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传观点】滕帅、李明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曲折历程（1917—1921）——以北洋政府“反传播”活动为视角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已经从“传播”的角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反传播”的视角，以北洋政府阻挠和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中心，比较完整地还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过程，展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艰难性、斗争性和曲折性特点，进而加深对既往有关“传播”过程的理解和研究。

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采取了敌对政策，不仅把苏俄视为革命的策源地，把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革命思想，还直接出兵，组织了对苏俄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同时，为了阻止革命思想传入中国，北洋政府对入境的“过激党人”和旅俄华工采取了严格的监控和防范措施。

有关布尔什维克党人来华宣传革命的消息最初来自旧俄驻华外交机构。1918年1月19日，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将苏维埃政府在1917年12月26日于《临时农民政府机关报》上公布的《俄国临时政府之命令》通告了北洋政府。其主要内容是：苏维埃临时政府倡导与各国劳动者联合一致，共同反对战争和帝制主义；为协助各国左派政党和工民运动，拨款两百万卢布，委托苏俄政府驻外委员，协助各国的革命运动。俄使在电文中说，经查，广义派委派之人，可能潜入中国，并计划与中国的革命者相联合。

北洋政府外交部获此信息后，迅速协调各处，严防布尔什维克党人入境。1月22日，外交部率先发函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等邻俄省份的督军、省长和交涉员，一方面转述俄使电报内容，如俄广义派现遣人至中国，多方鼓吹其革命主义等等；另一方面，请各地协助查办，并告知外交部已通令俄各地领事严防，如果查获“乱党”，即由地方官解交驻领审办。23日，外交部以相同内容发函12省和13地商埠的特派员和交涉员。同日，又向国务院秘书厅上报俄使电文内容，并请政府电令边疆地方，严防布尔什维克党人入境。各地收到外交部电文后，即令所辖地方严密防范，同时也加强了对入境和在华俄人的侦查和书信审查。2月2日，厦门交涉员罗昌报告外交部：“内有前在海关退职之俄人伊文孙，有由厦门人邱庆福代其收信，事属可疑，……昌亦经密告检查员，于检查书信时，特为留意。”

几乎同时，苏俄政府向中国派出“密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从1918年2月开始，身份各异、任务不同的苏俄人员陆续来华，“他们中有的人一到满洲里、哈尔滨等边境城市即被拘捕；有的乘船一抵上海等口岸便被勒令返回海参崴；有的则来华后不久即向当局自首”。1918年4月，一个名为韦列夏克（Verestchak）的布尔什维克密使在哈尔滨被旧俄当局逮捕。据英国档案记录，他是列宁政府派来开展宣传工作的，要与一个名为马卡罗夫（Makarof）的工程师进行联系。5月，英国情报部又得知另一名布尔什维克密使——波波夫来到上海，并在《密勒氏评论》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波波夫来华是受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派遣，担负外交、宣传和收集情报的使命。在那篇题为《来自一位俄国无产阶级的呼吁》的匿名文章中，他以苏俄政府的口吻，抨击了日本和北洋政府以及在沪俄侨聚居地的反动势力，呼吁中国人民同俄国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起来，反对外国资本家和北洋当局。

北洋政府对入境俄人的检查和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防范非常严格。1918年9月，6名俄国人持旧俄护照和签证入境中国，计划经绥远去北京。绥远都统蔡成勋对他们进行了严格审查，虽无特殊情况，但仍把案件详情和盘问记录上报国务院和外交部，并请示对待俄人入境和甄别俄国各党派的具体办法。9月17日，外交部回复蔡成勋，大意为：政府虽然撤离驻俄（旧俄）公使，但是并未断交，此后俄人入境，如有护照，应照约保护；若无护照，可查明后解交就近俄国领事；对于过激派（指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有窜入中国境内，应以武力严行驱逐，以免扰乱治安。1919年1月，乌里雅苏台发现疑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北洋政府在与俄领事协商后立即派兵拘管，并在当日驱逐出境。从以上事件的处理看，北洋政府的确加强了边境检查，严格了证照要求，但仍然很难辨别入境俄人是否属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或者受苏俄指派。从维经斯基来华之前的“密使”看，波波夫、阿格辽夫（A. F. Agrev）和波塔波夫（A. S. Potapov）都有过在旧俄军队和政府任职的经历与身份。尽管还不能确定苏俄政府是基于他们的特殊背景有意用之，但面对北洋政府和旧俄驻华机构的严格审查措施，他们的确更容易获得相关证照并入境中国。

