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高金萍等 | 面向全球的形象传播：中国共产党 新闻发布制度的持续创新研究

      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是党的国际传播能力的具象化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全球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制度场域，发挥着内聚民心、外展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引导全球舆论的重要作用。“政治思考的根基在于制度分析与制度设计”，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发展与变迁，廓清党的新闻发布理念与实践的演进脉络，明晰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关键节点与动力机制，总结党的新闻发布经验、规律、特点及功用，以助力新时代党的新闻发布效能提升，增进全球公众对党和国家形象的认知与认同。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要用好新闻发布机制……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面向全球公众，其目的是争取国内外公众的认同，这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响力、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保障。加强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提升发布效能，是提升党的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路径。

      历史制度主义是全球化时代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流派，在制度和政策变迁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制度在政治分析中的中心地位、重视制度发展中历史的重要性”。在历史观层面，它强调时间维度在制度变革分析中的解释作用，认为历史是制度合法性的来源，是一种“以时间为导向”的质性研究方法，强调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在结构观层面，历史制度主义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实现了宏观制度结构与微观政治行为的有机联结。它以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能理论为内核，一方面，它将制度视为因变量探究不同场域中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及演化脉络，主张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行动者（观念与行动）、场域、时机以及各结构要素互动所产生的影响等展开经验性的过程分析；另一方面，它将制度视为自变量，分析制度所带来的影响效果，即“制度效能”。使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旨在通过历史分析、结构分析、效能分析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凸显党的新闻发布制度之特色与创新。

      历史制度主义眼中的制度是特定的政治体制或组织结构中的制度安排，朗兹和罗伯特根据制度变迁的速率（tempoofchange）——变迁的快慢，将变迁分为渐进式变迁和断裂式变迁。渐进式制度变迁理论认为,行动者在特定政治场域中与既存制度的互动以及制度自身的模糊性决定着变迁的模式与方向，斯崔克和西伦依据既存制度的不同特征以及政治场域的差异将渐进式变迁模式概括为五种：替代（replacement）、叠加（layering）、漂移（drift）、转换（conversion）和衰竭（exhaustion），其中最具创新性的就是前四种模式。替代是指新制度被引入并取代既存制度；叠加是指在既存制度之上引入新制度，新制度引发的细微变化经过日积月累往往会导致实质性的制度变迁；漂移是指环境变化引起既存制度效能的改变；转换是指行动者利用制度模糊性以新的方式对既存制度进行解释和执行。制度渐进式变迁的因素分为内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前者指行动者在制度自我维持和自我强化体系下的各种行为；外生性因素指外部环境或国际社会的变化。渐进式变迁理论为理解社会稳定期的制度调适与变迁逻辑提供了解释框架。

     当前已有学者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和国际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在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者借助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以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变迁模式等为理论工具，就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媒介寻租的制度根源、中国对外传播制度、苏维埃政权初期报刊体制等多元议题加以分析，史论结合地阐述相关制度起源、变迁脉络、动力机制等。随着媒体融合与媒介技术的演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制度、网络政治传播机制、互联网治理制度、媒体对平台的制度依赖等新议题也被纳入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框架。值得关注的是，已有文献集中于对制度变迁理论层面的考察，从制度效能层面考察制度变迁的研究有待拓展。

     在新闻发布制度研究中，多数研究聚焦于政府新闻发布，党的新闻发布制度研究尚不多见。“制度化”是制度建设达到一定高度的呈现，党的新闻发布由自发性到制度化的变迁是党从革命者到治理者角色转变的映射，也是执政者与社会公众建立新的信息关系的过程。孟建、林溪声点面结合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活动的历史，认为从政府新闻发布到党委新闻发布、从服务于外交工作到推进党内民主的变迁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向与执政信心的增强。在党务公开与党内民主建设背景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提升党的舆论引导能力、扩大党的对外交往、塑造党的领袖形象与国际形象等层面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中党的新闻发布与政府新闻发布两种逻辑往往交织呈现且笼统地被置于中国社会发展与媒介形态演进的常规语境下加以分析，未能呈现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的独特性。此外，部分“制度”研究往往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活动”的时序呈现，缺乏理论视角关照，尚未从制度、制度化以及制度体系的理论脉络与纵深视野出发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加以把握。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是：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新闻发布的制度安排、制度特征以及变迁的脉络与形式是什么？党的新闻发布是在哪些核心理念指引下展开的？这些理念演进的外部动因与内在逻辑是什么？在构建国际认同的情境下，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发挥着何种效能？如何体现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创新？简言之，本文以制度为线索从历史演进维度探究党的新闻发布实践创新、理念创新及新时代制度创新驱动机制，以期回应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及其创新“是什么、为什么以及何以实现”的立论初衷。

