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文瀚雅集”系列活动在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启动，活动由中国国家版本馆、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华版本学刊》《藏书报》承办，今后将常态化开展。首场活动围绕“古籍专题收藏”，藏家开展了主题交流。本期回顾李宜杰、丁延峰、张青松、励双杰、李欣宇五位藏家的分享。
李宜杰
藏书家，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委员。曾获积学斋徐乃昌旧藏、艺风堂缪荃孙旧藏一批。专注于元刻本收藏。
展品：元刻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
我的收藏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称之为“被动收藏” 阶段。大约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遇到了就买，遇不到就算。第二阶段是“主动走出去” 阶段，主要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有时间就在朋友带领下到周边各地去搜寻古籍，其中去了不少有藏书基础的老文化人家里。第三阶段是1997年以后，逐渐走向拍卖场。
从第二阶段开始，我就一直在琢磨如何突破中小城市的自然条件限制。后来理出一个思路，就是超市场价位买东西。这样新的局面很快打开：一是跑货的送售上门多了；二是开店的等售专供多了。
这个时期，我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遇：就是遇到一些老一辈的收藏家，还有一些既藏又售的藏家，被我整体收购。我买书基本是整体收购，最后收藏的一批就是积学斋徐乃昌、艺风堂缪荃孙旧藏。这些积累奠定了我古籍收藏的基础。
到了第三阶段上拍卖会后，我看书的心气和眼光自然要高一些。但我避开了宋版这个热点， 主要聚焦元刻本。
元刻本有一个问题，就是版本的判断问题。拍卖图录定为元刻本的版本，其实有一些为明初本。每次接到图录后，我都会通过多种方式查找资料，甚至到国家图书馆，进行反复考证，最后作出自己的判断。
元刻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
我最早在拍卖会上买的书就是《元胜览》。这次展示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 年）的版本，书中的地图很有意思。这部书中有十四幅地图，首次采用了三点透视法进行地图绘制，这对以后的舆图绘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几百年都用的是此绘法。这部书，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蒙元版刻综录》《古代福建刻书》 中都没能查到，也没有“吴氏友于堂”这个堂号刻其他书的记录， 希望方家提供更多信息。
丁延峰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龙图阁藏书楼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存世宋刻本叙录》首席专家。
展品：稀见方册本明《永乐南藏》
我这次带来两本大方册《永乐南藏》，分别为《大萨遮尼干子受记经》卷七至十，后附藏文经一卷，千字文号为“岂”；《大方等大集经》 卷一至五，千字文号为“位”。黄麻纸，纸质薄而坚韧。封面封底用双层厚纸，外用白皮纸，内夹层用黄厚麻纸。左上书签用黄底墨沙纸。右侧采用四眼线装订，未包背。每册外封左上题“释藏”。每叶30行，行17字。每版5折，每半叶两折半，每折6行，共15行，每折宽11厘米。版心上题千字文号及卷次，版心间题捐资者姓名，每版末墨版中间题叶次，下间题字数，绝大部分叶次题刊工姓名，单字刻工不少，题字皆为白文。卷末皆有音释。卷末有小花饰物。卷端钤印“寅斋”，颇古旧。全书无断版，初印。品相完好。
