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莫言家乡高密讲学，非常有感触。
我很少外出讲学，只有迫不得已才答应，高密就属于一定要答应的。
我和高密颇有缘分。
高密一介小城，但在中国教育界赫赫有名。文学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创造了鲁迅也未能实现的壮举，中国百年文化人的文化梦一下被兑现，五千年文明古国从此就可以说是文化大国，莫言功莫大焉。
还有一位是教育家李希贵，希贵校长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家，无论是学校、课程，还是管理、家教，不仅意出尘外，关键是全都落到了实处。尤其是做出了十一学校的经典样板，未来希贵校长一定会写入中国教育史，这一点毫无悬念。
大概是2011年左右，大夏书系的吴法源兄曾邀请我加盟十一学校。有一个细节我很感动，我问，希贵校长怎么知道我。
法源说，十一学校有专门收集人才信息的人员，你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讲话他们都有收集。当时的条件是三个北京户口，年薪不低于10w，一年免费住宿，未来学校可以集资统购住房……记不太详细了，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程老师不太适应北方气候，我也没有在北方必然成功的底气，最终没有接受这一番好意，但对希贵校长的感激之情从未衰减，包括对牵线的法源兄也如是。
对高密有好感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希贵校长之后的赵桂霞校长。有一年我们一同作为专家，在郑州回民中学讲课。我讲完课，准备听一部分就走，听到中途，被她所说的入校课程和离校课程感动得热泪盈眶，以至于赶紧改签，也要完整听完她的课。
后来我邀请赵校长到港城讲课，又有更深一步的交流。
期间还有一件事，非常感人。赵校长离开广文中学后，被中国歌尔集团挖过去担任总校长。赵校长想要请我过去，共襄盛举。我含蓄地拒绝了。万万没想到，赵校长竟然没打招呼，直接飞来苏州，准备当面游说我。谁知我正好出差在外，只有程老师接待。程老师对北方气候干燥非常不适，根本不可能去北方，最后还是未能如愿。
我回家后非常愧疚，想到赵校长一个人飞回去的失落，更加感到不安。因为这一段因缘际会，凡赵校长的事基本上就是我的事。
还有更重要的关系，那就是我的领导。当年我在教育部课程处借调，我的直属领导潘处长就是高密人。潘处长现在已是潘局长了。潘局是行政天才，拼命三郎，既有宏观大局，又肯倾听建议，他对工作的要求极高，专注细致到极点。
有一件事一直无法忘记。有一次，潘局要修改一个文件措辞，无论如何都觉得不妥帖，第二天这个文件就要报领导，本来准备晚上加班，无论多晚都必须完成。
万万没想到那天他老同学带家属造访北京，根本无法拒绝，只得硬着头皮晚上接待老同学全家，而且晚上还喝了酒。
潘局酒量一般，喝酒后，晚上还想干活，但头昏脑涨，根本干不了，就想着早睡早起再改。结果就在那个晚上，那个一直以来无法改出来的，无论怎么改都不妥帖的那个改法，居然在睡梦中被改出来了，潘局从睡梦中笑醒了，一跃而起，改好稿子后才心安理得去睡觉。
第二天他说给我们听，我们无比震惊，看了改稿，确实无比妥帖，无比精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原来做事也可“梦中偶得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一次给我的印象极深。
回苏州之后，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他把拙作推荐给教育部门很多高层领导，给我很大的鼓励。还把我推荐给他的一些好朋友，这其中就包括高密乡的莫言老师、希贵校长和高密教体育局长明辉。
明局很快加了我的微信，我和明局从此成了好友，高密论坛发了我的不少文章。
前段时间，莫言先生遭受无妄之灾，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说了几句公道话，有几篇文章阅读量甚至超百万。我当然知道人微言轻，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作家是什么？作家不是宣传人员，作家更重要的身份是预言家，是一个民族的守望者，恰恰是他们从历史和文化的敏锐洞察中看到征兆，然后大声疾呼，可能有彷徨，但更重要的是呐喊，引起疗救的注意。优秀作家无一不是真正的大爱之人。
