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州文艺复兴时，曾有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号召的古典主义风行，那是一种形式上的复古，可称新古典了。中国的唐代。韩愈、柳宗元所提出的“复古”，便是一次典型的古典主义文学运动。衍至明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再至晚清的“同光体”，古典主义运动一直不曾间断，且代代都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读《围城》时，曾为钱钟书先生对二、三十年代的新古典主义诗歌所进行的尖锐讥讽拍案叫好，因为在钱先生笔下的“新古典”，是一种属于“伪”的东西。八七年，香港的蓝海文先生曾在他的《世界华文诗刊》发表社论：《回归传统，迈向新古典主义》，大陆的《诗刊》《当代诗歌》都曾予以转载，一段时间内，曾对中国诗坛形成一次强烈的冲击。由是，八九年《诗歌报》的“群体大展”中才出现了几家以“新古典”自命的“群体”。不过，对照蓝先生的《回归》一文，这几家作品都不大具备“中国”二字，即令“古典”，也只能算“业余洋古典”，或称“民歌”。《回归》一文对港台新诗发展作了鞭辟入里的回顾，但对何谓新古典主义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蓝先生后来的一些辩正文章，也只是在横的方面为新古典主义作了广义的演绎，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核心实质仍是回避了。只有看作品了，而在《回归》一文的周围所形成的作品圈所给我的印象，可用如下公式概括：诗词名句+民谣+偶尔露峥嵘的洋味=新古典主义。我一直是蓝海文先生的敬佩者，他的《回归》一文对中国诗坛所作的贡献，他近年来为新古典主义所作出努力，无一不显出了一位中国诗人的胸襟、气度。诗坛上百舸争流，蓝先生所提供给我们的，是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解释。而我们的理解，是与他略有些不同的。
以诗的本身而论，需要进步。尤其是中国新诗仅七十余年的经历，无论任何方面，都还需要我们去探索、发展，甚至容许失败。由此，我对近年来中国诗坛上所迭起的“一、二、三、四”代充满敬意，无论实绩怎样，他们总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可贵的探索。摆在我们面前的各式各样的诗人和作品，总也算得上琳琅满目了。问题是：在这个多到完全可以组成一个集团军的队伍里，有几个人、几篇作品是真正的大家，真正的大作品，真正的“兴、观、群、怨”，真正的动人以肺腑。我看没有。屈指从屈原数到杜甫，再从辛弃疾数到龚自珍，当代是绝没有哪一个写诗的人，来供我们屈下最后一根手指了。我们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至少在这几个人的同时，都曾有写作技巧与他们不相上下而名亦流传的诗人。在我们的理解，这是一种人格上的差距，精神上的分别。这正如体育运动一样，实力相同的对手，谁的气概胜，谁就能战胜对手。对写作技巧同样娴熟的人来说，谁的人格壮丽，谁的精神博大，谁就能写出天宽地厚的作品，否则，再高妙的形式，也只能作“寒虫号”了。查诸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路辉煌的名字，一路感人的故事，都会沉沉地压满我们胸臆。—— 王昌龄一半的边塞一半的“宫、闺怨”，王昌龄千古驰名是“边塞诗人”；陆放翁十分之九的“田园闲适”，十分之一的为国为民，陆放翁万代流芳是“爱国诗人”。在诗歌的天域里，我们要作为一个诗人当之无愧地走着，我们就必须要有一颗诗人明净的心，诗人铮铮的风骨。集中华民族三千年诗歌史，我们以一颗真诚的心，感受着那一行行诗句中不死的诗心，它让我们不得不在诗歌之前，正视写诗的人。
且不说爱情诗、迎归送别诗之类，就是那些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讽刺诗，让我们在痛快淋漓之中也同样能得到美的享受。我们反对那些庸俗的平民意识，如果纯粹以平民意识为指导，大家都去写民间故事好了。我们同样反对那种学院式的贵族主义，是它扼杀了诗歌鲜活的生命力。在这其中，我们最不能容忍的便是那些“起立脱裤”“在厕所里把蓝色的屁放响”等既假且恶的哗众取宠。“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诗以本来的面目：诗的骨清、韵胜，如歌、如画，激如烈酒三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冽如冷饮一杯：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缘情而发，诗为情绝。我们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诗人从写满动词、名词的竹筒里抓出几个词拼凑成行，而令读者读过后热泪盈襟。而这些年来，含英咀华的诗是太少了，以各种各样本身并不具有移情作用的语言符号为标志的“批量生产”又太多了。所以，在我们的新古典主义里，形式语言上的准则是三个字。当然，这种追求也只是我们对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解和追求。在诗歌璀璨的天河里，我们绝不会狂妄无知到认为只有我们才是唯一的正确。正确本来就是多方面的，真理也不只一个。
但我们同样相信，我们的追求是最民族最中国的，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纵向的继承中国三千年诗史的壮丽，然后尽自己的力量，写出最中国的诗章，作一个最中国的诗人。
中国，这个让人每每诵起就热泪盈睫的名字，他也是我们——全中国的诗人们所为之礼敬为之献身的名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