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9日,正是谷雨节气,以色列和伊朗你来我往打一拳踢一脚的回合制游戏,又玩到了新的高度。
虽然看起来煞是热闹,但真要说他俩会拼命大打出手,几乎不可能!不管从历史渊源,还是就现实处境来说,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演戏的成分,都远高于擦枪走火的可能。
一、居鲁士大帝的恩赐
作为文明古国,都会有一些底蕴,伊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就曾豪气干云:“我,居鲁士,万王之王,世界的王。”
波斯人自豪地认为,他们的居鲁士大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明中央集权制度,并成功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君主,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在伊朗人追述祖先丰功伟绩的时候,抚今追昔,可能也会唏嘘感慨于历史的吊诡之处:居鲁士大帝的一个善举,居然成全了今天的以色列国。素来忘恩负义的犹太人,也不得不用浓墨重彩书写居鲁士大帝的仁慈恩德。
公元前6世纪,犹太王国两度被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他第二次进军巴勒斯坦时,下令只留下一些极贫苦的人在耶路撒冷,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把犹太人中所有的贵族、祭司、商贾、工匠一律作为俘虏,成群结队地押解到巴比伦城做奴隶,史称“巴比伦之囚”。
几十年之后,波斯帝国创立者居鲁士大帝不战而胜,轻而易举地攻灭了巴比伦。居鲁士大帝发布文告,释放犹太人回归故国重建家园,共有42000多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且,他还把新巴比伦王国从耶路撒冷耶和华圣殿里掠夺来,放在巴比伦神庙中的金银器皿5400件交给犹太人首领带回,让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全靠居鲁士大帝的解救,犹太人才没有随风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
二、巴列维国王时的默契
两千多年后,当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再次建立以色列国时,伊朗正是巴列维国王当政,同样对犹太人释放了善意。
巴列维国王也是位二世而亡之君,他的父亲礼萨汗,就是那位曾经配合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的凯末尔粉丝。礼萨汗出身贫苦,自幼投身军旅,因功逐渐升为近卫军团长,1921年2月在英国支持下任首相兼国防大臣,1925年12月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
礼萨汗极为崇拜凯末尔,效仿土耳其在军队强力维持下推行伊朗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他实际主政伊朗二十年,建成了全长一千七百英里纵贯全国的铁路线,另外还修建了一万七千英里的公路,交通运输的飞跃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交流,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全国的控制。民族经济方面,二十年代开始兴建纺织、农产品加工、采矿、建材等一系列工业企业,三十年代后期,又着手建立钢铁、冶金、军工等重工业企业,推进了伊朗工业化进程。
可惜,礼萨汗在二战前后没有站稳立场,虽然宣布中立,但并未限制德国在伊朗的活动。尤其希特勒鼓吹“雅利安人”种族血统高贵的优越性时,礼萨汗政府为了攀亲,也在1934年12月31日,正式公告全世界,自1935年起,它在国际上的正式国名不再是“波斯”,而是“伊朗”(Iran,“雅利安”转音)。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礼萨汗仍然拒绝宣布站到反法西斯同盟一边。苏联逮着机会,派出军队于1941年8月25日进入伊朗,英国军队也从南面开进伊朗。礼萨汗仍然拒绝同法西斯各国彻底绝交,遂于9月16日隐退,他把王位交给长子巴列维后,避居非洲,1944年7月因心脏病发在南非去世。
继位的巴列维国王自幼被送出国,长期在英美接受西方教育,既抵制苏联,也厌恶宗教传统,决心走西式道路,顺理成章地同以色列保持了融洽的双边关系。
以色列生活在阿拉伯人占主体的中东,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伊朗人虽已皈依天方教,但出于文明古国的骄傲,以及历史上的互相征服和现实中的利益纠葛,仍然选择了另类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主体的阿拉伯人别苗头。
双方处境类似,都面临着扩展外交空间、摆脱地区孤立的紧迫任务,加强联系成为两国生存和发展的可取选择,也同时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小伙伴。
以色列不产石油,阿拉伯国家打不过以色列,就以石油为武器对以色列封锁,巴列维国王雪中送炭。早在1950年代前期,以色列就和伊朗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从1959到1971年,以色列所获得的80%-90%的原油都从伊朗进口,在对阿拉伯世界造成重大灾难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伊朗不仅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石油出口,反而加大供给管饱管够。
伊朗为以色列提供价廉物美的石油,以色列则帮助伊朗强化军事和特工等业务培训。双方军队高层互访频繁,至1961年,以色列就为伊朗培训了约400名飞行员、伞兵和炮兵,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 ”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以色列摩萨德的人员培训和信息提供。
一句话,巴列维时期,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那真是蜜里调油。
三、霍梅尼革命后的僵持
转折来自1979年,随后一切都变了。