《大萨遮尼干子受记经》卷十末有一题记，云：“谨按《开元录》第六卷云，后魏正光元年，比天竺三藏菩提留支此翻道希为司州牧汝南王于洛阳第内，译出此《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十卷，注云：或加受记，无所说字。今阅经内，果见多名。然《思溪》《福州》二藏校本并云：《受记》而上无大字，今加大字者，盖准校勘。竹堂讲师依杭州下竺寺藏写本，请阅者知之。峕至元壬午南山大普宁寺经局题记。”由此可知，此经所据底本或为《普宁藏》。关于《永乐南藏》的底本问题，一直未有定论。此题记的出现，说明至少参考了《普宁藏》。
此外，题记后还附有35叶藏文佛经。早期藏文佛经是以写本形式流传，直至明永乐八年（1410年），南京据奈塘古版复刻，只刻《甘珠尔》。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朱刷印，亦称赤字版。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续刻《丹珠尔》。但以上二版早已毁损不存，印本极少流传。此册所附成为存世最早的藏文佛经之一，为研究藏文佛经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文本。
张青松
藏书家、古代小说戏曲版本研究学者。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理事、北京曹雪芹学会理事。致力于古代小说、戏曲的收集整理、研究发掘。
展品：沪报本《野叟曝言》二十卷，光绪八年铅字排印本；清刻本《六合内外琐言图说》二十卷；清刻本星聚堂藏板《东周列国志》五十四卷；民国影印本古佚本《金瓶梅词话》二十卷。
我的藏书限于古典小说戏曲的题材，专注数十年，也小有规模。后来限于精力和财力放弃了戏曲，专攻小说，小说又慢慢地围绕几大名著的版本形成了专题收藏。但渐渐地这些名著越来越热，价格水涨船高，拍卖中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搜集一个像样的本子也就不易了。反而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类稍微冷一点的作品，起初并未刻意搜求，但也处处留心，随见随入，慢 慢也插柳成荫，渐成规模。收藏就是这样，享受的是一个过程。四月份，以“书香京城，悦读春天”为主题的2024 年北京春季书市，与中国书店联合举办“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系列版本展”，我应邀提供了 40 余种版本参展。中国的古典小说包罗万象，广博醇美，又以俗文学的低调扎根于民间，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民间传说，均能在古典小说中找到渊源。
本次交流我携带了一套沪报本《野叟曝言》，前几年在一篇网文中介绍过，清光绪八年铅字排印本，线装20册，桐木夹板，20 卷154回，每卷1册。书高26.8厘米，宽10.5厘米，版框高25.3 厘米，宽9厘米。半叶18行51字。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20字编次，分为20卷。开本修长，版式奇特。我初见到它有点蒙，这么修长的奇特版式，太罕见了。我见到的只有清早期抄本小说的版式比较狭长，比如手稿《聊斋志异》，抄本《姑妄言》，而这套书更有甚之，印象中除了佛经没有这样印书的。这套书也不同于申报馆通行本（西岷山樵序本）《野叟曝言》。《沪报》创办于清光绪八年四月初二（1882 年5月18日），日刊。不久又改名为《字林沪报》。总主笔巴尔福，与《申报》形成竞争关系。该报采用国产的毛边纸单面印刷，报纸篇幅较当时的《申报》略大。《沪报》刊行《野叟曝言》是随报纸连载，单独印刷赠送的，正文用四号字体，已经预留了版心，便于折叠装订。每日一份，自光绪八年4月27日始， 至光绪十年12月15日止，共2年6个月零3天。逐日收集，最后装订成册，要有耐心和毅力，所以很难有完整无缺的版本存世。眼前这部装订齐整，保存完善，十分难得，可以看出历经的藏家对他珍爱有加，也是见证前辈藏家心路历程的一套书。
另一套《六合内外琐言图说》二十卷也很有特色，是今年新购入的。2函14册，书高11.5厘米，宽13厘米。半叶9行20字。钤印：齐林玉世世子孙永宝用、姜德明。可以看出这是齐如山、姜德明两位著名藏书家递藏的书。姜德明先生去年刚刚辞世，今年藏书就流出，不免令人唏嘘。此书是清乾隆年间屠绅所作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集，初名《琐蛣杂记》，有十二卷本和二十卷本。后经过大幅增删修改，定名为《六合内外琐言》。此部图说本世所仅见，前四册均为绣像，后十册为故事正文。册一卷首为吴锡麒题序，署名“古越姬金麟”；次为嘉禾湛若海题序；次为目录。目录后即为绣像，一文一图。在文言小说中，此书是目前可见唯一带木刻绣像插图者，而且是故事情节插图。古代文言笔记小说浩如烟海，但与章回小说不同，几乎没有木刻插图，包括著名的《聊斋志异》。晚清产生的《聊斋志异图咏》是手绘石印插图。大 概尊子部小说家之例，无此传统耳。屠绅是乾嘉名士，善用 文言作小说，另一部作品《蟫史》也独具一格，似乎也是文言长篇小说之仅见。
