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常沐在第五届LIFE教育创新大会上演讲
当一个孩子不适应学校的教育，难以融入主流教育体系，未来会怎样？
10年前，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常沐从学校退学，之后进行了7年“在家上学”的教育实验。2021年，15岁的常沐选择进入一所技校学习一门手工艺，并于今年夏天从这所技校毕业。
对于自己所走的这条特殊的教育之路，常沐觉得“庆幸”，她说自己现在仍有“九分的倔强和九分的反骨”，以及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趣。但另一面，她也必须要去学会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格格不入”，以及去应对学历、出路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01
格格不入
2023年12月末的一个下午，为期一周的期末考试已进行到最后一日。按照老师的要求，学生们需要在这一周时间内，交出一个和“季节”相关的手工作品。教室里，常沐佝着身子站在桌前，埋头雕琢。这个女孩今年18岁，身高1米72，长着一张娃娃脸，做起事来慢悠悠的。
她手里的那支荷花发簪，已完工八九成，为了让作品看起来更完美，她打算再添点东西上去。常沐截断一根细铜丝，在铁钉上绕了几下，再用剪刀掐出两个铜圈。随后，她拧开火枪，想要把铜圈焊在荷花底部，以便能挂上两个吊坠。
固定铜圈时，遇到了麻烦。她刚把前一个焊接好，再去接下一个时，火苗突突跳跃着，迅速将前一个熔掉了。常沐连续试了几次，都没成功，“焊接真的很考验技术，这个火的大小不太好控制。”
此时，过道另一侧早已上交完作品的女生，溜达到常沐桌前，目睹了屡次失败的操作过程后，冲前面喊道：“哎呀老师，你快过来帮帮人家常沐吧。”
老师很快扭出一个连接在一起的两个铜圈，并嘱咐常沐，遇到此类问题就照着她的方法来。
常沐默默听着。老师走后，她又拿起铜圈反复尝试。在常沐看来，连在一起的铜圈，会让两个吊坠挨挤在一起，“那样不好看”。
教室里一片喧闹，只有常沐还在考试。前排的女同学被男同学开了句玩笑，和对方理论了几句后，飞速跑到讲台前抓起一只拖把，准备“开战”。另一位女生直呼着老师大名，开起了玩笑。其他考完试的同学，大多在聊天或刷手机。
常沐只盯着手里的发簪忙活，半个小时后，她终于按照自己的方法装上了吊坠。
常沐的同桌迪迪，是当天最“沉默”的那一个，她长时间保持着特殊的睡姿——脚踩在抽屉口，身体倚靠在背后的桌子上。老师走过去问，“你在这儿睡得倒挺舒服啊。”女孩一动不动，“那可比在宿舍睡觉舒服多了。”睡醒后，迪迪在座位上涂起了指甲油，她手上正戴着一套几厘米长的甲片。
迪迪又喊几位女生过来嗑瓜子，她们聊起了名牌衣服和鞋子。不知最后又聊到了哪里，迪迪有些伤感地来了句，“要是能一直在学校就好了，我可不想去上班。”
在这所技校里，常沐学习一种镶嵌专业，这已经是她入学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在这里，常沐经常显得格格不入。与大多数学生不一样，她来这所技校就是奔着这个专业学一门手艺去的，是一个“认真”的学生。
常沐的格格不入从10年前就开始了。读技校之前，除了小学的前三年在学校接受教育外，她一直远离主流教育赛道，“在家上学”。
小时候的常沐（右）和一起“在家学习”的伙伴禾禾（左）为自己开办的餐厅设计的标志
02
退学
四五岁时，常沐在学前班阶段开始表现出一些“异常”。她被家人发现有一定程度的读写障碍，“字母b，会看成d，p会看成q，完全是镜像的。”
在班上，常沐经常面临窘境。课堂上因书写出错时，她难免会受到同学们的嘲笑。转学到新班后，由于学习进度不同，常沐回答不出“兔子”一词的拼音，被老师要求罚站。最难堪的一次，她因不敢告知老师想上厕所，在课堂上尿了裤子。
妈妈贾凌冰愈加感受到女儿心里强烈的抵抗，每天上学时，“死活都不愿意下车，非得硬拉才行。”觉察到事情不对劲，贾凌冰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这事我做反了。鞋不好穿的时候，应该换一双鞋，而不是让脚去适应它。”
虽然小学期间也经历了几次转学，但也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学校，2015年，正在读三年级的常沐从学校退学，开启了“在家上学”的尝试。
在贾凌冰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退学前两个月，她一直在衡量这件事的可行性。她的判断是，常沐产生了厌学情绪，待在学校是一种折磨。更何况，女儿在画画方面展露出一定天赋，可以着重去培养。
