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黄敏、钱菊香｜媒体作为信息基础设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媒体话语研究

自党的二十大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以来，有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研究就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虽然学者们认识到这一话语体系的多层次性和多维度性，但目前主要限于对体系的整体把握，对其不同层面和维度的关注还相对较少。尤其是对实践性话语研究显著缺失，使得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过于空洞。对主流媒体在这一体系建构中的作用也较为忽略，有一篇文献提及主流媒体，且将其功能主要定位于向大众“阐释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生活话语”。然而事实表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很多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经验，正是经由 地方主流媒体的提炼和报道才为上级政府和全国所知，最后得以进入政治话语体系。就此而言，主流媒体尤其是地方主流媒体不仅具有向大众宣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活话语的功能，也发挥着建构与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话语、为政治话语等话语范畴提供源头活水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充分理解并建构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必须深入分析包括实践话语在内的各个维度，重新认识包括媒体在内各个话语主体的作用。

媒体建构和传播社会治理的实践与经验是政策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新的政策理念和治理实践，尤其是那些“有效理念”（ideasthatwork）和“最佳实践”（bestprac-tices），为外界所知和追捧，乃至为外地所采纳和借鉴，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故将其称为“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alinfrastructures）, 即“产生和传播特定政策模式相关知识的空间”。但媒体究竟如何“产生”和“传播”相关政策模式，人们仍所知甚少。

鉴于以上考量，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话语的理论设想，结合有关媒体作为政策传 播信息基础设施的理论观点，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以位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前列省份的两家省级党报部分相关专题为例，探讨主流媒体究竟如何建构与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话语。既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实践性话语基础，也能更充分认识主流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另外，本文也试图通过相关个案考察，一定程度上推进政策传播中有关媒体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研究。

（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研究

在Sage等国际期刊库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为主题搜索,截至2023年9月20日（本研究开始日），共获文献115篇，其中与话语直接相关的研究文献46篇，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整体阐述

这一类研究目前学界最为着力，具体分为三小类：（1）历时考察中国式现代话语体系的源流与发展。比如胡国胜从起源、初探、孕育、生成、形塑等阶段追溯了中国式现代话语体系的发展过程。（2）共时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与构成。比如代玉启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建构分为政治、学术和生活三个面向，其中生活话语通常是群众话语，受众主要是人民群众，具有易理解性、易传播性和朴实性，以传播生活话语提升民众对政治及政治话语的认同度。在各社会主体中，除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外，“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主流媒体也是阐释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生活话语的主力军”。（3）综合研究。比如张艳艳从理论基础、历史分期、内容特征、问题挑战和实践路径等几个方面综合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

2.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某一维度话语的阐述

目前学者在“国际传播”和“国家治理”这两个维度着墨较多：（1）在“国际传播”方面，惠东坡认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要坚持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情况和客观规律等原则，建议遵循构建多元主体、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传播网络，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支撑力等路径。（2）在“国家治理”方面，廖敏从重要意义、理论基础和可行路径等角度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认为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话语体系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必然要求、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要求；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建构路径要体现“大众化”“中国化”和“国际化”等。

综上可知，相关研究主要限于对中国式现代话语体系的整体阐述，对其不同维度的分析相对较少，而且从研究内容上看，不论是整体阐述还是聚焦于某一维度，都止于理论层面的思辨，实践层面话语的实证研究尚未涉及。通过对代表性省级党报有关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专题报道的分析，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能有一定的突破。

（二）媒体作为政策传播信息基础设施的研究

如前所述，政策传播研究者认为媒体在政策理念和治理实践的建构与传播中极为重要，指出媒体“以各种方式构建和打包有关最佳政策实践、成功城市和前沿理念的知识，然后将这些信息呈现给特定受众”，但目前专门探讨媒体作用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且集中于城市治理中的政策传播，主要有：

麦卡恩（E.McCann）通过对美国《金钱》（Money）等大众杂志每年发布的“宜居城市”排名的分析，研究了城市政策制定与媒体话语之间的关系。发现媒体的排名构建了一种主导性叙事，说明哪些标准是提升城市等级所必需的，这种叙事既肯定了上榜城市用以城市治理的政策模式，也推广了这些政策模式，鼓励其他城市学习和复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哥伦比亚波哥大市在周末和节假日会关闭一些街道，禁止汽车通行，让人们能够自由地骑车和步行。该举措迅速流传开来，甚至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采用，成为少数源自发展中国家而为发达国家所学习借鉴的治理政策。蒙泰罗（S.Montero）考察了一个介绍波哥大这一治理实践的视频是如何促使美国旧金山市实施类似政策的。通过跟踪和分析这个视频的制作和传播，他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特有的叙事能力使得视频能够比文件或图像更有效吸引和说服政策行动者，成为撬动政策变化的支点。

