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传前沿】刘晓伟 | 新旧之间：清代的辕门抄与地方政治信息传播

清代辕门抄（钞），又称辕门报、省报、省抄（钞），是抄报人在督抚衙门抄写并送给府县等地方官僚士绅阅读的报纸，用来窥探督抚衙门的政治信息。在中国古代报刊史上，辕门抄是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媒介，所传播的政治信息对士林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考察。

目前，有关“辕门抄”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从学术史上看，方汉奇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对辕门抄专门有一小节的总结，主要是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收藏的辕门抄原件，介绍辕门抄的内容和特点。在此之后，学界关于辕门抄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关于辕门抄的媒介性质研究。程丽红在相关研究中提及，辕门抄主要报道省衙等地方官府政事动态，是一种更具接近性的地方性私营报纸，但辕门抄仍以官场琐闻、衙门政务为探访对象，恭顺官方意志，只能算是具有了“独立”之形。近期，操瑞青从辕门报相关概念、内容形式、生产流通、全球传播以及它与新式报刊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论述，认为广东辕门报不仅被引向国际社会并构成西人窥探中国的一扇窗口，更在中西媒介互动中推动了近代中国新式报刊的发展。第二类是关于辕门抄的内容和生产流通研究。例如，刘琼介绍了晚清新传媒大量转载辕门抄的情况，指出其内容绝大部分是与官场相关的信息，包括人事任免、奖惩、礼仪活动等“官场”内部的基本信息，可以概括为“官讯”。史媛媛指出，辕门抄最初是地方提塘所办，清代中后期改由地方上的抄报人所办，内容主要是官场消息，出版者会在辕门报中加入自采自编的新闻并公开印刷发行。宁树藩指出，辕门报是民间报房根据辕门抄印刷发行的原始形态报纸，每天出版一张的简陋印刷品，可以随京报分送订户，也可以公开售卖，每张一文或二文。

综上可见，前人的研究已充分揭示了辕门抄的性质是一种小报，并对辕门抄的内容等有比较系统的梳理，但在辕门抄生产主体和信息来源、辕门抄的管控等方面的阐释还有较多疏漏之处，在辕门抄与新旧媒介的关系方面尚未有充分阐释。在此之外，辕门抄除向地方士绅提供官场政治信息之外，还构成了地方士绅交往的政治信息场域，对此前人的研究尚未涉及，还有待进一步开拓。本文试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就前人未能尽意的地方再作进一步的梳理探讨，将对辕门抄的生产主体、信息来源、内容和管控、与“宫门抄”、新报等新旧媒体的关系，以及在传统士林中的政治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挖掘，力图对辕门抄给出较为全面的考察。

需要说明的是，从现存史料看，明代已然产生了“省报”，如祁彪佳日记中曾有记载，“得省报，知杭州府正即授本府生员顾明彪，钱塘令乃高圜公也”，“家奴送省报，知司理陈公祖已升守道”。尽管省报不能完全等同于辕门抄，但从文意看，这里所提省报与清代辕门抄的媒介性质是一样的。但笔者所见明代的文献记载有限，本文所论主要是清代的辕门抄历史。在史料选择上，本文将充分挖掘清代的日记、笔记、档案等历史文献，同时还将兼涉清代的文学作品。需要说明的是，文学作品所载事件不足采信，但所记载器物和社会文化则是同时代的情境反映。尤其是本文所选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均属批判社会现实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所写多是本于实有人物，《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具有自传体性质，小说中所涉清代的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及世态人情，素有写实之名，可以作为一种旁证。

