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沈浩 任天知 | 美国媒介认知竞争实践与中国应对

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与指数级增长的信息传播量，共同驱动了信息传播方式向掠夺与竞争态势转变。信息所隐含的价值观与态度倾向等内容带来信息载荷，促使接受者根据认知框架赋予信息意涵，驱动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改变。大数据应用为信息载荷构建了技术基础， 助推定制化内容的精准送达。媒介通过实施信息编码、解码、传输和诠释策略，深刻塑造社会知识结构和舆论动态。人工智能进一步提升信息筛选、定向推送及个性化体验效能，增强信息载荷的效率和精确度。模因凭借其易记性、快速变异性和组合多样性特征，成为强化信息传播力、影响力以及公众意见塑造的有效工具。为确保在国际社会的话语致效，各国视媒介为武器传达利己信息，以此扩大国家影响力。

国际社会的信息争夺方式主要体现为舆论场的观点较量，各国塑造媒介形象谋划战略传播方案，以争取国际舆论场的主导地位。科学的认知测绘应用能够保证靶向信息精确作用， 感知公众情绪和舆论动向能够保证信息传播活动的时效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主动争取舆论场主导位置还需具备有效的内容塑造能力和广泛的覆盖投放能力。前者旨在激发特定情感反应与行为导向，营造有利于己方立场的舆论环境；后者则力求搭建高效的信息通道，适时引发舆论高潮，从而达成认知竞争的战略目标。

当前媒介认知竞争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不同意识形态主体在认知领域的角逐，是信息争夺、舆论角力的根本意图和终极目标，特定国家旨在通过信息释放塑造目标国家民众的认知观念和社会行为，最终赢得国际话语权的主导优势。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同其精心布局的认知竞争体系和媒体国际传播战略密切相关。美国构建了一个由政府协调网络、社会支持网络、高层推动机制及智库团队组成的复合型认知竞争体系，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指挥多部门协同作战，利用看似独立实则受控的民间媒体机构进行国际传播， 政要人员直接参与认知斗争，通过多种途径设置议程和引导舆论。同时，美国长期而系统地投入智库建设，针对目标国家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一套专业化且逻辑清晰的认知竞争支撑体系。

在媒体国际战略传播实践中，美国自冷战时期便开始部署对外传播战略，利用新闻代理人角色渗透全球认知空间，推广美国经验和西方价值观，挑战和削弱目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的主导地位。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美国进一步调整国际广播的角色，通过植入特定信息和观念在目标地区培育持久的社会态度倾向优势，并有目的地传播特定信息以加剧内部矛盾，诱发负面情绪和社会分歧，破坏目标国家内部团结与和谐心态，从而在认知层面上达到战略制衡的目的。

（一）国际关系变动影响认知竞争格局

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日益升级。中国的高速崛起超越传统西方强国的认知预期，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趋弱的事实将持续冲击其感知系统。新一轮信息革命的主导权竞争愈加激烈，为维护国际主导地位，美国在积极争取更多同盟国及中立国家认同的同时，不住地对其认知中存在潜在威胁的国家采取遏制性策略。在此过程中，美国媒体通常构建价值观联盟塑造舆论风向，对目标竞争国家实施认知压制；通过设置争议性议题投放话语，以低成本战略聚焦分化目标竞争国内部的舆论共识；构设极端化标签将目标竞争国置于对立面，将其实施的认知对抗与认知压制策略合法化，解构与颠覆目标竞争国的形象。

当前，中国将国家总体安全观置于重要位置，削弱了美国以往依赖的围堵、政治孤立以及意识形态渗透等策略。当直接对抗的效果减弱， 美国媒体则采取更为隐蔽和多样化的媒介认知竞争策略，通过媒介信息的投放摧毁目标国家社会的“认知体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进而策动‘颜色革命’，妄图以‘政治正确’模式强行以意识形态划界”，夺取意识形态主控权。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认知竞争方面的攻势愈发全面。这种认知竞争不仅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挑战，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国际形象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二）多元社会文化拓展认知竞争题域

在全球化国际关系架构中，文化传播扮演着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文化认同较量的深层驱动力角色。美国凭借其内部的多元文化资源， 将其软实力全球化战略构筑为精心布局的认知竞争实践。通过重新诠释目标文化并潜在瓦解其价值体系，美国旨在挑战乃至削弱对手国家的文化象征、价值内核和审美标准，并通过深度介入目标国家文化机构及影响文化精英阶层， 分化国民文化认同并削弱整体文化凝聚力。