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Medellín）在20世纪90年代曾被称为“世界上最暴力的城市”。经过十余年的发展，2013年在由《华尔街日报》等组织的年度城市竞赛中被评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城市”；2014年更是被联合国选为第七届世界城市论坛（WUF）的东道主，成为城市创新的标杆。麦德林的成功转型引起了广泛关注，其治理模式也一时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主题。弗兰考（I.D.Franco）和奥尔蒂斯（C.Ortiz）分析了国际主流报纸在构建和传播麦德林城市治理模式中的作用，发现它们主要通过讨论这个曾经暴力的城市如何成为其他城市的“范例”“地标”“灵感”或“模式”来框架相关叙事，认为报纸有助于放大“城市模式”的神话叙事，并建立良好治理的新指标；媒体传播了麦德林城市模式经验，同时为特定的专家和倡导群体提供了发言平台，以证明和推广该模式。

虽然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较大不足。麦卡恩曾明确指出：“国家大众媒体在促进、合法化和传播关于美好生活、美好地方和良好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的主导性理念方面的作用，相对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这种不充分不仅体现在研究的范围与数量上，也体现于研究的细致与深入上。如就媒体所发挥的功能而言，弗兰考和奥尔蒂斯认为：“尽管在这些辩论中通常考虑到传播媒介，特别是新闻媒介，但对它们在作为政策传播和城市模式得以界定之渠道的同时，也作为行动者所发挥的双重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而且对媒体案例的深入分析不多，“很少有研究以具体案例分析媒体的作用”。另外，就所跟踪的政策传播方向而言，学者们基本限于政策从一个城市向其他城市的传播，即横向传播，对媒体有可能产生的其他传播方向尚未论及。

本文将研究范围从城市治理拓展到省域治理，聚焦于省级党报有关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媒体话语，“以具体案例分析媒体的作用”，考察媒体如何“在作为政策传播和城市模式得以界定之渠道的同时，也作为行动者”而发挥作用的，尤其关注它们如何“以各种方式构建和打包有关最佳政策实践、成功城市和前沿理念的知识，然后将这些信息呈现给特定受众”。研究问题如下：

1.作为行动主体，媒体如何建构本省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话语？有哪些策略和特点？

2.作为传播渠道，媒体试图将相关话语体系呈现给哪些受众？有哪些传播方向？

      （一）理论基础

1.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性话语的理论设想

如前所述，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行了许多理论阐述，本文主要采用齐道新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性话语的理论设想。齐道新将“实践性话语”视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实践本质与其话语形式的统一，需要在推进现代化实践的同时推进其实践性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实践性话语形态呈现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经验与精神”，这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诠释是一致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源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经过了“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因此“实践性话语”当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认同以上观点并援引为本研究的理论依据。

2.有关媒体作为政策传播信息基础设施的理论观点

媒体是政策传播中的信息基础设施，这一观点由麦卡恩提出。他在2008年分析温哥华毒品政策传播的文章中指出，专家虽然在政策传播方面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是“由一套信息基础设施—机构、组织和技术，它们以各种方式框架和打包关于最佳政策实践、成功城市和前沿理念的知识，然后将这些信息呈现给特定受众—来中介和促进的”，就温哥华的毒品政策而言，“专业组织和大众媒体的做法和话语尤其重要”。之后，他对“信息基础设施”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论述，“确定了三个不同但相关的群体：教育工作者和培训人员、专业组织和超地方政策组织以及大众媒体”。在麦卡恩的基础上，忒墨诺斯（C.Temenos）进一步将所涉及的群体与机构分为五种：“国家、教育工作者、媒体、专业人士和积极分子组织”，并具体描述了他们参与政策传播的行动者、技术和过程，其中媒体所涉及的是：“重复叙事；将政策、行动者和城市框架为‘好的’／‘坏的’；社交媒体促进公众与机构之间的交流”。库克（I.R.Cook）和沃德（K.Ward）强调新媒体的作用，认为“新的材料和虚拟出版物，如博客、电子邮件传播列表和网站，共同作用，保持和传播有关城市的知识。范例被转化为模式，或最佳实践或良好实践，然后在其他地方被复制”。弗兰考和奥尔蒂斯则更为看重传统媒体报纸，将其视为城市政策流动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keyinformationalinfrastructure）。