辕门抄是由坐省、听差群体抄录或刊刻，寄送各府州县在任及候补官员，后亦出现民间报房或督抚号房刊刻派送的版本，当时各府、州、县等官员主要依靠坐省长随和听差进行信息抄录、刊刻发送，并有史料显示“会城更有一种辕门听事，各府州县给以工食，专一探听上司辕门事宜，密折禀报”。进一步细致来看，辕门抄的生产主体身份比较多元，有的是专门负责探听督抚消息的抄报人，有的则是专门化的报房，有的则是为府州县官员服务的坐省长随（又称坐省长班），负责向府县官员递送“坐省条子”和辕门抄传递政治信息。这些坐省长随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三类。第一种是地方官员派出的，负责在省城打理其公私事务，抄发辕门抄仅是其中的一项职责。雍正年间，湖北巡抚法敏即在奏折中指出，“各属俱差家人等在省探听各上司事宜，以图打点弥缝，名曰‘坐省’”。第二种是督抚藩司衙门的门丁兼任的。《清稗类钞》中解释坐省家丁时指出，这类人群多是府县官员自派的，但也有由省级衙门门丁兼任的，“省外各府州县，皆有坐省家丁，驻会垣，以本官自派者为多，其有以藩司门丁兼之者，则由府州县给以工食，岁时亦有犒。通省大小文武官吏之黜陟、迁转、庆吊诸事，无不先日报告，曰坐省条子。间若干日，辄附辕门抄以寄之”。还有第三种是职业化的坐省长随，他们的服务对象是不固定的，可以为不同地方官员提供各类公私信息，换取金钱利益等。清代有类似做官指南之类的文献曾记载，“凡坐省家人，须用省中土著之人，取其熟习声音相通之意，其各上司三节两寿水乾礼物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要预为具禀。本官长有升迁降调之信，按十日一次旬报”。这些坐省长随实际上有类于政治掮客，其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能够出入督抚衙门探听公私消息，及时准确地向地方官员传递政治信息。

从文献记载来看，辕门抄的信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其中有的是辕门抄的生产主体直接摘录自牌示，或从辕门号房抄录，有的是需要探听获知，也有士绅主动报送信息的，而最主要的是督抚衙门的牌示。督抚衙门会将重要信息予以牌示通告，这成为抄报人直接摘录信息的重要来源。早在20世纪30年代成书的《辞海》中，就已指出牌示是“辕门抄”的重要信息来源，“旧时督抚等官署之牌示、批札之类，钞录之分寄所属各州县，谓之辕门钞。以钞录于辕门之外，故名”。回到辕门抄的文本中，明确说明抄自“牌示”的信息经常可见。晚清官员李超琼在日记中曾写道，“日间得省钞，藩辕牌示，饬余赴长洲调任，而以赵豹文大令（梦泰）由青浦移署上海，青浦则委陈定远权之，而现署长洲之宗嘉弥（能述）遂以投闲也”。这里明确写到自己调任长洲知县的信息来自于省钞中的“藩辕牌示”。再比如《字林沪报》转载的辕门抄消息，有多个日期在探知的新闻信息后面，再专门附上“牌示”的内容。例如，1882年10月20日信息后面附有“藩辕牌示，海州直隶州廖献廷因病请假调理，遗缺查有候补知府丁葆元署理”，21日附有“藩辕牌示，新选东台县典史陈庆祺，现已到省，自应饬赴新任”。牌示信息比较权威，成为确认官场信息准确性的可靠依据。如1882年7月的《申报》转载：“数日前已闻上海县莫邑尊有撤任之信，因无明文，未便率录。昨接苏省来信，知藩辕于初八日已有牌示云：现奉抚宪面谕，准督宪来咨，上海县知县莫祥芝应行撤任，调省察看。遗缺查有分缺先用知县范寿棠，堪以酌委署理。”

第二是从辕门号房抄录。前人的研究已经指出，号房又称“柬房”，“官署之司投刺、通谒及传达文书之事者”。号房负责进出督抚辕门的几乎所有通传登记工作，所以辕门报的直接的、统一的信息提供者都是辕门号房。及至光宣年间，号房加入辕门抄的生产，将记载的内容自行刊刻，或送至督抚抄报房、官刷印局等处刊印，再发卖各地。雍正年间，田文镜抚豫，明令“严禁传抄辕门报单之积弊等事”，在告示中细述辕门抄，对此有所揭示，“不肖有司，存心窥探，买通在省奸徒恶棍，逐日录报，名曰辕门小抄，又曰省报。而在本都院号房，每季受其规礼，按日抄给，内中亦不过今日见某官，拜某客，审某事，收呈几纸，如何批发而已。在抄报之人视为寻常，不足以得各属欢心，难以索取雇值，因而假捏新闻，讹传奇说，以悦外府州县之耳目”。此类做法，实质与宋代进奏院官吏贩售政治信息甚或私下发行小报的情形颇为类似。

