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专家一起感受40余年“寻找敦煌”背后的动人故事~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敦煌遗书及佛教文献研究专家

本文作者林世田在国家图书馆

今年6月6日，“《满世界寻找敦煌》全球‘五国七地’新书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作为“文津阅新”第三期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作为国家图书馆的老馆员，有幸受邀与荣新江、徐俊、史睿等先生座谈交流，并畅谈荣新江教授《满世界寻找敦煌》的学术贡献与文化意义。阅时五月，恍如昨日。

聆听荣教授讲座、捧读他的著作，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荣教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争朝夕地满世界寻找敦煌遗书，或者说“敦煌在哪里，脚步就追到哪里”，荣教授的动力是来自把敦煌学研究中心夺回中国的爱国情怀，荣教授的这种爱国情怀又是来自北大老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例如我早年看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文收录了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从120多页到620多页，整整30多万字，几乎占了整个论集的八成版面，我当时感到很奇怪，感觉不符合一般期刊的收录原则，一般论文也就是一两万字。通过荣教授的讲座，我们知道了，当年北京大学的老先生们满怀爱国热情，要夺回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当时主要的竞争对象是日本学者，日本的敦煌文学研究大家入矢义高也在研究王梵志诗，为了赶在入矢义高的成果出版之前发布我们的成果，北大的老先生们破例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上一口气把项楚30多万字的书稿当作文章发出来了。直到四年之后的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出版了单行本的《王梵志诗校注》。当年前辈学者就是这样只争朝夕，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步一步地夺回了敦煌学研究的中心。荣教授无疑是赓续传承北大老一辈学者的爱国情怀，才如此热切地满世界寻找敦煌。

《满世界找敦煌》虽然主要内容是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荣教授海内外寻访敦煌文献的经历，但时时处处充满了对当今敦煌学研究的观照，所以对今天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例如讲座中融入了很多当今敦煌学研究的热点——书籍史、写本学的内容。书里讲到1992年，他在饶宗颐先生指导下，跟姜伯勤先生和项楚先生合作校录并研究敦煌邈真赞。从认字的水平和能力论，项楚在敦煌学界是最棒的，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所以饶先生请项楚先生把邈真赞先校录了一遍，之后交给荣教授做校对补正工作。其中P.4660号是邈真赞中最重要的写本之一——抄写39篇邈真赞，是邈真赞合集写本，郑炳林先生在《敦煌碑铭赞辑释》时，对这个写卷年代排序就有所怀疑，但是根据缩微胶卷，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更没办法给出肯定的结论。荣教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认真研究过原卷，发现这个写卷绝大部分是邈真赞抄写在一张纸上，荣教授从写本学的角度，还原了这个抄写制作过程考察，认为抄写者当时按照邈真赞年代先后，一张纸一张纸抄写，抄写一张摞在一起，抄写一张摞在一起，摞成一叠。然后可能由另外一个人负责装裱，由于装裱者不知道抄写者的排序规则，按照惯例，从上到下，一张纸一张纸依次取下，然后从右到左，一张纸一张纸地粘成一卷。我们知道卷轴装右边是卷首，左边是卷尾，是从左到右卷收的，从而造成这件邈真赞时间顺序前后颠倒，时间最晚的一纸在卷首，时间最早的一纸粘到了卷尾。荣教授形象地描述为这就是简册时代的“错简”，刻本时代的“错版”。荣教授发现这个错误，把自己的录文按照原卷一纸一纸剪开，重新排序，这样没有年代的邈真赞也给出了年代。荣教授也一再提示我们，今天虽然有了网上的高清图片，但是要做写本学、书籍史的研究，还是要亲临历史现场，一定要查看原卷。2002年，国家图书馆开通IDP中文网站的时候，荣教授就提出：“IDP不能包揽一切，我们研究敦煌学的人一定要看敦煌原卷。”荣教授主要是批评英国IDP限制中国学者查看原卷。荣教授还一再提示我们：“如果说现在中国的敦煌学又落后了一步，就是在数字化方面、网络上落后了。”根据敦煌学界的要求，国家图书馆想尽办法，筹措资金，不断加快敦煌文献数字化的步伐，现在已经上网6400多个卷子共24万多拍，无论是卷数还是拍数，在世界上公布得最多。

荣教授在海外访求敦煌文献时也特别关注《永乐大典》的调查。《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国家图书馆对流散海外的《永乐大典》寻访调查已有百年历史，袁同礼馆长是“满世界寻找”《永乐大典》的“第一人”。他历时15年，足迹遍及欧美，对流散国外的《永乐大典》进行调查、收集、复制，至1933年，调查中外公私所藏有349册，并实现了大多数《永乐大典》的照片回归，功绩卓著，为中华书局后来影印出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以后，由于日寇加紧对华侵略，袁同礼馆长工作重心转移到善本南迁等工作上，所以就暂停了对《永乐大典》的调查。我国第二代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王重民先生，1934年受袁同礼馆长委派，作为交换馆员，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除了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目、拍摄英法德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照片外，他和向达先生所拍摄的1万多幅照片现在还保存在敦煌文献阅览室，荣教授也作过深入的调查，并为李德范老师编辑的《王重民向达所拍敦煌西域照片合集》撰写序言，王重民也先后在欧美等国调查流散海外的《永乐大典》。1938年王重民在英国搜求到卷623—624“农”字册，购归北平图书馆，前一段时间还在“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上展出，因为善本书的展期不能超过三个月，所以已经替换下来了。荣教授赓续前贤，1991年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新发现未刊《永乐大典》，1996年协助中华书局获得缩微胶卷，推动了流散海外《永乐大典》的回归。从2013年开始，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始仿真影印海外藏《永乐大典》。截至目前，累计仿真影印出版海外藏《永乐大典》69册，其中就包括荣教授新发现的《永乐大典》。

