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步瀛（1873—1940年）《古文辞类篹笺》编纂有年，生前未能出版。自上世纪40年代至今的八十余年中，其书仅有手稿、抄本和影印本被保存和流传。2022年，巴蜀书社出版了由四川大学罗国威教授领衔整理校勘的新版本。此书的出版，不单是高氏著作整理的又一新成果，也是我国古籍保护事业发展之映照，更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具体案例。
古文辞类篹笺
文章关乎气运
古文辞即古典文章，传统文化以文章为重心。文章学，即研究文章的学问。之所以要研究文章，是因为文章不仅仅是文辞。“文章关气运，文章就是时世最好的象征，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看法，我也赞同这一看法。”吉川幸次郎在其《中国文章论》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考诸史籍，元人即有此种认识。比如，元贡奎有“文章关气运，穷达匪异途”（《云林集卷二·赠黄少游游金陵并柬牟成甫》）、钱惟善有“一代文章关气运，十年馆阁擅风流”（《江月松风集卷九·送陈众仲之官翰林应奉》）、郭钰有“千古文章关气运，几人心力费光阴”（《静思集卷九·寄王进士》）。元代以后，气运文章之说更为学人所熟习，比如明胡应麟（曾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诗薮内编四·近体上五言》）文章是文人学士所撰写的文字著述，必然受时代的影响，也反映时代，“故纸之中，翘然侈为心得”（林纾《左传撷华序》）。它是我们考察历史的依据和我们撰写文章的范例，故文章气运之说并非凿说。但吉川氏所知的，或许并非元明人所述，更可能出自晚清民国时的桐城派大学者林纾。
林氏重视姚鼐所编纂的《古文辞类篹》。林纾曾说：“精粹之选本，实无如桐城姚先生之《古文辞类篹》。《类篹》一书，吾友赵尧生称之为‘姚氏学’，似不屑于姚选。吾则谓，总集固属网罗放佚，删汰繁芜者，试问李昉、扈蒙、徐铉等奉敕所编《文苑英华》一千卷，能家有其书否？即有之，能自鉴别，揭取其菁华否？”（《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篹》，第 2 页）在《姚刻古文辞类篹选本》的序文开篇，林纾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吉川氏所说的中国人的观点：“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林氏以阐扬旧学为己任，著译繁多，名于当世，其古文创造也被桐城学人推许。他的文章气运说也得到了吉川幸次郎等一众学人的响应，并将其涵化于著述之中。因此，回溯过往，传承文明，就需要对过去的典籍予以校理，将其书以这个时代的读者所能接受的方式加以校订，如此才能让气运文章成为可见之物。
古文辭類篹 康刻本
在文章学的历史里面，桐城派别具一格。古典文章学的经典——《文选》——在六世纪编定完成，到了唐高宗显庆时才有李善以文章学的办法对它进行注疏，之后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有吕延祚、吕延济、张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再次作注。如今我们所见的本子，就是宋代学者合李注与吕氏等注的“六臣注文选”。自此以后，谈文章必依《文选》成为事实。至清乾隆年间，桐城大师姚鼐对《文选》所代表的文章之学进行了理论的反思，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的新主张，而其《古文辞类篹》一书则集中体现了这一新的文章学思想。
经典古文类篹
从书籍史的视野来看，《古文辞类篹》的传播离不开学人的整理、编刊和推重，没有读本何谈文章？无人论及何谈影响？从乾隆四十四年（1799 年）开始，姚鼐筹备编纂一部古典文章之学的菁华读本，以接续《昭明文选》，毕竟昭明太子萧统是六朝人，所选五百余篇皆为文章典范，但至十九世纪时，文章气运一再转换，新的选本势所必然。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最终定稿的《古文辞类篹》一书完成。此书卷帙浩繁，长期仅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才有了第一个刻本，即康绍庸在广东巡抚任上的初刻七十四卷本。五年后，即道光五年（1825 年），吴启昌校刻新刊，是为吴刻七十五卷本。又过了一个甲子的时间，第三个重要的刻本，即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1901—1906）李承渊以姚鼐晚年圈点抄本与康刻、吴刻校勘，刻梓新的版本，是为求要堂本。
古文辭類篹 求要堂李刻本
自此以后，《古文辞类篹》一书成为继《昭明文选》之后的另一部经典古文选本，备受学人关注。民国时期，《类篹》一书被一众桐城学人所鼓吹，出版机构也先后编纂出版标点本、校勘本、评点本，个别著作甚至一版再版，再三印制，类篹之书便于获取，类篹之学渐渐深入人心。