第三类是抄报人探听的消息。抄报人在探听督抚消息方面具有比较强的主动性，信息传递也比较及时。前引田文镜所发的“严禁传抄辕门报单之积弊等事”告示中，对这种现象已经有所揭示，抄报人达到了每日一发的频次，并且主动打听奇闻异说，增进辕门抄对地方士绅的吸引力。清代东鲁古狂生的小说《醉醒石》中有一段描写，对这种现象有比较生动的揭示。文中说的是松江上海县人姚一祥早年曾在南京周济一落魄秀才，其后姚一祥在九江府担任知事，负责刑狱，新来的按察使大人正是当年他周济的落魄秀才，因此专门给姚一祥特典留茶。只见衙门中人，伸头缩颈，在那里打听，是何缘故留茶，那些府县间抄日报的，即将此事报与两司各道府县各官去了。府县官也有送帖来的，也有送礼的，你道是奉承这司狱司么？总是奉承察院的相知”。这里明确写道府县“抄日报的”人“伸头缩颈”，注意打听不寻常的官场信息，都将姚一祥受到特殊待遇的“新闻”抄发了回去，结果府县官员都来结交送礼，说明新闻传播速度之快。东鲁古狂生的真实姓名不详，小说《醉醒石》成书于清初，所写故事虽系明代嘉靖朝事宜，但应视为描写的是清代的情况。

第四是官僚士绅主动“报送”的信息。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曾摘录过苏州出版的辕门抄原件内容，“前任四川川北道庚子科翰林顾开第大人于四月初十日八十正寿”（光绪十年三月初六日辕门抄），“前日顾公馆来条照登之四月初十日八十正寿，今来条嘱为改正，据云三月初十日正寿”（光绪十年三月十六日辕门抄）。从“顾公馆来条照登”一语来看，当地退休的官僚甚至主动要求刊登信息，辕门抄也是来文照录。顾开第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庚子科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主要在四川任职，曾经担任绥定府（今四川达州一带）知府、川北道员等职务，在抵御太平天国运动时立有功勋。可以合理推测，顾开第致仕后居住在江苏省城苏州，顾家的本意也许是通告当地官僚士绅顾开第八十大寿的消息，以求来贺，促进与当地士林的交往，结果可能不如意，经复查方知刊登有误，又于十日后补正。

辕门抄的内容多是官员任免、行政事务、官场往来及官员相关生活信息等。辕门抄本身可以单独发行，也往往成为新式官报和新报转载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现存文献中留下了大量辕门抄的文本内容。方汉奇先生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曾经介绍过1884年前后江苏苏州出版的辕门抄原件，这些辕门抄的部分内容兹转录如下：

初七日，同知施晋大老爷谢委署常总捕通判事。又王俨大老爷销假，即辞赴江浦县勘估驿站工程差。三首县大老爷禀知本日复试童生。知县徐福增大老爷转假十天，劝办苏省各属保婴事宜。候选司同知沈以熊大老爷由嘉定等处来。利川轮船都司袁致恭大老爷解饷赴沪回。补用都司沈春山大老爷辞回沪。丁卯举人余毓芬老爷常州籍来。从九吴世瀛老爷到齐门水关差。三月十六日上海道邵老太太李氏六十正寿。三月初一日旨：杨颐补授顺天府丞，钦此。