退学的事，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最大的阻力来自丈夫，他认为，女儿哪怕学习吃力，也应该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考大学，乃至出国读书。在这件事情的讨论上，两人争执不下，最后演变为争吵。
贾凌冰讲话颇为强势，“你有好的解决方法也行，你如果没有，就照我的方案来。”最终，丈夫拗不过她。
常沐并不记得父母因她退学的事产生过口角，只知道“爸爸是不高兴的”。
在退学后的前两年，常沐最主要的学习是听各种有声读物。
她时常提着一个小喇叭，走到哪里听到哪里，里面有下载好的《绿野仙踪》《海底两万里》等儿童故事。反复聆听有声读物的结果是，有一天常沐在看纸质小说时，意外读出了从没学过的“波光粼粼”一词。“听了那么些遍，她都记住了，一看到前后认识的词，就能猜出来。”贾凌冰解释。
玩，几乎是常沐每日的主题。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贾凌冰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这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和女儿相处。在大部分学生都上学的周一至周五，她带着常沐在外面活动时，总有陌生人问，“你家孩子今天不上学吗？”
为解答这种疑惑，贾凌冰通常会大讲一番自己的教育理念，后来被问烦了，就拿“逃课”搪塞。对那时的常沐来说，看到其他小朋友背着书包被大人领着去上学的场景，会觉得庆幸。
常沐对学校没有多少留恋，直到现在回忆起退学后的时光，她都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中国“在家上学”调查报告（2020）》显示，2017年，有意尝试在家上学的人数为5万，亲身实践这一教育模式的约6000人。
2013年，贾凌冰在北京昌平区租下一个两亩见方的院子，筹办起“啊呜创想社区”实验学校（简称“啊呜社区”）。啊呜，是小兽的吼叫声，意指孩子，贾凌冰想走一条和传统教育不同的道路。
常沐在退学后的第三年，开始系统性地接受啊呜社区里的学习规划——每周跟着网课学习语数外三门科目，剩余的时间主要围绕手工设计、商业项目等方向，在老师的引导下自主学习。
在常沐的记忆中，在啊呜社区里，她会和小伙伴在院里爬树、摘果实，在小区的池塘边看天鹅游泳，也带着自家狗钻山洞“探险”。事实上，那些所谓山洞，只是别墅区里的一些自然景观。
十多岁时，看到院中自由降落的小鸟，常沐幻想能长出翅膀，像鸟儿一样飞翔。她翻阅了书本上的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及飞机发展史，然后找来乐高小人模拟人体，做出了一个类似滑翔伞般的翅膀。常沐将乐高小人从屋顶抛落，反复观察它坠地的过程。她还想把翅膀放大到与自己身高相应的比例，为自己插上一对翅膀，但最终因买不到翅膀骨架的专业材料而放弃。虽然飞翔失败了，但她一直记得自己为那对翅膀做出的一番努力。
在啊呜社区，常沐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开餐厅”，她和小伙伴要从种菜开始。播种时，他们只被告知苗间距是30公分。接下来，有人拿着尺子测量，有人用棍子比划。待植物长大，他们又出入菜地除草、抓虫，甚至主动去养毛毛虫，观察它们破茧成蝶的过程。
当时的老师雷丽丽称，啊呜社区提倡项目式教学，每个项目周期性长，且会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在开餐厅前期，孩子们完成了课本上的动植物观察，“他们还可能会去画画，等于又做了美育。”
那时，常沐的理想是当一名生物学家。她把这个想法说给爸妈听，但当得知实现这个理想要学好数理化后，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喜欢数学”。
常沐记得，他们还经常参加或举办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做完手串、项链等手工后，出去摆摊，“第一次认识到了钱从哪儿来”。此外，每年会去到1-3个城市“读城”，学习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甚至还会参与乡村振兴活动，在实地考察中，他们要从儿童视角给出一些规划建议。
啊呜社区的学生年龄不一，和常沐关系最好的是小她一岁的禾禾。三年级时，禾禾因较为孤僻，暂时办理了休学。雷丽丽记得刚见到禾禾时的样子，“非常封闭的一个孩子，不爱说话，也不想学习。”
禾禾休学后，妈妈杨岚一边忙于工作，一边照顾身患重病的丈夫，无力看管孩子，她只好把禾禾托管到啊呜社区的夏令营。待完一个假期，看女儿状态不错，杨岚尝试把禾禾再次送进公立学校，但一个学期下来，又变回了从前的样子。一年之后，杨岚决定让女儿退学，来到啊呜社区。