巴列维国王志大才疏,借助出口石油的丰厚收入,自上而下推行的“白色革命”,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表面繁荣带来腐化之风蔓延,贫富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了。西化影响几乎渗透到都市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角落,而占人口半数以上固守传统的农村居民,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赤贫如洗,百病成灾。
社会矛盾激增的背景下,巴列维国王个人及王室张扬奢华的西方化生活成为攻击关注的焦点。1979年,各方势力联手撬翻国王,一番博弈之后,霍梅尼领导的政教合一革命缔造了新的共和国。伊朗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霍梅尼一再强调:“对待以色列的正确态度是:认为它是非法的、强霸的、侵犯穆斯林权利的政权,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必须消灭以色列。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以色列……我们与以色列绝不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它是霸权者,是与穆斯林为敌的……以色列是霸权者,应该尽快离开巴勒斯坦,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巴勒斯坦兄弟尽快消灭这一毒素……在伊斯兰国家心脏的这一毒瘤受到列强的扶植,其毒性每天都在威胁着伊斯兰国家。因此伊斯兰国家和伟大的伊斯兰民族必须将其根除。”
霍梅尼话说的很硬,却不令人意外。当时霍梅尼,“既不要东方(苏联),也不要西方(美国),只要伊斯兰(传统)”,重点在意识形态理念的宣贯,对苏联和美国批判得更厉害,以色列只是顺带被骂的小角色。
何况,伊朗共和国成立不久,就与试图趁着霍梅尼立足未稳,前来捞便宜的伊拉克大打出手。冲突随后演变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两伊战争打了8年,是20世纪最长的战争之一。双方伤亡人数约270万,其中,死亡约100万,受伤约170万,约占两国总人口4.5%,相当于4次中东战争伤亡人数17倍。
生死存亡的八年,伊朗在这场掐得筋疲力尽的战争中全力以赴,根本无暇他顾。甚至为了补充巨量消耗的军火,伊朗还和以色列进行了大量秘密武器交易。在“两伊战争”前两年,以色列借助荷兰和阿根廷向伊朗提供弹药武器,来自于以色列的武器占到伊朗进口武器总量中的80%,而且,以色列还时不时派出军事顾问前往伊朗,详细了解战况,便于提供所需要的武器装备。
公开言论指责,秘密武器交易。正是伊朗和以色列关系僵持期的最大特点。
四、哈梅内伊时代的不共戴天
两伊战争结束不久后的1989年,霍梅尼与世长辞,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
最高领袖在伊朗共和国中占据着一言九鼎的地位,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而且还有权罢免总统。所以,他的个人意志往往会演化为国家政策,这一点在伊朗与以色列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直至今日,伊朗仍然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并且积极支持一些激进势力反对以色列。
霍梅尼时期,伊朗对以色列主要放空炮,哈梅内伊时代,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真正开始质变。
个中因由,一是霍梅尼做最高领袖的1979-1989年,伊朗陷于战争泥潭,无暇他顾,二来霍梅尼作为宗教学者,一生精力都投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改造,对不熟悉的具体政务较少插手。哈梅内伊则是做了8年总统后,转任最高领袖,熟谙军政业务,对国际局势把握相当敏锐,抓住了伊朗重新崛起千载难逢的机会,与以色列的关系不得不发生质变。
说起来,还是美国人帮了伊朗大忙,把哈梅内伊最大的对手萨达姆给铲除了,伊朗才得以在中东地区放手施为。
以色列的眼光其实也很敏锐,1991年,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惨败后,以色列就迅速地把伊朗定性为地区不稳定因素,认为伊朗要趁伊拉克惨败之际追求地区霸权,认定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从事反以色列活动。
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倒台后,伊朗一方面产生唇亡齿寒的“危”,另一方面获取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伊朗对应危机的策略,放出激进派内贾德出任总统,以反美反以的姿态在中东地区博取上位,诸如“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是以邪恶为基础的政权,不能再继续存在,终有一天会消失”之类的暴论屡屡出境,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逐渐升级。
内贾德之后,伊朗的对以策略虽然屡有调整,但大政方针始终牢牢把控在哈梅内伊的运筹之内。伊朗如果满足于偏安一隅,出于“远交近攻”原则,当然会与以色列关系和好。但伊朗要想在天方教世界上位,博得更广阔生存空间,就必然和以色列发生激烈对碰。
伊朗只要不放弃大国雄心,中东的以色列,就已经不是需要交的“远”,而是需要攻的“近”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伊朗和以色列关系都不会出现任何值得期待的改善迹象,而会维持不共戴天的状态。
相较于土耳其,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支持,显然更为真诚,更为实在,更为给力。但无论如何,真让伊朗做出成规模军队跨国远征的决策,那也相当困难,或者直接说不可能。已经做了最高领袖三十多年,从做总统开始实际秉政四十多年的哈梅内伊,绝不会行此不智之举。鞭长莫及的伊朗,对巴勒斯坦的支援,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只会采取隔山打牛,借力打力的策略。
与土耳其“文攻以色列,武打库尔德”类似,偏师侧击以色列的同时,伊朗主力将专注于消化伊拉克,这里才是伊朗真正实现大国雄心的重中之重。
以史为鉴,能看长远,但演戏也可能跑偏。伊朗只想演戏,不想真打,以色列却不这么想,他们是真的想通过伊朗大打出手把美国拖下水,从而随时可能把“演习”变成实战。
世界都在等待,一来一往的回合制游戏,还能演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