据书目可知，相关的著作有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篹》、吴曾祺《涵芬楼古文钞》、蒋瑞藻《新古文类篹稿本》、林纾《古文辞类篹选本》，这些著作皆以姚氏编纂之书为典范，或续或选，以供学人研读。至于注释评点，则有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篹》、徐树铮《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篹》，以及吴孟复、蒋立甫《古文辞类篹评注》等。故而，我们可以说，虽然《类篹》未能如《文选》一样有文选学，但类篹之学呼之欲出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 1906 年算起，经过百余年历史检验的类篹之学，不仅未被弃置，反而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学界和出版界的认可。高氏《古文辞类篹笺》成于这一历史时期，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高步瀛这部著作的价值，不单单因为它是类篹学的重要著作，更因为它是文章学的重要著作，更是古典注疏学的杰作。
古文辭類篹 吴刻本
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从20世纪初开始的类篹学，起先是以一种研读式的学问出现的：谁有一刻本，谁有条件读它，就可以谈一些关于古文辞的意见，可以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类篹学的学术基础。像高步瀛这样的学行兼备的人，少之又少，曾经广为流传的某些著作早随着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的变迁失去了颜色，或为灰烬尘埃，或为尘土掩藏，或湮没书库角落。唯有名著，唯有佳作，如明珠般熠熠生辉，在书籍之林中屹然挺立，高氏之书即如此。但现代的读者如何去阅读，如何更便利地取得读本，这需要当代学人和出版人的接续努力，这就是古籍整理工作者的责任，是古籍出版的重点。经过百年的文化发展，特别是最近数十年间文化建设，《类篹》所涉及的各种文献都有影印本、整理本，有的还有不止一种当代校点本，较为重要的古籍也有了各种电子资源，或者出版品。因此，类篹学界理应产生制作精良、规模巨大、具有传世性的整理著作。
高氏之类篹学
高步瀛，字阆仙，谥贞文，是民国时期的古典文章学大师。于我们而言，高氏已是古人，但他的古贤般学行一直备受学人敬重。程金造先生《回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一文引齐宗颐的话说：“我几次到上海见豫才（鲁迅），有一次豫才说：阆仙是个行不违其所学的人，阆仙高就高在这。”（《学林漫录》第12 集，第 12 页）行不违其所学，故能以学行著称于世。在世时，其行其学为世人所重；离世后，其学其文为学人所重。如今，我们了解高步瀛先生的学行，主要依靠他的著作。
高步瀛先生像
高氏著述繁富，程金造于 1941 年所列书目，有《易经》《明堂沿革》《春秋左传地名人名辨异》《古礼制研究》《后汉书地名考》《庄子》《孟子文法读本》《周秦文举要笺证》《两汉文举要笺证》《杜诗举要笺证》《姚氏古文辞类篹笺证》《诗文集》《日记》等近三十种，其中当时已出版的只有《文选李注义疏》《古今诗体注》《古文苑》等三种。高氏的全部著作并诗文日记在1965 年前全部存于中华书局。其后陆续整理出版的有《唐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先秦文举要》《两汉文举要》《魏晋文举要》《南北朝文举要》《唐宋诗举要》《文选李注义疏》等，皆为标点整理本；《古文辞类篹笺》则有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的手稿影印本。影印本为传播高氏学问，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点校整理本是更为方便的读本，读者翘首以盼久矣。
高氏之类篹学，严格遵循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文章学理论，将姚选文献之雅正秀洁、神韵隽永，以葳蕤谨严、深蔚详赡的方式加以疏解，既有词汇的渊源考订，也有史事的辨证分析，更有经学条例的条分缕析。因此，此书不仅丰富了类篹学的文化底蕴，更将类篹选指向了传统文化的根本，即汇考证于类篹之文，集校勘与说理于笺注之间，既彰显文章之学的古典精神，又传承古典文献的文章气质，气运文章的古典菁华荟萃于此。
书影
如今，在罗国威先生的领导下，其学术团队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高氏这一旷世巨著的标点整理，更在原书基础上对姚鼐原书进行了精心的校勘，这就为我们同时提供了《古文辞类篹》和《古文辞类篹笺》两部著作的整理本，这是当代读者之幸，也是类篹学和文章学之幸。
文章是我们的传统。情在文中，若类篹及其笺注，多语出肺腑，我们能静心读之，文章之法与文章之妙皆能挹之不尽。林纾序《评点古文辞类篹》一文文末如是说：“夫文评始于《典论》，次则挚虞之《流别》，刘勰之《文心雕龙》，然皆自成一集。至宋明诸老，则务求深解，好作高谈，非毁前人，毛举细事，用矜其识，又铮（徐树铮）均不以为可。其刊成是篇，盖发明古人用心所在，用以嘉惠后学者。”如今，校点整理本《古文辞类篹笺》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古典文章学的杰作，也是一部先贤著述整理的杰作，用林氏的话说，“用以嘉惠后学”，是罗国威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在科研的学术研究追求之余，分其余力以治此，可见当代学者之风流矣。
审核 | 王雪霞 刘晓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