藏书起于情怀，是情感的升华，张岱《陶庵梦忆》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是之谓也。这些书，敝帚自珍，但它有缘分传到我的手中，就有义务妥善保存，加倍珍惜，以不负先者。
励双杰
家谱收藏家、天一阁博物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特约研究员。
展品：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崇伦堂刻本《李氏宗谱》，红印本；民国十四年（1925年）敦萃堂木活字本《尹氏族谱》，红印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述古堂木活字本《彭氏宗谱》，红纸印本；清同治六年（1867 年）源远堂木活字本《龚氏宗谱》，红纸印本。
古籍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印本，叫红印本。《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载：“凡不用墨色而用红色印刷的书籍，称朱印本，又称红印本。古代一般刻书，于版刻竣工后，例须用红色或蓝色先印若干部，经校对改正无误，然后墨印。”红印本古籍因印数较少，流传不多，向来为藏书家所喜爱。旧家谱虽属古籍范畴，但多用活字排印，用红印本来校对的方法并不采用，而是用草谱、拖盘谱等代替红印本来校对排印。故家谱中红印本极为稀见，比之古籍，稀少程度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次雅集所带的是“红色”家谱。为什么要强调“红色”？除了有白纸红印本，还有红纸黑字本，有刻本，也有活字本，以及朱钞本等，是家谱中稀少而珍贵的版本。清代道光十一年崇伦堂红印本《李氏宗谱》，四卷四册，附有上下两块谱夹。此谱雕版白纸红印，刻印精良，又保存完整，是家谱中难得一见的精品。
另两部为为红纸印本。其一为同治六年源远堂木活字本《龚氏宗谱》，八卷首一卷九册，是黄纸刷红，有些页面，还留有黄色的部分，并没有被全部刷上红色。思绥草堂所藏红纸印本系列中，此种现象并不多见。另外还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述古堂木活字本《彭氏宗谱》，完全为红色纸张所印。红纸印本只出现于 湖北黄麻一带，少数家族会特制红纸印本，而且是只印一部，存放于祠堂之中，外界很难一睹芳容。去年七月，思绥草堂藏红纸印本家谱曾在“首届华夏晒谱节暨湖北第十四届晒谱节”展出过，引起多家媒体的关注，成为展览的亮点。这次带过去的《彭氏宗谱》全套有四十四册之多，为陶鍊臣、陶燮臣、陶海如、陶逸安等黄冈最有影响的陶家工匠所梓，是目前为止发现册数最多的红纸印本家谱。
木活字本《彭氏宗谱》
另外一部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敦萃堂木活字本《尹氏族谱》，是红印本，全套九十二册。《尹氏族谱》谱卷首即为“敕尹氏文武群臣修朱谱诏”，乃宋宁宗为大理寺评事尹伸文以靖难功而赐修朱谱：“兹谕卿尹伸文汇集本支，合修朱谱，爰表朕显忠遂良之意。”是说他们尹家修红颜色的家谱，是皇帝封过的。
除了以上四种外，还有一些类型的红色家谱没有参展。
湖南湘潭《五修两湖张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十三年（1924年）刻本，六册。这个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自雍正至嘉庆，包括明通榜进士在内，共计有进士十一人。其中张九钧为殿试二甲第二名、张九镒殿试二甲第十二名、张世渌殿试二甲第二十名，排名相当靠前。该家族光绪七年（1881年）时四修家谱，当时是用雕版来印刷的，刻得很精，看得出是花了大价钱的。现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修家谱时，凡新增内容是用木活字摆印，其他的老内容，仍用光绪旧版刷印。家谱中的世系部分是朱印，共占一册半。只拿世系部分来红印的，还没有见过第二个家族也这样做。