1874年，《万国公报》第308期转载了“福建督抚辕门抄”8月12日—23日的内容，原文较长，在此仅选取前两日的相关记载：“制台李八月十二日邵军厅支昭训禀请咨回籍。同知张有年自厦禀到禀明丁母忧。布经董荣纶赴部騐看禀到。永丰巡检陈炳焜禀明赴延措资。抚台王十二日知府雷瑞光禀销查騐北岸军装差。制台李八月十三日文武各官禀祝寿。知县翁宝光禀明赴罗源查勘城工。知县陈象坤销假。抚台王十三日出往通商局会叙回院。”从中也可以看出，《申报》抄录的福建督抚辕门抄，是按照总督衙门（“制台”）和巡抚衙门（“抚台”）相关事务进行分别记述的。

从这些辕门抄的内容中可见，主要涉及督抚衙门活动的官员的差遣使用、迎来送往等事宜，抄录邸报上发布的除授信息等，甚至官员感冒请假之类的信息也予以通报，同时也有涉及官员家庭事务的信息，比如“上海道邵老太太李氏六十正寿”。这些消息具有很鲜明的“新闻性”，已经接近现代报纸的一些特点。

传统上，一般认为辕门抄不受审查约束，但实际上不能笼统而论。辕门抄的内容主要涉及督抚本人的政治信息，因此尽管不存在审查制度，但对辕门抄约束与否，往往与督抚本人的行政风格密切相关。同时，由于清代对辕门抄的生产主体之一的坐省长随在制度层面有比较严格的管控，有时也会影响辕门抄的生产。

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层面，“辕门抄”的刻印无须审查。晚清传教士卑治文的一段描述较为清楚地揭示了辕门抄的性质：“蜡板，单面印刷，字迹模糊，每日出版一张。刊载内容无须政府检查。每日黄昏时节，报房派员至督抚衙门，向值班的执事人取得辕门抄，内中列书述当日总督大人接见宾客及拜会活动。翌日清晨，辕门抄便行出版。”这里清楚地揭示了辕门抄无须政府部门检查，这与中央层级的京报形成鲜明对比。辕门抄每日发行，信息采集来源远比邸报或者京报的照抄照录灵活，有的是辕门牌示，有的是探知所得，都由“抄日报”人自行采集抄发。一般情况下，清代的督抚大员对此是知悉并默许存在的。不仅如此，清代皇帝也知悉并默许辕门抄的存在。雍正年间，大定总兵丁士杰上书：“臣莅任大定总兵一年以来，每阅云南省报，见云南镇臣一年之中，或逢年节，或遇督臣生日，往返一二千里之远，越境谒见，甚不合宜。”这里，丁士杰依据“云南省报”控告云贵总督的行为不合礼法，雍正皇帝在谕旨中对此件予以了褒扬。可见，在皇帝和大臣那里，省报都是可以信赖并具有存在合法性的媒介。

另一方面，由于辕门抄的主要生产主体——坐省长随被清代皇帝视为“招摇交结、弊窦滋多”的奸猾之辈，往往明令要求禁止，同时辕门抄也存在泄露督抚政治机密、捏造新闻或者引发社会事件的可能。这些都会间或影响辕门抄的生产，在特定背景下有些督抚会禁止刻印辕门抄，有些则会禁止在辕门抄中传播某些内容。雍正和乾隆时期，曾经严格要求各省取缔“坐省家人”，明令“悉行禁革”，并在乾隆晚期要求“年终汇奏查复”。但实际效果则不容乐观，督抚的年终奏报制度，莫不众口一词，“本省本年并无坐省家人”，应付了事。及至晚清吏治败坏的情况下，坐省家人更是普遍化。在雍乾时期的特定背景下，有些强干严厉的督抚会严禁坐省长随，并波及辕门抄的生产。如田文镜抚豫期间，严格执行雍正皇帝的命令，“镜抚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查逐坐省长随，禁止府州县官，毋许逗留省城”。在严禁坐省长随的同时，田文镜还明令“严禁传抄辕门报单之积弊等事”，“功令不得仍前买通棍徒抄录省报，辕门号房不许按日抄给，中军早晚在辕，严加巡查，如有号房抄给，并打报之人赴辕探听，即行严拿禀究以凴，立置大法。各路塘铺不许擅行传递”。此外，由于督抚官员知悉辕门抄的存在，有时也会明确交代禁止刊发某些内容，约束辕门抄的刊行。比如，杜凤治在1875年的日记中曾经写道：“初八日抚台回拜将军、右都、海关、水师提台，均吩咐不许刻辕门报颁发。”

