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的境界
绝大多数读书人对这四个字都能理解，且绝大多数读书也藏书的人，都曾亲身体验过借书给人的烦恼，总起来说是归还的不多，就是有几个还能想到好借好还者，所还来的书也多是缺头损角，决非完壁，让人看了如看受到委屈的孩子，徒增闷气。
鲁迅先生对自己所珍爱的书一向不借，如果别人一定要借，他宁肯去书店再买一本奉送。
“天一阁”是我国藏书人的骄傲，其最初的主人是明代的范钦。
天一阁藏书规矩极严，从不外借。刚好范钦的侄儿范大澈也是一位卓越的藏书家，其人有抄书之癖，每遇未藏之书，必苦借求抄。他便向范钦借书多次，范钦从不答应。范大澈遂发愤遍搜海内孤本秘籍，不惜千金购买到手后，凡为天一阁所未有者，范大澈便会置酒将范钦请到家中，故意将书给范钦看到。范钦每每翻过，辄默然离去。
现在推测范钦当时的心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想来范钦不会因为侄儿的报复而动摇书不外借的原则。
旧时代书不外借，其实保护下的不只是书，也是文化，一种读书人代代相传的文明传统，试想，在那些个兵火频繁、印刷术低下的年代，若没有这些藏书家辛苦一生的事业，我们现在所能面对的传统文明，将会多么贫瘠。
但现在声光电技术的高度发达，已将藏书人的使命冲击殆尽。
在清代，一部四库全书只抄录六部，每保存下一部，便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而现在，几张小小的光盘便将数亿字码的四库全书尽数包罗。而那一张张小小的光盘，实在谈不上什么文化价值，只要需要，一日内复制成千上万套是很轻松的事情，光盘的定价，便是它的全部价值，没有再多的传递价值可言。
所以当代读书人的“书不外借”，只是一种个人习惯而已，丝毫没有其它价值可供拔高。正如我从不拒绝别人的借书，也仅仅是一种习惯，其间毫无经世致用的抱负在。
当然，每一种习惯都要付出一些代价，书不外借的代价可能是让一些不常读书的人觉得别扭：不就是几本书嘛，摆的什么臭架子。也可能还有其它一些个人心理负担上的代价。但不拒绝借书则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自我开始买书以来，至今20年，先后购书近万册，至今室中所存、仅其半数，另半数小部分是在屡次搬迁中散失，大部分则是在外借时流散，有时深宵无事，想起某书某事，兴致勃然，去架上遍寻却无踪可觅；有时文章写至中途，用到某事某典，欲核对原文却无书可翻。当其时也，情绪遭破坏，思路被打断，极不是滋味。如果书虽不在我手，在他人处亦能派上用场，还可自慰，可惜的是，大多数不还书的借书人是沒有多少时候用到书的。
这个烦恼当然不会是我不拒绝借书的理由，对书的共同使用价值的认识也不是不拒绝借书的最主要理由。我的理由是：不拒绝借书，也就是不拒绝友情，不拒绝信任。
只这一条理由，便够了。
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曾在一本古代笔记中读到一个关于书的故事，印象深刻：明代的藏书家沈周，曾以重金购得一古书，甚宝爱，常置案头。一次，一位朋友造访，于案前见此书，审视良久，方问及书的来历。沈周很奇怪，反问客人关注书的来历是何缘故。客人说：书是我以前所有，后来丢失，至今已很长时间了，一直不能释怀，所以一见就认了出来。沈周又问：你说书是你的，可有证据？那位朋友回答：在书的某卷某页，我曾亲笔记录有某事，想来现在还有。沈周翻书一看，果然不假。他当即将书交还朋友，绝口不提买这本书花了大钱的事。
虽然沈周是还书而非借书，但我一直认为。即使这本书属沈周所有，他也不会拒绝朋友的借阅，因为在他的心中，友情的位置，远在图书之上。
（家强按：本文写于1998年6月，发表于当月的《大众日报》。其时尚无智能手机，家用电脑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容量，光盘虽然可以大容量存书，但日常使用并不方便，所以当时纸质书的借阅还很普遍。心有感慨，便写成此文。
至今二十六年过去，现在科技进步神速，一个小小的智能手机在手，各类知识文本，大都可以查阅，纸质书的存在价值，已渐渐减退，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退出。借书的事，已是极为罕见。怀想起来，当初为了被借图书牵肠挂肚的那种心情，已是渺不可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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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DISCOVERY
许家强，作家、学者、新闻工作者。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评论、纪实等作品千余万字；首倡创建中国新古典主义诗歌流派；获各类文学奖、社科奖、新闻奖百余次；曾在多家报刊开辟时评、读书、旅游、杂文等专栏，获中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已出版著作二十部，部分进入中国图书畅销榜；山东省首届新闻出版奖优秀人物获得者。日照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日照市广告协会会长，山东省广告协会副会长，日照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日照报业传媒集团（日照日报社）。