此外，北洋政府的行动也受到英日等国家的推动和支持。1919年1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 N. Jordan）与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陈箓进行会谈，特别告知在新疆喀什发现一处过激党总机关，虽然首领在逃，但是有数名支部长被捕获。朱尔典就此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进入中国的活动是有计划和组织的，且较为频繁。他向陈箓提出，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已经完成无线电电台的架设，外交部可以委托英使馆代发电讯至喀什，方便信息传递。之后，朱尔典询问，现有在莫斯科的近万名华工，都已信仰过激主义，如果他们回国，北洋政府将如何处置。陈箓认为，若华工已沾染过激派的社会主义，将来回国，会成为有组织的过激派，十分危险。

不久，朱尔典有关旅俄华工回国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信息得到旧俄使馆和日本方面的佐证。1月23日，旧俄使馆向外交部提供情报称，有过激派首领特罗司其将之前参加红军的华工华人派往中国，计划携带巨款经哈尔滨分散各地，从事扰乱活动。2月2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收到日军情报，称有万名欧俄华工加入过激派，“并由列宁政府提供五千万卢布，付与华工，令其潜行回国，鼓吹过激主义，以使世界益臻紊乱”；目前，在沙河子煤矿已发现从西伯利亚归来的三名华工，确实在从事过激派的相关宣传；日本军方已派人严行侦查入境华人，特请中国加强对于蒙古、新疆及各边省的警戒。鲍贵卿获知后，立即命令沿线军队严密查防，同时将上述信息汇报给国务院、参战处并转发陆军部、参谋本部和外交部。

在英、日、俄三方情报的确认下，外交部先后致电驻俄领事与边疆各省督军和省长，如遇归国华工从事“煽惑”情况，即行查拿，依法惩办，但如果是留俄华商携款回国，则应切实保护。国务院接到外交部电文后，也致电边疆各省督军，令其在边境设法从严检查归国华工，并分别遣归原籍。此外，参陆办公处和国务院分别批准了库伦大员陈毅和奉天督军张作霖提交的严查归国华工具体办法，加强了对恰克图边境和海拉尔车站的检查。在此期间，英国和日本驻华公使也多次约见外交部官员，向北洋政府转告英日政府对防范旅俄华工回国宣传过激主义的重视。

1919年3月，随着旅俄华工不断入境并分散各地，北洋政府开始严防旅俄华工对各地的影响。3月18日，国务院致电各省督军和省长，称有300名受俄过激党影响的华工即将回国，沿边各省要切实侦查，设法遣散，以免其煽乱军警、工厂和学校；于招募军警、工人和学生时，均要注意考察，不予收录，以免散布谬说，扰乱人心；各地军警检查机关，遇有此项华工煽乱情况，应即刻捕拿，从严查办。

北洋政府和英、日、俄三方认为，在归国的旅俄华工中，隐藏有受苏俄政府派遣到中国进行宣传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看，还未有明确证据显示，在1920年之前，有旅俄华工受苏俄政府或俄国共产党的指派来中国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工作。但是能够肯定的是，在十月革命后，有一大批华工参加了苏俄军队，受到苏维埃政权和革命的影响。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俄共党组织，成为俄共华籍党员。1918年12月以后，受到苏维埃政权承认和重视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及其机关报《大同报》开始在旅俄华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因此，旅俄华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苏俄革命和先进思想的影响。尽管北洋政府和列强多方严查和防范，但归国后重新走入厂矿工作并受到压迫的旅俄华工，自然会讲述旅俄经历和苏俄革命的情况，成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力量。

1919年之后，苏俄政府开始建立与远东各国革命力量的联系。1919年3月，俄共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大会在鄂木斯克秘密召开，会上提出要在远东设立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情报宣传机关，以与东方及美国的共产主义者保持联络，组织并进行与他们的情报交换和宣传工作。

