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西书东藏：中国文化名家的外文藏书》（以下简称《西书东藏》）出版以来占据各大图书榜单，引起藏书者、书话爱好者的关注。该书记述中国现代37位著名学者、作家、文化人曾经读过、收藏过的西文书，这些书后来又都成为作者的藏书。作者细心钩稽书背后的历史，依据实物讲述名家的阅读和藏书故事，做“知识的考掘”，意在挖掘思想、观念、知识的脉络，实有思想层面深刻的意义。
在中国，对古籍的研究、书写很多，但对近代以来境内流传的外文书的研究，还没有过如本书这样的作品。作者选取的37位中国文化名家，第一位是1912年时35岁即被擢升为外交部次长的颜惠庆，最后一位是1949年时28岁正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夏志清，他们均是在1912年至1949年这一时段中有过重要经历的知识分子。
近日，藏书报记者专访作者刘铮，畅谈“外文藏书”背后呈现的“大气象”。
□藏书报记者 张维祥
刘铮：大约二十年前，一次我从广州飞到北京访书，布衣书局的主人胡同先生领着我到一家中国书店，受到了特别优待，让我在不向一般读者开放的内间挑拣外文书。当时见识尚浅，时间也不充裕，我在书店店员的严密注视下匆匆选了两种，其一是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信札》，一个18世纪印的法文版本；其二是“洛布丛书”版希腊文、 英文对照色诺芬著作两册，为学者向达先生旧藏。
这肯定不是我第一次买到名家旧藏外文书，但若要明确追溯源头，我猜，应该是一个至今记忆犹新的仪式性的起点。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仍只是信马由缰地买书、读书，并未着意考虑收藏类别的界定。一直到2016年前后，我才开始下力气搜集名家所藏的外文书，主要就是不厌其烦地在旧书网上蹲守、翻寻，为偶有的发现欣喜，忍耐一周又一周的一无所获。在网上购书，可能不像在书店里、在地摊边、在拍卖会上购书有那么多机关算尽，那么多刀光剑影。卖书人惜售、编造说辞因而取消订单的事儿，我当然经历过不止一次，但一笑置之可矣。毕竟，众鸟在林不如一书在手，就珍重自己得到的那一册就好了。
《西书东藏：中国文化名家的外文藏书》
刘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8月第1版
藏书报：与传统的书话集或版本研究著作相比，《西书东藏》在取材和写法上有哪些不同？
刘铮：我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读黄裳先生的书。多年来，读了那 么多谈书的文章，我还是觉得黄裳先生的书话写得最好。首先，他写的那些藏书是值得一写的。这话初听上去像是一句没有意味的废话，实则不然。事实上，我认为今人写的不少书话，其实可以不写，因为那些书往往并非稀见。而黄裳先生写自己的藏书，必择其精者、罕者，那些经名家递藏的本子，他往往只淡淡地、似不经意地提一句流转之迹而已，这就是所谓“举重若轻”了。从传统书志学的眼光看 来，《西书东藏》写这些书，恐怕有“举轻若重”的嫌疑。当然，时移世易，民间藏书的质量和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中国人自己购读、收藏的外文书，这个题目，以往还没有人专门记述成书，我从自家搜藏的旧籍里择取二三，尽量平实地写出其原委，不深描，不发挥。饶是如此，或仍不免“野人”之讥，也只好由他去了。黄裳先生书话的第二个优点，是他的笔锋常带着感情，有时温存，有时兴慨，偶有凌厉、凛若冰霜。书话为散文之一体，太质实，易流于枯槁，我希望它是润泽的。祈向如此，事实上到底做到了几分，还要留待读者评判。
藏书报：《西书东藏》涉及的名家都有哪些，他们的共同特质是什么？
刘铮：《西书东藏》里写了37位名家，有些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像梁漱溟、徐志摩、钱锺书等，也有一些，相较而言，听闻过他们名字的读者少一些，像张若名、杨刚、沈宝基等。目前从部分读者的反馈看，他们多认为我写后面这些人反而写得更好些。确实，我自己在后面这些人的身上投注了更多的心力，我盼着自己记述的故事能让更多人认识张若名、杨刚、沈宝基……文化的苑囿中不是只有异卉仙葩，初看时不那么引人的小花，也可能有幽香。在我心目中，《西书东藏》里写到的各个人物，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身姿、格调完成了对西学的摄取与传布。我认为，正是他们的不同构成了他们的共性，才使得那个时代的文化显得如此丰富多彩，也才使得那个时代值得追抚、值得玩味。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人，已无法自外于西方文明，《西书东藏》里记述的人物在西方文明的水流中汲取、栉沐、嬉游，有的是专心致志，也有的是深厉浅揭、从容、萧散、洒脱。那种心胸、那种气度、那种风姿，让人悠然神往，或许也能让人憬然有悟。学问也好，人生也罢，说到底，是要有种气象的。书是小的，是微末的，我们实不妨试着从小处着眼，借以窥见大的气象。
《西书东藏》中的部分外文藏书扉页
藏书报：这本书能管窥西学在民国的传播史，同时也能观照到民国的西学阅读风尚。从您的收藏中，能总结到哪些现象？
刘铮：兹事体大，这里只能拣有意味者、有趣味者略述一二。其一，那个时代的人普遍意识到，西学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它不仅仅是“道器”“体用”二元论里的那个“器”、那个“用”。因此，很多中国学人严肃、耐心地学习、考察、运用西学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对今天的中国人恐怕仍是有启示的；其二，在某种意义上，那一时期的西学还处于“混沌未凿”的状态，学科之间的畛域远不像今天这样割裂分明，所以分属不同领域、有着不同背景的人可能会读同一类书甚至同一种书。这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共同语言、共同爱好。《西书东藏》里就写了，不管是外交家，还是大学校长，抑或史学的专门家，他们都爱读文学作品。甚至我们可以夸张一点说，民国的西学，是文艺风的西学。这就很有意思；此外，由于“混沌未凿”，人们不会觉得“跨界”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从语言的角度来说， 那时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在第一外语之外多学一门或几门其他语言有什么特别，所以兼学、兼擅多门语言的人多极了，《西书东藏》里提到的王云五、唐钺、毛子水、张申府、洪业、吴宓、姚从吾、浦薛凤、向达、梁宗岱、施蛰存、邵循正、钱锺书、赵萝蕤、周一良、乔冠华、王锺翰、夏济安……皆是如此。什么是“大的气象”？我觉得这也许就是征象之一。
藏书报：从书籍史、阅读史以及版本收藏角度来说，《西书东藏》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启发？
刘铮：在西方，目前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很蓬勃，相比之下，中国学者起步较晚，可观的成就不多。尤其方法论上的考究、严密，还完全谈不上。说实话，中国的书籍史、阅读史学者，亲手摸过的书可能都太少了。研究浪漫主义时期读者批注的学者杰克逊（H.J.Jackson）写书前一共检视了约1800种留有读者批注的旧籍（Romantic Readers: The Evidence of Marginalia, 2005）。我不知中国有几个书籍史、阅读史学者下过这样的“笨”功夫。我个 人的收藏，相较于公藏，只能说像芥子之于须弥，太渺小不足观了。然而这个“芥子”是在我手里不断摩挲、反复审视过的，也说不定比那蒙尘的须弥山更能揭示出一些东西来。但愿《西书东藏》能如一个初燃的引信，引得中国的西学书籍史、阅读史绽放出漂亮的漫天烟火。
审核 | 王雪霞 刘晓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