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相较于政府新闻发布更具有宏观统摄性，是党阐明执政理念、介绍执政业绩、述说执政愿景的宣传窗口，是解读党的重大决策、战略部署、重要会议、重点工作的传播平台，是主动回应舆论、媒体报道、社会热点的制度安排。当前，党的新闻发布主体为中央直属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按照发布内容一般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开展党的重大活动或重大事件的新闻发布，如党的代表大会、建党百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介绍活动目的、说明活动进展、解读大会精神；二是开展党的重要文献或重要工作安排的新闻发布并答记者问，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就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纲领》发布举行新闻发布会。作为一种制度、规范，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和主动引领性，发挥着及时回应国内外疑问、自我言说释放关键信息、引导国际舆论走向的功能。对于制度变迁的节点与脉络的强调是历史制度主义的显著特征，只有将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置于长时段的制度脉络与社会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方能深刻阐释制度实践的因果链条。

    （一）党的新闻发布活动的滥觞期（1921—1981年）

“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党成立初期的宣传鼓动包含着新闻发布。中国共产党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意味着党的新闻发布活动的萌芽，“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制度”，是一个集体工作的呈现。抗战时期，毛泽东曾在新华社报道中使用“中共发言人”的称谓，党的领导人直接面对记者，亲自发言。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借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采访考察，将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传向世界。在重庆，周恩来领导党的第一批新闻发言人秉承“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方针，灵活开展党的新闻发布活动。中国共产党首位新闻发言人龚澎及其同事以出版分发英文小册子等方式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发布来自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消息。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会见中外记者，阐明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愿望和主张。1945年11月，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呼吁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多次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发言人包括廖承志、范长江、王炳南、梅益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党的新闻发布与政府新闻发布合一，注重表达国家立场、塑造国家形象。之所以未将1949年后党的新闻发布实践作单独阶段划分，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新闻发布主体集中于政府层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政府对内传播中新闻发布会的沟通形式并没有得到延续；另一方面记者会虽成为党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信息发布的重要方式，但这一时期党的新闻发布活动并未上升至制度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专门的新闻发布条例是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的《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它对新闻发布的主体、内容与渠道等加以规范，并就对外新闻发布做出规定。1954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黄华、龚澎作为代表团发言人主持的多场记者招待会有力地配合了外交斡旋，塑造了爱好和平的中国国家形象。为加强对外宣传工作，1956年，外交部新闻司拟定《关于请各有关部门考虑主动举行记者招待会问题的请示》，指出新闻发布的目的是开展正面宣传，避免可能的误解，澄清被歪曲的报道，以及向各国政府传达信息。1965年9月，在动荡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表达了党和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塑造了独立自主、追求和平的中国国家形象。

    （二）党的新闻发布制度的初创期（1982—2002年）

改革开放后，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化正式起步。这一时期党从制度规定层面就党务新闻发言人的选拔资格、业务职责以及重大会议发布原则等新闻发布操作规范制定了较为翔实的标准，由此强调新闻发布作为一种“制度”。制度成因与时代特征紧密相连，一方面是在整体政策重心发生转向背景下谋求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接纳的内生性自觉要求，即出于对外传播与国际舆论引导的目的，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是满足国内外信息需求、回应社会关切与敏感议题的客观要求。

1980年4月，中央成立对外宣传小组，从顶层设计层面展开制度的“替代”，这种“替代”可视为对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新闻发布“有活动无制度”局面的扭转。1981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办事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外宣局起草《关于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提出两条建议：首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外国驻华记者介绍中国对当前国内外主要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其次，建议中央领导人每年会见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1982年2月，中央批准对外宣传小组的请示，决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设立新闻发言人，时任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成为首位党代会新闻发言人。1983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颁布《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通知》；同年11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制定《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这两份重要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党和国家新闻发布制度化的发端。1984年11月，中央对外联络部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开创了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新闻发布。