荣新江在英国博物馆里的图书馆（2007）

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馆员，要感谢荣教授的无私捐赠。荣教授本着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精神，把他从海外访求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最新资料——英国国家图书馆赠送给他的6980以后的缩微胶卷，还有丹麦根本哈根博物馆等赠送给他的缩微胶卷，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为国内敦煌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当时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还在文津街老馆，离北京大学很远，一个在城中心，一个在郊区，当时学者工资还很低，没有钱打车，他就用自行车驮着这些缩微胶卷，汗流浃背地送到文津街老馆。我也记得当年国医大师、敦煌医药文献研究大家马继兴老先生，70多岁，也是骑着自行车，从望京到文津街老馆查看荣教授捐赠英国缩微胶卷里的医药文献。另外荣教授也把海外访求敦煌文献的研究成果——《海外敦煌文献知见录》签名赠给“北图敦煌资料中心惠存”。国图能有今天的4000多万册的海量收藏，要感谢荣教授等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

□刘波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

本文作者刘波在《满世界寻找敦煌》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今年5月，荣新江教授的新书《满世界寻找敦煌》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成为今年书坛的一大热点。我有幸在6月6日全球五国七地新书首发式的国家图书馆主会场获得一本，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一口气读完。有的章节，之后还反复展阅，再三回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就是一部敦煌吐鲁番学学术掌故集。

荣教授记述的探访经历，相当部分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没有手机和网络，也没有导航和翻译软件，闯荡异国他乡，靠的是手绘地图和书信、固定电话，在熟悉甚至依赖现代通讯工具的我们看来，荣教授的满世界寻找，犹如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探险。而紧张刺激的同时，也常让人感到人间温暖。比如荣教授在伦敦认识了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张颂南老师，他们一个想从巴黎去阿姆斯特丹看画，一个想从阿姆斯特丹去巴黎调查敦煌文献，约定“对开”，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到对方的城市，互相为对方解决住处。荣教授在书里附了一幅张颂南手绘的地图，当年他就是凭着这个地图，在约定的日期赶往巴黎，找到张颂南的宿舍，从信箱里拿到预留的钥匙，进入张颂南的房间住宿。这样奇妙且经济的旅程安排，以及两人之间的信赖和友谊，让人为之动容。

又比如荣教授讲到，他在汉堡大学偶遇格罗普教授，谈起他的《中国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已经买不到，格罗普教授当即表示可以赠送一本，约好火车经过格罗普教授家附近的Büchen车站时，他过去送书。荣教授乘坐的火车第一次路过，由于格罗普教授的车抛锚错过。返程时，他们终于如约见面。荣教授写道：“火车快到Büchen站时，远远看见站台上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格罗普教授。”他们赠书、交谈，20分钟以后，火车再次发动，荣教授接着写道：“他一直站在站台上，黑点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把头伸出车窗望着他，直到看不到他的影子。”这两段白描，寥寥几笔，短暂相见又匆匆告别的场景，犹如电影镜头一般自然浮现在脑海中。因此我总觉得，荣教授的这部书文学性很强，比一般的“旅行文学”，要精彩得多，也厚重得多。

荣新江教授的考察所得，不仅支持了他本人的学术研究，更惠及整个敦煌吐鲁番学界，并进一步辐射到更广阔的古代文史研究领域。早在1996年，荣教授就出版了《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以下简称《知见录》），分国别、逐机构对访查所得作学术方面的介绍。从事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研究，或利用这类材料开展专题研究的学者，无不受益于《知见录》。这方面我个人感受很深，前些年由于整理敦煌西域文献的近代人题跋，我需要了解各地各馆的收藏情况，《知见录》便是须臾不可离手的参考书、工具书，不光家里书柜上备有纸本书，笔记本电脑里还存有一个PDF文档，以便随时随地翻查。《知见录》出版近30年来，部分收藏机构的信息已经有所更新，荣教授也发表过几篇补充文章，作为读者，我们非常期盼《知见录》能修订再版，给后学们更多的帮助和指引。

除学术信息方面的指引之外，荣教授的书中还有很多海外访书方法的细节指导。比如说，荣教授告诉我们，到海外的博物馆、图书馆的东方部或中文部搜东西，“得注意名称……你如果问馆方有没有敦煌文书，很可能说没有；如果问有没有唐人写经，给你抱出一堆来。”如此这般，把文献调查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包括怎么说话的技巧，都提示了出来。后来者学到这些方法，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平添不少收获。

荣教授海外访书，不光注意敦煌吐鲁番文献，也留意其他类型的汉籍。本书附录便是荣教授查访《永乐大典》、斯卡奇科夫藏书的过程和成果，这是很有启发性的。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方兴未艾，俨然成为文史学术领域非常引人注目的热点。这方面可做的事情还很多，要想摸清域外汉籍的情况，正需要以“满世界寻找”精神展开更细密的调查。

荣教授也非常关注《永乐大典》的寻访，他说：“学术界应当像早年的袁同礼、王重民那样，继续开展全世界范围的调查，收集当年在北京的军人、学者的记录，普查图书馆、博物馆的书目，甚至一个馆一个馆地访查，相信仍然会有收获。”近年耀人眼目的新出《永乐大典》，如2014年公布的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藏本、2020年法国巴黎拍卖的两册，都说明荣教授的判断是正确的，海外一定还有其他卷册在等待我们去发掘。

《永乐大典》的查访如此，其他域外汉籍也一样，这条道路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做更细致的工作。而荣新江教授的《满世界寻找敦煌》，就是这项事业的一份指引——既是方法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