《楚南左氏族谱》不分卷，清乾隆九年（1744年）刻本，共总八册。其中七册为白纸黑字，另有一册“衡山石泷房”为红印本。后经对比，此即为墨印中的“衡山石泷冲、松塘”支世系，与墨印本相同，只是空白处尚没有挖去，红彤彤一片，共八十六个筒子页。而墨印本后半部还有“左家坪”“黄子塘”世系，却是红印本所无，当是后来所加。始祖邺公，字富书，古润丹阳人，仕晋为衡州司马，南唐保大初避乱徙居江西吉安永新逢桥，其后裔于明初析居于湘潭、湘乡、宁乡、衡阳、邵阳及四川三台等地，此即六邑族裔所修。谱印好后，其中四部归四川收领，这也是“湖广填四川”最有说明力的史料。还有一部红印刻本，是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庐陵江北中洲刘氏八修族谱》。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木活字本《吉安县中洲刘氏十二修族谱》中收录的旧序记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版成之后，就仅印了一册红印本，因为家族中产生了不同意见，没有印刷更多，也没有流通，这册康熙红印本就一直放在祠堂，而保留了下来。所以，从一出世便是孤本的古籍，大概只有这一种了。而让人津津乐道的，这还是清顺治六年（1649年）状元刘子壮 家族的祖谱。只不过，当时家族并不知道自子的族裔已高中状元，因为刘子壮之前的几代已外迁至湖北黄州了。最后还有一种特殊版本的红色家谱，是清咸丰七年（1857年）朱钞本《卢氏宗谱纪录》，不分卷一册。此为山西介休地区的家谱。山西家谱本来就不容易见到，这部还是用朱砂抄就。家谱用朱砂抄写者极罕见，至今仅见此谱。且此谱扉页有花押一枚，也为家谱中之仅见。
李欣宇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古籍收藏家，近年专注收藏研究陕西地方刻书。
展品：明成化刊本《资治通鉴纲目》；清雍正刊本《陕西通志》；清嘉庆刊本《新丰吟稿》；清咸丰刊本《屿浮阁诗集》；清同治刊本《勿待轩诗集》；清光绪刊本《小有花竹轩诗集》；清光绪刊本《列女传》。
我的藏书以陕西地方古籍文献为主，专注于“陕西明清刻书专题研究”。这次活动带来的清光绪陕甘味经书院刊本《列女传》、咸丰七年宏道书院刊本《屿浮阁诗集》、光绪五年（1879年）敦伦堂刊本《勿待轩诗集》、光绪刊本《小有花竹轩诗集》、嘉庆十一年（1806年）宝俭斋刊本《新丰吟稿》、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绛州守居刊本《澹粹轩诗草》、雍正刊本《陕西通志》、明成化刊本《资治通鉴纲目》均为陕西地方刻书。
嘉庆刊本《澹粹轩诗草》
陕西民风淳朴、尚文多礼，名人众多，明清两代显官高爵、名士乡贤辈出，故而风气使然，本土著述颇丰，涉及天文、地理、方志、文学、历史、诗词歌赋、农业、科技、时政等几乎涵盖全社会面。这些保存至今的典籍，是反映陕西千百年来社会生活的实物载体，也恰好印证了陕西历代先贤所留下的文化业绩和乡土情怀。陕西地方署衙和各书院、坊间刊刻了大量的典籍。
从印书的内容看，陕西古代著述多诗文、方志、理学等内容，以署衙、书院、家塾刻本较多，与江南一带的藏书楼、私家、坊间、藏书家校勘重刻珍本秘籍等形式多有差别。这是造成陕西地区明代至清中叶时期刻书数量少、影响小，未能形成大规模刻书产业，导致所见本地先贤著述早期古籍实物较少的原因之一。时至今日，考证、辑录陕西著述及刻书史实，还有待深入探索和研究。
书籍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方水土、一个家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文明之邦，书香门第，饱学之士，遍读经籍，衡论古今，以史为镜，不仅能启迪人的眼光，开启愚钝，提升思想，亦可从中学到做人处世的道理。阅读前人的著述和观点，正好可以完善自身的缺憾和不足，也能更积极客观地面对现实，做到与时俱进和学以致用。
陕西历史文化悠久，古籍碑帖资源丰富，地方文献资料众多，收藏与研究应该并重，希望能与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和各分馆加强合作，未来在藏品捐赠、策划展览、课题研究、图书出版等方面大力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贡献力量。（完）
审核 | 王雪霞 刘晓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