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设立大会新闻中心，大会前后共召开五场记者招待会，朱穆之再任新闻发言人。大会闭幕次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这次新闻发布塑造了自信开放的党的形象，受到国内外舆论好评。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进一步明确建立健全党和国家新闻发布制度，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会议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化，健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提出建议。1989年，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设立新闻发言人。1991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调整为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合署。

    （三）党的新闻发布制度的探索期（2003—2012年）

2003年是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研究的关键节点，1月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健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的三级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发布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非典”的暴发加快了各地各级新闻发言人的设立，这一年被称为“新闻发言人年”。2004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及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工作机制”“加大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力度，提高新闻发布的效果和权威性，做到经常化和制度化”。同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至2006年12月，中纪委、中组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共中央台办、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7个中央部门均建立新闻发布与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实现“质的飞跃”。

2010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出台《关于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见》，推动三级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逐渐由“借台发布”转向“自主发布”，中纪委、中组部、中联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党中央部门纷纷尝试自主召开新闻通气会、新闻吹风会等多种形式的新闻发布会。6月29日起，有关党务信息的新闻发布会将以中央外宣办名义开展，有关政务信息的发布则以国新办名义举行，这进一步理顺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与政府新闻发布间的关系。

     （四）党的新闻发布制度的完善期（2013年至今）

新时代，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日趋成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布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超越一般政党新闻发布宣传政党理念、传播政治主张的范畴，切实发挥服务民主监督、促进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制度化、专业化、常态化建设日臻完善。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部署“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迈入制度化、机制化、规范化建设的推进与完善期。201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出台，从党内法规层面明确规定：“建立和完善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建立例行发布制度”。建党百年之际，目标明确、体系完备的执政党新闻发布制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言说自我、展示自我、传播自我已达到新境界，一个自信、强大的百年大党形象卓然而立。制度创新驱动实践路径变革。2020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解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正式建立。“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各代表团首次设立新闻发言人并出席集体采访活动，34位发言人均由省部级领导担纲，既体现了党对新闻发布的重视，也保证了新闻发布的权威性。

从制度化建设角度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布始终把党的形象与国家形象合而为一，这一特征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活动的重要路径，并在此后75年的发展进程中，借助一个个关键节点，不断自我强化。从外部环境来看，党从诞生之时起，始终受到外来因素或力量的影响，党的新闻发布制度亦是如此。但是，真正决定其制度变迁逻辑的是制度的内生性原因，即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理念、机制和规律。

人具有能动性，观念、信念或意识形态是人的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每一个制度背后都存在着特定思想理念以提供合法性、促动制度规范来改变行动者的行为逻辑。理念是制度变迁的先导，是制度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在渐进式变迁中行动者在特定政治情境下与社会制度互动，在关键节点引发制度变迁。从路径选择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和胸怀天下理念所具有的极高的道义价值，决定了它的新闻发布与政府新闻发布合而为一。从建党初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党的对外传播理念，从对外宣传到向世界说明中国，再到融通中外面向全球讲好党的故事。新闻发布理念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服务党在不同时期使命任务、始终坚持胸怀天下、始终尊重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理念的演进引领党的新闻发布方式和功能随着全球化、媒介化趋势的深入，不断创新。

      （一）对外宣传：革命动员与统一战线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作为一种自发性、协调性的存在，潜隐或游走于外宣工作与外交事务之中，通过公开的信息发布实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等目标任务。这一时期，对外宣传是党灵活及时地开展革命动员、传播党的方针、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阴谋、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重要实践方式。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新闻发布，紧密服务于建立统一战线、争取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带领旅法华人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是早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理念形成的关键节点。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的新闻发布聚焦于主动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扩大中国革命和党的国际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机构的设立与外事工作的发展为党的早期新闻发言人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对外宣传小组（后改名外事组），开展对外宣传与新闻发布活动，以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新闻发言人的培养由此起步。党的领导人、宣传工作负责人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发言人共同承担了党言说自我、对外宣传的工作。

