢卡奇在《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指出：“梅洛-庞蒂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将简单的相互作用与真正的辩证法原则混为一谈，黑格尔早就指出，简单的相互作用‘仅仅处于概念的门槛上’,而‘仅仅从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一个特定对象……’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不能理解的态度。”通过这一批评，卢卡奇揭示了梅洛-庞蒂采用“模糊”的方法的根源，即他混淆了互动与辩证矛盾，并且始终停留在概念的层面，没有真正认识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换言之，主体与客体之间并没有产生真正的互动或中介作用。尽管卢卡奇通过对“中介”等概念的深入研究破解了梅洛-庞蒂用模糊性消解总体性的折衷主义哲学，但这也导致卢卡奇忽视了现代世界中复杂的和多样性的矛盾。在理论上，“卢卡奇接受了卢森堡主义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在最终的危机中将因群众的自发推动而崩溃，但是他还不知道，最发达、最工业化的国家——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数量最多的国家——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革避免了崩溃，而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无产阶级本身反而面临着被分化和消解的危机。

事实上，无产阶级革命未必能率先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取得成功，反而在帝国主义相对薄弱的地区比较容易实现。在这些地区，殖民地、民族和农民问题是首要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作为“中介”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但前提是无产阶级需要借助一个政党从外部将科学的理论灌输进来，而不是依靠自发的意识。但在列斐伏尔看来，1923年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卢卡奇尚未具备这种认识，他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视为一个总体性概念，认为这种意识只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不是对现实背后的矛盾和问题的反映。这也是后来他被视为新黑格尔主义派的原因，因为这种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就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列斐伏尔批评道，当时的卢卡奇还停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的阶段，“因此，哲学、历史以及辩证法的概念和科学都被简化为一种意识的觉醒或意识现象。这是主观主义、心理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典型缩影，也就是自黑格尔以来所有‘现代’哲学的降级形式”。

卢卡奇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视为总体性概念的观点对法国左翼哲学影响极深，以至于在当时《新批判》杂志发表的很多文章中都出现了这种“卢卡奇派”的观点。例如，让·德桑蒂就认为：“阶级意识起初是隐含的、零星的、近乎盲目的，现在成为对历史的有意识的认识。……资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意识天生是真理的生产者。”显然，这体现了法共内部的“卢卡奇派”试图对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现象学描述，这种在阶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倾向导致了一个后果，即“否定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否定科学的客观性，甚至否定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列斐伏尔认为，虽然“卢卡奇派”持有的这种“阶级的主观主义”观点在当时的法国左翼中非常流行，但实际上对于卢卡奇本人而言，这种看法早在列宁思想的影响下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物化”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其实质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产生了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拜物教将上述关系扭曲或幻化成物化关系，并渗透到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无产阶级意识则是要揭穿这种幻化表象，还原资本主义社会和整个人类历史中的生产关系的真相。“因此，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

然而，在列斐伏尔看来，把物化的关系还原为人的本真仍然是主观的，卢卡奇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解释，以及他关于主体与客体之辩证关系的论述，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理论一样，仍然没有摆脱主观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指出：“人在与自然相互作用——即改造自然——中实现自己：通过个人或集体的劳动，人实现了自己。但是，一旦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就会异化。产品的这种形式对生产和生产者起反作用：一种外在的、非人的力量将生产者分离、分裂，使他与自己和他人隔离。物成为主宰，这种权力与剥削者、统治阶级的权力相一致。然而，物的这种权力是由于分工、交换、生产力的增长而必然形成的。要认识并揭示它，需要一门科学。要摧毁它，需要政治行动，需要深刻地变革社会关系，需要很长时间，单靠意识是不够的。”因此，劳动和实践才是解决问题和克服矛盾的关键。一方面，人的劳动和实践富有创造性和客观性，是可以真正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另一方面，人的行动必须与人的内在逻辑相一致，趋向于非矛盾性。而辩证矛盾在客观上恰恰蕴含在创造性的劳动和实践之中。

总之，在列斐伏尔看来，《历史与阶级意识》虽然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一部极具研究价值的著作，正如有学者评价的：“最深刻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之关联的哲学家是马克思，而最深刻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关联的哲学家是卢卡奇”。

综上所述，卢卡奇思想在法国的传播经历了从“地下”到公开的重要转折，进而成为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议题。特别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述了总体性这一重要的哲学范畴，并将其扩展至美学领域，不仅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深刻影响了法国思想界，滋养了法国哲学、社会学和美学中的左翼传统，成为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资源。列斐伏尔在总结和批判卢卡奇思想的过程中揭示了其在阶级意识、总体性、美学理论等方面的理论贡献与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其关于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

首先，通过批判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列斐伏尔提出了意识的异化问题，强调意识本身并不具备判断真理的能力，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和扭曲。列斐伏尔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对意识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来防止其异化，并主张从总体性的高度捍卫和理解马克思主义。

其次，列斐伏尔对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卢卡奇因未能区分封闭的总体性与开放的、辩证的总体性，导致其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漏洞。总体性应是开放的，能够包容和解释社会和历史的复杂性。这种开放的总体性不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宏观描述，更是对复杂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回应。通过这种视角，列斐伏尔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使其更具解释力。

最后，列斐伏尔指出，卢卡奇在美学领域的探索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还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其新美学强调形式与内容、典型与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试图通过美学表现社会和历史的总体性。同时，列斐伏尔还指出，卢卡奇在美学上的某些观点过于理想化，忽视了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削弱了卢卡奇美学的实践性和批判性，使其在面对复杂的现实时缺乏解释力。

总体而言，列斐伏尔对卢卡奇的评价是积极的。正如他在《卢卡奇1955：做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所指出的：“尽管遭到了一些误解和阻碍，卢卡奇仍然坚持不懈地推进了美学和哲学中的基本范畴的发展。我相信我已经提供了相关证据，我并不觉得有必要掩盖卢卡奇的弱点、缺陷和错误。……尽管存在一些消极因素，但是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卢卡奇可以超越这些消极因素。他为哲学做出了贡献，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也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列斐伏尔不仅对卢卡奇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还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日常生活批判方面。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论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多重维度，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扩展，使得列斐伏尔在法国乃至全球思想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卢卡奇思想的深入批判与反思，列斐伏尔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且为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这种理论工具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当代左翼思潮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期责编：池嘉明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