美国国内多元文化的现实基础孕育了丰富的文化表达与多样性诉求，这些元素成为美国在全球认知竞争中叙事建构的重要素材库。在舆论场域中，对中立议题的持续塑造和强化，使其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涵与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例如，美国将环境保护和公正平等原则提升为衡量国家价值取向与制度优势的核心指标。这一过程不仅为认知竞争提供了深厚的内容支撑，更促进了认知竞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扩展与深化。

全球化进程为美国施展多元认知竞争策略开辟了广阔舞台，其全球文化产业优势成为传播本国观念的有效工具。美国借助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围绕人权民主等理念实施价值规范输出与渗透，进而将美式民主制度树立为国际通行的标准参照。物质实力与文化霸权相互交织，共同强化了美国论证其民主优越性的核心逻辑。通过建构并推广美式价值评判体系来评价全球各国，美国巩固了自身在关键理念领域的权威地位。文化产业与话语主导权的结合， 使美国得以深刻塑造全球认知环境，营造有利于维护其领导地位的国际舆论生态格局。

（三）传播技术迭代重塑认知竞争形态

传播技术的融合创新，特别是在计算机科学、网络通信、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新媒体及人工智能算法等领域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传播效率飞跃、信息过载常态和观念快速更新的新阶段。这种趋势有力催生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精准传播机制以及实时互动反馈系统的进化与完善，动态重塑群体与个体的认知架构。

在“智能+”时代背景下，美国高度重视新兴科技对人类认知构建的影响。依托信息技术资源与环境优势，认知争夺突破了地理、物理限制与传统战争规则，成为超限战常态化的表现形式。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预示搜索智能化时代的来临，颠覆性地影响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并可能形成武器化媒介，利用生成式AI操控叙事，实现深度的社会认知渗透。

作为全球IPv4地址持有量最大(约占30%) 且拥有最多根域名解析服务器的国家，美国在网络资源分配上占据显著优势，这一地位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力集中现象体现了其互联网霸权特征。美国通过设定技术标准、植入后门程序、调控带宽流量等手段干预全球信息流动，运用个人用户数据并通过算法推荐系统，针对目标受众定制并强化特定意识形态内容输出，削弱了理性和多元观点的声音。技术的升级迭代重塑了信息传播方式，重新定义了国际认知竞争的战场，技术和资源优势助力美国塑造符合其战略利益的信息环境。

（四）新媒体重构多样化认知竞争方式

美国在固守传统媒体影响力的同时，着力于开发新兴社交媒体的战略价值。在其网络安全战略框架下，美国视社交媒体为舆论操控、信息监控及思想引导的重要载体。据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公布的内部资料揭示，美国国防部与包括推特在内的多个社交平台合作，根据用户政治立场构建了黑名单系统以限制不符合其利益账号及其话题的曝光度，并通过白名单机制强化有利于自身和盟友的信息传播，定向制造针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负面舆论，巩固话语霸权地位。利用数据分析技术洞悉受众偏好和价值观，社交媒体对信息进行筛选并实施精准推送，形成信息过滤泡沫操纵舆论风向，从而将社交媒体转变为具有深度认知渗透功能的新型战场。

社交媒体虽推动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参与， 但也增加了认知竞争的复杂性和迷惑性。特别是在战争报道领域，战地记者的传统角色被个人社交媒体账号所取代，这些直观、实时的内容虽易引发强烈情绪反应，却往往缺乏真实性、可靠性和客观公正性的保证。由于社交账号缺乏真实身份认证和审核机制，蓄意发布虚假信息或有意进行信息误导的行为难以被辨识，这进一步加剧认知冲突的温床效应。

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环境中，智能数据技术常被用于伪造身份和新闻来源，以散布预设的信息或议题。操作层面上，美国通常运用大数据定位易受影响的目标群体，制定针对性推送策略，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构建叙事优势，进而主导舆论走向。算法驱动的信息推送与搜索排序导致“信息茧房”“回音壁”效应愈发显著，不仅增强了引导舆论的效力和效率，还可能通过长期持续性的定向信息流，逐渐限制受众的认知视野，重塑其认知结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这种精准推送策略有力地提升了认知竞争的战术效果，同时也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并诱发反社会情绪的增长。

（一）以认知测绘能力驱动精准传播战略实践

新形势下的认知竞争环境对内容制作、受众测绘、渠道分发等方面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作出要求。“精准”标志着信息传播活动的深度， 是有效媒介认知竞争的关键所在。认知测绘能力具体应用于受众定位与特征剖析，超越了基本的人口统计属性，深入探究受众的认知架构、 兴趣偏好、心理特质及行为模式等多个维度，这些要素构成了精准传播策略设计的基石。认知测绘不仅是识别和描绘目标受众心智地图的过程，更是指引有效传播路径的前提条件。