明局把我的文章转给了莫言老师，潘局也转了，莫言老师说，感谢王老师。
后来莫言回高密，明局长请他专门给我题名赠书《晚熟的人》，明局还亲自给我邮寄过来。
我想，在这个时代，明局和我，可能都是晚熟的人。晚熟的人意味着保存着古意，保存着天真，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沾染。
莫言老师还把首部话剧《鳄鱼》首演放在苏州湾大剧院。这个考量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苏州是一个2500年历史的文化城市；二是苏州处在北上广深特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过渡之带，首演比较适合；三是苏州有莫言老师的好朋友，教育部长江学者，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先生。
在莫言的苏州《春讲》中，我有幸带着小王子和程老师现场聆听。在第一个提问中，领导给莫言介绍了我，我表达了对莫言小说阅读的感想。莫言所说的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开东老师的文章，对我来说，是沙漠中的一道甘泉……”
那一天莫言先生要匆忙赶往上海，没有和任何人合影，却把唯一的合影给了我们家的小王子，这是莫言先生的细致。
这次去高密，还有原杭二中的校长叶翠微、重庆九龙坡教师发展学院的党书记，还有就是供职于蒲公英智库盟校总校长的赵桂霞。明局长把上次莫言签名书全都收上来，然后赠送给了我们。反正莫言回家乡的日子多，下次可以再签，但我们来一趟不易。所以我有了莫言老师第二本签名书。
第二个赠书的是著名作家王开岭先生。
今天5月初，干干和我商量，大象出版社、龙美小学和担当者行动，在5月将联合举办“农历的天空下，诗意二十四节气”活动，邀请我作为演讲嘉宾，演讲的题目是《这个人，这群人，这件事》，还有一个演讲嘉宾就是王开岭老师。
这个活动，主要是干干《在农历的天空下》新书发布会，干干的考虑很让人惊喜，王开岭、王开东，就像一对兄弟，更重要的是，干干判断，我们俩肯定一见如故。这个策划是干干的重大创意，但干干可能不知道，我确实是开岭老师忠实的读者。
天下谁人不识君，如果谈论对中学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说王开岭老师是第二，那可能没有人敢说第一。
开岭老师不仅是央视《社会记录》《看见》等栏目指导和主编，起手撼昆仑，还著有散文和思想随笔集《激动的舌头》《黑暗中的锐角》《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古典之殇》等，一剑破天门。其诗性的文字、清洁的思想、纯美的灵魂影响了无数学子，被誉为中国校园的“精神启蒙书”和“美文鉴赏书”。
开岭老师的很多文章，给了我生命和人生的重大影响，甚至参与了我价值观的形成。
开岭老师的《精神明亮的人》，每天定时看日出，让我从此警惕内心的黑暗，与人性的弱点作斗争。
开岭老师的《绝不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让我认识到，提着裤子的人，不再是战争机器，而是一个生理的人，不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当她十八岁的时候》，守林员女儿金色头大的小姑娘，在森林中采摘枞果，遇见了一个穿着风衣的陌生人在森林里散步，他们在森林里玩了一整个下午，陌生人把小姑娘送回家。分别时陌生人说，小姑娘给了自己灵感，他要送给她一个礼物，但要在10年后。
10年后，在小姑娘十八岁的时候，她偶然听到了爱德华音乐大师赠送给自己的曲子，曲子的献辞是：“送给守林员的女儿达妮格——当她年满十八岁的时候”。她先是泪流满面，克制住哽咽，她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海边，在六月的白夜，她大声地笑了。“有过这样笑声的人是不会丢失生命的。”
是的，我记得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比怪异，这个曲子是献给那个小姑娘的，为什么我会如此感动？我为何像小姑娘一样如此快乐，静静地流泪，如同悲伤？后来的后来，我才明白，读过这个文章的人也是不会丢失生命的。
还有后来的《乡下人哪里去了》，一下就让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了民风淳朴、日长如小年的乡间生活之中，“乡下人哪里去了”的追问，是真正知识分子的追问。