在晚清时期，社会上存在的媒介形态比较混杂，既有传统的《京报》，也有新式的新报，还有晚清政府创办的新式官报。辕门抄作为一种地方化媒介，与这些媒介形态有着复杂的关系，需要逐一厘清。

（一）辕门抄与宫门抄（京报）的关系

宫门抄是传统的《京报》内容的首要组成部分，是官僚士绅最为关心的朝政信息。戈公振曾指出，《京报》所刊登的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从宫门抄内容来看，具有时效比较强的新闻性，比如《申报》抄录的一份《京报》的宫门抄内容为：

三月初五日礼部、宗人府、钦天监、正黄旗值日；无引见。惠王假满请安。铭安谢训。奕贵谢管新旧营房恩。常星阿谢署山海关副都统恩。道员丁守存等各谢恩。汪生元谢授甘肃凉州镇总兵恩。内阁奏派验放之大臣，派出伯王广、公胡瑞澜贺寿慈。吏部奏派拣选盛京司员之大臣，派出毛昌熙、潘祖荫、恩承、崇厚。召见军机。

可见，宫门抄包含宫内值日、日常安排，官员的差遣使用、请假销假等人事信息，以及引见谢恩、皇帝召见等礼节性活动。这些新闻每日一发，能够使官僚士绅快速掌握官场动态，是官员比较关心的新闻内容。

通过对比也可看出，除了政治信息层级的不同，辕门抄的内容与宫门抄的内容非常接近，实际上辕门抄可以视为是在省级层面对宫门抄的一种模仿。但宫门抄和辕门抄在刊印发行层面则有实质区别。清廷对于邸抄、《京报》的关防甚严，其内容被严格控制在六科抄传范围以内。顺治时期颁布的六科规则，对发抄事宜做出了严格规定，“严发抄日期以慎关防”“细阅本章以审抄参”“稽察邸报以防虚伪”等。同时，清代对邸抄、《京报》的刊印也并非放任自行抄录，而是建立了审核制度。清代邸报由各省提塘自身设置报房，并在兵部具结后进行抄报，发抄的频次是每日一发，主要由驻京提塘官负责，“应发抄事件，令各设报房，亲赴六科钞发刷印，总科查验转发”。换言之，宫门抄在《京报》中的刊行，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以上种种，都说明辕门抄内容接近京报中的宫门抄，但远比宫门抄内容丰富，除了禁止性的内容无须官方同意，信息来源更加广泛，时效性强，更具备新闻特点，更接近于今天的报纸，是名副其实的古代小报。

（二）辕门抄与新报的关系

晚清时期，受外来因素影响，新式报刊兴起。但从信源层面来说，当时信息传递手段落后，新报普遍面临新闻信息来源不足的问题，常常存在翻译西方报刊文章或者撰写词章诗作充数的情况。信息相对稳定、为官僚士绅所乐知的《京报》、辕门抄自然就成为新报的重要选择。在《申报》《万国公报》《沪报》等晚清新报中，大量设置“京报”“辕报”“辕门抄”之类的栏目，用于刊发京报和“辕门抄”，满足本地官僚士绅政治信息需要。这样的例子在晚清新报中比比皆是。如《益闻录》第34期上刊载的“皖抚辕门抄”，原文较长，同样只选摘前面的部分内容：“十一月二十七日委署旌德县三溪张成先建德县永丰巡检徐凤藻均辞。卸署五河县典史湛元珠到。候补知府夏允升请假三天。同知邓文凤辞。奉皖北道委办文案知县赵惟燮销假。萧仁丙委解盛京饷。从九周洪巡检李瑞藻均辞赴大通保甲局委办文案。程庆曾辞赴和州差遣。林柄樾到，由芜湖来。州同郭翊转假五天。”这里所涉及的均是官员差遣请辞、请假销假、来往迎送等官场事宜。此外，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新式报刊中，还有报刊采用“辕门抄”这种形式传播政治信息，比如《时报·余兴》副刊即设立“新辕门抄”，抄录“上将军府”的政治信息，与古代的“辕门抄”确有相像之处。

