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管行业“独立”伊始，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上升期的，在这里常管带则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在那之前的行业发展加速度导致的。
那些日子里，空管行业的管理者们，对于安全管理和行业管理，既保持了非常大的理性，同时也兼备了至今难以复制的创新性与突破性。
毫不夸张地说，空管行业发展过程中最具先进性的大部分内容，差不多都是在初期的五年内完成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当时氛围相对比较宽松。
那时候，还没有人讲“双零目标”，也没有人提“绝对安全”，也许是基于长期以来与国际接轨对行业安全运行和管理的普遍认知，
上上下下的管理者大都对“安全运行”尤其是“长期安全”抱有一种十分统一且相对客观的思想认识：
对于安全保障行业来说，任何安全都是相对的，永久的安全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不管是人还是设备都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
而作为安全保障单位和部门以及个人，只需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做好自身工作，把安全的风险降低到可能的最小就可以了。
那时候的安全指标也定得十分清晰：
空管原因导致的事故征候万架次率不超过0.05，严重差错万架次率不超过0.05，即为合格。
当时常管带所在中心主任就经常表示：
按照安全指标来说，我们整个单位几百号人每年有一次犯错的机会，但我们希望的是这个机会永远都不要变成现实，这才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有了这种普遍的认知，就不会出现极端的思想认识：任何安全差错都是必须要且一定要避免的，任何人为错误都是完全不可接受和容忍的。
偶尔因为某些可控但没控住的原因导致了不安全事件，也不能全盘否定一个单位和一任领导的努力与付出。
不因一时得失论英雄，不以一棍子敲死人为目的。
所以在那一段时期，各地出现的问题不能说层出不穷，也得说是此起彼伏。
这看起来似乎不太妥当，但其实十分合理。
因为但凡是进攻型、发展型的队伍和行业，就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边大步向前，一边暴露缺陷，一边解决问题，一边持续前进，这是良性循环。
只有防守型、迟滞型的队伍和行业，才会在表象上不出现明显问题，因为前面都已经出现过了，但这往往会隐藏更多的问题。
这种自上而下的态度，原本空管没“独立”之前就是这样，所以“独立”之初也是这样，毫无特殊。
而且那时候，管制单位如果出了大大小小的状况，瞒报的情况也不太多见。
毕竟只要不突破安全指标，如实上报是罪有可恕，隐瞒不报则罪加一等，何苦呢？
直到......命运的第一个齿轮开始发生了转动。
那就是当时空管出身的民航局副局长王昌顺提出“豪言”：
从今往后，但凡因为空管原因导致事故征候，主班管制员下岗，副班管制员下岗，带班主任下岗，相关领导该撤的撤，该免的免.....
转过年来，在王副局长亲自主持的空管年度安全总结会上，参会的青岛空管站姚站长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整个行业都不好了……
青岛空管站一个事故征候下去，姚站长和顾书记双双被免（提前退休保留最后一丝体面），从此开创了因某个管制员的个人失误导致直接撸单位主要领导的行业先河。
有了二位老大抗雷，负责运行的副站长只背了个严重警告的处分，毕竟不能屠戮殆尽，得留个人撑一下场面。
航务管理部主任连降三级成了副科，科室主任就地免职。
这件事，在当时空管行业的震动效果，是空前的，具有相当深远意义的，但确实没有绝后.......
自此管制员多了一个外号：局长（站长）书记终结者。
从那之后，有些管理层开始不得不慢慢从追求“长期安全稳定”，向先确保“短期安全可靠”的道路上漂移。
毕竟这个系统原本是容错的，现如今开始变得不怎么容错了，长期的效果不是很清楚，但短期的后果倒是明明白白的。
命运的齿轮继续转动.......
本地的的两大主官都没念好经被免了，华东空管局只好派遣外地的和尚来了，黄久龙接任站长，孙涛接任书记。
既然管制员不让领导日子好过，那么领导自然也不能让管制员日子好过。
一个人干不好的事儿，就两个人干，管制席出问题我就给你加监控席。
至于你说缺人不缺人，能不能加得上这个岗，放在以前还需要讨论研究，搁到现在你就直接给我闭嘴吧。
尔等再敢多言，作为钦差大臣，马上就请出王命旗牌，斩立决。
于是青岛的管制员就此进入了地狱值班模式，从上二休二，变成了上二休一。这样的日子，当时一过就是两年多。
这期间，这种执勤模式，这种工时安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侵犯了管制员的劳动权益，违反了多少劳动法规，没有人去计较，具体说是没有人敢计较。
因为王命旗牌，时不时挂在人家嘴边上，拿出来在你脖子上晃一下。
同样在那之后，“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的口头禅，也就很自然地被发扬光大，落在了许多空管行业管理者的嘴上，并且越用越圆润，尽显丝滑。
命运的齿轮继续转动......