本文采纳以上媒体作为政策传播信息基础设施的观点，并同意弗兰考和奥尔蒂斯有关报纸的看法。在样本采集中我们发现，相较于其他媒体，目前《浙江日报》《南方日报》等党报更为重视对本省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的梳理与传播。

（二）考察维度

本文主要考察媒体作为行动主体是如何建构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话语，作为传播渠道又向哪些方向传播，因此分为“建构特点”与“传播方向”两个维度。

在建构特点维度，本文主要依据齐道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性话语”这一概念的论述。他将该概念界定为“是现代化实践活动投射到语言领域的表达形态，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实践成果、实践事迹、实践精神为话语资源，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模式的话语表达系统。”从这一定义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话语是一个由话语资源和实践模式构成的二层结构。本文依据这一设想，从实践模式和话语资源两个切入点加以分析。从实际话语生产的角度，无论是实践经验、事迹或精神，只要通过话语表达出来，多少都要经历话语建构的过程，不可能全然作为抽象的话语资源存在；而且治理模式的出现具有滞后性，在形成一定治理模式之前，长期存在的可能就只是对一个个实践经验、事迹等的话语建构。另外，“经验”“成果”“事迹”“模式”等具有相对性，比如“枫桥经验”最初仅是绍兴诸暨枫桥镇的社会治理经验，现在则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模式，乃至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有鉴于此，为不限于概念之争，我们将媒体用以诠释实践模式的那些“话语资源”统称为“模式资源”，它们自身也可以进行话语建构，在分析需要时再具体指明是实践经验或成果等。

在传播方向维度，本文主要借鉴代玉启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风格探讨其目标受众的思路，这与新闻话语研究中的“隐含读者”（impliedreader）观，即将话语建构策略与目标传播对象相关联的思路不谋而合。“隐含读者”来自文学理论，不是指某个阅读主体，而是指契合作家意图的阅读立场，这一立场隐含于作品的文本结构或修辞策略，逐步显现于阅读过程。后被引入新闻话语研究，指“报人心目中的目标读者群”，或“记者和编辑在进行新闻文本创作前和创作中设想的能够将本文具体化的所有读者”。对“隐含读者”的不同设想影响到新闻话语的建构策略，因为“不同报纸的作者（记者／编辑）总是针对不同的目标读者采用一定的话语建构策略，隐性地表现各自的新闻报道立场与形象”。比如有研究者发现《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和英文网络版就同一事件报道的新闻标题，所采用的话语建构策略就显著不同。因此，跟文学理论界“倾向于从作品形式中辨析作者意图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动态关系”一样，我们也可以从新闻话语建构策略来了解媒体建构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话语所指向的目标读者群和传播方向。

（三）研究方法

本文考察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性话语”，研究对象是媒体文本，故主要采用话语分析，尤其是质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另外，为了解话语建构背后的工作机制、背景和报道的实际影响，本文还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第一作者访谈了这些专题的一些策划者和撰写者，并亲身参与了浙江日报部分专题的调研活动。为节省篇幅，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所获信息的来源不在文中一一标注。

本文把《南方日报》和《浙江日报》作为省级党报的代表，侧重分析它们在以上方面所呈现的共同特征，忽略其细微差异，它们若在某方面存在明显不同也会指出。

（一）建构特点分析

1.完整性参差不齐

上文指出治理模式的出现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就本样本而言，试图对社会治理省域或市域模式进行总结和展现，正是这些专题策划的主要目的。这一点从专题名称“浙江实践”“杭州实践”“深圳实践”或专题评论中所称“致力于打造‘广东样本’”等说法即可了然。但单从媒体文本而言，其话语建构情况可分为以下三种：（1）完全模式化，即进行了明确的模式总结和命名；（2）部分模式化，有模式总结但没有明确命名；（3）未模式化，没有模式总结也没有明确命名。

专题1属于第（1）种情况。杭州实践被称为“‘六和塔’工作体系”，在专题封面上进行了显目的呈现，即“党建领和，同频共振；社会协和，走深走实；专业维和，有力有效；智慧促和，数字赋能；法治守和，有章有法；文化育和，有声有色”。在随后7个版面则通过杭州整体和杭州所管辖部分区／县的经验进行了详细叙述。专题4属于第（2）种情况。虽没有对“广东样板”进行正式命名，但在一篇总结性文章中，该模式被总结为“政治引领、法治保障、自治强基、德治教化、智治支撑的‘五治融合’”。专题2和3则属于第（3）种，媒体似乎是试图通过各地特色实践的汇聚，让读者自己把握浙江模式或深圳模式究竟是什么。细查起来，这两个专题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其中专题2虽没有对模式进行总结和命名，但有明确的主题，即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社会治理实践。媒体在封面上都有对专题策划意图的说明，如“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面对疫情大考，浙江交出了一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答卷”。专题3则是从各个方面对深圳2023年社会治理经验进行总结，包括产业、消费、教育、医疗等等。