实际上，非但晚清新报中刊载辕门抄的新闻信息，对当时的官僚士绅来说，他们反而是以辕门抄来认知新报的，将新报视作类似于辕门抄的媒介。例如，光绪时期杞庐主人等编辑的《时务通考》一书向国人介绍西学，其中有“英国新闻纸大略”一节提到，“曰磨稜士者，则备载仕官往来与其黜陟，无异中国之宫门抄辕门报也”。崔国因在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在出使日记中，也将外国报纸比拟为“省报”，“省报载，各国准于来年西五月二十号，在奥都公议邮政章程”。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中也有一段类似描写，正是这种现象的生动表现：

葛寰中又道：“我在老戚那里，看见一种东西，叫做啥子《申报》，是上海印的，说是每天两张，它上面就说过袁中堂在山东时，义和拳早就有了，他说是邪教，风行雷厉的禁止；一直到皇太后都信了，他还同很多人今天一个奏折，说不宜信邪教，明天一个奏折，说不宜信邪教……”“《申报》是啥子东西？”他两兄弟都觉有点稀奇，一齐的问，“好象《京报》同辕门抄一样，又有文章，又有各地方的小事，倒是可以用资谈助的。”

李劼人说过，《死水微澜》的时代为1894年到1901年，即甲午年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描写是晚清时期成都士绅之间日常生活中的闲谈，正是把《申报》作为辕门抄来看待，成为日常谈资的来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辕门抄在官僚士绅群体中的广泛流行。

（三）辕门抄与清末新式官报的关系

辕门抄本就是古代地方官僚士绅信息交往的重要媒介，在清末新式官报创办以后，自然而然即将辕门抄作为重要内容，列入了新式官报之中，并与“宫门抄”并列。如1903年，《北洋官报》第133期刊载了一份“督宪辕门抄”：

初二日晚见 候选同知庄仁松 初三日见署 正定镇任永清 清苑县齐耀林 海防同知章师程 候补道毛庆蕃 分府沈 初四日见 留直委用贵州 安义镇马金叙 候补道邵国铨 杨澧 翁之缮 天津府凌 山东候补直隶州朱俊 肥乡县林喦。

这里所记载的是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3年某几天接见属僚的情况。顺带一提的是，《北洋官报》这一期也同时刊载“宫门抄”，排在“辕门抄”之前，无论是标题还是内文字号，都远大于辕门抄。

再比如，1904年，《南洋官报》第1期中记载有督院辕门抄等内容，节选摘录如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 巡道徐 筹防局准补淮扬道杨 支应局曾 洋务局汪 候补道陈时政 首府罗 总巡内河厘卡知府凌培 知府黄霁 知县曹至倪汉耿 候选郎中张通典 福建知县成心中 县丞龙理 成寿乔 二位销监修吴淞炮台回 代常备右军马队任廷琇叩谢奉到关防 署督左营千总谭式麟 督中营千总王长林二位禀知任事 各位大人大老爷老爷见。

这里所记载的是时任两江总督魏光焘在1903年12月27日这一天接见属僚和会见江宁将军永隆的情况。同样，《南洋官报》和《北洋官报》一样在这一期同时刊载“宫门抄”，也排在“辕门抄”之前，字号与辕门抄相同，但标题“宫门抄”的字号却大很多。

辕门抄的内容全部是官场消息，不乏类似今天的“小道消息”“花边新闻”之类的内容。在今人看来，难免枯燥无味，但在当时却是官僚士绅必读的媒介。辕门抄不仅是他们之间谈资的来源，更是他们在官场生存的重要信息来源渠道，蕴含了颇为丰富的政治意义。从辕门抄最基本的媒介功能来说，自然是满足地方士绅窥探督抚衙门政治信息的需要，前引李超琼日记、杜凤治日记等诸多史料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进一步来说，辕门抄在地方士绅交往中的政治意义，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看。