列强在华外交使团获得相关情报后，迅速告知北洋政府外交部。外交部于1919年3月21日致电上海护军使、特派员，称：“俄过激党将于二十二日在沪开会，莫斯科、西比利亚过激党首领均将与会。”议题包括：“今春在西比利亚扰乱；在中国、日本及欧美为种种之运动；联合德国、波兰过激派。”又称，此项消息确实可靠，务必迅速设法探明禁阻。3月26日，美国、法国和俄国公使先后会见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进一步询问过激党在上海开会情况，同时告知有俄过激党人在京津各地从事宣传活动。28日，外交部将上述情况转告内务部，希望其指示警察厅协助密查严防。之后，内务部回复称，已函达直隶省长暨步军统领衙门、京师警察厅和京兆尹注意严防。

4月5日，俄国公使又将《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译文《列宁对于中国印度之谋划》转给外交部参阅，称此消息来源于莫斯科逃亡日内瓦的俄国人，虽然与之前情报来源不同，但内容基本吻合。译文主要内容为：“俄过激政府以全力谋传过激主义于中国及印度，列宁深信其所负之职任，惟见俄人之疲顽不灵，未免失望。现已改谋中国，以期广募兵士。又谋印度，以破坏英国世界之霸权。效法德国之所为也。”

4月至6月间，北洋政府与英俄两方协同加强了对入境俄人的检查。4月1日，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回复外交部调查结果，称：“俄过激党确有派党员分批来沪消息，其目的系在勾结中、日两国人，一致行动，每批四人，已出发者两批，尚未到沪。”同时，他提到英国巡捕房也极为注意，专门派人来与其接洽，商定双方协同处理的办法：所有居住在租界和华界的俄国人，由英捕房和警厅分别进行调查，严密防范；对于外来俄人，要检验护照，详细盘查，以免该党混入；凡大连、海参崴来沪轮船，由巡捕房设法检查，沪宁车站由护军使署派宪兵会同警察驻守检查，即日实行。另外，卢永祥建议外交部协同交通部，严查俄过激党乘车进入内地的必经之道——中东铁路沿线各站，遇有俄人购票，先查验护照，否则不予售票，而其他如京奉、津浦、京汉等路线也应一律办理。外交部立即将严查铁路车站的建议转发交通部和中东铁路督办，获得相应支持。6月21日，俄驻天津总领事致函直隶交涉署，请求中国地方官和警厅协助稽查由俄来津之俄人。

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从1919年3月至12月，还是有苏俄“密使”陆续来华。1919年3月，布尔特曼（N. G. Burtman）接受哈尔滨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指示赴华北进行革命活动。他到天津后，先后与天津、北京的学生以及李大钊、邓中夏等接触，并于1920年1月离开。英美档案记录，波波夫在五四运动期间也到过上海。1919年12月，波塔波夫从日本抵达上海，至1920年4月离开，期间一直从事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19年5月之后，北洋政府开始从严查禁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刊物和印刷品。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国内逐渐掀起一场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热潮。为了应对新思潮传播和扩大的趋势，北洋政府开始对进步刊物采取强制手段，通过邮政和警察系统，将那些被其认为是“妨害治安，败坏风俗”和“专以鼓吹社会革命、无政府、同盟罢工、共产等邪说为宗旨”的报刊一律查禁，随时销毁。一些进步刊物如《湘江评论》和《每周评论》也被封停。此时，英国在华情报部门也发现，在上海、北京和天津等主要城市，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有了明显的进展，有关布尔什维克的印刷品开始流入中国。5月，在上海租界内，两名经营书店的中国人，因为出售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相关内容的印刷品而被捕。6月，陈独秀在北京因“散布过激思想之印刷物”的罪名被捕。7月，一本由日本人撰写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也在租界内被邮局拦截。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还加强了对租界内刊物注册和出版的审查，要求取缔“煽乱性质”的印刷品，严防“过激思想”的流行。

至9月，北洋政府开始注意苏俄印刷品流入中国的问题。9月12日，督办边防事务处收到日本情报，称俄过激党列宁一派欲向中国发展，并配有中文印刷品传入中国。印刷品的主要内容为：俄国劳农政府放弃旧俄时代与中国缔结的秘密条约，并放弃庚子赔款和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劳农政府想要与中国代表者商议国境和其他问题，并与中国人民建立同盟。国务院认为这是苏俄过激党的策划宣传，意在煽惑国人，因而命内务部致函京师警察厅和各省督军、省长，要求他们注意侦防，严密查禁。

