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古籍编辑 | 不在传统古籍社，怎样端好自己的饭碗

我2012年考入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师从徐传武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三年时间一直在吃力地阅读专业书，从各种古籍目录，到“八书二史一志”（没读完），到各类今人研究，始终离不开学术。我从《汉书·古今人表》《人物志》，一直扒拉到《通典·选举典》，去搜寻自己需要的资料，读的很多书别人可能都没听说过，我自己也觉得十分枯燥。我虽从小热爱读书，视阅读为平生一大享受，但是平心而论，读研这几年的阅读过程谈不上快乐，始终觉得学术是一件艰苦的事。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已经是那三年我读得最过瘾的书了，其实它也十分严肃。硕士即将毕业时，已经决定不再继续深造，在宿舍里跟我的室友姚文昌（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聊天，我说：“这几年读专业书太苦了，毕业以后要报复性地读大量的让人舒坦的书。”姚文昌说：“形象地说，就是古籍类的书读够了，要多读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书。”当时工作还没落实，但是觉得自己要远离学术了。所以，我的硕士论文致谢的开头是：“这是我学术生涯的开始，也是我学术生涯的终结。”

我当时投了很多简历，有报社的记者，也有银行的管培生，还报过中建十局的行政岗。我是通过浙大出版社刚刚开通的公众号知道他们在招聘的，当时那篇招聘公告只有37个人阅读。我被浙大出版社录用的同时，也考上了天津的公务员，最后作出入职浙大出版社的决定是出于我对杭州这个城市的感情和对大学校园的留恋。

可见我并不是学术编辑的天选之人，走上出版工作这条路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实我入职浙大出版社以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明白出版社是干什么的，学术出版又跟其他领域的出版有什么不同。我这才逐渐发现，我的专业跟我的工作有极高的匹配度。我的学术生涯也并没有终结，只是向一个我先前不了解的维度延展。

我所在的编辑室，主要负责人文学科的学术出版，这个板块在浙大出版社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甚至可以说是浙大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在过去四十年时间，有着不错的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反而是古籍出版，虽然有较多的国家扶持，却往往难于创收，实际上很多出版单位不愿意涉足。甚至有些传统的古籍出版社也在试图转型或者尝试多种经营。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浙大出版社从2014年开始组建专门团队，加入古籍出版的行列。团队成立之初，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策划的《中华礼藏》丛书的出版任务，作为学术链条上的一环参与浙江大学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换言之也就是服务学校的学科建设。所以浙大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学术烙印。

在这之后，我们陆续承担了“浙江文献集成”中一些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因为强调深度整理，其中多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比如《卢文弨全集》《朱彝尊全集》《李慈铭日记》等；与传古楼团队合作打造了口碑上佳的影印古籍丛书“四部要籍选刊”，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过去十余年古籍读本单面影印的风潮。

学术出版驱动下的古籍出版，当然跟传统的古籍出版没有本质的不同，古籍出版本来就有一定的学术要求。我们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作为高校出版社，与高校的联系更为紧密，能够从学术需求出发来进行古籍类选题的策划。实际上我们过去十余年出版的古籍类图书，大部分还是来源于浙江大学和浙江省属高校。二是我们所有的古籍编辑，都是“兼职”做古籍，古籍编辑更多的精力都在做学术专著的出版。这一方面使得编辑的选题视野跟纯粹的古籍编辑有一些不同，对于学术界的资料需求有直观的判断，同时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又会提升编辑对涉古专业研究著作的判断力；另一方面也使得编辑不用过分担心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古籍整理产品的经济效益，可以实现“两个效益”的平衡。

在古籍出版行业既有格局已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作为综合性出版社涉足古籍出版，一定不会完全复制专业古籍出版社的模式。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立足点在于：不是我们能做出全新的、古籍出版社完全做不出来的东西，而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然有很多方面是既有的古籍出版力量照顾不到的，我们力所能及地去填补一下这个空缺。比如前述的“四部要籍选刊”，因为没有先例，最开始在专业古籍出版社实施非常困难，我们是用学术著作出版的模式启动了这个项目，并持续推进到如今；再如我们策划出版的《语石》，单单一本小册子，没有补贴、没法申报项目，但是学术界实际非常需要，我们也硬着头皮出了；又如我们在出版了《卢文弨全集》之后，开发它的“周边”，影印卢文弨校刻、批点的古籍，出版了“卢校丛编”。这些工作都不是古籍出版社完全不能做的，只是他们有限的力量目前要去做其他工作，或者这些工作由我们来做更容易实现，我们因而能在古籍出版上发挥一些作用。

虽然浙大出版社近年来在古籍出版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客观地说，无论从古籍图书产量还是既有产品积累上，都还没法与传统古籍出版社相比。而且，各社立社之本并不相同，不像有些人认为是“抢古籍出版社的饭碗”。实际上，我们无论跟中版集团的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跟地方出版集团的出版社，都保持着友好的沟通和顺畅的配合。我策划出版“卢校丛编”的时候，看到有的读者说我是来抢福建人民出版社“顾校丛刊”的市场，我觉得又可爱又可笑。且不说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产品，单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福建人民出版社策划“顾校丛刊”的编辑是我的师兄宋一明，我实际上是在向我的师兄致敬。

我认为中国的整个出版行业，共性是主要的，差异是次要的，更何况具体到古籍出版领域，更谈不上本质差别了。我们只是立足自身所在的平台，利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地做事。

我始终认为，出版是一个从成本出发思考问题的行业，无论什么时代，做出版工作都要考虑成本。一切脱离成本的选题策划，都只能是空中楼阁，贸然实施往往会摔得很惨。我作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深知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十分容易被爱冲昏头脑，很多事会在情怀的驱使下不计成本地去做。这本身是值得敬重的，但是如果不把这种用爱发电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最终可能会给自己的同伴、单位或者主管单位带来一些麻烦，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相对而言，以学术出版为根基的大学出版社，更重视“两个效益”的平衡。这是在浙大出版社工作这些年，社内的考核办法、规章制度引导我形成的认识。我们策划古籍产品，要尽可能做到不亏钱，即便是亏钱，也要充分论证我这个钱亏得值不值。因为每个人能亏的钱都是有限的，要把有限的钱亏到更有价值的选题上去。

另外，作为出版行业从业者，普及是我们永恒的使命。我们在工作之内，要着意策划出版一些普及类的图书；在工作之外，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出版工作中培养的技能，为古代文化普及略尽绵薄之力。过去几年社会上有几个形成巨大争论的热点，比如讨论《孟子》原文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再如《满江红·怒发冲冠》到底是不是岳飞写的。如果广大网民具备更多的文献学知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会成为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些基本的文献学知识亟待向大众普及。有普及能力的，除了专业学者，就是古籍编辑。而相对于专业学者，古籍编辑更靠近大众，也更有天然的推广和普及的使命。所以，我近年一直尝试着做视频号和播客，跟一些不太愿意读古籍的朋友聊聊传统文化，说说怎样用文献学的思维去思考这些问题。

以上这些思考，都是我在近年工作中一点一点感悟出来的。对于业界同仁来说，肯定是比较浅显的，于此不揣浅陋表达出来，希望能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