首先，辕门抄的内容所反映的官僚士绅的政治信息，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场域。辕门抄用词精准讲究，“制台”“抚台”“翰林”，以及“某某大人”“某某大老爷”“某某老爷”等措辞无不与官员的品阶相匹配，彰显了官员的身份。能够名列辕门抄上，自然也就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上文所说的前任四川川北道顾开第过八十正寿，主动投书江苏的辕门抄刊登消息，即是彰显身份、结交江苏士林的一种表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中描写的成都半官半绅的郝达三更是将这种心理说得很直白：“郝达三就是这类半官半绅的一个典型人物，本身捐的是个候补同知，初一十五，也去站站香班；各衙门的号房里，也偶尔拿手本去挂个号，辕门抄上偶尔露一露他的官衔名字；官场中也有几个同寅往来；他原籍是扬州，江南馆团拜做会时，也偶尔去认认同乡，吃吃会酒。”在这里，“辕门抄上偶尔露一露他的官衔名字”，显然成了郝达三们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

其次，除了彰显身份的作用之外，辕门抄中官员升迁变动以及生辰红白诸事信息，都成为本地官僚士绅之间政治交往的信息来源，构成了官僚士绅在地化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杜凤治日记》中曾有记载：“（辕门抄）见新会彭贻生禀到禀辞，初一日两院禀见，即禀辞归矣。伊来何事？外间传说自徐契之、张秋菽不肯作南海，抚、藩意在贻生，来或有因，臆度如是，不知何如。”在这里，杜凤治根据辕门抄的信息揣测，新会知县彭贻生将接任南海知县。吴趼人（吴沃尧）的《九命奇冤》第三十三章有一段关于官僚士绅关注省内重要官员变迁的生动记载，说的是广东臬司换人，新任陈臬台上任，背负八条人命的凌贵兴因未看辕门抄，差点错过了主管刑狱的官员换人这一重要官场信息，因此急着表示要去送礼结识新任臬台：“（冯耀祖）在大厅上饮酒赏灯，看见省城里有寄来的辕门抄，取过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贵兴讶道：“怎麽几时换的新臬台？姓甚麽？”勒先道：“大爷怎麽还不知道？是前天接印的。焦臬台已经调了浙江了，新臬台姓陈。”贵兴道：“我这几天心乱得很，连辕门抄也没有，所以不知道。我们倒要打点打点，送个礼去，将来也好有个照应。”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有一段官僚士绅通过辕门抄结交往来的生动记载，说的是小说主要人物之一的旗人苟才“贿通了督宪亲兵，得了个营务处差事，阔了几年”，但不久他儿子夭折，官场中人从辕门抄上苟才的请“期服假”（即丧假——笔者注）信息得悉其丧子，纷纷前来送礼结交。“辕门抄上刻出了苟某人请期服假数天，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病了半年，这一下更是通国皆知了，于是送奠礼的，送祭幛的，都纷纷来了。这是他遇了红点子，当了阔差使之故。”从吴趼人的这两部小说中的生动描述都可看出，晚清官场腐败，迎来送往风气浓厚，官僚士绅高度关注辕门抄中的这些相关信息。