对一些革命和进步组织的活动进行监控和查禁是北洋政府防范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又一措施。1919年6月，内务部警政司获知俄国和美国等国的社会党人来到上海，并与聂豫等革命党人共同宣传无政府和共产主义。7月20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也报告了无政府共产党在上海租界设立机关，发行各种印刷品的情况，除协助英国巡捕房查获发行人一名、印刷品多件外，还通过邮局检获该党与北大学生凌霜、克水等人的多封信件。1920年2月，督办边防事务处下达查禁上海组织中华全国农工联合会的训令称，美国过激派来到上海，联络中国工党首领及全国工界协进会主任陈家鼐、于亚龙和孙中山等人，计划在法租界组织以社会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农工联合会，认为过激主义是引乱之源，亟应严密查禁，以消隐患。同样受到监视的，还有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从1919年底至1920年，孙中山就先后与苏俄劳动社负责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波波夫、波塔波夫和维经斯基先后会面，沟通两国革命和关系问题。英国情报部门在掌握孙中山与苏俄密使会见的信息后，认为他与其追随者对布尔什维主义非常感兴趣，且已开始赞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思想。从1919年5月至1920年6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里，各地新出版的400多种报刊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就有200多种。ÊI1同年，北洋政府在各地连续查禁与“鼓吹过激主义”“主张改革社会，反对政府”“煽惑工人和军人”等相关的书籍、报刊和传单共140多种。这些被查禁印刷物的出版地范围很大，涉及北京、上海、天津、济南、长沙、苏州、杭州、漳州、广州等城市，查禁机关主要涉及国务院、内务部、交通部、京师警察厅、直隶省长公署、湘督、闽督、督理边防军训练处等部门。1920年2月，内务部致函各省督军和省长，称苏俄政府正在积极运动中国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过激主义印刷物传播到中国已达83种之多，须查禁严防。函件除附印刷物名单外，还附有过激党来华名单一份，列有德籍和俄籍人员共11名。

面对这种形势，北洋政府加强了对印刷物的管制，以求遏制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想的快速传播。江苏淞沪警察厅于1919年7月就制订了《取缔印刷所办法》，不仅规定印刷所在大量印刷之前，须先呈送样品至警察厅进行检查，还规定警察可随时进入印刷所进行审查，如果有发现“诽谤”政府、妨害治安的内容，即可封闭印刷所。《取缔印刷所办法》出台之后，立即遭到上海出版界的一致反对，上海书报联合会、书业公所、书业商会纷纷致函内务部，要求废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内务部仍于1919年10月颁布了《管理印刷营业规则》，正式给予警察厅管理印刷营业的权力，在印刷所的开设和经营、印刷物的检查和禁止等方面加强管理。

在此基础之上，北洋政府也开始制定系统防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政策。1919年11月，国务院向大总统呈送有关“防范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建议，提出所谓“治标之法”和“正本之法”。该建议认为，政府当下面临的形势十分艰难，虽然“劳动界势力尚未发达，一时遽难滋事”，但是“贫民无业日多，军人饷需屡欠，而贪吏、奸商恣情侵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阶级日更悬绝，怨愤之气积不能平”，若内外联合，足以酿乱。根据这一建议，内务部警政司拟订了《防范新思潮传播办法》，列陈治本和治标两种办法，以预防过激主义的传播和影响。治本之法包括：刷新政治、登用才俊、改良教育、崇尚俭德、提倡储蓄、奖励实业、垦荒开边、安置华工。治标之法则包括：整顿乡团、厉行清查户口、注意在校学生行动、注意回国华工、注意工场及工党、注意偏激报纸、注意集会演讲、注意印刷物品。尽管尚无材料说明此项办法在当时已经颁布实施，但治标之法充分体现了北洋政府计划利用警察系统对青年学生、工人党团、出版印刷物和集会演讲等活动采取严格的管控和压制措施。

1920年4月10日，国务院采纳美国《芝加哥宪报》访员亨德关于防止“过激主义”在华传播的建议，并函电各省依据建议要点严密防范。很难理解北洋政府为何会如此重视，甚至是采纳一名美国记者的建议，但如果从内容看，“监察与中国人民有特别关系之俄人，禁止过激主义之书籍，监视东清路界内之华工，其中国人曾服务激党而回国者，因其接近国人较易，尤须严为约束”，恰恰切合北洋政府“治标之法”的思路。

