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与反移情
François Martin-Vallas
来源：IAAP官网
译者：袁帅
共1826字
移情这一术语在精神分析中的使用意义最早出现在弗洛伊德1895 年出版的《歇斯底里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在布洛伊尔的指导下对安娜·O进行宣泄催眠治疗失败后，意识到患者实际上将童年时期已经建立的幼稚关系模式转移到了治疗师身上。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发现导致弗洛伊德放弃了将催眠作为治疗神经症的手段，这一放弃标志着他与导师布洛伊尔的分道扬镳。
虽然荣格没有明确将其命名为移情，但在1905/1906 年的一次催眠治疗中，荣格也遇到了同样的现象。他在《记忆、梦、思考》（1995 年，第四章）中讲述了这一现象。书中讲述了一个女人，他两次用催眠治愈了她，但他无法理解这些治愈的来源。这些治愈似乎很神奇。然后他问起她的生活，了解到这个女人把她对一个有天赋的儿子的希望移情到他身上，而这些希望在多年前她生下一个残疾儿子时就破灭了。荣格向她解释了这一点后，这个女人没有再复发。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从一开始面对移情现象，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弗洛伊德立即着手寻找童年的根源，而荣格和他的病人则满足于未解决的成人生活问题。
反移情这个术语出现在弗洛伊德与荣格的通信中（1909 年 7 月 6 日的信），与荣格与萨宾娜·施皮尔莱因的爱情关系有关，荣格刚刚向他敞开心扉。在这里，我们再次注意到了两人之间的本质区别。荣格让自己沉浸在与病人的关系中表现出的情绪混乱中，而弗洛伊德回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荣格将能够建立一个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折磨的外壳。这不是荣格走的路。
弗洛伊德很快意识到，通过将患者未解决的童年问题带回到分析关系的核心，移情可以成为理解的主要工具，以及分析关系背后的驱力。在这一点上，荣格从一开始就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即使移情的幼稚和性欲的本质对他来说似乎根本不明显，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明显。他们的分歧在于反移情，他们从未明确讨论过这一点。正如他在给荣格的信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现象对弗洛伊德来说是治疗的一个障碍，分析师必须防范。相反，荣格把它作为他方法的核心，不是像萨比娜·斯皮尔莱因那样被它带走，而是让移情和反移情在分析关系中展开，并让所有情感的力量（重新）被激活。从那时起，对荣格来说，移情和反移情不再是两个不同的现象，一个涉及病人，另一个涉及分析师，但却是同一种关系动力，就其本质上的象征性质而言，具有治疗的潜力。
由此可以推断出弗洛伊德和荣格在解释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事实上，弗洛伊德将反移情排除在分析动力之外，如果不是为了防范它，或者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分析师的问题来解释它，他发现自己必须根据婴儿期冲突来解释移情，目的是通过意识到病人童年时期被压抑的东西来减少或消除它。另一方面，荣格很早就直觉地认识到移情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维度，以及它潜在的治疗特性，他不再希望它消失。相反，对他来说，让移情展开是合适的，这样它就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因此，解释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瞄准同样的目标。与其寻求移情的消解，不如消除病人和分析师对移情的抵抗。
“让移情自然展开，以便它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只有在将其视为一个动力的象征过程时才有意义。正是通过依赖炼金术士的工作，荣格才能够在1944 年出版的《移情心理学》一书中展现它的象征意义和动力性。随后，许多荣格派作者根据炼金术以外的来源提出了对这一过程的其他解读。
乔治·布莱特 (George Bright) 发起了这种深入的重新解读，提出了对移情、分析态度和共时性过程的交叉解读。我们还可以包括乔治·霍根森 (George Hogenson)、乔·坎布雷 (Joe Cambray) 和弗朗索瓦·马丁-瓦拉斯 (François Martin-Vallas) 的作品，他们将分析过程与复杂系统联系起来，其共同特点是新形式从旧形式中出现的现象的起源。对于这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在分析心理学和当代科学的新范式之间架起桥梁的问题，遵循荣格在与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 (Wolfgang Pauli) 合作时开创的道路。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一一提及，许多其他作者也值得在这里列出。
弗洛伊德学派则大大发展了移情和反移情的概念，其中一些人甚至达到了荣格关于这种现象不可分割的立场。米歇尔·德·穆赞提出的潜意识幻想概念可能是最成功的例子——这是弗洛伊德学派内部对这些概念进行长期重新阐述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