中共中央采用灵活的方式开展党的新闻发布，有时利用外宣刊物、外宣广播，有时由领导人直接向记者发声，主动传播党的抗战主张，揭穿国民党的反共嘴脸。延安创办的外宣刊物《中国通讯》由专门渠道从延安运至重庆,再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散发给外国记者。该刊创刊号推出“皖南事变”专辑，使用英文、法文、俄文，以事实阐明中国共产党立场，塑造了团结抗战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党的形象，客观上加强了对外宣传与国际统战。“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周恩来、廖承志、龚澎、王炳南等分别约见或联络白修德、斯诺、斯特朗等外国记者，披露事变真相。服务外宣的新闻发布传统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1955年，毛泽东提出“把地球管起来”，明确党的新闻发布服务外宣的目标，有力配合外交活动与国际舆论斗争。

     （二）内外并重：向世界说明中国与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让中国共产党置于世界聚光灯之下，国际交往需求骤增，如何言说自我成为中国共产党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党重新认识自身使命任务的紧迫要求。党中央认识到向世界说明自己意义重大，1982年，中央外宣小组建议设立新闻发言人，主动开展党的代表大会新闻发布。由于“新闻发布工作由外宣部门负责，主要服务于国外新闻媒体”的思路并未及时扭转，只有中联部等少数部门制定了新闻发布制度，其他部门在实践时较为保守，这使得改革开放初期处于起步阶段的新闻发布仍然延续着对外宣传路径。

从外部环境来看，改革开放后世界格局变化也激化了国内“制度环境”的急剧变化，环境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带来改变的机会，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实现“转换”，即由“对外宣传”转向“向世界说明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其目的在于增进国际社会对党和国家的了解，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从内部环境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引入中国与对外传播研究的兴起，由“宣传”到“传播”的理念“转换”，促使外宣工作逐步重视受众思维和效果意识。1990年10月，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怎样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问题，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强调不能把对内宣传的一套内容和方法照搬到对外宣传中。正是在这种以“内外有别”为代表的科学传播理念指引下，党的新闻发布实践转向“向世界说明中国”。以“说明”取代“宣传”，强调以受者为中心，关注受众的认知状况与文化背景，注重以外国人容易理解的方式提供信息、阐明立场，即“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党的新闻发布机构的“转换”，是1991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合署，对外称国务院新闻办、对内称中央外宣办，负责组织、推动、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做好对外介绍中国的工作，是党和国家新闻发布的主要负责部门。面向国内外受众，党的新闻发布着力提高舆论引导力，以服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三）融通中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讲好执政党的故事的主要行动者，不仅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且主动运用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向世界讲述党的故事，阐释与分享党的执政思想与治理理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逐步完善。就国外主流媒体有关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的报道趋势来看（见图1），2012年以来新闻发布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党的新闻发布在内容层面，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三大全球倡议”、新型大国关系等融通中外的话语，实现言说自我与传播致效的融合统一。在新闻发布方式层面，强调“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以党的二十大新闻发布为例，“党代表通道”、记者招待会、集体采访以及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的新闻发布既有宏大叙事，也有生动故事，专职与专业的高级别新闻发言人开展权威信息发布，翔实数据与实绩实效则是新闻发言人“用事实说话”“用故事讲述”的基础。各领域各行业基层党代表现身说法，以通俗易懂的鲜活事例为载体将“陈情”与“说理”相结合，以个体叙事触动情感共鸣，展示党员形象与党的形象，以小见大地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新闻发布渠道层面，以搜索分发、社交分发与算法分发等新技术驱动，党的新闻发布通过平台型媒体实现细节传播、精准推送，新闻发布的“可见性”大幅提升。

外部压力与内生动力的互动所引发的行动者的理念升维、使命召唤、身份重塑等，形构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的渐进性变迁。20世纪50年代，党的新闻发布重视国家角色构建；改革开放后，党的新闻发布重在向世界说明中国；21世纪以来，党的新闻发布制度日趋成熟，发布活动旨在争取国际公众认同。作为行动者，中国共产党在与国际政治情境的互动中，不断强化自身的观念、探索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形塑自身的国际话语权。