英国对北洋政府的防范措施仍持怀疑态度，建议采取更为有力的行动。1920年4月7日，英国驻华情报处（Intelligence Bureau）负责人邓海姆（G. C. Denham）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在远东》的报告，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在远东的传播是英帝国在亚洲的“真正危险”，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学说时刻都在激烈宣传反帝反英的思想；尽管许多预防性的工作因为北洋政府的虚弱而难以有效实施，但仍需采取积极的行动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有害而又隐蔽”，很难辨识，所以需要北洋政府保持警惕并加强监视。因此，该报告建议，北洋政府最好能在外国的指导下建立某种类似“反布尔什维克处”（Anti-Bolshevik Bureau）的机构；上海工部局也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布尔什维克调查的警察组织，并加强对租界邮政和俄国人护照的检查；只有列强与北洋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联合行动，才能克服困难并消除布尔什维主义传播的危险。

1920年4月，英国率先发现陈炯明在福建漳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并在第一时间转告北洋政府外交部。4月12日，英国驻厦门领事图尔斯（B. G. Tours）致电英国驻华公使馆第一秘书蓝浦生（Miles Lampson），称陈炯明不仅协助出版多种鼓吹过激主义的小书，还支持编辑《闽星》杂志，专门刊载过激主义学说，而且可能已经与海参崴过激主义派建立了联系等等。当日，英国公使馆就把电文内容转发北洋政府外交部。4月29日，英使馆再次致电外交部，称陈炯明在漳州刊发的日报中有一段广告，“凡抱过激主义欲入党者，开列姓名邮寄上海邮局第一百零五号陆式楷查收，以便注册等语”。对此情报，外交部极为重视，先后将电文内容和所附印刷品转发内务部总长。内务部立即会商交通部并函电各省，尤其是福建省省长，要求严密查禁和取缔福建漳州印发的过激主义书报，以免传播。实际情况的发展更为迅速，到5月，陈炯明已完成与苏俄密使波塔波夫的会晤。会晤中，波塔波夫表示苏俄愿意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陈炯明则在给列宁的回信中，提出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要求。

1920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键一年。从外部看，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加强了与中国革命力量的秘密联系，还在对华外交和宣传方面加强了工作。从内部看，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讨论和宣传日益增多，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也为传播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1920年3月26日，苏俄向北洋政府正式递交“对华宣言”，称“今愿将自由之权给与各地人民，使东方各民族得解脱外族强权及外族金钱之压制束迫，中国民族即此等被压民族之一，并系其最著者”。因此，苏俄放弃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侵占领土和权益，并希望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4月间，宣言内容被中国各大报纸转载，全国各界纷纷复函复电列宁和苏俄政府表达谢意，并“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勠]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国务院于4月25日下发公函，要求查禁全国各界联合会等欢迎苏俄对华宣言的复函。在北洋政府看来，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全国学生联合总会等组织不仅未经官方允许就答复苏俄政府，还将涉及煽动军队和攻击政府的答复全文刊载于报，实属“荒谬绝伦”和“狂悖之极”，要求各省及邮电等局，遇有此等“不法函电暨印刷品”，立即扣留。又据上海情报，这些组织的代表正与俄、韩、日等过激党人在法租界召开会议，讨论接受苏俄宣言，如政府拒不接受，则在上海组织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以期联合四国国民，推倒军阀，共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因此，国务院复电上海特派员，命其尽力与法国领事交涉，从速解散这些组织。5月，在北洋政府反复交涉下，上海法国领事指示租界巡捕房，强行解散了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总会、全国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

虽然此时北洋政府仍对苏俄及其对华宣言持怀疑态度，但也在考虑，如果苏俄能代表全俄且确有诚意，则应该寻找机会与其商谈。英国情报部门则把苏俄对华宣言看作是“联合反帝的阴谋”，认为苏俄这种宣传既能博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好感，推动两国政府的外交接触，又能诱导底层民众和军队与苏俄政府合作，以求共同反对英法等国对自己的攻击。

1920年4月至1921年初，苏俄和共产国际通过不同渠道先后派维经斯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波塔波夫等来华，他们与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国先进分子建立了联系，并一起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共产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出版翻译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还通过《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文章。同时，也注意与北京、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先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机器工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