从上可知，这四个专题实践模式话语的完整性各不相同，具体如下表1所示。在表1中，“×”越多意味着相应的话语体系越不完整。专题1最完整，专题4其次，专题2和3则较为欠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治理模式相对于具体治理实践与经验的滞后性。专题1所展现的杭州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源自“枫桥经验”，从2003年就开始酝酿、探索；2016年形成了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为核心的“‘六和塔’矛盾纠纷调处模式”，运用于G20峰会的筹备和安保工作；2018年，在中央政法委提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后，杭州市通过认真总结之前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工作经验，提出了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的目标，还组织课题组攻关研究和谋划，前后时间长达16年，进行了充分的实践探索、理论研究和思想积累。专题4所涉及的社会治理实践也经过了3年的探索提炼，中央政法委于2020年至2022年开展的为期3年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广东有13个地级以上城市被确定为试点，本专题正是对这些试点工作的总结。总体而言，这两个专题所表述的治理模式是发展时间较长、较为成熟的，媒体从受访单位或对象获得的资料信息也最完备。

尽管在四个专题中媒体都试图对本省或特定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总结，也都尽量以各种方式将模式资源组织在一起，但现实中它们的成熟度确实不尽相同，导致它们话语体系的完整性也各不相同，实践话语体系的建构毕竟还是无法脱离于治理实践的现实基础。

2.聚焦于基层实践

尽管媒体立足于全省或全市来梳理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社会治理模式，但落脚点仍在所辖县、乡、村，镇、街道甚至小区等基层区域，基层的作用具体分为两种：（1）作为例证；（2）作为子主题。

比如，在专题1中，媒体在封面概述完“‘六和塔’工作体系”这一杭州模式后，紧接着立足于杭州市从“发挥基层效能”“深化数据应用”“完善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这一工作体系进行具体介绍，其中用到了建德市桂花村、淳安县千岛湖镇、下城区长庆街道等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实例（基层作为例证）。随后又以子专题的形式，分别对下城区等9个区县分为9个子专题进行了专门介绍（基层作为子主题）。

这些基层实践与案例的来源大体有三种方式：一是记者调研所得，二是媒体联合其他单位（比如智库）征集，三是相关部门主动上报。比如专题3主要采用了前两种方式，一方面，《南方日报》联合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举办“圳治 ·深圳治理现代化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广泛征集社会治理中的最佳实践；另一方面，记者也深入基层广泛调研。该专题第一篇导语性文章对其实践与案例的来源有较为明确的表述：“2023年，‘圳治·深圳治理现代化优秀案例评选暨经验交流活动’步入第六个年头。《南方日报》扎根深圳，以治理现代化为观察切入口，连续6年深入记录和总结了这座城市的实践经验。这六年，我们共寻城市治理的典型案例，在治理的大课题中解剖‘麻雀’，及时反映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创新经验。”此外，作为工作常规，省级党报一般都会与地方建立联系机制，地方会不定期将本地工作成绩突出之单位的材料报给党报，也即以上第三种方式。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媒体都会派记者实地调研做出最终判断与取舍。有些基层单位有好的做法，但总结得较为粗糙或者没抓住亮点，有经验的记者甚至还帮助他们去分析和梳理。因此，总体而言，总结哪方面的治理模式或许有上级指示，但如何总结，具体表现哪些“有效理念”和“最佳实践”，以及如何表现，很多时候是媒体经过充分调研，基于事实做出的决定，体现了省级党报的权威性和自主性。

麦卡恩将西方媒体对“有效理念”与“最佳实践”的建构策略归纳为“解释、打包、表征”等，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补充一个 “挖掘”，将我国省级党报的相关建构策略总结为“挖掘、解释、打包、表征”。