制度效能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理论组成，它将制度作为自变量考察制度变迁的作用效果，分析制度何以影响制度结构中的政策选择、组织结构关系与政治行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变迁属于内生性演化，其实质是制度的自我修正和自我强化。同时，制度效能亦可理解为制度对内外部制度环境及结构中各要素的反作用力或驱动力。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结合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党的新闻发布制度不断走向成熟、更加完善。

     （一）提供党的全球形象传播的制度保障

党的新闻发布究其本质是政党通过有效的信息传播，与国内外媒体和全球公众实现信息互动与共享，以阐释党的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争取国际社会理解，进而影响全球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态度与认知。党的新闻发布增强就全球性议题开展多元对话的能力，在着力提升新闻发布的互动性与开放性之中呈现党的全球治理理念，引导全球舆论。

党的新闻发布着眼吸纳国际公众参与，一方面邀请更多的普通中共党员、基层民众代表参与新闻发布，展现鲜活生动、个性鲜明的党员形象，为中国共产党代言；另一方面约请在华外国友人等“行为关系群体”，展现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新发展、新面貌，基于日常的叙事结构映射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变迁。通过全球公关活动，丰富并统合政党形象资源，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全球公众建立信任关系，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推进党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国际传播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构成，表现为政党主体对国际传播的塑造能力或引领能力，具体指执政党有组织、有目标、有规划地运用本国和他国媒体向全球公众传播信息，以塑造其政党形象，进而影响他国舆论并获得国际认同的能力。

党的新闻发布以讲好党的故事，加强对党的宣传阐释为使命任务，这也是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关键抓手。全球化时代党的新闻发布发挥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有两个：一是通过主动设置议程，影响国内外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议程，进而影响全球公众议程；二是运用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开展国际传播，社交媒体用户可通过弹幕或评论留言等方式参与互动，就新闻发布相关议题表达意见。在全球传播生态下，党的新闻发布借助社交媒体直接、高效供给党的信息，与全球公众对话，带动各国政党、组织、有识之士等协同发声，激发多元全球传播主体参与，形成复调传播。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党的新闻发布影响力的提升不仅体现于党的新闻发布形态的创新，更依托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的内核支撑。新时代党的新闻发布话语与叙事体系以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核心内容，着重阐释以“中国式现代化”“三大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党的新闻发布话语体系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及其学理阐释的通识性表达与故事化讲述，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党的新闻发布明确自身特质、主体地位、理论价值与话语特色，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支撑下，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共情叙事相融合，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挖掘相关议题，回应全球问题，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

     （三）增进党的国际认同

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党的新闻发布是向国际公众言说自我、与国际公众联结的中介。执政党国际认同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追求的是与认同主体观念交集的最大化，而认知是态度形成、观念形塑、行为激活的基础，党的新闻发布在认知域层面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议题、重要会议、主场外交活动等供给认同主体信息，对国际公众情感态度与行动决策加以引导，以激发国际公众的深层次认同。意识形态是影响公众认知与政治认同的核心因素，而党的新闻发布把意识形态融于权威信息、重大信息之中，着力实现意识域层面的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用“四个讲清楚”阐释彰显中国特色，在讲好党的故事之中增益国际公众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知与认同。

认同资源由党的“言与行”“表与里”构成，党的新闻发布不仅是“言”（自我言说）的关键构成，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实践“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传播平台，是系统整合认同资源要素并加以宣介的窗口。近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等多个既能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又能说明国际担当的理念相继提出，标志着中国由全球治理贡献者转向全球治理引领者，中国主张的背后不仅是党和国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亦是对全球利益共享机制的完善。面向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国际公众，新时代党的新闻发布侧重于从全球治理角度准确阐发金砖合作机制、亚投行建设等各类相关政策议题，从减贫、抗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等主题多维度展现国际担当，以聚合认同资源、扩大利益交汇。

制度化是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全球传播时代，党的新闻发布是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构建的重要一环，是传播党的全球形象与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场域，发挥着消弭偏见、塑造形象、增进认同的功能。

本期责编：宋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