这些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恐慌，决定首先对“过激党人”联合劳工的行动采取惩治措施。1920年4月23日，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向国务院报告上海学生宣传在“五一节”举行罢工罢市活动的情况，称：“査阅各日学生会所出传单日刊内，有推翻政府另建民国、罢工、罢市、抗捐、抗税等字样。形同内乱，现正鼓动工人一致罢工。……并闻学生等拟于五月一号，开俄国劳动纪念会，乘机大举，英、法两界均已戒备。华界形势尤为吃紧。兹为保全地方安宁起见，拟于敬日宣布临时戒严，以资防范。”同日晚，卢永祥又接到探报，称：“学生等顷在法界各界联合会开紧急会议，提出办法四条：（一）推倒南北两政府，驱逐武人官僚政客；（二）组织平民政府；（三）要求各公使承认；（四）不承认政府借款。以上各条准明日下午一时，在西门体育场开国民大会表决。”在接到国务院准许采取戒严措施的回复后，卢永祥立即按照戒严法对会议活动实施取缔措施，除在西门体育场派兵驻守外，还派军警在华法交界处驱散参加会议的学生。4月28日，内务部获得情报，称上海工界协进会主任陈家鼐、曹子祥等人正与俄过激党人狄而那夫在法租界内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运动中国各地军队的办法，且经费由狄而那夫提供；俄文《上海生活报》已变为过激党机关报，鼓吹过激主义。上海租界工部局在确认上述情报后，决定先将俄过激党和俄文报主笔驱逐出境。5月1日，为应对工界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召开劳动大会，江苏交涉员杨晟还特别协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允许中国军队通过租界，镇压五一节劳动大会。9月，外交部又接英国驻沪领事报告：上海有俄人组织机关，运动宣传过激主义，并有华人附和。10月，国务院认为过激主义传播极速，因而密电各省，称俄过激政府派遣代表，宣传过激主义，计划在我国设立多个宣传所，我国过激派正在上海与劳工同盟取得联系，遇有宣传过激主义者，应严行缉拿，尽法惩治。11月，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致电内务部总长，称华界并无过激党设立宣传所，内地与租界毗邻，恐其以租界为护符，潜藏其中，除特派干探于租界设法严密侦查外，还将联络各捕房探捕严查。12月，内务部收到过激党人准备从上海派人到北京联系学界和工界的情报，要求步军统领衙门认真侦查，严密防范。同时，国务院发函内务部，要求制定“取缔‘过激党人’专条”。这一建议最初是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向总统提议，称“过激党人，煽惑劳工，恐酿事变”，又因“首都重地竟有散布印刷传单书册等件，任意煽惑劳工，主张共产，反抗政府”，所以提出援用刑律条文，拟定惩治过激党人专条，并将为该党印刷运送之人一并拟定惩治附条，提交国务会议审定。

与防范“过激党人”同时进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书籍、报刊和传单的查禁。1920年5月至1921年5月，北洋政府查禁了三十多种报刊书籍，大部分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煽动士兵和工人”。其中，有宣传俄国革命的《旅俄六周见闻记》和《过激党真相》，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光明》和《进化》，也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劳动界》《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史》，以及鼓动工人和士兵运动的《伙友》《白话日报》《兵变歌》等。9月，新疆查获俄国社会党寄来的书刊，“书系用汉文编著，纯属鼓吹共产主义之语”。杨增新向国务院报告，认为“俄国新党现正倡行极端社会主义，伊犁毗连俄境，难保该党不散布邪说书报，希图煽惑”，建议国务院核查后，严行查禁此种“不良印刷品”。

这些查禁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成了很大冲击。1920年6月，介绍和宣传劳工问题的重要杂志《星期评论》被迫停刊。该刊在《〈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中揭露了停刊的原因：“近两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本志，自四十七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们辛辛苦苦作成，印字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的堆在社里，各处爱阅的诸君，不但是接不着我们的报，并且连本社言论受无形禁止的情形，也还不晓得。真是痛心极了！……现在我们的宣传，既然受了这样大的打击，我们努力的效力，除上海一个地方以外，便失了效力。”1920年12月，北洋政府又下令邮局停寄开始介绍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杂志。

1921年1月，内务部专门成立两个机构，以加强对“过激主义”印刷物的出版和邮电检查。一个是内务部为方便著作和出版物的研究而成立的“著作及出版物研究委员会”。这一机构由国务院批准设立，并获得每月两千元经费的支持。《著作及出版物研究委员会章程》规定，警政司和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可疑著作物和出版物进行及时搜集和审查。二是京师警察厅为防止过激主义传播，加强邮电和印刷品的检查，成立了检查事务所。同时，拟定《京师警察厅特务委员组织章程》，在警察厅内指定特务委员，对可疑和应注意的事件进行极端秘密的侦查，从而加强检查事务所的工作。