如果不是完全不懂得管制业务的黄站长在当主官，也就不会想起任用同样不懂管制业务但天生会搞“旁门左道”的军师来辅政。
结果上下那么一勾兑，搞出了在管制现场安装高清摄像头和录音采集器的创世纪动作。
至今依旧让国际同行难望其项背，哪怕是那些号称最先进的国家。
“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管制指挥现场安装高清摄像头和录音采集器的人”，这个牛逼两位大哥绝对能吹一辈子。
可能都不止一辈子，儿孙也可以继续吹。
一开始还美其名曰是用来调查事故搜集采集事实证据的，
后来索性不装了：我就是拿来监控你们都在干什么、说什么的，不用和我们谈什么信任和感情，因为在我们心里你们根本不配。
慢慢地，管制员也开始这么认为：你们也不配。
既然你凡事跟我讲规则，那我就凡事跟你讲利益，讲不讲得过是一码事，但讲不讲是另外一码事。
如果没有摄像头和录音采集器，那么2016年的10.11事件充其量也就最多被定义为管制员的个人判断错误，外加班组资源管理失当。
就算有社会媒体发酵辅助，但行业调查总有一定的保护性存在，按惯例管理责任也就最多行政处罚到处级，再往上以警告和通报批评为主。
完全不至于因为某个单一偶发事件，导致的一个地区空管单位两名最懂业务、最会管理，一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主管领导被撤职。
这件事对行业管理氛围造成的恶劣后果，远大于2005年的青岛，至今无出其右。
现实面前，原本尽心于实务管理的人退缩了，原本醉心于虚无操控的人登场了。
那些以前还热衷于拿摄像头和录音采集器监控管制员所言所行的人突然发现，原来这东西最终会变成反杀自身的器具，但又没什么解决办法，只能变本加厉地“严格”要求。
“与管制无关的事”被无限扩大成只要与当时的空中情况没有必要联系的都是无关。
如果没有管制指令发布或者管制预案进行协调，那么屏幕前的两个人、三个人就必须像木头一样给我定在那里，你想什么我管不着，但你什么也不能说。
岗位上教员对学员的讲评也被视为“与当时的管制指挥无关”而被处罚。
甚至可以因为上级安全检查部门因为从录像抽查上看到某个席位上管制员之间的交谈表情愉悦得“似乎应该与管制无关”而大兴调查之风，大棒挥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形式化、机械化、模块化的运行模式和安全管理初具模型。
出现了问题，瞒报的情况也逐渐增多，毕竟如实上报是必死无疑，隐瞒不报还有可能九死一生。
整个行业生态开始朝着一个“奇怪”的方向发展。
命运的齿轮继续转动......
有了前面开路的先锋，慢慢地在各种实践中，很多管理者发现，其实不仅约束管制员的工作行为轻而易举，就连束缚其思想言论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毕竟这帮矮骡子也不懂得反抗，一旦有个别另类的，直接拍死，甚至还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杀鸡儆猴作用，让其它的人更加顺服。
一开始还以“谈心”的方式进行，到后来索性不装了，直接就是威胁恐吓。
屡试而不爽，无往而不胜。
慢慢得，思想言论控制好了，其它的附带内容就可以稳步进行了，什么竞聘、选拔都可以走走过场了，甚至连岗位教员、带班主任都可以明码标价了。
领导调研，什么人参加，开启什么话题，发表什么意见，也都给你提前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竞聘选拔，提前做工作拉票，如果票选结果仍不如预期，便推倒重来。
一系列组合拳，直接打得群众们懵逼连连：这个......还可以这样搞？还有没有吃相和“底限”了
没有又怎么了？你能怎样？
敢言的，明天就给你安排个“不适岗”的帽子就没资格言了。
然后敢怒的也就变得不敢言了，然后就连敢怒都不敢怒了，毕竟单个的小胳膊拧不动大腿。
于是有人愤而离席，有人自暴自弃，有人躺平摆烂。
唯有部分管理者在沾沾自喜、弹冠相庆，不知今夕是何年，杯觥交错之间还忍不住相互感慨“这帮群众真的很好管理哎”，浑然忘了自己不久前也还是其中的一员。
命运的齿轮继续转动......