后来还有某省同学抄袭这篇文章，在高考中获得满分，可见阅卷老师的眼睛也不是吃素的。但我仍然不能原谅这个语文老师，没有读过王开岭老师的《乡下人哪里去了》，还怎么做语文老师呀？
因为有开岭老师，我当然想去郑州，但干干的时间安排很尴尬，5月20号是周一，而且结束时间是下午五点多，意味着我至少要请两天假，最终请假未果，未能成行，非常遗憾。
当天晚上，喝酒中的干干把开岭兄的微信推给我，说，“你加一下开岭兄，你们的缘分是一个神秘事件。”
冥冥中，我觉得确实如此，我们名字如此相似，如同失散多年的兄弟。
很快开岭兄就给我发短信。
“开东好，很早就读过你的文章，写得真好！也为有这样一位姓名相近的弟兄感到欢欣（湖南还有位作家朋友叫王开林）本以为这次能在郑州相聚，我还给你带了两本书，遗憾错过，以后我寄给你，常联系，来京记得联系我[抱拳][抱拳] ”
开岭兄说的湖南作家王开林老师我也关注过，他的文章纵横大气，我收藏他一本写民国女子的书《非常爱，非常痛》。后来我写了一本教育著作，取名《教育：非常痛，非常爱》，只是调换了一下顺序，但我觉得对教育的情感，非如此无法表达，在这里，一并致谢开林老师。
果然过了几天，开岭兄回北京后，就顺丰快递了两本大作：《精神明亮的人》《古典之殇》，两本书都是精装本。虽然这两部书我都藏有，尤其《精神明亮的人》更是这些年来我和学生的案头书，我觉得越是AI时代，人性的光辉就越可贵，开岭兄的书就越有价值。
还有一个赠书的大作家，就是上文提到的王尧教授。
王老师不仅是长江学者，还是鲁迅文学家获得者。更重要的身份是，先生还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的执牛耳者，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我与先生三次谋面，一次就是聆听莫言与王尧先生对谈。那一次，王尧先生是主持，他把短暂的时间全交给了莫言，但王老师的大家气度，儒雅风范，举重若轻，让我心生羡慕。
还有两次是在聚会中，两次都是杨斌老师所约。第一次王尧老师赠送了杨老师一幅字，据说那副字是展览中的精品，杨老师喜欢，王尧老师就扛着带过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王尧老师，不亏是长江学者，文学评论大家，王老师言不甚高，语不甚深，但每一论断极为精准，其言其论就如从我肺腑出，只觉如沐春风，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
王老师是我见过最有大气象的学者，我没有经历过民国，但我想王老师最有民国范；我没有经历过魏晋，但王老师最有魏晋风度。
难怪我最好的朋友，才高八斗，目之所及，几乎都是他看不上的人，唯独对王老师极为欣赏，引为至交。
最后一次这次聚会，又是杨斌老师，王尧老师打车一个多小时来，一个多小时去。杨老师又提一要求，让王老师给自己写一幅书法，小楷，算起来近200字，谦和的王老师又答应了。
就在这次聚会中，王尧老师赠送我全新随笔集《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
打开一看，王尧老师没有签名，颇为遗憾。因为王老师是书法大家，但王老师解释为，现在都不流行签名了，读完后，可以赠送别人，不浪费，又没任何心理负担。
这又是另一种境界，而且符合王老师的魏晋风度，于是我又高兴起来。
当天晚上就读完了王老师的大作，可以说，王老师“问历史、观思潮、论作家、谈理论、说方法，也反求诸己”，淡淡说来，如话家常，周密、分寸、圆融，猛然下一断语，一句点睛，四座寂然无声，如听仙乐耳暂明，就有那种感觉。
我有一个朋友，全国著名的语文命题专家，最喜欢王尧老师的作品，总喜欢拿他的文章命题。后来发现，王老师文章，岂止是她，命题专家都喜欢。无论怎么命，都是经典。原因就在于王老师行文逻辑绵密，说理清晰透彻。
《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对莫言、汪曾祺等先生的作品，均有品评，让我大开眼界。我当初写莫言老师，很遗憾没看到王老师的论断，不然会更有说服力。
中国这些年，作家和评论家仿佛割裂的两个群体，互相依附，又互相警惕，很多作家如果对评论家不甚感冒，常有一句话就在嘴边，“你说得轻巧，你行你写一个我看看。”
王尧老师在学术研究、文学评论之外，还是著名散文家、小说家，而且写得很好，殊为难能。
王老师说：“作家、批评家是我不同的侧面”，我认为，这不是不同的侧面，而是王老师作为斜杠青年，牢牢抓住了两个世界。
评论他人，也任由他人评说。
诗在，长安在。
评论在，王尧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