步军统领衙门也同时加强了对高校师生与进步青年组织的侦防。1921年1月，步军统领衙门收到私立民国大学住校董事刘立夫要求派人密查过激主义在校传播的报告。刘立夫在报告中称，前北大秘书徐宝璜代理校长期间，办校宗旨暧昧，态度不明，因而学生非法结社，藐视法律，颇似过激主义，要求政府派员密查，预防遏止，而报告的批注也称：“所呈极有理由，且举发北大内幕，则北大之传播过激主义实为铁证。”2月至4月间，步军统领衙门已经潜伏暗探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为关谦的密探向北京卫戍司令部步军统领王怀庆先后呈送了《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党互助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呈》《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情形报告》和《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五一”活动等事项报告》等六份密报，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和主要活动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记录。透过这些记录可知，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上，与会者对如何营救被捕的何孟雄进行了讨论。4月，包括何孟雄在内的京、津、沪13名青年团代表启程赴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但在满洲里被捕并被转押于黑龙江陆军监狱。尽管他们告知当局此行是赴俄考察教育，且也未被查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身份和赴会文件，但因为没有学务局和学校颁发的通行证和护照，所以当局仍以参加“过激”活动为由将其羁押。因此，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计划各方筹集经费，并联络在黑龙江熟识督署的友人，设法营救。由此可见，为防“过激主义”，北洋政府在对苏俄赴华人员进行严密检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赴苏俄人员的证件和身份审查。

至1921年4月底，北洋政府对“过激主义”的查禁已经非常严厉。4月23日，步军统领衙门、京师警察厅和京兆尹在北京发布布告，指出北京近来有过激主义传单散布，种类很多，或是邮局寄递，或是过激党人散布，主张社会革命，摇惑军心，鼓动劳工，应从严制止，悬赏缉拿。因此，布告称：“凡在京城四郊等处，遇有散布过激印刷书件之党人，无论商民人等，准其扭送附近警区或游缉官厅，每获党人一名，赏洋五百元，一经讯明，证据确凿，随时发给赏金。其京城内外，营业印刷铺户，概不准代印过激书件，倘敢故违，立予查封，并以同党论。”同时，步军统领衙门向国务院建议：由陆军部和内务部分别命令各省军民长官，一体查禁过激主义印刷品；由外交部协商驻京各国公使，对外国邮局寄递的过激印刷品一律查禁，不予邮寄。4月25日，步军统领衙门函商外交部，认为“俄国红党代表优林”侨居京城，与中国过激党常有联系，为防止他们凭借优林势力，图谋不轨，建议对优林进行严密侦查，如果发现他以代表资格传播过激主义，惑诱人民，妨碍秩序，应根据情况勒令出境。此后，各省加大了对“过激主义”书刊的查禁。例如，安徽省警察厅就于5月在省内查禁《过激党真相》《社会改造原理》《劳动界》和《新安徽》等7本书刊，认为其煽惑劳动，主张过激，一经传播，贻害无穷，除将书籍存案外，还录下书名，上报内务部查照，以通电各省，一体查禁。吉林省于7月通过邮件检查，发现由上海邮寄至延吉的韩文印刷品五种，各百余份。经译阅，认为其“均系鼓吹共产主义，如系传播，害不可言，业已悉数扣留，分别存毁”。吉林省公署将此情况函告交通总长，请其分令上海和东三省邮局，遇有韩文印刷品，概不邮寄。

除重点防控北京之外，北洋政府也加强了对上海革命活动的监视和镇压。1921年2月初，在北洋政府的要求下，法租界巡捕对新青年社进行了搜查，当场搜去《新青年》《工团主义》《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出版物。法租界巡捕房以出版物“言论激烈”“违背租界章程”为由起诉新青年社经理周少伯。后经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要求周少伯立即关停新青年社，不准再开，并处罚金50元。