3.实践与模式套叠

由于各基层区域的治理实践又作为子专题的形式加以介绍，这些子专题本身常常又表现出模式的特征，从而形成模式与模式资源的套叠。比如在专题1的9个子专题中，西湖区和桐庐县的治理实践获得了完全的模式化，前者的实践模式总结为“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为切入点的‘1+3’模式”，后者则是名为“暖心桐庐”的“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科技保障、全民共建的具有桐庐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临安区上田村和江干区治理实践获得了部分模式化，前者借用了“三治融合”的模式名称，称为“‘三治融合’的上田样本”，模式总结为“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后者借用了“枫桥经验”的名称，称为“‘枫桥经验’中心城区样板”，其治理经验为：“强化引领，精心绘就共建共治‘同心圆’”“促进协同，做强做细基层社会治理‘双网络’”“聚焦智慧，做深做实‘在线警务’新机制”。富阳区则代表了第 （3）类，媒体没有进行模式总结和命名，而是从“田间地头，寓教于‘和’”“安居乐业，防患求‘和’”“春风化雨，科技维‘和’”三个方面对富阳的创新实践进行了介绍。有时还形成双重套叠，比如专题2,在湖州子专题中又分为吴兴区、南浔区、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和南太湖区六个小专题，构成模式与模式资源双重迭代套叠的现象。

齐道新将实践话语体系设想为模式资源和实践模式构成的一个二层结构，作为一个理论设想而言，这一架构大体成立，但从社会治理实践话语的实际生产角度看稍显简单。如同语言中的递归性形成多重套叠的句子结构一样，实践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也存在某种递归性，从而形成多重迭代套叠。

（二）传播特点分析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从一定的话语建构策略来了解媒体话语所指向的隐含读者和传播方向，以上建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已有所暗示。比如，媒体基本上都会对各地治理实践进行不同程度的提炼，形成各种理论化、抽象化的理念与模式，这一话语建构策略显然并非主要针对广大民众，而是面向本省各地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干部（横向）以及上级部门和领导（由下而上），向他们介绍、推举本省社会治理的有效理念和治理模式。与此同时，媒体又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核心进行话语建构，大量援引老百姓熟知或相关的基层案例，这主要是在试图向广大民众宣传和阐释这些先进的理念与模式。这是基于样本总体话语建构特征而言的，就单篇文章看，还有以下两个话语建构策略也较为鲜明地表明了其所指向的“隐含读者”。

1.抽象提炼，具象呈现

在每篇文章中，媒体的话语建构试图做到“既有一定的理论化和抽象化，也有一定的生动化与具体化”。媒体一方面在编者按、标题、导语或结语中对当地治理经验和模式进行理论化、抽象化的提炼，同时在正文中又采取各种方式对这些模式和经验进行阐述，力图使这些理念和模式具体可感，易于理解，令人信服。主要方式有：（1）具体问题导向，包括各种困境和不良现象等；（2）具体实例展示，包括具体事例、场景或人物等；（3）具体成效证明，包括数字指标变化、治理前后状况对比、所获荣誉等。

之所以要进行“治理”，是因为存在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正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媒体在介绍各地治理实践时，常以具体问题或困境导入。比如专题4中，媒体在导语中将韶关的社会治理模式总结为“‘一核多元’‘三防齐抓’‘五治融合’社会治理模式”，可谓相当抽象，但在正文介绍“三防齐抓”这一治理经验时，媒体先指出其面临的问题：“基层干部人少事多，如何有效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紧接着介绍其举措：“韶关坚持人防、物防、技防‘三防齐抓’相结合，全力构筑群防群控网络，严密社会治理防线。”这一问一答清晰地解释了这一理念具体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媒体在介绍各地抽象的治理举措和经验时，还常用许多故事、人物和场景来加以说明或将其语境化。比如专题2一篇有关温州司法改革的文章，媒体在导语中将温州司法的模式总结为“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但这一概念对于缺乏足够行政经验和司法知识的普通民众来说难以理解。故媒体在阐释这一模式时介绍了一个具体举措“调解案例数据库”。为了说明这一数据库的作用，作者又讲了一个小故事：“人民调解员老李接待过上千起医疗纠纷案件，今年，老李受理了一起医患赔偿纠纷。双方各执一词，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持。老李把当事人叫到电脑前，在人民调解大数据中心，输入医疗事故等关键词，经过检索比对别人的调解案例，当事人不再担心调解方案让自己吃亏，很快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不仅向广大民众具体解释了该数据库的使用方法，也生动说明了“数字法治、智慧司法”这一治理模式的效果。