忽然间，从某一节点开始，空管系统内突然“举报成风”了，搞得第一批被针对者纷纷落马，不得善终。
有的就地拿下，有的提前退休，有的另谋出路，最次的也是背了一身的处分。
往往落到实处的罪名不过是几瓶红酒、几盒茶叶，甚至只是开个运动会给职工发点福利而已。
倒不是说空管系统的内部审查有多苛刻，或者是避重就轻图个面子上不太难看，而纯粹是因为“举报”这东西是个新生事物，之前完全对此不设防而已。
而这也不过是系统内底层群体不得已“发现”的一种反抗压制和用脚投票的便捷途径罢了。
一时间“蔚然成风”，动干部就举报，不动干部也举报，导致很多想调整的干部调整不了，很多想进行的工作进行不下去。
你说“举报”这东西有成本么？
确实还真没有，或者说成本真的很低。
别管是实名的、匿名的，证据确凿的还是捕风捉影的，按照当下的政策，只要一张邮票的代价，上面就得颠吧颠儿地来查一通。
要真是匿名的还好说，万一是个实名的，查完了还得跟人家举报人一个恰当的答复，否则没准儿第二天举报到更高级的部门去了。
一开始还有人惶恐“每次别人匿名举报了领导，结果还没怎么查，他们就已经知道是谁了，这样一来谁还敢举报，那不是尽管等着穿小鞋好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这种惶恐完全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并且恰恰是人家希望看到的结果。
有经历的人则会清楚：
我之所以匿名举报你，不管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还是底气不足的成分，总归是不想捅破窗户纸、撕破脸而已。
官官相护的道理咱也不是不懂，所以你早早儿拿到举报信一顿排查分析出是谁干的，也是合理。
但是......你既然受了教育，就该会做人。
如果要是幸存下来后，因此徇私报复给我穿小鞋，把这窗户纸给捅了、脸给撕了，把人给逼急了，那就对不起了，我再反手实名举报你一条“打击报复举报人”。
按照当下的形势，这一条罪过可远大于之前的种种，这一个大帽子要是坐实了，谁都罩不住。
这就好比：小于间隔本身可能并没多大罪过，要具体视情况和结果而论。但你若是隐瞒不报，那么性质就变了，至少罪加三等。
所以说你要问“举报”这东西有没有效果？
该说不说，在某种意义上讲，那效果确实有点儿杠杠的。
有人为此晚任命了一年半载，有人为此再也没有被任命过，也有人为此从此变得啥也不是。
至于有人说了：我们单位的领导被举报了那么多次，举报信都能装满几麻袋了，不还照样在当着领导么？
并不是猎人每一枪下去，都有兔子会送命，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优秀的猎手。
但只要枪不停地响，就算每次不死也会掉层皮，无非就是皮大还是皮小的结果，久而久之皮掉的多了，兔子也差不多死了，至少是长不胖了。
而且光那一声一声的枪响，但凡是个脑子正常的兔子，都得哆嗦两下，收敛一点，只不过没有收敛在别人眼皮子底下而已。
因为他们很清楚：总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没准儿哪一天哪颗子弹就中了后脑，那就“得不偿失”了。
反正这么多年来，常管带从来没见过哪个领导是“越被举报越嚣张”、愈挫愈勇的。
至于那些敢于跑出来做姿恐吓的，只不过是吃定了“你之所以匿名就是因为害怕，那我不妨再吓你一吓”，仍旧试图虚张声势一下而已，其实内心也是忐忑的。
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久而久之，群众一旦摸到了窍门，就会难以收拾。
于是有的分局站领导就会苦笑：
有些人真是厉害，以前还只是举报什么贪污受贿、生活作风之类的，现在倒好了，连领导的工作风格、管理方法、措施态度都开始有人频繁举报，一整就整得焦头烂额，啥也不敢干了。
常管带倒是笑不出来：一个手段和方法，低成本，高成效，再结合人家本身就有意见从“正当”的途径无法得到表达，你还指望人家不去使用，是凭什么？单纯是凭人家傻么？在这里，常管带要做一个郑重的解释说明：
上面说那句话，绝对不是因为常管带胆大包天敢把“举报”这项行为归类于“不正当”的范畴，
他百分之百认可并且赞同“举报，是国家赋予每个干部群众正当、合法与合理的权利”这一重要思想认识，
只是在他看来这个手段对于空管来说不太“传统”，有点“反常规”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如今的很多管理手段也不太“传统”，你既然做了“初一”，别人就没道理不可以做“十五”。
至于那些“捕风捉影”，甚至是“捏造编排”的举报，事实证明也并非对人毫发无伤，临安小镇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
干部调整，举报信雪片一般，查来查去没有一样落到实处，但结果也是：这干部我们不用了，还不行么？。
原因似乎看起来也很朴素：
虽然暂时来看没有一项举报落到实处，但光是从举报的的范围就很说明问题，
如果依旧按计划调整，将来一旦有哪条举报被坐实，岂不成了我们调查不细致的问题了？
当然类似的情形，有人就会不忿：照这么发展下去，因此被耽误和受错待的无辜干部怎么办？难道不可惜么？