1921年4月16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报告了苏联派人援助中国工会的情况。报告称：“俄共产党果尔克夫，以俄旧党占据库伦，势力日见扩张。我政府迄未派兵讨平。且中东路一带旧党亦异常活动，深巩［恐］日久蔓延，危害彼党根据地。特派党徒阿黑阔廷来沪运动中国各党会群向政府责难，并宣传共产主义。现已联络中国工会总会、工商友谊会、电气工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各马路商业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等十数团体，拟组织公民大会，责备政府，即日削平库难。曾于日前在中国工会秘密会议，讨论办法。其发起人为童理章、陈国梁等，现正在接治筹备中。并闻该阿黑阔廷又与曹亚伯等勾结，密派党徒运动各工厂工人，拟于五月一日假庆祝万国劳动纪念节有所举动各等情。业经分行军警严行查禁，并密令上海县转知各工厂，设法预防矣。”

1921年4月25日，内务部分别密电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省长和淞沪护军使，称之前收到上海报告，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法租界环龙路孙文某洋房内与俄过激党斯特拉夫等人举行秘密会议，且斯特拉夫意欲在华传播过激主义，青年学子和工人多被煽惑，所以特电各省设法严密查禁，切实防范。同日，内务部密电上海交涉员，询问上海英、法、美等领事团查禁“过激党”煽惑印刷品方面的情况。6月15日，江苏交涉员许沅回复：“两租界工部局均于上年设有特别机关，随时派探在租界内注意侦查。凡于‘过激党’有关之事件，立即查办。至各种印刷品出现时，先行购阅。如有涉及过激者即行禁止，送公廨办理。”

5月2日，京师警察厅就防范过激党在京津宣传五一节情况向内务部报告。报告称：“中俄过激派与孙文等结合，希图先扰京津各节，迭次呈报在案。现北京大学之激烈青年学子，潜来沪江，往返京津者实繁有徒。均与孙之羽党联络，担任黄河北之通讯及传播，并与工人一致施行其主义，使其未成年之学童工人遍发传单小册。名虽鼓吹工人减工作，阴实煽惑军警。昨日此间工人、学生联合散发传单，三五人或十余人，遇空地或僻静处，即集会演说，鼓吹其主张以避军警干涉。迩来进行甚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报告之后附有传单两份，分别名为《五一略史》和《快！起来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召开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7月30日晚，当代表大会进行第六次会议时，法租界巡捕密探程子卿闯入会场。之后，法国巡捕赶到，对会场进行了集中搜查，但未获得有关举行政治活动的证据。可能是受此事影响，7月31日，法总巡费沃礼颁布了法租界取缔集会章程，特令“中西探目派探分赴界内各团体知照。谓捕房定于八月一日（即明日）起，如有开会集议，须在四十八小时前报告。一俟总巡核准，方许开会。如有私自秘密集会，不将会议理由预先报告者，捕房查悉后，即照违章论。务请公堂讯究云”。

从现有的档案资料看，北洋政府对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并无记录，也并未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别行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纲领、方针和中心工作逐渐明确，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组织活动也进一步加强。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来看，“反传播”力量（因素）是一直存在的，主要体现为北洋政府、各地军阀和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动，制定了比较系统的防范、遏制政策与措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阻挠和破坏行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政府的落后的、反动的“反传播”力量不断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贯穿于后续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从“反传播”力量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就已预先形成了严防马克思主义输入的政策和措施，加强了对入境俄人和旅俄华工的检查和甄别。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北洋政府不仅逐步制定了系统而全面的遏制政策，还形成了以警察和军队为工具、多部门协同压制、各种手段“多管齐下”的反传播态势。在这一过程中，北洋政府还与帝国主义国家相合作，在边疆、内地和租界等范围内，形成了信息共享、联合行动和相互配合的内外高压态势，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从“反传播”造成的影响来看，对旅俄华工归国的防范，阻挠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在早期工人中的传播；对入境俄人的甄别和防范，使来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不断受到驱逐和监视，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们与中国革命力量的结合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报刊、书籍、报社书社的查禁、邮禁和封闭，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对进步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打压和查禁，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组织力量，限制了潜在传播受众的发展和壮大。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反传播”力量建立起针对新思想传播的政治恐怖和文化恐怖氛围，置马克思主义传播于极为困难的社会环境之中。

从“传播”与“反传播”的互动结果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未就此遭到扼杀，反而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渐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逐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获得了广泛传播。有关“反传播”的研究，让我们对这一过程有了新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与“反传播”力量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传播”和“反传播”的互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基本史实。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这充分体现了先进思想和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艰难性、斗争性和曲折性的特点。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基本过程。

本期责编：徐维岭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