治理举措如果没有成效，也就不值得提炼为“经验”，更遑论总结为“模式”。因此媒体常用数字指标变化、治理前后对比、所获荣誉等方式来表明各地治理举措的效果，从而“增强对民众的说服力”。比如专题3一篇有关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的文章中，作者先将该街道的社会治理经验总结为“织密基层治理小分格，推动矛盾纠纷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化解在小”，然后用数据变化来表明其治理成效：“真抓实干赢得真金白银。光明街道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37.11亿元，同比增长44.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9.92亿元，同比增长79.7%;增速均排全区第一。”读到这里普通读者或许仍不清楚何为“基层治理小分格”，但这些具体扎实的数据让他们知道这一治理理念是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对这一治理理念的认同、对深圳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的认同。

2.本土特色，普遍价值

媒体一方面表明本省各地方治理经验或模式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提出“桐庐特色”“余杭样本”“韶关特色”“光明实践”等概念，同时又凸显这些经验的普遍价值，强调其“可推广性”“可借鉴性”。在《浙江日报》的专题中，这一般是通过专家点评来揭示的，比如专题1一篇有关杭州滨江区大数据社会治理实践的文章，专家的点评是：“这是一个数据决胜的时代，滨江区在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数据及其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树立了典范。滨江区可供借鉴的经验在于……”《南方日报》的专题则常常通过“媒体评论”来揭示，比如专题4中的一篇总结性媒体评论，在阐述了广东各地的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后，称广东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形成一批走在全国前列、获先进表彰的创新经验，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广东样板’”。

根据《南方日报》和《浙江日报》有关本省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话语建构的以上特点，我们认为，作为省级党报，其传播目的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如代玉启所言，它们面向大众（由上而下），试图以各种方式和具体实例生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以提升民众对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认同；另一方面，它们也着力对治理经验和模式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提炼，凸显治理经验和模式的普遍价值，从而达成向本省各地各部门工作人员与干部（横向）和上级部门与领导（由下而上）介绍、推举本省社会治理的“有效理念”和“最佳实践”的传播目的。在本文所考察的样本中，就有文章和专题为省委乃至中央部委和领导所重视，对文中所总结的治理经验和模式表示了“高度肯定”，有的概念甚至进入了“较高级别的”政府工作报告。因此，作为传播渠道而言，《南方日报》《浙江日报》的传播方向是多维的，除了代玉启所指出的由上而下的纵向传播和西方学者所关注的横向传播，还有由下而上的纵向传播。

两家省级党报有关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专题展示了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我国主流媒体如何挖掘、解释、打包、表征社会治理的“有效理念”与“最佳实践”，并将这些信息呈现给特定受众，如何既作为传播渠道又作为行动主体发挥作用。本研究尝试从它们建构与传播各自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特点，构拟出我国主流媒体建构与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话语的机制，如下图1所示。

图1表明，我国主流媒体作为政策传播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发挥着行动主体与传播渠道的双重作用，不仅向民众宣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传播渠道），而且也发挥着挖掘、解释、打包和表征（行动主体）并向包括党和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展示、推广（传播渠道）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实践和治理模式的作用。

我们到底要建构一套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如上所述，自“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重新提出以来，这一问题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质，以现代化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论述都充分表明了实践性话语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强调了实践性话语建构与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当前有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研究中，有关实践性话语的研究较为缺失。本文聚焦于社会治理现代化，以《浙江日报》《南方日报》近年有关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部分专题为例，对主流媒体究竟如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话语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在此方面有所贡献。本文无意于仅仅基于两家地方性媒体的相关话语建构来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这一宏大命题，只是试图以位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前列省份的主流媒体为例，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性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实证样本，为后续研究探索一条可行路径。

《浙江日报》和《南方日报》的相关建构也生动说明了媒体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构与传播“最佳实践”和“有效理念”的复杂过程与丰富图景。沃德曾就政策传播研究整体的不足感叹道：“事实上，我们仍然对‘地方’政策、实践和项目经之作为‘模式’建构的细节和机制知之甚少。”本文对两家省级党报有关社会治理实践话语建构的分析，从媒体的角度，展示了一系列基层“最佳实践”经之作为省域或市域治理模式建构的细节和机制，一定程度推进了政策传播的研究。本文从研究范围（从城市治理拓展至省域治理）、研究案例（提供了一个深入的媒体案例研究）、媒体作用（分析了媒体作为传播渠道和行动主体的双重作用）与传播方向（从横向拓展至多维传播方向）等方面对媒体作为政策传播信息基础设施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和深化。

通过此案例研究，希望对媒体无论是在政策传播中还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都能有更为充分的认识。

本期责编：张雁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