10年过去，雷丽丽早就离开了教育行业，但依然对常沐和禾禾记忆犹新，“禾禾擅长手工，常沐在绘画和设计方面非常有想法。”在雷丽丽看来，常沐从小就是个有想法的人，总会比别的孩子“多走一两步”。一次扎染时，大家都按照所教方法将皮筋扎在相同位置，常沐却尝试扎在领口、袖口等地方，看看不同效果。
禾禾最喜欢的是做手工。13岁时，她看到大院里有现成的缝纫机，就从网上看了些资料，动手做起衣服。杨岚至今留着女儿为她做的那件白色绣花衬衫，“我是看着她一点一点做出来的，穿起来也很合身。”
啊呜社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常受到邻居的举报。由于一群孩子整天喊叫和疯跑，物业人员曾三番五次找贾凌冰谈话。这不是最要紧的，后来因资质问题，贾凌冰不得不把“学校”二字去掉，只能作为一个举办亲子活动的组织。
雷丽丽回忆，啊呜社区位置较为偏僻，吸引来的都是“厌学或有问题的孩子”，“在学校不能被很好地接纳，家长才会有勇气把孩子送过来。”最多的时候，这里共有8个学生。除了常沐和禾禾，其他孩子们在啊呜社区进进出出，没人能长久待下去，而他们最后的出路，大多是再次回到国内学校或出国读书。
啊呜社区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2016年雷丽丽因怀孕离职后，再没有招到合适的老师。“别人怕老师不会讲课，我们怕老师太会讲课。”贾凌冰说，老师自己忙着输出，就抢了孩子的主动权，“我们需要老师做的是‘陪聊陪练’，而不是灌输”。
到了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啊呜社区没有办法继续开展线下活动，面对高租金的压力，贾凌冰只好把大院退租。常沐和禾禾也不得不回到各自家中，分别跟着网课学习。
早在常沐退学两年后，贾凌冰就给女儿做了个规划，小学和初中跟着网课学习，到了高中阶段，去读一个职业高中或技校。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将是未来一大发展趋势，常沐无论如何都该学门手艺，“手艺是个垫底的，最基础的保障。”
2021年，“在家上学”7年后，常沐进入到一所技校就读。在这之前，她和妈妈考察过两所私立高中，一年学费20多万元，“太贵了”。
常沐坦言，她原本打算去其中一所私立高中，但学校要求很多，还要统一着装。过惯了啊呜社区大院里无拘束的生活，常沐讨厌紧张的学习氛围，综合考虑，就去了技校。
禾禾的选择，恰恰与常沐相反。她选择在私立高中就读。禾禾的这个决定，有她自己的考虑，也寄托着全家人的期待。除妈妈杨岚外，家里其他成员还是希望她能有一个社会认可的学历。
回忆初入私立高中的状态，禾禾觉得“比较崩溃”，“当时学校有人读高一的时候，托福已经考到110了。”
禾禾所在的高中英语课程采用分层教学，高一有A、B、C三个班级，她在C班。第一学期，禾禾有些跟不上课，一段时间后，才逐渐跟上大家的节奏。到了第二学期，因疫情原因线下课转为线上，她的焦虑感陡增，“成绩比之前低了好多”。
2022年，当常沐在技校读高二时，禾禾的高中因资质问题被叫停，她转到了常沐所在的技校。假如那所私立高中继续办下去，禾禾说她压根不会考虑转学，毕竟两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差得太多。
常沐有着同样的苦恼。入学第一天，她就往家里打了电话，“妈妈，我跟他们合不来。”细问才知道，她介意的是同学说脏话。贾凌冰只强调了两点：第一，他们不是坏孩子，只是有些不良习惯；第二，要想明白自己是去学什么。
想要融入同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高一时，常沐在一个四五十人的大班。素描课是基础，老师经常要求上交作品。那些不爱做作业的同学，就常委托常沐帮忙画画。她也没有太多怨言，毕竟“看起来是被欺负了，实际上长了自己的本事，还换来了友谊。”
高二，细分专业后的班级有20人。到了新环境，常沐有意改变自己的处境，她想变得合群一点。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跟着他们一起说脏话。
有一次，几个新同学围在一起闲聊时，她也加入了进去，还跟着“爆了句粗口”。看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常沐暗喜，“那就证明我说对了。”
此前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她一直在观察其他同学如何飚脏话，要揣摩用词，要模仿语气，但她所学到的也只是拉高了嗓音说出些很生气的话，“你……是不是有毛病？给我滚出去，别来烦我！”再过分的，她说不出口。