历史案例表明，在冷战时期美苏传播对抗中，自由欧洲电台等与西方传播学者合作项目， 运用认知测绘方法对苏联公民进行大规模访谈分析，揭示出受众对信息内容的需求、政治立场及对西方媒体的信任度等深层认知因素，并给出“偶尔要采取与美国政府不同的立场”，成为 “客厅里受欢迎的客人”的判断。这一过程引导了媒体策略转向，强调节目内容应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以规避“官方宣传”的刻板印象，从而成功在目标受众中树立可信和受欢迎的形象，旨在影响受众的态度观念，改变社会政治倾向结构，达成深远的战略传播目标。

总体而言，认知测绘通过对目标受众的认知特性和行为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为精准传播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与实操指南。精准传播借助认知测绘效果，得以精确匹配信息传递方式与受众接受习惯，成为实现战略传播目标不可或缺的实施环节。借助认知测绘之力， 国家可以在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最大化传播影响力。依托精准传播的有效实施，在内容策划、渠道选择、信息定位等方面整体布局，国家才能在认知竞争与战略传播中占据优势地位。

（二）健全高效传播链路强化认知塑造投放策略

当前国际认知竞争环境中，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关键的信息扩散载体，尤其是诸如脸书、 优兔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在舆论塑造与认知建构中充当核心战场。鉴于中国社交媒体海外传播效率的相对局限性，特别是TikTok在美国等地遭受技术封锁与法律限制的事实，在避免陷入信息传播的隔绝态的同时，我国亟需构建、健全高效的传播网络，并强化认知塑造的投放策略。

首先，为有效对抗负面舆论和增强国际传播效能，中国应积极拓展并融入全球化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设立多语种账号和培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体系，产出高质量和高传播度的内容深入触及国际主流受众，以期在全球观念竞争领域主动作为，从而在全球观念市场占据主动地位。意见领袖是引领社会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的关键力量，一方面，可以运用“微观叙事”传递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以吸引和保持目标用户的关注度。另一方面，还需将中国文化与全球议题相融合诠释中国立场， 引导国际公众进行建设性的评价和讨论。

其次，针对网络群体动态及其对舆论环境的影响机制，中国应运用“同温层效应”“信息茧房效应”“羊群效应”等社会心理学机制，系统性地组织在线社群互动关系，优化有利于中国价值观念推广的社会网络结构。实践层面， 中国应识别和聚集观点立场相似的同质用户， 形成共识强化的封闭社区；利用精准信息推送技术推送价值观高度契合的信息，减少差异群体的信息交流与观点碰撞；借助社交机器人技术实现话题热点的快速聚拢和圈层内的高度认同感，促发“羊群效应”并为舆论导控提供条件；在容易产生认知分歧的议题方面，采取战略传播手段促进或分化群体态度演变。

最后，中国应充分利用智能技术提升信息传播效能和抢占认知竞争制高点。中国应深度挖掘中华文明符号资源，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分析其情感共鸣与价值内涵，创新内容设计以提高受众认知接纳度；发展先进的多模态生成式AI技术，生成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多元化媒介内容，并建立高效模因设计支持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的价值观模因；组建专业团队持续研发、评估与优化模因传播效果，确保其产生积极的认知影响；而在传播工具层面，采用前沿的人工智能对话技术和多模态深度学习审核机制，大规模应用智能机器人以扩大信息发布范围，同时严格把控内容导向，确保传播活动符合正确的价值导向。

（三）基于区域国别传播生态构建立体传播矩阵

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中国需针对区域国别的社会文化与传播生态特性，研究专题化的传播战略。通过精准定位各区域、国家与群体的传播方式，中国应推进中国叙事与声音在全球、区域、分众层面的有效传达，以增强战略传播的亲和力与实效性，拓宽国际知华友华社交圈层。借鉴美国对特定国家媒体战略的运用经验，中国应强化区域国别传播的研究与实践，设立专门的区域传播机构，组织具备国情洞察力与热点问题敏感性的区域性团队，实现传播内容的针对性策划与制作。在人才培育方面，中国应着力培养深谙特定地区社会文化且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专业人才，确保中国信息更契合当地认知需求。

提升中国媒体在国际认知竞争中的主导地位，关键在于构建领域议题导向、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体系。中国应通过专业智库的数据挖掘与舆情监测能力，实时追踪全球热点议题预警风险，为各专题制定前瞻性的应对策略；针对高敏感度国际议题及关注焦点，组建由专家引领的高水平传播团队，精心策划并评估各类专题传播方案；主流媒体应同步建立针对不同专题领域的专业传播队伍，强化议题传播效能。同时，中国还需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优势互补，构建跨越媒介层级的立体化传播格局，拓宽认知竞争的覆盖范围。搭建内容共享平台， 中国应依托数据库支持的全媒体矩阵信息传播机制，全面深入地触及各国社会多元议题，特别是在融合传播、数据新闻、视觉报道、人工智能传播等前沿领域，整合构建成熟的传播体系，以增强相关议题领域的认知影响力。