只是这些人可能忽略了一个现象：现如今有哪一个干部敢拍拍胸脯说自己是完全无辜的？在这种低效能的模式下，少了谁都能运转得很丝滑，根本不存在什么可惜之言。
说实话，常管带入行这二三十年，还真的从来没见过和听说过，哪个管理干部是因为说真话、干实事，最后被误杀在“无理举报”的枪口下的。
一个都没有。
所以也别那么假模假样地说自己代表的是正义。
圈子就这么大，谁还不了解谁啊？
当然了，在这里也并不是说常管带就极力鼓动广大群众去大兴“举报”之风，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图。
只不过是想提醒一下那些动不动因为自身目的受阻而大发雷霆，怒斥行业群众“不讲政治、不顾大局、寡廉鲜耻、肆意妄为”的管理干部们一件事：
想当初2002年空管独立伊始，提的最多的口号是“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空管系统的底层群众又不是天生的“刁民”，
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人气不顺、心不齐，“举报”的劲又很足......根源在哪里？
挪用领导的金口玉言，“是不是应该多从自身找找问题？”
命运的齿轮一环扣一环转动到了这里，又怎么可能少了这“重要”的一环呢？
假使某一日“风正”了，那自然就应该“气顺”了，心也就齐了，举报这种费神费力、“损人又不一定利己”的事儿，可能也就没了。
命运的齿轮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在很大程度上，内部消耗了太多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一个现象：
行业内群体蛙化现象明显，下面也不钻研业务，因为用处不大；上面也不钻研业务，因为搞不太懂。
这种状况，不光行业群众很挠头，就连许多传统的精英管理层也都感到无语。
一位总局的领导前些日子对常管带说过：
现如今，总有那么一群人，拿着一些十几年前我们就做过、甚至还不如十几年前做得先进的“理念”、“成果”，当作重大“突破与发展”大张旗鼓、肆意铺展，还动不动跑过来问我们的意见。
问就只会回答一句“我们啥也不懂，你们做的应该就是好的吧。”
前些日子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相似航班号优化管理工作组”么？
其中各种优化措施里面赫然出现了一条“流量管理优化”的措施，诞生了一个新名词“相似航班号调时”。
看起来应该有人把这认为是解决相似航班号问题的根本途径了。
原本......当这个事儿出现的时候，以常管带之流的认知，也就当个玩笑看看，觉得这其实也很正常。
毕竟现在的大形势就是这样：上面领导一句话，下面就要做出动作，至于这动作做得合理不合理、恰当不恰当，无所谓。
毕竟有很多文字性的体现，是用来交差，而不是拿来变现的。
但万万没想到......这东西竟然会被某些地方落实得如此迅捷。
某一日开始，DKH1857（虹桥-广州，预计起飞时间18：05）和DKH1887（虹桥-深圳，预计起飞时间18：15）就被安排了：
DKH1887因为相似航班号，放行间隔和DKH1857需要满足40分钟，起飞时间不得早于18：45.
好家伙，幸好还只是同一机场放行的两个航班，延误半小时就够了。
这要是一个青岛去西安的CDG4967，遭遇到一个计划起飞时间比自己晚五分钟的济南到武汉的CDG4867，
按照这种操作模式，CDG4867在航班换季前的这半年时光里，每天必须是妥妥的先在地上趴一个小时再说吧。
连一贯视航班正常性为空气的常管带，都忍不住想念叨句公道话：
这东西传出去会不会被世界同行“敬仰然后膜拜”倒还在其次，
也就幸亏航司、机场、机组、旅客没有被纳入问责机制的起始端里，
否则如果某一天让一架飞机上一两百号旅客知道：
我们今天突然被延误四五十分钟，不是因为有危险天气，也不是因为有空域被占用的特殊情况，更和发射卫星、掉落陨石没有一毛钱关系，
只不过是因为空管部门发现我们的航班起飞之后会在天上遭遇一架和我们名字有点类似的航班.......
这要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社会媒体发酵出来，谁受得了？
到那时候挨骂的可不简简单单是某个一辈子都坐在办公室里操笔弄姿的助理，而是整个行当。
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放到十几年前，遇到航司、机组因为各种原因叫骂空管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的时候，常管带都会毫不客气地怼回去：“你们踏马的就是不懂装懂，没事儿找事儿。”
如果放到最近这些年，常管带都会毫不犹豫地一歪头：“你们踏马的骂得还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嘞。”
要照着这种路数发展下去......“世界一流”的目标，指日便可实现。
睡一觉就行。
鲁迅说过：命运的齿轮还在继续转动，没准儿下一个被记得的就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