第一次抽烟也是如此。前几个月，室友因失恋买了包烟发泄情绪，“一天抽6根”，这激起了常沐的好奇心。她拿过一根烟点上，学着室友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小心翼翼嘬了一口。理想中的吞云吐雾并没有实现，反而是把烟咽到了肚子里，难受了一晚上。那之后，她再没尝试过抽烟，“好呛好苦，我不适合抽这个东西。”
在做了一些“融入集体”的尝试后，常沐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我没有必要融入他们”。而一旦开始了说脏话的习惯，就很难轻易戒掉，直到现在，常沐偶尔在家里也会蹦出一两个不合时宜的字词。贾凌冰听到会念叨几句，劝她改正。
常沐决意把心思花在学习上。去年看到有同学参加专升本培训，她还不想去，春节过后她告诉贾凌冰，“也想要去试试”。她担心技师的毕业证不被当下的就业环境认可。相比之下，有一个本科的毕业证书，就相当于多了一重保险。
今年6月，常沐从就读的技校毕业。她迎来了丰富的暑期生活，先在妈妈的支持下办了一个教小朋友学花丝镶嵌的学习班，又和朋友去天津玩了几天，后来去了成都小住。
提起未来的出路和打算，常沐想再在技校深造三年，这样，中级技师的身份就可以转为高级技师。毕业后，无论是有幸留在老师的工作室，还是出去单干，都有更多的底气。
接下来的三年中，她给自己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拿自己的手工艺作品去市场“踩踩水”，找到当今人们审美与消费的实际感觉。二是申请进入西班牙的一所创新学校，根据常沐的了解，那所学校每学期会带学生去一个国家，学习不同的创业、市场经验。这恰好符合贾凌冰的心意，“有商业头脑，又有手艺，不平趟天下吗？”
杨岚也认可让女儿继续在技校读三年的想法，但如果禾禾想提前出国，她也支持。以前禾禾表示过，想去日本读个设计专业，杨岚已为她攒下了学费。
今年初夏，常沐过完18岁生日，开通了属于自己的线上支付账号。很多个周末，常沐会叫上禾禾一块出门，她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看各种艺术展、漫展，玩Cosplay。禾禾会买材料，尝试自制一些二次元服装，常沐则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人物的周边，画一些图进行“二创”。
在班主任的印象中，常沐一直很安静，她爱画画，总抱个iPad走来走去。高一暑假，曾有出版公司找常沐出绘本，讲的是水稻如何长成的科普故事。从暑假到寒假，常沐断断续续地画，最终完成30多页的绘本，换来了2000元的稿酬。这让贾凌冰很是自豪，“她现在毕竟还小，等到去社会上慢慢闯一闯，我就不愁了。”
不过，直到现在，常沐对技校的环境还不能完全适应，因为“没有真正能够交流的人”。常沐所说的交流，是大家可以针对一些事情，聊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不是急于吵赢对方。
贾凌冰也知道女儿内心的苦楚，她分析这件事的成因，“那些孩子都是成长过程中不被肯定的。没考好，就会被否定，脱离标准答案，就会被否定。所以长大后，他们的底层心理和底层逻辑，就是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当前的状态，贾凌冰也无解。还好，技校只是一个过渡。贾凌冰最庆幸的是，女儿拥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所以不担心她会受到影响。
这些年，由于“在家上学”，常沐成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长期观察对象。今年7月19日，在其举办的第五届LIFE教育创新大会上，常沐作为嘉宾之一，被邀去做了一个9分钟的演讲。她在这次演讲中提到自己有着九分倔强和九分反骨，每次学习中遇到难题，其他同学尝试几次没成功，就去找老师解决，但她自己总是穷尽一切办法，“实在不会整了”才去求助。
在今年临近毕业前的一场手工艺比赛预赛中，常沐和三位同学组了队。他们打算以自己的专业手艺打造一条项链，迎接秋天即将到来的赛事。提交设计图后，得到了指导老师的认可。但没多久，老师又要求他们参考往届获奖的同类型作品，让大家照着原型来创作。常沐突然没了兴趣，“我不是特别喜欢被这样安排，我对做那个东西的兴趣也不太大。”
常沐退出了原先的小组，决定自己打造一个新的作品，参加个人赛。正如多年前脱离主流赛道“在家上学”，这一次，她又要单打独斗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迪迪、杨岚为化名。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采写｜王思思。编辑/计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