媒介认知竞争并非孤立行动，需要政府、媒体、智库、意见领袖以及国际盟友共同构建协同的战略传播体系。因此，我国还需站在战略高地，有效协调各方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中国应积极深耕外交路径，吸纳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认知竞争联盟，以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与倾向性表态，构筑国际认知竞争的同盟关系；围绕核心领域和重大议题进行深度交流对话，推动传播理念共识的形成，并鼓励联盟成员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形成舆论合力，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联合争夺话语定性权。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国际传播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然而针对媒介认知竞争这一特定领域、以传播致效为导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空间广阔。媒介认知竞争的学理基础来源于对于社会认知的研究，其发轫于20世纪中期的心理学领域，无论是从学术史演进的考据，还是从理论范式的观念嬗变， 又或是从研究方法的多元拓展，都昭示了媒介认知竞争未来广阔的研究前景。

溯源学术史，社会认知的研究经历了由起初针对个体认知理解的关注，转向对于社会、文化、结构性因素的全面观照。这一转向使媒介认知竞争研究得以超越个体心理层面，探讨社会文化背景如何塑造媒介信息的解读、传播与接受，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公众对议题的认知框架与立场；为审视社会规范、文化价值观、群体认同等非个体因素在认知竞争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视角，也强调了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制度特征等宏观因素在认知形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媒介认知竞争研究中，这些理论资源提示研究者分析包括信息流通结构、监管体制等在内的媒介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如何影响认知竞争的格局，剖析不同国别区域、社会群体间的媒介生态差异及其如何影响认知竞争的策略选择与效果。

从理论观念的角度看，社会认知研究逐步将认知视为复杂、主动、动态的建构过程，认识到外部环境与内在属性的共同作用。复杂性视角有助于媒介认知竞争研究揭示信息传播、 认知形成与认知改变过程中的多元因素的交织作用，构建立体化研究框架。“主动推理” 观念关注主动预测和规划未来情境，关注信息传播者如何设计信息引导受众认知、受众如何产生反应、揭示认知竞争中的策略互动与认知抵抗机制。动态性观念契合媒介认知竞争的瞬息万变特性，通过追踪认知竞争的演化轨迹，探究竞争态势随环境变化的动态调整，以及各方如何通过反馈机制调整策略以适应竞争环境。近年来的具身与内隐社会认知研究， 强调外部环境与内在属性对认知建构的影响， 为分析国际局势、技术变革、媒介环境等外部条件如何影响认知竞争形态与走向，以及为考察参与者的价值取向、文化背景、信息处理能力等内部属性如何影响其行为与策略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

研究方法视角下，评估模型与技术工具的引入使认知过程的测量成为可能。模型构建提供理论分析工具，揭示认知竞争内在机制。神经影像与技术设备介入认知过程的测度，揭示无意识过程如何影响认知竞争结果。当前，媒介认知竞争研究面临着认知客体不断增多、认知素材大量涌现、认知活动日益复杂、认知对抗日渐激烈的新形势，在线社会认知研究高度依赖以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通过挖掘和分析大规模、多源异构的认知数据，助力从海量信息中提取关键认知特征，从而揭示趋势、模式与规律，为制定精准传播策略提供支撑。复杂网络分析、社会计算等研究领域也高度赋能媒介认知竞争研究，用以揭示社交网络结构、社会动力学机制以及信息传播算法逻辑，为理解认知竞争的全面格局与微观细节提供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

媒介认知研究不仅为优化国家传播策略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更为构建包容开放、和谐共赢的国际新秩序贡献理论视野和行动指南。中国率先涌现信息守恒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山农的启蒙、霍金的猜想和钱学森的灵境，此构想的实现路径是先造时空共同体、再造认知共同体、 最后构造命运共同体。从“时空—认知—命运”的迭代发展视角来看，媒介认知研究成为一条富有远见的理论线索：揭示时空共同体形成与信息流动、技术发展的密切关系，通过优化传播策略、提升信息素养，促进深度整合与高效运作；关注认知共识的形成机制、传播路径与影响因素，为构建包容互信的认知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策略；探讨信息传播如何影响国别区域及社会群体的诉求、决策及行动，揭示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机制、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从而为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本期责编：赵帅

（外交学院英语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