最后，辕门抄也是官僚士绅之间促进日常交谊，甚或攀亲道故、攀缘附会的重要信息来源。1902年，晚清辛丑科贵州乡试副主考华学澜在《辛丑日记》中提及，他在经过河南襄城县时，县令孔玉如招待颇为殷勤，他施以回礼，“晚饭，约大令来同饮，谈甚畅。大令得省报，知广东主考为裴维侒、夏孙桐，广西主考为李传元、伍铨萃，皆去年曾得差而皆在……行在者”。在这里，两人之前并不熟悉，因华学澜此行是担任乡试副主考，孔玉如从辕门抄上获得的有关广东、广西主考人员的信息成为两人的谈资，有助于拉近彼此的情感。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曾记载，伯父骗取父亲留给“我”的财产捐得官吏，对“我”非常冷淡，以致于伯父的消息，“我”还是通过辕门抄获悉，“忽然一天在辕门抄上，看见我伯父请假赴苏。我想自从母亲去过一次之后，我虽然去过几次，大家都是极冷淡的，所以我也不很常去了。昨天请了假，不知几时动身，未免去看看。走到公馆门前看时，只见高高的贴着一张招租条子，里面阒其无人”。除了这种凸显其中的讽刺意味的描写之外，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中更是写透了晚清官僚士绅中的沾亲带故之辈，通过辕门抄获悉远房亲戚升迁信息，进而攀亲道故攀缘附会的丑恶现象，“且说甄学忠到省不及一月，居然得了这个美差，便有他的堂房舅子姓黄绰号黄二麻子的，前来找他。他太太是湖北人。这黄二麻子是他大舅子。齐巧这年正在山东潍县当征收，看了辕门抄写得妹丈得了河工差使，他便想赶到省里来：一来望望妹妹，二来想插手弄点事情做做，总比他当征收师爷的好”，“又因为同甄学忠的太太有几十年不见了，虽是堂房兄妹，怕他一时记不得，似乎未便冒昧，况且妹丈又是从未见过面的人，因此便借了一个朋友家里暂住歇脚”。几十年不见的远房堂妹和从未见过的妹丈，通过辕门抄的信息又重新勾连在一起，从后文来看，这个黄二麻子也确实通过攀龙附凤发达起来。这虽属小说中的讽刺之语，但也恰恰揭示出辕门抄在官僚士绅之间信息沟通链接的重要意义。

综合来看，如何准确认识辕门抄，需回到晚清时期新旧交替的历史环境中予以理解。前人多从辕门抄与新式报刊关系角度予以考察，固是一种研究思路，但也有必要考察中国古代报纸固有模式的影响，在新旧交缠的环境中考察辕门抄，方可得到更近于实际的认识。

在古代报纸中，除了邸报等官方报纸之外，小报因其更接近于现代报纸，而被学者认为已经具有报纸的核心特征，远比西方的手抄新闻更接近于近现代报纸。这在辕门抄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辕门抄每日发行，信息采集来源远比邸报或者京报的照抄照录更加多元，有的是辕门牌示，有的是探知所得，都由抄报人自行采集抄发。辕门抄还接收刊登地方官僚士绅自行报送的信息，更说明新闻信息采集具有多元性。辕门抄内容接近京报中的宫门抄，但远比宫门抄内容丰富，信息来源更加广泛，时效性强，更具备新闻特点。同时，由于处于晚近时代，辕门抄难免与新式报刊产生纠葛。辕门抄信息内容的传播渠道不可避免向新报、新式官报渗透，辕门抄实际上成为新报和新式官报的信源。

尽管辕门抄接近于近现代报纸，但从古代报纸的发展脉络来看，其性质上仍然为古代官报的衍生形态。从生产主体角度看，主要是坐省长随、民间报馆经营生产，甚或由督抚号房直接生产，实际与宋代的古代小报生产模式相同，而与近现代报纸的生产存在本质差别。从内容角度看，辕门抄的内容与古代邸报在实质上并无区别。辕门抄所传播的都是古代政府的政治信息，其区别仅限于古代邸报以传播中央朝政信息为主，而辕门抄所传播的则是地方政治信息。从读者角度看，辕门抄以销售获利为目的，不会像古代邸报一样有特定的发行对象的限制。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会去购买阅读辕门抄的，从记载看基本还是地方官员和士绅，其实还是局限于关心政治信息的官僚士绅阶层。这些特点表明辕门抄仍然不脱古代报纸的范畴，是地方官僚士绅信息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进而满足地方官僚士绅彰显政治身份、交往士林的政治信息需要，构成了富有地方化特色的政治信息空间。

本期责编：徐维岭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